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职住空间关系特征及职住平衡指数研究

    穆松林

    

    

    摘 要：通州区居住呈现典型的“核心—扩散”型，表现为弧度式由西部向东南扩散;商贸中心的就业密度高，乡镇就业密度低，以城区为核心，就业密度呈现出从中心向外递减;职住空间关系显示，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特征，靠近北京市区的区域高，交通条件优越，尤其是地铁便利的区域和传统就业中心的职住比高。分别以“名义”职住平衡和“实质”职住平衡，计算各街道、乡镇的“职住比”，结果显示，“名义”和“实质”两组度量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北京城市副中心;职住平衡;空间关系;职住平衡指数

    中图分类号：F299.21?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0-0121-04

    引言

    在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引起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城市居住于就业的空间关系发展显著变化，职住分离显著愈加凸显，对城市的交通、资源和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于特大城市，职住分离已逐渐成为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

    职业住房平衡是研究住房与就业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也被称为职业与居住或就业之间的平衡——住宅平衡[1～4]。理想的职住空间应是交通便利、生活品质优良，既能减轻交通压力，又能体现绿色环保[5]。“空间错位假说”提出的背景是住房与就业相隔离的情形下，居住人口与就业岗位不匹配，导致高失业率、低工资以及通勤距离和费用的增加[6]。职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设计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包含了Howard 的“田园城市”[7]、Saarinen的“有机疏散”理论[8]和Mumford的概念[9～10]。从理论上划分为支持学派和怀疑学派，支持学派认为，职住平衡是解决城市病重要的途径之一[11～18]。怀疑学派认为职住不平衡是导致交通拥堵原因之一[19～21]。

    国内学者周素红等采用熵的方法测度广州市就业—居住均衡性[22];孟晓晨等从国外学者研究的经验，开展对中国城市职住关系的研究[23];孙斌栋等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3个职住平衡指数，进一步对平衡性进行测度[24];王树盛、钟等认为关键在于找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点[25～26];杨超等以过剩通勤为视角，构建了最优增长分布模型，解决最小通勤问题[27];胡娟等基因文件调查数据，探索了武汉市职住空间结构形态[28];王兴平等设定了四种职住平衡度的测度方法，研究南京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的职住平衡关系[29];张振龙等从城市发展政策方面，提出在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和住房等方面优化城市职住平衡的建议[30];赵虎等从探讨了快速公共客运走廊地区能够作为特大城市追求职住平衡空间调控的可行性与必要性[31]。

    一、方法和数据

    根据考察目的、案例以及数据的差异，测度职住空间关系有着多种方法。就业和居住比是目前最直接和最基本的测度方法，用特定地域内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居住单元数量之间的比率来衡量，理想状态下的职住比为1。指数越高，代表这个地理单元吸纳就业的能力越强;反之，则代表居民大多去往其他地理单元就业。利用北京市通州区2005年、2014年统计年鉴和两次经济普查数据分别作为居住单元和就业岗位的数据来源。在统计口径上，职住比采用街道内企业雇佣员工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北京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就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同时考虑无劳动能力等人口后，参考相关研究，北京职住比在1.67为宜。

    二、职住空间关系及变化

    1.居住人口的空间特征及其变化。数据分析表明，通州区居住人口密度特征体现为“核心—扩散”型，由南向北逐渐减少，并且呈现出北部高于南部、西部高于东部的趋势。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仓街道、新华街道、北苑街道和玉桥街道，并且这些街道人口密度高达40人每公顷以上，最低的为于家务乡和永乐店镇。人口密度最高区域是最低区域的约27倍。从人口密度分布上看，聚集的空间形态仍占主导。通州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变化总体表现为弧度式由西部向东南扩散，从扩散方向上主要沿六环路、通燕高速、京塘路、京哈高速和京津高速扩散，成为人口密度增加的四个增长轴。具体来看，人口密度减少最多的分别是新华街道、永顺镇和北苑街道，而人口密度增加最多的分别为梨园和玉桥街道。

    2.就业岗位的空间特征及其变化。总体来看，就业岗位分布显示出商贸中心的就业密度高，各个街道、乡镇差异显著，以城区为原点，就业密度呈现出从城区向外递减，并且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的趋势。2013年数据显示，就业密度最高的地方集中在中仓、北苑和玉桥街道，就業密度较低的集中在永乐和西集，就业密度高的区域大约是低区域的43倍。目前来看，就业密度单中心的格局仍然没有变化，多中心的就业格局没有形成。

