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文化担当的出版企业

    庄艺真

    

    

    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是近代出版企业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今仍以其著名品牌和辉煌业绩雄峙于市场。中华书局百年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看到的是她从创立之日起就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放在首位，自觉地担当起选择、积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责任， 并且因为自觉担当而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得了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转制改企后出版单位面临深化改革、转型升级时，探究中华书局如何在重视企业经营的同时坚守文化担当，以良好的“双效”不断做大做强，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有担当：开启民智，传承文化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主政中华书局30年，对中华书局影响颇大。陆费逵有良知、有文化、有抱负，在“社会非有教育、非有风纪不能有为” 的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他以振兴民族文化和富强中华民族为己任。当许多近代有识之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他选择了教育救国、文化救国之路，即通过创办中华书局，以出版来实现“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理想。在他看来，书籍是“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他指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成为百年来中华书局人对出版业重要性的共识，也是中华书局人文化自觉的表现。正是源于这样的认识和自觉，百年来，中华书局人始终以推动“国家社会进步”为己任，坚持用实际行动践行“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出版理念和文化担当，把书局办成承担文化发展使命和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阵地。

    因为有着“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担当，陆费逵等创办人敢于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在政治风云变幻、新旧冲突剧烈的乱局中秘密编撰《中华教科书》，从而在市场中有了立足之地。因为有着“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担当，中华书局敢于以先进文化引领时代潮流，从20世纪初就开始编辑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能够几经周折，持续20年，编撰出版收词严谨、解释准确、精审细校、影响广泛的大型工具书《辞海》；能够在遭遇“民六危机”、几近倒闭时，坚守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企业的规章制度，重获发展；能够在“文革”那段动荡、混乱的岁月中，坚持校点整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圆满完成我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能够在特殊时期坚持“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方针，不拘一格广聚英才，“进用”了一批被错划为“右派”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出版《永乐大典》、《全唐诗》等一大批基本古籍和现代学者的重要著述；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发展困境时，乘着文化体制改革大潮，自我革新，开创发展新局面。因为有着“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担当，今天中华书局仍以严谨求实的态度，立足于传统文化做经典普及，注重精品书的专业出版和畅销书的大众出版，坚持“守正出新”，扶助学术，促进文化发展。2012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致信祝贺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时，指出：“百年来，中华书局恪守传承文明职责，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和学术新著，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和充分信任，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有取舍：利以义制，以赢补亏

    民国年间， 时局动荡、书业混乱、竞争激烈，一些书商在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下，昧着良心出版低级趣味的色情书、算命书等。作为企业，中华书局当然也追求经济效益，但难能可贵的是， 中华书局不唯利是图，总是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放在首位，以推进文化发展为己任，坚守职业道德，出版优质书刊，在出版经营中坚持利以义制、以赢补亏。

    在陆费逵等中华书局人看来，优秀的出版物“足以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而低劣的出版物则“足以荡心意、涸性灵、淆是非、深迷信、损财产、致死亡”“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唯在良心上一念之差”。为此，陆费逵多次强调，出版工作者应具有社会责任，讲职业道德，决不能唯利是图，迎合读者的不健康需求，出版质量低下、内容污秽的作品，主张“用科学的文化知识培养读者，用健康的精神食粮陶冶读者的情操”，坚持为读者着想、对读者负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陆费逵为代表的中华书局人坚持“利以义制”“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坚决“弃而不作”“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及文化之中，维持营业”。纵观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虽不能说本本都是精品力作，但确实未出版过品格低下或诲淫诲盗的图书。中华书局能不断发展壮大，与其长期自觉坚持“利以义制”的经营原则、只出版于“发展教育及文化”有益的图书、有效地以营商手段开展文化出版与文化传播有很大关系。

    学术出版事关文化精髓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但学术著作总体上讲受众小，长销有可能，畅销却是天方夜谭，有不少甚至是要贴钱出版的。就拿学术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著作来说，亏本的占40%左右，如果商务停止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之外的所有学术著作，利润至少可增长20%。但是，和商务印书馆一样，中华书局采取以盈补亏的经营策略，创办不久就开始着手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并在版本的收集和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旗舰，成为一个学术出版中心。同样，对中华书局来说，这样做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文化担当，如果亏本就不出版，那么我国的学术研究就会萎缩，文化精髓的传播、民族精神的塑造就会出问题。

    三、有保障：广聚英才，严格把关

    出版企业的文化担当主要体现在出版“有价值的书籍”贡献给社会。在陆费逵看来，“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供献于社会”，则读者会从中获益；“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供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因此，中华书局想方设法广聚英才，严格把好质量关，致力于将“有价值的书籍供献于社会”。

