《九层妖塔》：奇绝景观中的多重言说
叶凯
以3D影像构建出惊异瑰丽的奇观世界，是《九层妖塔》这样的视觉特效大片在彰显艺术创作的美学表达，以工业化的标准要求进入观众特定的期待视野，从而获取巨额经济收益的关键所在。作为影片主创的导演陆川，在其创作生涯中，始终关注和寻求一种极端艺术情境下的叙事营造和观念反思，其导演的《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等作品，无论是小镇诡异案件中人性的细腻描摹、蛮荒之地凛冽暴虐争斗的冷峻书写，亦或是战争中被屠戮的创伤之维的历史重述以及一代帝王弥留之际的心理隐秘揭示，无不展现出对场景空间呈现、叙事视角选取、价值观念传达的某种自我意识和创新阐释。借用对中国传统书法技艺的评述术语进行类比，陆川的创作可看作“充满了矛盾、对峙、动荡，此起彼伏而无绝衰”[1]的“奇绝”审美意识的运用，它一以贯之存在于其系列作品中，又根据具体的题材、类型变化而有所不同，即便是《九层妖塔》之类的商业化作品中，仍呈现出对故事剧情的大幅度重构，以求创作出“奇绝”的景观世界。纵然繁复视效呈现是《九层妖塔》的审美价值所在，但表象背后依然隐藏着多重面向的隐喻言说。
一、 类型改置：恐怖灵异到幻想冒险的“合法化”变奏
《九层妖塔》是根据著名网络小说《鬼吹灯》改编的电影作品，作为能够在文化产业市场上赢得资本青睐的项目，其依托的理论基础是当下本土电影观众主体与网络新媒体年轻受众的重合度认知与好莱坞大规模投资、高额经济回报的“大片”制作方略之借鉴，其投资依据无外乎其时电影业界所追捧的“网生代电影”“高概念电影”“超级IP”等概念的集成堆砌，是资本对以往成功案例的跟风效仿。知名网络文艺作品作为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移植到传统媒介空间中，会遭遇其媒介形式对应的文化管理政策之约束，具体到电影改编，则是需要受到电影审查制度的限制，其严苛程度是远胜网络媒介的。相对之前不少据此模式改编成功的范例，《九层妖塔》所面临需要改编的叙事母体——《鬼吹灯》，其归属的恐怖灵异类型题材，恰恰是触碰电影审查“红线”的典型所在。为规避审查风险，改编本身已溢出艺术媒介形式转换的要求，而变为一种文化制度规范下的生存策略。
2008年2月，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发出《关于查处“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的通知》，要求“音像年度出版选题计划中含有“恐怖灵异”内容的，要立即停止制作，撤销选题……被坊间称为‘恐怖灵异禁令”。[2]对于“恐怖灵异类”音像制品的界定，相关管理机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主要包括“以追求恐怖、惊惧、残酷、暴力等感官刺激为目的，没有任何思想性和善恶标准，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音像制品”。[3]在其后的媒体报道中，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具有对号入座的嫌疑的，火爆的知名度也在当时被媒体猜测其可能会成为禁令实施下的出头椽子。虽然后来事实上这部小说并未遭受“封杀”，其改编权还售出天价，在2015年同时形成《九层妖塔》和《鬼吹灯之寻龙诀》两部大银幕作品竞相争雄的局面，但因为电影上映许可的关卡更为严格之故，两部影片都将原作的情节做了修改，最终达到了审查通过的要求，得以顺利上映。
在规避政策禁区的改编中，关于盗墓情节的大幅度展示和鬼魅作怪的阴森恐怖氛围渲染，是需要被删减的存在；然则，恐怖灵异类型文艺作品的核心审美价值恰恰在于诡异跌宕的情节空间设置以及莫可名状的幽灵带来的毛骨悚然的刺激快感，这也是其充分展示类型作品“奇绝之美”的必要条件；在此，艺术魅力呈现的自律性与社会管理训诫的他律性，构成了必然的冲突与抵牾。许多恐怖灵异类型的电影作品采取了两边迁就的折中主义创作方法，通常在影片前半部分用虚张声势的声光造型造成惊悚的心理暗示，而在后半部分将涉及鬼魅作祟的叙述以人的幻觉和梦境的解释完全推翻，故事逻辑因此变得牵强附会，影片的叙事完整性和观众审美期待完成度呈现双重落空的情态。在影片《九层妖塔》中，主创人员将小说原作灵异元素对创作的桎梏完全抛却，仅仅抓取小说奇景绚烂、悬念迭生、动作精彩的“奇绝”之神韵，通过“科幻”“魔幻”题材中和及惊险、灾难、动作类型迭合的方式对影片进行了叙事重写，故事形貌就此全然不同，而给予观众的审美感知却大致类似。“盗墓”行为的“非法性”展示被“考古”活动的“合法性”呈现所替换，对“鬼怪”的迷信幻觉被科考古生物遗迹及探究外星文明的科学精神所覆盖，盗墓者个体在险绝境地中的挣扎求生被国族群体在无畏斗争中的奉献牺牲所升华，还有诸如雪山探险、小镇大战、妖塔揭秘等诸多颇具视听冲击力的情境空间设置，完全可以取代墓葬神秘景观缺失所造成的艺术魅力值的不足。影片《九层妖塔》以颠覆式的创新，主动应对电影审查制度限制，进行审美转换和艺术创新的同时，还能积极地拥抱和承载主流价值的观念传达，在获得政策容纳和艺术价值不失的两极间找到了平衡。
