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小说在意大利的推介与研究
谷倩兮
新时期小说（1976年“文革”以后的小说创作活动）是中国当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这一时期起，被迫沉寂多年的中国小说界经历了真正的转型，产生了不同的小说流派。由于重新获得了创作自由，作家们的创造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很多作家也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一时期重要的流派有“伤痕文学”，产生于1977到1978年间，它用深刻的现实主义控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动荡和悲剧，开创这一流派的最著名的作家是卢新华和刘心武。在这一流派基础上还产生了“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另外一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流派是“寻根文学”，作家们想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借助西方的文学表达技巧，同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和民族性上。这类作家中最著名的有阿城、韩少功、莫言和残雪。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还有一种重要的流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类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城市的边缘青年，小说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讽刺而无礼，小说作者都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面对着巨大的经济改革，却缺少过去一辈的思想和文化观念。这类作家中最突出的是王朔，还有女作家棉棉和周卫慧，后两者都因在小说中讨论性欲话题而引起巨大的争议。今天，中国小说呈现出了多样的面貌，1978年后出现的新的文学趋向也使其在国外的发展、传播和被人欣赏成为可能。
中国和意大利对彼此的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意大利，中国文学的主要研究基地是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和威尼斯大学，代表人物是罗马大学的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和威尼斯大学的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1925—），两人分别编写过《中国文学史》。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的文学交流和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及新时期小说作品（如阿城、王蒙等人的作品）在八十年代后被更多地译介到意大利。近年来，中意两国以互办“文化年”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文学、出版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但因为传统观念、意识形态、翻译等很多原因，意大利目前只有少量读者会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意大利出版协会（AIE）2010年的报告显示，在意大利出版的图书中有20%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而这类翻译作品又仅占意大利图书销售量的38%，可见其中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版本数量是很有限的。这里着重要提几位在意大利被翻译、出版作品较多，有一定影响力的新时期小说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为意大利读者开启了看中国的一扇扇窗户。
一、在意大利被译介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1. 莫言
莫言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红高粱》， 由理论出版社（Theoria）在1988年出版，由罗莎·伦巴第（Rosa Lombardi）翻译。译者写道：“《红高粱》是一幅火焰般鲜红色的壁画，描绘了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几十年间的中国历史。一个来自乡下的年轻人经历了家族的爱与悲：那是一段战争与残杀，饥荒、抢掠和入侵，爱与激情，风俗与迷信，暴行与死亡，最本能的反抗和英雄壮举相交织的历史。……故事第一次赋予那些生活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在‘秋天红成汪洋血海的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里的来来往往的灵魂以声音和面容，莫言的叙述带有现实主义和日常叙事诗般的鲜活感，将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固有形象一扫而光。”[1]1994年理论出版社对小说再版，1995年出版社关闭后，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Einaudi）承接了莫言大部分作品在意大利的翻译出版工作，1997年《红高粱》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重新出版，从此开始了莫言与该出版社长期、巩固的合作关系。出版的作品包括同年出版、并于2008年再版的短篇小说集《养猫人》，2005年出版的小说《檀香刑》，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2009年出版的《生死疲劳》。2011年意大利Nottetempo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改变》，莫言以自传的形式书写了他过去几十年在中国亲历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2005年莫言以《红高粱》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Premio Nonino）。
莫言作品在意大利受关注的原因首先来自意大利学者、编辑的努力，来自好的翻译。莫言在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写信给现任艾依纳乌迪出版社编辑玛诗女士（Maria Rita Masci），信中写道：“这份荣誉也属于你和帕特丽齐亚（Patrizia Liberati）！由于这么多年来你们的努力，使我在意大利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界获得了声誉。”[2]玛诗女士是莫言在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所有作品的编辑，是她让意大利认识了莫言的作品，而信中提到的另外一位女士则是莫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的译者，现正在进行他的另一部作品《蛙》的翻译工作。莫言要感谢的当然还包括最早翻译他《红高粱》的罗莎·伦巴第女士，她是罗马第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她评价莫言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有天赋，多产，有着永不枯竭的创造才华。”[3]她花了一年的时间翻译《红高粱》，她认为“莫言不仅仅是在讲中国，在讲述他的家乡中，他触及了人类普遍的问题，比如人的悲剧和人性的未来，这种特点使他蜚声中国和海外，并得到人们的尊敬。”[3]这些编辑、学者、译者对莫言作品在意大利的出版给予了大量的帮助，莫言也回馈以信任和友谊。玛诗女士评价莫言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很容易和他建立联系，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出身农民……因此是一个很具体的人，植根于土地。正是他的这种出身可以让他用现实主义的、有实际经验的方式来分析问题。他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道德力量。他还具有不同寻常的幽默感。”[4]
其次，莫言小说在意大利的流行得益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在海外的大放异彩。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上映后，引起较大轰动，影片荣获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也使莫言开始在意大利为更多人认识。再次，莫言的创作深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影响，而意大利文坛在马西莫·邦滕佩利（Massimo Bontempelli）的影响下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魔幻现实主义有过较深入的研究，读者受到过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因此对于意大利读者来说，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易于被接受和喜爱。另外，像很多学者对莫言的评价一样，莫言很有讲故事的天分，而且他在写作上不断借鉴和创新，他的作品与很多中国现当代小说不同，对于历史和人物不是一味地歌颂或批判，而是写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变幻无常。
