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牧民族绘画对中国画的贡献
王春艳 付军
摘 要：欧亚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统一体，现今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缔造的。除了中原文化以外，游牧民族创造了有别于中原文化的独特的文化历史。游牧民族是一个逐水草而迁徙的草原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信仰习俗等方面都与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游牧民族创造的美术史，具有很强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点，因此在绘画艺术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展现出绘画的独特特性，对中国绘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契丹；墓室壁画；象征；特色
欧亚草原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统一体，现今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东方艺术的代表，在世界艺术邻域里有着重要地位。她的形成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历经漫长的发展阶段，跨越了不同时空和地域，由无数勤劳、勇敢、智慧的先辈们共同创造的。其中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许许多多的画家和匠师的名字都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有些名字只存在于古代文献品评中并没有作品传世，有些是幸运的流传下来作品或者后代人临摹作品，却没有留下姓名。但无论怎样他们的艺术贡献是永远不会被湮没的，他们的艺术作品是会永远绽放光彩的，他们独特的艺术形式，鲜明的艺术风格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绘画语言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翻看历史，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欧亚草原上，战事连连，政权不断叠变，民族之间相互的争战，社会动荡不安，权利的天枰在不断的倾斜中，寻找着平衡，战争与和平在历史的进程中周期性、习惯性地不断地交替着，在欧亚草原上自古就有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和同时建立了政权，但无论政权如何交叠，都是以某一民族为主，吸收兼容其他民族，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政权。各民族之间也因着相互的争战，主动与被动的相互交融与影响着，每个政权统治下的区域都在有意无意的发展着政治、经济、文化，创造出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古代文明。游牧民族美术史就是由逐水草而迁徙的草原游牧民族创造的，具有很强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点，游牧民族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信仰习俗等方面都与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绘画艺术上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展现出了绘画独特的特性，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民族绘画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美术也展现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
中国画漫长发展的历史中，成就了许多出色的画家，美术史上关于游牧民族画家的记载相对较少，论著也极为有限。画史中较多提及的画家有：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胡瑰、耶律倍、胡虔、辽世宗耶律兀欲、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叶绿提子、金代的海陵王完颜亮、金显宗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西夏的夏景宗李元昊、元代的高克恭、张彦辅、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高宗弘历等。美术史上记载较多的少数民族画家主要集中在辽、金时期，针对这一历史现象，笔者想通过研究辽代传世绘画作品和辽墓壁画，阐述欧亚草原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下的绘画艺术对中国画的贡献。
契丹辽文化，概括指公元4-14世纪时期，由祖先鲜卑人和契丹人以及辽王朝和北辽、后辽以及西辽与后西辽共同的创造的历史文化成果。契丹族属东胡族系，属鲜卑族宇文部的一支，游牧于潢水和土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在唐初形成了部落联盟。契丹是一支以杂畜牧养业为主要生活手段的游牧民族，活动于现今的内蒙古地区，主要以畜牧、渔猎、农耕为主的生活。境内除契丹外，还有渤海、奚、汉、女真等民族。在历时几个世纪以来，契丹人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游牧文化传统。
建立在杂畜业基础上契丹文化，与传统的游牧中纯畜牧业是有一定区别的，受到相对区域的限制，这对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相对的稳定性，对传统艺术也会提供很大的保护作用，使得民族艺术能够流传并传承下来。同时契丹族本身具有豪爽粗犷的性格，很容易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这在辽代宗教信仰方面体现得更为全面，以佛教为主，允许道教、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也里可温）、萨满与摩尼等在民中自由传播，契丹政权的开放性，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同时也将契丹辽文化远播至西域及古代的西亚地带。
辽朝的统治者又实行“因俗而治”的治理原则，“公元920年，辽制定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国策，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官吏，一律用契丹贵族，办事机构均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统治汉人和旧渤海国人等的官吏，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办事机构均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为南面官。”[1]（285）在这样政策的统治下，使游牧民族的传统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积极地借鉴和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自己的审美风尚，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貌。辽代的手工业门类齐全，有鎏金、鎏银、造马具、染织、造纸、制瓷等，手法娴熟，工艺精湛。
