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出版与近世变革

    茱萸

    近日购入一册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古罗马宗教读本》，该书收西塞罗、维吉尔、奥古斯丁等人拉丁语原著数十篇，我将之兼作拉丁文教材用。说来有趣，影响近世文明进程极为深远的约翰·古登堡，在1450年印制出的标志着其活字印刷术已进入实用阶段的著作，便是一部拉丁语文法书。这距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中国人毕昇基于雕版印刷工艺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已达四百余年之久。

    记载这件事的毕昇同时代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曾亲眼见到活字实物和所印书籍，并且他的家族收藏了这些物品，可惜这两样出版史上的重要证物都未曾流传下来，为后世的认定添加了困难和争议。

    鲁迅在杂文《电的利弊》中，曾拿国人最引以为豪之四大发明中火药和指南针的实际运用，来揶揄华夏数千年文明特色：“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笔锋所及，讽刺入骨，还捎带上了当时流行的鸦片。不过他却饶过了造纸和印刷两术，在书籍的出版和流布方面，千载以降，郁郁乎文，这个国家并无愧色，只不过近代工业化趋势临近之时，我们并未抓住历史机遇，将这些文明的成果及时转化为适应技术革新之原动力，而依旧耽于农业文明田园牧歌般的幻想之中，以至于落后世界浩荡之潮流。

    印刷是书籍出版的必要条件，无印刷即谈不上出版，至多算是（手抄）流通。出版在汉语语境下，曾写作“出板”（“板”就是雕版），这个词鲜明地昭示了书籍出版和印刷的关系。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叶梦得在他的笔记《石林燕语》中，首次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而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间王明清的《挥鏖余话》则认为雕版印刷应起源于五代时期，元代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王幼学的《纲目集览》则别出心裁，认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不过无论起源多早，这项技术或印儒释道经典，或印文人别集，或印县志历书，皆深耕于农业文明土壤，总无缘于工业化潮流和现代性症候，以至于历史行至晚清民国，我们还得从欧洲进口现代印刷技术，方才有了几十年出版业的大繁荣。

    源于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欧洲现代出版业，是否曾受到中国流传出去的印刷术影响，迄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古登堡在德国印出《拉丁文文法》和《四十二行本圣经》（即后世藏书界视为天物的“古登堡圣经”）的15世纪中叶（随后的半个世纪，这种带有机械化色彩的铅活字印刷术风靡了整个德意志），在华夏大地正值大明景泰年间，帝国忙于与外族的战事及内部权力的争斗，更无暇顾及早已有之的印刷术在技术上的更新。个中曲折，固然因活字印刷技术更适用于使用区区二十几个拉丁字母的欧洲国家而非数以万计不同汉字的中国，华夏民族重德行而轻智巧与技术的习惯也是造就这种局面的一大因素。

    到16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得到普及，这种机器印刷的书籍比手抄本的成本降低了几百倍，印刷工人的效率比手抄者的效率提高了近千倍，以至于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欧洲出版的机印书多达八百万册。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有一册《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将活字印刷术作为欧洲近代史的重要动因之一，将之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等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印刷术掀起的传播革命对近现代的欧洲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的译者何道宽提示我们注意古登堡印刷术所带来的以下成果：伊拉斯谟校订出版了拉丁文《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马丁·路德出版德语《圣经》及发布了《九十五条论纲》；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借助现代印刷术传遍欧洲的每一个文明角落；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马兰·梅森的新哲学等近代科学的基石借助新印刷术的东风所获得的巨大传播。这些所有的准备，都为呼之欲出的启蒙运动廓清了道路，使人类迎来近世与现代的黎明。

    值得我们思之再三的是，为什么曾有繁荣的古典出版业与成熟的雕版印刷术的中国，到了近世，却需要远渡重洋取回欧洲的新技术来“师夷长技以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