    作者和编辑是出版物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中华书局非常注重作者和编辑人才队伍建设。对待作者，中华书局重诚信，从不拖欠稿酬，对于某些高精尖的著作，即使亏本，也支付较高的稿费和版税；同时，善待作者交付的每一份作品，在编校质量和印装水平上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因为在作者群中有着良好的声誉。许多作者都乐于向中华书局投稿，使中华书局无形之中获得了优先选稿权。在书局的积极努力下，众多文坛名宿的巨著得以出版传播。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中华书局一方面想方设法吸纳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尽可能地给编辑以好的待遇和照顾，让编辑在书局找到家的感觉。因此，很多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愿意在中华书局为人作嫁。重视集聚英才，积极建设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使许多优秀著作家得以团结在中华书局周围，使许多有真才实学、有奉献精神的编辑乐于在书局辛勤耕耘， 使一部部精品力作得以出版和传播。

    中华书局重视读者利益，始终把使读者受益作为书局经营的根本，因此对出版物质量总是严格把关。无论多有名气的作者，多么抢手的选题，书稿到了中华书局，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把关，毫不例外。中华书局培养的优秀编辑也总能在选题上给作者以启发、在书稿上帮作者完善。如王仲闻先生修订补充了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沈玉成先生修饰润色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周振甫先生编辑加工了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等等。中华书局的许多获奖图书、精品力作都是作者和编者反复锤炼而成的。除了要求编辑尽职尽责外，陆费逵还强调出版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要承担“把关”责任。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中强调说：“编辑者编成恶书付刊，则印刷者有阻止的权限；设印刷者亦未察出，发行者亦有不售的责任。”百年来，中华书局努力做到编、印、发个环节共同把关，致力于“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供献于世”。

    四、有成就：铸就品牌，收获“双效”

    抱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一个文化企业长盛不衰的主要因素。对“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自觉担当，让中华书局在百年发展中树立了品牌、聚集了实力、扩大了影响，获得了良好的“双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勇于担当成就了中华书局百年兴盛。

    1912-2012年，中华书局以传承和积累文化为己任，切准时代脉搏，满足社会需求，出版了20000多种对读者有益、对社会有价值的图书。其中，有几千种古籍学术著作得到中外华人认可，有万千普及读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有近六百种图书获奖（不少是位列各类国家级出版奖项前茅的）。一部部优质图书铸就了“中华书局”这一著名品牌，让“中华书局”这个名字深入人心。可以说，中华书局是勇于担当、用优质图书创造品牌的典范。不少文化人选购图书时认准“中华书局”，不少作者以在“中华书局”出书为荣。在读者眼中，“中华书局”是高质量的代名词；在作者心中，“中华书局”是高水平的代名词。

    在精品图书纷呈迭现的同时，中华书局的经营业绩突飞猛进。成立之初，《中华教科书》满足了教育市场的新需求，抢占了先机，在民国初年几乎独占市场，一度出现“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的景象。教科书的成功编写和出版，既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还使中华书局因此获利颇丰，当年营业额就达到20多万元。今天，在“戏说”成风的文化消费潮流中，中华书局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等“正说”历史系列图书，为读者提供了科学益智的文化历史知识。《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创造了多项国内出版纪录，如首印数60万册、当日现场签售1.26万册，至今累计销量已超过530万册，海外输出版权卖出10万英镑，打破了由《狼图腾》创造的10万美元成交价的该类项纪录。百年来，中华书局在用优质图书实现文化担当的同时，创造了骄人的经营业绩：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35亿元、利润2000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五、有启示：在产业路上做有文化担当的出版企业

    中华书局是在自觉担当“开启民智，传承文化”这一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创造了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又以企业经营上的成功践行了“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出版理念。作为一家出版企业，中华书局既在商言商，又坚守文化担当，这对于今天走在产业路上的出版企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启示。

    从2003年国家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至2011年年底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改企转制，从作为事业单位管理，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今天转制改企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我国经营性出版单位的经济责任越来越被强化。作为新型市场主体，转制后的出版企业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我国的新闻出版也得以迅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3）》，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而2012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出就将近1.7万亿元。

    新闻出版产业已成为文化产业主力军，整体发展呈现一种良好态势。但是，在新闻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也出现了出版的文化担当被弱化的倾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这一原则遭遇冲击，有些出版企业只是在口头上“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实际上主要追求、甚至只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出版是以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其本质是文化；出版企业是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实体，兼具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其终极目标是传承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出版单位转制改企只是手段，目的是通过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来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实现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当年，出版被当做纯政治宣传工具，走上了歧途；今天，中国出版若一味追求经济利润，不顾文化担当，将与当年殊途同归，走上偏颇之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企业理应在商言商，通过市场竞争谋取生存和发展，自觉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于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由其产业属性决定的，但与此同时仍要坚守文化担当，始终以积累和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这是由其文化属性决定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出版企业只有自觉地以积累和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做大做强。百年来中华书局始终坚守文化担当，为转制改企的出版企业树立了典范。今天的出版企业要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有必要学习和汲取这个“百年老字号”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在产业路上做一个有文化担当的出版企业，在出版经营中始终以积累和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恪守职业道德，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时代、奉献给人民，以出版实践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