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图书出版的媚俗化

    王迅

    2005年，余华的《兄弟》创下了文学图书市场销量之最，而时隔七年之后，余华试图以新长篇《第七天》刷新这个由《兄弟》创下的销售纪录，再次让文坛为之讶然。而这部让读者期待的作品究竟写得如何，小说内容和艺术质量与出版方的宣传是否相符，这可能是很多读者所关注的问题。笔者从阅读期待、图书包装、出版评介等角度，对余华《第七天》火爆销售状况进行分析，以此来反思当前纯文学图书出版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读者对经典作家的预期会影响图书的销量。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余华及其取得的文学成就已经被赫然载入史册。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创作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精致、优雅而又别成一格的作品，其思想艺术高度确实让后来作家难以企及。这样的作家被主流批评经典化自然是预想之中。更重要的是，余华良好的口碑是建立在特立独性的作家形象之上。在篇幅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可能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最短小的作品，显示出作家挑战叙事难度的先锋姿态。与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古炉》等作品洋洋60万言相比，余华的这两部小说在篇幅上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但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作家对读者的尊重，这不能不说是读者给其加分的一个理由。在创作时间上，《兄弟》出版之前，余华潜伏写作近十年。这个创作时长是读者给其加分的另一个理由。与此相对，格非、苏童、莫言等先锋作家几乎平均每两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促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同时也应看到，作家创作的加速也存在水平下滑的风险。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格非的“江南三步曲”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其艺术质量一再滑坡，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而在读者眼里，余华的创作时长似乎更能确保作品的艺术水准。这种阅读预期中，《第七天》赶超当年《兄弟》销售盛况便成为可能。

    第二，出版社的精心策划和包装左右读者的购买欲望。

    相对于《兄弟》“十年磨一剑”的宣传，这次的推介语固然也强调了时间的长度（七年），但更侧重从这部作品与既有作品之间的相对值来定位其购买价值。第一句是“比《活着》更绝望”，这是对《活着》的经典符号的挪用。这种宣传是出于余华的经典作家身份，而经典具有恒久的普世价值，读者自然会买帐。第二句是“比《兄弟》更荒诞”，这是利用了《兄弟》的商品符号。《兄弟》的低俗描写作为通俗文学成分，导致了小说的大众化审美趋向，而通俗文学的大众化品格是其实现商业价值的重要条件。当然不能排除出版社对这部作品本身的持续争议性的看重。一般来说，作品在学术界的争议往往也是影响读者阅读兴趣的重要因素。这些推介语以及硬精装的物质形态属于图书的外包装，是决定读者是否购买该图书的主要因素。而隐性的商业策划也潜在地影响着图书商品的购买力。一般来说，精英作家创作小说，首先考虑的是在纯文学杂志发表，然后再决定是否出单行本。比如，格非的《春尽江南》先在《作家》杂志发表，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2013年，苏童的《铜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贾平凹的《带灯》等莫不如此。是否考虑发表，或者说发表和出版的先后次序，也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对自我的预期及其创作心态。先发表作品再考虑出版，意味着作家自愿接受读者检验，同时反映出作家的精英情结。而如果是凭借既有的知名度出版小说，而不考虑发表，或者发表在后，那很可能给人江郎才尽的印象，反而是作家不太自信的表现。余华的《兄弟》当年是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上部才发表在《收获》杂志。而《第七天》又是这样，不过，余华是否决定将其发表，至今仍不明朗。这自然是出版方出于制造神秘感的考虑，因为这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给出版商对图书的策划和包装留下了很大空间。因此，《第七天》的70万预订量是出版商与作家共谋的“成果”。