二、 性别权力：男性主体焦虑与反女性主义立场表达
除却讲究“奇绝”气质的艺术情境构设，导演陆川在其作品主题探寻中，一直存在对男性气质的关注。《寻枪》中身处事业和情感双重危机中的小镇警察马山，《可可西里》中坚强刚毅的巡山队长日泰，《南京！南京！》中高喊“中国不会亡”的守城士兵，《王的盛宴》中慷慨陈词的千古英雄项羽，陆川在这些或明或暗的书写中，传递出对坚毅英勇的传统男性阳刚气质的推崇与赞许。及至影片《九层妖塔》，导演仍旧不忘其“阳刚”形象的塑造偏好，并将其群像化、散在化，如影片开头高歌“咱们工人有力量”隧道挖掘工、中段小镇舞台上演出的石油工人以及众多深入昆仑山内进行探险的解放军战士等。
艺术作品除了依托其媒介形式的技艺张扬之外，亦难摆脱一定时期的社会群体文化心理的影响，并在自身构建的虚拟世界中将其符号化地呈现出来。影片《九层妖塔》中，硬朗的男性气质被如此普泛化的强调，是与当下社会男性自身的性别权力危机和主体性焦虑有密切联系的。伴随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而来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裂变，随着互联网时代新型传播方式兴起，传统男女两性的性别认同和关系界定，在文化的多元性并存及各种亚文化观念的扩散中日趋分化瓦解，女性经济、社会、文化地位的上升使其具备了更多的发声机会，进而她们的品味和好恶开始影响到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分类、定义和评价，“直男癌”“暖男”“屌丝”这些流行文化术语随着网络媒体的发酵，无论褒贬都显示着女性争夺性别话语权的企图和野心。而男性群体本身亦面临性别认同的分化，在大众消费文化领域，混合着女性阴柔气质的男性形象替换传统的“硬汉”气质受到追捧，“花美男”“小鲜肉”成为符合流行趋势的性别形象选择。跟随生物性外在表征偏好变化的实际是男性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地位的衰落，就如当下电视荧屏盛行的相亲真人秀栏目中，女性被赋予了更多表达自身欲望要求，进而判断和挑选男性的权力，男性的主体性价值在这种权力翻转中呈现出传统两性关系秩序的危机。有基于此，一种应对焦虑的文化反制机制，秉持反女性主义的立场，力图在话语表达中想象性释放和消除。
在影片《九层妖塔》中，男性主体焦虑的表达和释放，是以隐晦方式在叙事中建构女性形象和命运走向来实现的。影片将女主角杨萍塑造为具备贤良淑德气质的传统女性，而她的身份，也是依据其身边的男性主体来定义的：对于父亲杨教授来说，她是其希望保护的女儿；对于男主角胡八一来说，她是恋情懵懂的对象；对于战士们来说，她是救死扶伤的卫生员。在昆仑山的岩洞中，杨萍用牺牲自我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分别救活了她的父亲、爱人和战友，一个勇于为身边男性亲友牺牲自我的完美女性想象，阐释了传统价值体系中对女性位置的定义；而一旦被鬼族唤醒血脉中另一面，变为充满攻击力和强烈欲望的Shirley，其立即被视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异端，是与昆仑山火蝠、沙漠红犼等食人怪兽同类的邪恶妖灵，最后只有被胡八一杀死的结局。与杨萍“一体两面”的Shirley，是对当下女性偏离传统两性秩序设定，谋求自身欲望实现和话语表达的形象式隐喻，而以正义的名义杀死她，则是代表传统男性权力对女性谋求改变性别秩序企图的否定。于是，当Shirley的尸体上浮现出被邪恶鬼族束缚的杨萍之灵魂时，那一抹安详的笑容恰是对男性性别权力危机和主体焦虑的想象性解决，反女性主义的仪式也在看似自然的方式中得以圆满完成。
三、 价值规训：他者威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