    3.就业—居住空间关系特征及其变化。通州职住比结果分析结果显示总体来看，2004—2013年通州职住比靠近北京市区的区域高，交通条件优越，尤其是地铁便利的区域职住比相对较高，传统就业中心的职住比更高。分乡镇职住比分析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马驹桥镇、台湖镇、梨园镇、张家湾镇和于家务乡。从通州区看，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特征，职住比最高的马驹桥镇，地处通州的西南部，是亦庄卫星城的组成部分;交通便利，靠近北京城区，境内有京津塘高速公路和六环路以及地铁亦庄线。

    从两个时期的职住比变化来看，就业密度加强的区域职住比提升，而居住加密的地方职住比降低;距离城区和北京市区较远的区域职住比有所提升;作为通州副中心核心区域潞城的职住比变化不大，但随着副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将会产生显著变化。具体来看，在就业密度较高的区域通常职住比相对更高，区域的就业功能相对较强，但居住功能下降;街道的职住比乡镇高，但同时也是动态变化，比如新华街道的职住比持续下降;通州城区和接近北京市区的区域职住比不断增长，就业继续向城市中心集中，居住逐渐转向郊区，从而增加通勤量;其他区域就业次中心职住比增加，说明这些就业次中心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加。

    4.职住平衡指数。“职住平衡指数”反映得是职住实质性平衡状态，包含“居住者就业平衡指数”（居住的居民中有多少人数在本地区就业）和“就业者居住平衡指数”（区域中就业者中有多少比例在本地区居住）。分别描述的是在适龄就业的劳动力中，在本地区居住的实际人数和在本区域居住的劳动力，在本地区就业的人数。

    居住者就业平衡指数=同时在该区域就业和居住的人数/居住的总人数（1）

    就业者居住平衡指数=同时在该街道就业和居住的人数/就业的总人数（2）

    计算结果显示，2013年“居住者就业平衡指数”的均值为15%，即平均有15%的居住者选择在本区域就业;“就业者居住平衡指数”的均值为32%，表明就业者中有32%在就業区域居住。

    数据表明，居住者都会优先选择居住地就业，该子指数最高的区域位于北京市区外围的地带。而就业者居住平衡指数表明，相对距离北京市区较远就业者更倾向于选择在本地区就业。要深入分析就业者居住平衡指数与居住者就业平衡指数在居住和就业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与规律，才能为以职住平衡为目标的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就业岗位和住房供给等政策提供科学基础和支撑。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北京城市副中心，即通州2004—2013年职住平衡空间关系的特征及其变化，发现其有以下几方面结论。

    1.居住呈现典型的“核心—扩散”型，由南向北逐渐递减，并且呈现出北部高南部低、西部高东部低的趋势;表现为弧度式由西部向东南扩散，从扩散方向上主要沿六环路、通燕高速、京塘路、京哈高速和京津高速扩散，成为人口密度增加的四个增长轴。城区及其临近区域人口密度依然增加，但有向乡镇扩算的趋势。

    2.空间特征表明传统就业中心的就业密度高，街道与乡镇的差距较大，以城区为中心，就业密度呈现向外递减，并呈现出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的特征。导致就业单中心的特征更加突出，就业次中心仍不足以构成多中心就业。

    3.从职住空间关系来看，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特征，靠近北京市区的区域高，交通条件优越，尤其是地铁便利的区域职住比相对较高，老的就业中心的职住比更高，说明较多在乡镇居住的居民，到通州城区和北京中心城区就业人数较多，从而加剧了职住错位;一些乡镇的职住比不断提高，说明乡镇产业加强了吸纳本地居民的就业能力。

    4.从“名义”和“实际”职住平衡的角度分别计算了通州区各街道、乡镇的“职住比”（包括“居住者就业平衡指数”和“就业者居住平衡指数”），“名义”和“实际”两组度量指标之间差异显著。

    5.潞城镇作为副中心建设的核心区域，人口和就业密度从2004—2013年均有所增加，但职住比有略微下降，说明就业人口的增速略慢于居住人口的增长;有15%的居住者在本地就业，有26%的就业者在本地居住;随着副中心的建设，其职住比将发生较大变化。

    参考文献：

    [1]? Li T.，Corcoran J.，Burke M.Disaggregate GIS modelling to track spatial change：exploring a decade of commuting in South East Queensland，Australia[J].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12，（4）：306-314.