    第三，出版社的失实推介反映出纯文学图书出版的流俗化倾向。

    “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这种推介用语本来就很模糊很笼统，显得不那么专业，很明显是针对大众读者。这种推介模式与那些通俗小说的推介方式似乎没什么两样，走的是大众、时尚、商业路线。而专业的评论家和学者的推介评语却是缺席的，尽管余华作为当代经典作家的身份已被业内所公认，但作为纯文学图书，专业评语的缺席至少会引起一部分高端文学读者的质疑。事实上，就《活着》与《兄弟》两部作品而言，虽然都是长篇小说，但从接受过程来看却不处在同一层面。《活着》的发表虽然在当年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但时隔多年，它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而《兄弟》自出版以来，其争议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处于尚无定论的状态。这就涉及作品的可比性问题。《活着》与《兄弟》之间的艺术落差之大暂且不论。《活着》《兄弟》与《第七天》虽然同出于一个作家之手，但在这二十年间作者的创作观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下，三者之间究竟还存在多大的可比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澄清的问题。

    就具体文本来看，《第七天》的叙述凸显出批判现实的精英立场，这种立场背后所潜藏的民间情怀也是值得推崇。新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民生问题，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涉及，如食品安全、拆迁征地、死亡虚报、冤假错案、老鼠一族等。诚然，文学承担着反映现实的功能，但它也是对现实的审美阐释。这种阐释使现实在读者心中变得复杂化，实现其警醒世人的道德诉求。但《第七天》所反映的现实基本与大众眼中的现实处于同一层面，在对现实的认知上也处在同一水平。这部小说的致命伤还不主要在它没有逾越读者的认知期待，而是在审美阐释的环节上出了问题。我们发现，小说叙事的新闻化和事件化倾向，严重削弱了小说审美传达的艺术感染力。在对当下现实的审美转换的意义上，这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批先锋作家存在的通病，对现实的激愤和言说冲动使他们来不及把现实艺术化。《第七天》对现实的处理方式，让我们无法相信它是出自《活着》的作者之手。小说对现实的叙述与在微博上流行的段子几乎没有多大区别，对读者来说早已失去了陌生感。《第七天》中那种直板、生硬的语言更是不能与《活着》的优雅风度相提并论。对话语言平庸之极，仿佛是现实生活的山寨版。更让人感到不解的，还不是叙事语言的常规化问题，而是作者对通俗文学成分不加改造的吸收，比如，小说对父子之情、夫妻之情、男女之情的处理，都存在明显的煽情倾向。客观地说，语言、叙述和想象等小说叙事的关键环节，在《第七天》中都处理得很失败。虽然这部小说在生死结构的设置和某些细节的处理上不无可圈可点之处，但说实话，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相比，这些亮点不足挂齿，其间的艺术落差实在令人震惊。

    那种语焉不详的推介用语，在当今文学图书出版中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常态化。出版社出于商业利润的考量，有意抛出失实的宣传口号，目的是实现图书的商业价值。而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中，出版者没有兼顾好图书的社会效应。商业利益的驱动让出版界失去了应有的专业态度和职业操守。在对文学作品的判断上，利润的最大化原则常常影响书评的话语形态，左右着纯文学图书出版的宣传口径。对于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图书，出版社的欺骗性宣传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更是对纯文学精神的亵渎。但这种欺骗性是内在化的，它不像物质伪劣产品那样激起消费者的强烈抗议，一般也不会使出版社遭受多少实质性的经济损失。作家、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非正常关系，及其所隐藏的利益欺骗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和遏止，暗中助长了纯文学图书出版的恶性循环态势。一方面，大众化的宣传推介是拉动文学消费的一种营销策略，它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层次和范围。而大众审美缺少清醒的艺术自觉，致使出版社的混淆视听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家对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生产的制约机制不够完备，纯文学图书出版亟待规范化。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出版界改制之后文学图书市场的恶性竞争。这种商业性竞争导致纯文学图书出版的媚俗化。其中，最大受害者自然是读者，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纯文学图书出版的媚俗化也会对精英作家构成潜在伤害。因为商业化的出版行为无疑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走向，所创作的作品其艺术原创性自然也会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作家的写作能力会不断退化，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