一、辽代传世绘画对于丰富和形成我国
传统民族绘画艺术风格的重要贡献
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用以表达先民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与装饰，而中国的远古文明本就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风格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艺术思想观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庄学、玄学对中国的传统艺术精神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强大的影响力虽然经历了历史变迁、民族融合、沧海桑田也得到了持久的传承，最终形成了我国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传统的中国画风格是以笔墨为主要载体，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气韵生动”，是表现的、象征的。
中国画发展可以概括为：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画萌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画形成的时期。唐、宋是中国画发展成熟和鼎盛时期。元、明、清是中国画向前发展和延续的时期。“而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各个游牧民族中契丹民族的文化承上启下，游牧特色突出，又在与各类文化要素互融方面具有典型性。”[2]（024）契丹族擅画者众多，可惜保存并流传下来的作品却非常有限。辽代流传画卷首推胡環和耶律倍的传世画作。胡環的作品有：《卓歇图》、《回猎图》、《番骑图》、《出猎图》、《番马图团扇》，擅画人物、骆驼、鞍马，多描绘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画法细腻精致，形象写实，富有生意。耶律倍的作品有：《骑射图》、《获鹿图》、《东丹王出行图》等。耶律倍即善画又兼通诗文经史，绘画上吸收了唐、五代、北宋的传统技法，具有很强的时代风范，主要描绘骑射、狩猎、牧放等方面的内容。耶律倍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由于政权的原因，他的后半生不得不在中原汉人的国度里度过。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两幅山水和花鸟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是新发现的辽代绘画重要作品，但绘画的作者不详。《深山会棋图》为山水画，画中人物、服饰、屋舍均为汉制，描绘辽代汉族士大夫隐居生活。属青绿重彩，色泽鲜艳。全景式构图，画中描绘隐居生活题材也是与五代北宋山水画中常见的，岩石的水墨皴擦技法，正是从北方山水画派发展而来，富有很强的装饰手法。《竹雀双兔图》为花鸟画，画面具有对称性。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起到了装饰作用。从这两幅画中反映出辽代绘画艺术与中原的相互交流与借鉴。
从辽代流传下来的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契丹绘画在题材和绘画手法上受唐宋绘画的影响，但同时又保持着契丹民族的传统绘画风格，建立在本民族的豪放直爽的性格特点基础上，崇尚自然淳朴的艺术风格，造型质朴严谨，笔墨简略，但手法尤为纯熟。在题材和技法上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征。同时在绘画的手法上吸收了民间壁画的艺术特点，结合游牧民族对色彩鲜丽的追求，使画面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绘画在当时辽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下，繁荣了当时的画坛，也丰富了我们民族的绘画语言，为中国绘画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二、辽代传世绘画的题材内容对于中国画题材的丰富
（一）辽代墓室壁画概况
墓葬壁画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辽代墓室壁画是继北齐墓室壁画发现之后，又一突破性的考古成就。契丹族在逐渐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丧葬习俗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树葬、火葬逐渐变为仿照唐代修筑墓室厚葬的风俗习惯。近百年来，随着辽代墓葬的不断发掘，相当一批具有很深艺术造诣的壁画不断的被发现，这为研究辽代的民俗信仰、生活习俗、审美意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引起了国际美术史家的高度重视。辽代墓室壁画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发掘的辽代墓葬已达300余座，其中绘有壁画的墓葬多达100座以上。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北京地区，为我们研究辽代的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填补了辽代墓室壁画作品的空白。
典型的辽代壁画遗址的代表有：内蒙古地区墓室壁画的典型代表有：宝山辽代壁画墓、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了耶律羽之墓。哲里木盟奈曼旗发现的辽陈国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以及集中在库伦旗和敖汉旗区域的壁画墓。辽宁地区墓室壁画主要集中在朝阳、阜新和法库县三个地区。山西地区墓室壁画主要分布在大同市近郊区以及朔州等地。分布在北郊的卧虎湾、西南的十里铺、城东的马家堡、新添堡和大同纸箱厂等地，壁画内容多为宴饮、车马出行、家居侍奉等生活的场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河北西北部地区：主要分布在在宣化、涿鹿等地，目前有八座墓葬绘有精美的壁画，壁画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彩绘出行图、星象图、备经图、散乐图、妇人启门图以及弈棋、备茶图、花鸟树石屏风、云鹤等等。堪称辽代墓葬艺术的代表。