    [2]? Giuliano G.Is jobs-housing balance a transportation issue？[J].Transportation Record，1991，（5）：305-312.

    [3]? Peng Z.R.The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urban commuting[J].Urban Studies，1997，（34）：1215-1235.

    [4]? Li T.，Corcoran J.，Burke M.Disaggregate GIS modeling to track spatial change：exploring a decade of commuting in South East Queensland，Australia[J].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12，（24）：306-314.

    [5]? Cervero R.Jobs-housing balance as public policy[J].Urban Land，1991，（10）：10-14.

    [6]? Kain J F.Housing segregation，Negro 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2）：175-197.

    [7]? Howard E.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M].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Ltd，1902.

    [8]? Saarinen E.The city：its growth，its decay，its future[M].New York：Reinho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45.

    [9]? Mumford L.The urban prospect：essays[M].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

    [10]? McHarg I.L.，Mumford L.Design with nature[M].New York：American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1969.

    [11]? Cervero R.Jobs-housing balance and regional mobilit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89，（2）：136-150.

    [12]? Lawrence Frank，Gary Pivo.Relationships between band use and travel behavior in the puget sound region[M].Seattle：Washington State TransportationCenter，1994.

    [13]? Ewing Reid.Before we write off jobs-housing balance in best development practices：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making money at the same time[M].Chicago：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5.

    [14]? Weitz Jerry and Tim Schindler.Are oregons communities balanced？ A test of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balance on mean commute times[R].Portland：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1997.

    [15]? Horner M.W.Extensions to the concept of excess commuting[J].Environment Planning A，2002，（3）：543-566.

    [16]? Horner M.W.，Alan T.Murray.A multi-obj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ing regional jobs-housing balance [J].Regional Studies，2003，（2）：135-146.

    [17]? Nowlan David M.，Greg Stewart.Downtown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mmuting trips：recent experience in Toronto[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1，（57）：165-182.

    [18]? Giuliano Genevieve and Kenneth A.Small.Is the journey to work explained by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Urban Studies，1993，（9）：1485-1500.

    [19]? Gordon P.Richardson H.W.and Jun M.J.The commuting paradox：evidence from the top twent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1，（57）：416-420.

    [20]? Wachs Martin，Taylor Brian D.The changing commute：a case study of the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over time[J].Urban Studies，1993，（30）：1711-1729.

    [21]? Zhong Ren Peng.The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urban commuting[J].Urban Studies，1997，（34）：1215-1235.

    [22]? 周素紅，闰小培.广州市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J].地理科学，2005，（6）：664-670.

    [23]? 孟晓晨，吴静，沈凡卜.职住平衡的研究回顾及观点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09，（6）：23-28.

    [24]? 孙斌栋，李南菲，宋杰洁，吴晓松.职住平衡对通勤交通的影响分析——对一个传统城市规划理念的实证检验[J].城市规划学刊，2010，（6）：55-60.

    [25]? 王树盛.职住平衡：理想还是现实[J].江苏城市规划，2011，（9）：44-45.

    [26]? 钟喆，孙斌栋.居住—就业平衡与城市通勤——以上海普陀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88-92.

    [27]? 杨超，汪超.城市过剩通勤与职住平衡模型[J].同济大学学报，2013，（11）：1712-1716.

    [28]? 胡娟，胡忆东，朱丽霞.基于“职住平衡”理念的武汉市空间发展探索[J].城市规划，2013，（8）：25-32.

    [29]? 王兴平，赵虎.南京都市区内城外郊就业者的职住平衡差异[J].城市问题，2014，（3）：37-43.

    [30]? 张振龙，蒋灵德.基于职住平衡与通勤的苏州城市职住空间结构特征[J].规划广角，2015，（3）：81-86.

    [31]? 赵虎，李迎成，倪剑波.特大城市快速公共客运走廊地区规划刍议——基于探寻职住平衡调控有效空间载体的视角[J].城市规划，2015，（1）：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