仍旧可以看到，陆川在其导演作品中呈现出的忧患意识，是对外部力量打破特定环境中的正常平衡而带来危机的忧惧与反思：之于《寻枪》，是枪支丢失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秩序的破坏；对于《可可西里》，是偷猎者的贪婪残忍对自然的侵害；在《南京！南京！》中，是不义战争激发的兽欲对人性的摧残；而到了《王的盛宴》，是那场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杀机在一代帝王心中永久驻足的阴影；看似平静的美好，在来自他者的威胁下猝然崩塌，酝酿出悲剧的深沉力量。影片《九层妖塔》依然延续着导演习惯的讲述方式，由考古引发的被封印的远古外星文明的苏醒，成为危害人类生存的邪恶力量，剥离沉重的哲思，在满足商业类型惯例的创造中，以一种拥抱主流思想的创作思维，重新形构了影片的主题和价值观。
《九层妖塔》在一定程度上调用了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叙事模式。作为一种类比的镜像，好莱坞影片《独立日》《决战洛杉矶》《超级战舰》中呈现了充满勇气和智慧的美国总统、士兵等英雄形象，他们代表人类文明战胜外星军队入侵的叙事营造，实际是在不加遮掩地宣扬美国国家力量的强大和价值观的优越性。而影片《九层妖塔》在这种镜像映照的情节设置中，代表中国国家力量的解放军和国家神秘机构——749局的出场亮相并主导人类与鬼族人的斗争，成为对好莱坞大片话语表达的一种聚合式“挪借”。尽管含蓄而不张扬，但影片依然流露出中国国族主体希望站在全球文明巅峰，以人类的名义与外星侵略者交锋的勇气和信心，力图用隐晦的方式呈现大国崛起的形象和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路易·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曾经表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具体的个人询唤（呼唤、传唤、召唤）为主体”[4]之理论，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亦无例外。作为电影作品的观众，能够接受影片中非强制灌输而潜移默化的诱导，从而认同其中传递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便完成了对影片意图构建的国族主体的想象认同。《九层妖塔》在科幻类型的叙事框架中，融入了中国式的主流价值表达，在代表国家主体的神秘组织749局征召参与考古挖掘的士兵深入昆仑山中进行探险时，以自愿报名参与“敢死队”的仪式，让士兵成为接受国家主体力量“询唤”的行动参与者，呈现出个体对主体价值的认同。作为配角的连长孙全福怀抱炸药包，一步步爬向“九层妖塔”，并与之同归于尽的场景，更像“十七年”革命英雄主义电影《董存瑞》中炸碉堡的英雄通过牺牲获取主体命名的仪式再现，而孙全福的扮演者吴军，多次出现在类似电影中，并出演了雷锋、张思德等革命英模人物，其互文指涉不得不引起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联想。国族形象的全球主体想象在此回归旧有的主旋律革命英雄叙事，确是值得思索的艺术现象，这可能是中国当下的电影作品尚未能够建立起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载体的表现，在现实和银幕二重世界里，它都是指向未来而将要构建的。
结语：艺术呈现与话语表达的交错并置
《九层妖塔》以另辟蹊径的类型移置，保留了小说原作奇谲瑰丽的审美特质，在视听冲击的技艺张扬之外，还融入了对一定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关注，男性性别权力危机和主体焦虑以反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了隐晦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拥抱，力图呈现国族主体屹立于人类文明巅峰的梦想和文化自觉，却尚未找到契合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载体，艺术呈现与话语表达的交错并置，显示出一种复杂而值得深思的面向。
参考文献：
[1]梅学味.从“奇绝”看杨维桢书法的美学意义[J].书法赏评，2008，12（6）：12-13.
[2]陈香.出版界关注“恐怖灵异禁令”[N].中华读书报，2008-03-05（3）.
[3]佚名.新闻出版总署界定“恐怖灵异片”[J].金山，2008，37（3）：37.
[4]徐彦伟.结构与询唤——阿尔都塞后期意识形态思想的文本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9，37（11）：3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