通过辽代典型代表的墓葬壁画的内容来看，可以窥见辽代皇室的艺术审美风范，与辽代契丹绘画独特的审美特征，也充分体现了浓厚的草原地区游牧特色和少数民族特点，绘在墓室墙上的彩色壁画室辽墓的精华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辽代墓室壁画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大多描绘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毡帐、生前的现实生活等，通过表现人物、山水、花鸟、动植物，再现北方民族风土人情，形成独有的漠北风光。从大量的墓室壁画内容来看，主要以记事、祈福、信仰、装饰、象征为目的，将草原生活的绘画题材真正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辽代绘画的题材较之唐宋以来的中国画题材内容更加生活化，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虽然题材之中也有神话故事和宗教、民俗信仰方面的题材内容，但表现手法和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现实中人物写实的形象特征，具有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意义。“辽墓群壁画内容十分丰富，题材非常广泛：有散乐图、出行图、启门图、天文图、备经图、温酒图、备宴图、茶道图、备装图、花鸟屏风图、文房四宝图、婴嬉图、对弈图、五鬼图等等，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北方辽国的科技、经济、宗教、民俗、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文化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3]（1）舞乐图、男女仆侍、捧食图、猪肉图、茶道图、割肉图、宴饮图、揉面图、可以通过辽代贵族墓室壁画中知晓当时辽国人的生活情景。采用神话故事和祥瑞仙道题材较多，可能直接袭用唐代绘画粉本。中期辽墓壁画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充分表现了契丹民族生活习俗，内容更多呈现出情节化、风俗化的特点。晚期数量增多，多用于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墓葬。晚期不同民族的题材元素日趋接近，反映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辽墓壁画内容与宗教信仰和民俗信仰有很大关系，为壁画内容提供精神内涵。
（二）辽代绘画的象征寓意
中国画中的一些元素，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的积累，很多都赋予了其象征意义，尤其在花鸟画的题材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辽代绘画也继承了唐以来的传统，在题材内容上，也采用了具有象征寓意的元素，如；宣化辽墓中墓室上方绘制精美的星象图，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也是浩瀚无边的苍天的象征。辽圣宗庆东陵墓室壁画，堪称帝王墓室壁画的最高等级，在墓内砖砌仿木构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壁画中一些内容象征着升仙、享乐、祈福、尊贵等寓意，使得壁画不仅仅具有装饰和视觉传达的作用，同时也具有沟通生、死、天上、地下、人间的关系的功能，人们借助画工之手，最后将其神圣化。龙凤纹是皇家帝王家族的身份象征，祥云为升仙的寓意，花鸟、宝珠是富贵、享乐的代表。庆东陵壁画中的四季山水图描绘的是辽代皇帝四时捺钵之地，鹿的形象作为山水画的主题反复出现，成为契丹文化的标志与符号，具有很强的寓意。
三、辽代绘画的艺术特色
中国传统绘画追求“神”与“韵”，这也是辽代画家追求的艺术境界，除此以外，辽代墓室壁画还具有稚朴、天真、淡雅、刚劲的艺术特色，体现出雄強朴雅、刚柔相济的风采。胡環的《番骑图》和《卓歇图》中明显的体现。
在造型的方面：用线流畅、肯定，造型也非常写实。内容丰富多彩，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人物神态逼真、安详，栩栩如生。以辽庆陵为例：马的头部刻画和身体部位的塑造，用笔肯定劲键，准确地表现马的形体结构。
就笔法而论，辽画既有唐宋缜密细致之风，又别具刚健清劲之致，笔法简练，追求写实，从胡環、耶律倍的几幅存世画作中即可找到此种特征。唐宋绘画中的人物多为达官贵族，描绘多采用纤细流畅的线条，以致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而辽代人物描绘是劲键有力的笔法，对表现翱翔驰骋的猎手骑士是最为适宜。在绘画技法上，辽墓壁画继承了工笔中白描和工笔重彩的表现技法，墓室壁画中就有很多形象运用白描的表现方法进行绘制的。现今被认识是辽代的流传的几幅绘画作品来看，均以绢本设色为主，采用固有色平涂的方法，并没有采取三矾五染反复渲染的方法，很少掺杂白粉，多以墨色渲染为主，使作画过程更加的简洁明快。在色彩运用上，具有很强的装饰功能，运用了很多艳丽的色彩，具有浓郁妍丽的格调，体现出游牧民族追求鲜艳色彩的审美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墓室壁画有些可能出自专业画家之手，也有些出自民间的画匠。因此，许多壁画具有民间美术的特征，运用粉本小样也是一种基本的工作模式，使得部分下层阶级墓室壁画具有程式化的特点。
总之研究辽代的绘画艺术对于完善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从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到1125年为金国所灭，历时两百多年间在与中原和西部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迅速的发展起来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后世的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随着契丹王朝的灭亡，整个契丹文化也随之消亡了。但在我国历史上，虽然朝代更迭，文化传统却能代代相传，我们相信契丹文化像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一样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传统中，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随着着专家学者们的重视，辽文化的研究也一定会不断的深入。
参考文献：
[1]徐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大事年表[M].内蒙古：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3.
[2]乌力吉.契丹与蒙古族美术史研究现状分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0，（04）：24-27.
[3]乔微.宣化辽墓壁画特征及其文化成因探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07 .
作者单位：
王春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付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