2. 余华
和莫言同样有较多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文的新时期小说作家还有余华。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第一版由Donzelli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2009年由Feltrinelli出版社再版；《在细雨中呼喊》也由Donzelli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两部小说的翻译者都是妮可莱达·佩沙洛（Nicoletta Pesaro）；《许三观卖血记》1999年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兄弟》上部和下部，由西尔维娅·波齐（Silvia Pozzi）翻译，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由Feltrinelli出版。另有两部小说集《折磨》和《世事如烟》分别在1997年和2004年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余华凭借小说《活着》在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Grinzane Cavour），该奖项是意大利的最高文学奖，每年都要评出三部意大利本国的小说、三部国外的小说，分为国内文学奖和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也是由最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组成，很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曾获得过该奖，因此余华的获奖扩大了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知名度，使越来越多的意大利读者开始认识余华，并阅读他的作品。
余华作品在意大利受关注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文革”、改革开放等典型中国环境中塑造的福贵、许三观等典型中国人物成为意大利读者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其次，余华的小说和莫言的小说，以及其他成功的小说作品一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融入普遍的人性描写中，把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地融合起来[5]。另外，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成功同样深刻影响了余华作品的被关注程度，根据《活着》改编、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获得1994年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其他多项国际大奖，但却在中国国内长期被禁映，极大地激起了西方，包括意大利的观众和读者对这部电影及原著的兴趣，使余华的这部小说成为畅销书。最后，余华小说的语言简洁，又有得力的意大利文翻译，也是他的作品在意大利畅销和影响较大的原因。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折磨》和《许三观卖血记》是由前面介绍过的玛诗女士（Maria Rita Masci）翻译的，连同另外两位译者妮可莱达·佩沙洛和西尔维娅·波齐，她们都是在意大利著述颇丰、研究中文和中国文学的著名学者。
3. 苏童
作家苏童的一些作品也被译成意大利文为意大利读者熟知，比如《妻妾成群》1992年由理论出版社出版，张艺谋1991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带动了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受到关注。除此之外还有《红粉》，1993年由理论出版社出版，《罂粟之家》1995年也由该出版社出版，《碎瓦》2000年由Feltrinelli出版，《枫杨树故乡》和《我的帝王生涯》分别于2000年和2004年由Neri Pozza出版社出版，2008年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种妇女生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新时期代表作家如王蒙、王朔、阿城、韩少功、王安忆、残雪、张洁、刘庆邦、张贤亮、冯骥才、迟子建、古华、阿来、白先勇、阎连科、虹影、卫慧、姜戎、韩寒等人的代表作品几乎都有意大利文译本，其中一些人还在意大利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除了这些作家个人的作品之外，意大利各大出版社、高校和汉学研究机构还顺应潮流编写、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当代或新时期文学的文集或专著，对推介中国文学和作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通过中意两国三十年来不懈的文化交流，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相较于美、英、法、德、日本及其他一些欧洲、拉美国家文学在意大利的传播和研究程度，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意大利的介绍和研究还相当不成熟，所占比例较小，而且接触中国文学的读者群比较局限，主要是文学家、评论家、汉学家、学习中文的学生、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较高层次的人和与中国有工作往来、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
二、新时期小说在意大利介绍与研究的一些特点
1. 还没有形成针对中国文学的专门的出版计划和固定的推介团体
从中国官方来说，虽然从2005年起，国务院新闻办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凡购买或获赠国内出版机构版权的国外出版机构均将得到翻译费资助，但国外出版机构愿意翻译出版的绝大多数是文化类图书，文学类图书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在意大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出版莫言、阿城、苏童等人作品的理论出版社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已于1995年关闭，而加尔赞蒂、Donzelli、Neri Pozza等出版社或由于规模较小，或由于定位不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是零散的，带有些偶然性。目前对中国文学作品较为重视的是偏向人文类图书出版的艾依纳乌迪、Feltrinelli两大出版社和综合性较强的蒙达多利出版集团，但各自的偏好和选择都不同，也缺乏长期计划和整体统筹。另外，意大利出版商不得不面对本国一个残酷的现实，有人把它称为“意大利出版之谜”，即意大利有近一半的成年人从不看书，销售图书的一半大约由6%-7%的人购买，试想这其中又有多少人会阅读文学、外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作品呢？图书市场的销售对象和商业利益是各出版机构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意大利，汉学界应该成为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力量，但汉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思想或传教士活动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数量相对较少。另外，翻译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继优秀人才十分稀缺。虽然目前意大利已有超过十五所大学建立了中文系所或开设了中文课程，另有二十余所中小学在教授中文，但大部分学校还只停留在学习语言的初级阶段，只有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威尼斯大学东亚学系等本科高年级开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使用教师专门编写的教材，但这其中只有少数优秀的学生可以在教授指导下深入研读中国当代小说并参与翻译工作。
此外，虽然有一些中国作家多次赴意访问，但集体亮相的机会较少。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评委会曾和中国作家协会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从1989年起双方签署协议每年派5人作家代表团互访。这项活动持续了几年，于1996年后中断了。2011年5月，作为中国文化年项目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8人抵达罗马参加文学论坛，很多媒体评价这次代表团访意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首次中意文学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广泛的交流。作家个人在意大利讲学或接受采访所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新时期作家们的集体亮相，与意大利出版界、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直接接触所带来的推动力是很大的，可以更有力地展现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风采和宣传新时期的文学。
2. 喜欢中国当代有争议性的文学作品或作家或具有轰动性的作品（如电影原作）
对这一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解读是不同的。中国人认为国外喜欢介绍和研究在国内受到批评和禁止的作品，体现出外国读者的偏见；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教授（Michael S. Duke）在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后毛泽东时期的小说与诗歌》时则认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续接上了“五四”的文学传统，“毫不留情地、讽刺尖刻地揭露出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阴暗面”。[6]西方学者认为提供一些当今中国描写中国特有的政治动荡的、富有见地的作品，可以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人对自身存在问题的论争。比如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阎连科的《丁庄梦》，讲述了中国农民因卖血导致感染艾滋病的悲剧故事，这种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夺去了河南农村成百上千人的生命，作品是阎连科化名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查研究的创作成果，是中国第一部抒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2006年一出版即遭到审查，在国内被禁，因为涉嫌散布艾滋病恐慌，但是小说一直在网络上流传。可是西方对这部作品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题材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既批判辛辣，又感人警世，表达了作者真挚的人道关怀，因此国外和港台出版商纷纷出版此书。意大利也在2011年由Nottetempo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意大利文版，这也是阎连科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他还受邀到意大利米兰和罗马介绍他的新书，有意思的是他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为人民服务》在国内同样是被查禁的。一些以1989年政治风波和“六四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也常会出现在意大利读者的视野中，如虹影的《背叛之夏》，该书没有在中国出版。还有一类即是在国际上造成轰动影响的作品，像前面提到过的一些获国际大奖的电影的原作，最近的有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夺下了2011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并获得多个电影单项奖和提名奖。
3. 深受英、美、法国出版市场影响
由于政治经济地位和语种的关系，意大利过去很长时间一直通过英语和法语来了解中国，而这些被英美法出版商已经过滤过的中国文化，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意出版商之间的直接交流起步较晚，步伐也较慢，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为例，整个书展的主流是英美出版，拉丁语系也相对冷清，英语在世界语言交流中所担当的角色极为重要，用英语的美国出版在世界图书出版份额超过30%，因此意大利图书出版市场也不可避免地要顺应英美图书市场的指示针。比如姜戎的《狼图腾》，海外版权成功卖与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后在英语国家中发行量十分惊人，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集团看到商机，向企鹅集团购得《狼图腾》的意大利文版权，于2007年出版，意大利的《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也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和对作者姜戎的专访。再如裘小龙的侦探系列小说，因为在美国的大为畅销和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处女小说佳作奖），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在意大利的受青睐程度。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从2000年开始，在法国热卖了很久，三年中销量超过50万本，这也带动了其在意大利的销量和反响。当然，意识形态、中国与欧美各大经济强国的竞争等复杂的原因也造成了意大利必须紧紧追随英美等国在各方面的对华立场，这也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化领域，包括出版业中。因此，从今后较长时间看，中国当代文学在意大利的介绍出版都还将继续受到英美、法国出版情况的巨大影响。
西方，包括意大利对中国文学的系统了解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的也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与有意的误读，都不可避免。莫言的获奖必然会提升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地位，但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中国新文学不能以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为条件，而是要深刻地表达中国，先要有好的作品，之后要有直接的阅读。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目前国内活跃的文学市场资源，扩大图书对外出版和销售渠道，鼓励中国出版社同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充分利用国外良好的图书销售网络来推广翻译作品。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认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7]另一方面，应加大电子图书的上线力度，特别是对于意大利这样传统纸质图书阅读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因为在互联网和多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往往新的阅读形式会带来新的读者群，而只有真正的阅读，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欣赏。此外，还要造就接受中国文学的环境，加强中西文学交流。中国文学在逐渐被世界关注，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通过一些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意文化交流年，中国的一批优秀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了意大利，并且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孔子学院或中文专业在意大利学校的设立使意大利年轻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比以前好得多。不能忽视的还有意大利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利玛窦、卫匡国这些传教士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而在今天这一代意大利优秀汉学家、翻译家的努力之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意大利的译介和研究将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