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翠翠为例看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美

    李卫兵

    [提要]《边城》表现了一种美好、单纯、朴实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性美是以翠翠这一形象为载体,通过她美丽、动人及忧伤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其主要特点为自然、优美、健康,体现在真、善、美的统一,旨在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

    [关键词]沈从文;翠翠;人性美;真善美;野性

    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的那部分人大都未受“现代都市文明”的熏染,有着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生命形式。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浑浊不堪的世俗社会中,沈从文始终坚守着湘西这块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坚持用一支温情的笔来赞美这种优美、健康的“人生的形式”。其作品大多寄托了这种理想。

    一、健康、自然、优美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自小生活在一个边疆辟地小城——湘西凤凰,15岁离开这片生养他的热土后,大部分时间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湘西凤凰在其文学创作中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边城》近10万字,向来被视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翠翠的一段美丽而又忧伤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对农村少女爱情心理变化细致入微的描写,以及对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的安排,把湘西世界的景物、风俗融入其中,展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本文以翠翠这一形象为例,谈谈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性美。

    翠翠原是个浑事不解的乖巧少女,她在青山绿水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纯粹是个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女孩。她那纯洁而略带忧伤的气质与那美得令人发愁的茶峒山水融为一体,组成一幅牧歌情调般的风景画。翠翠的爱情几经波折,充满种种恩怨纠葛,在这过程中,她所具有的健全人性的形态之一——顺应自然的特点也就显露出来。翠翠没有大喜大悲,虽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驰骋她那颗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却甜甜的睡眠了”。在沈从文看来,“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一切人事皆有渊源。其中固然含着一定的宿命论思想,有消极的成分,但在人们面对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遭遇失败时,暂时他平静下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许比不分析具体的情况作鲁莽的冲撞要好得多。翠翠的人生形式是自然的、优美的。听祖父说些城里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用竖笛为爷爷伴奏,替他人渡船,和黄狗说话。在听到别人说欺侮她的话时,轻轻地骂一声:“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虽是误会,也见出她的善良与单纯。即便知道二老天保生了他们祖孙俩的气,“只是老的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翠翠依然对他与爱情抱有强烈的憧憬。“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隐秘里,便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翠翠的行为吻合少女初恋时的甜蜜神态,合乎自然,顺乎人情。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翠翠在爱情中的言行表现出人性的贫困和简陋,而非健全的人性,贫困就贫困在她没有主动去追求爱情。笔者认为,任何个体的主导行为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其主导行为不可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不能要求翠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解放一点,去勇敢地追求爱情,从而实现她所梦寐以求的爱情,当时的湘西,是尚未被外界世俗文明侵袭的一方土地。女性美的范畴,涵盖了矜持、含蓄与内敛、羞涩,与现代部分人认同的“女追男,也无妨”大相径庭。因而,翠翠的行为是符合其时的主流审美意识的。

    二、人性美的体现:真、善、美的统一

    在谈到《边城》的美学理想时,沈从文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翠翠便是他在作品中要说明的具有“爱”的主人公。翠翠的“爱”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是人性美的体现。

    真。“真是从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自身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现象,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着的真实现象、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的领域不仅涉及科学、理论知识,而且包括人类的情感思维。追求“真”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之一。表现在翠翠身上,便是纯朴、天真的个性及对自己感情所持的真实态度,在翠翠隐约萌生了一种新的意念——这或许还不是爱情时,她守住心中关于人生的全部美丽梦幻。但是,爱情的真谛并不仅仅在此,傩送走了,祖父死了,可怜的翠翠开始了孤独的对情人的痴心等待,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对爱情的追求与坚持如果只是等待,或许显得稚嫩与被动,但它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对那份爱的忠贞与决心。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表面上看,是诗人暗下决心欲向世人宣告,从明天起,我要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事实上,这几句诗正是表现了诗人与现实世界的无法磨合,体现了诗人对积极入世的绝望。因为他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不是从今天、从现在起,今天有明天,明天还有明天。所以,“明天”是个模糊的概念,是永远难以企及的未来。翠翠等待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明天。她对爱情的痴心等待也就在生活中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意义,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那就是追求“真”。现实生活中,翠翠爱的是傩送,而并非天保,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翠翠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着的真实现象、内在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她听说来说媒的是大老而不是二老时,“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对待二老,翠翠完全是另一种心态,即使他对自己有了误会,甚至走了,她依然等待着他。从翠翠对待大老、二老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可以看出,在爱情上,翠翠是不苟且的,是追求真实,尊重自己的情感的。

    善。翠翠自幼与祖父和一条黄狗相伴,为过河人渡船,奉赠烟草、茶叶,助人为乐。这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利、有益、有积极意义的行为,也就是善行。“善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对他人、对社会的有益性。”翠翠的善已不仅仅停留在心地善良的层面,“从不想到残忍事情”,它已经走出内心,跨入了行为领域,是与人为善,由小乘之善步人大乘之善。“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虽然都为人称颂,但两者的境界却有天壤之别。从个人利益出发,“独善其身”显然是明哲保身的代名词,为人所不齿。如果有人能“兼济天下”,从社会利益出发,其便超脱了自我的樊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和气度。翠翠的言行虽不能算得上兼济天下,但其本质是无二致的,考虑到翠翠个人的能力、境况,她所能够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罢了。

    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边城》中写道:“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这正说明了,在正视现实的前提下,边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边民们的生活并非碌碌无为、了无生机,并非没有追求。翠翠活泼机敏、体贴祖父的苦心,一旦在梦中被那青年的歌声将灵魂轻轻托起之后,就一改初衷,充满了对它的渴望与追求。这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是合乎人性的。美的实质在于合乎情感。翠翠的生活,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合乎人们的情感,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创造了美。

    “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们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在湘西这方宁静、安详、朴实的净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翠翠。正是这弓背般的溪流、弓弦般的山路、静静的河水养育了她们,使得她们淳朴、能干、优美、健康。她们不虚伪、不怯弱、不庸俗,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一丝的喧嚣与浮躁。是她们创造了湘西世界,去掉了雕饰与矫揉,延续了代代相传的美好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

    平静而又清澈的绿水,融化了湘西人好勇斗狠的个性,消解了他们还来不及染上的世俗气息。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习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供奉“人性”的小庙并非天生具有,也并非沈从文一手独创,而是翠翠们自己的杰作,她们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同时又是“剧作者”。一方面她们身处剧中,无法也不可能脱离她们的生存环境,是剧中人物;另一方面,她们将“构成人类生活和人类世界基本轮廓的真、善、美”高度统一起来,表现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显示着人性美。

    三、用原始的人性美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

    在沈从文笔下,像翠翠、萧萧、三三这些人物身上闪现的人性美,并不是完全理想化的,它具有特定环境中的特性——没被“现代都市文明”过滤掉的“野性”。这种野性,并不是指粗鲁、凶残,而是指一种自然状态,其中还带着倔强的成分。它是健康、淳朴的,它属于自然、优美的“人生的形式”的一部分,并不带任何贬义的味道。《边城》中,翠翠身上充满了野性,这是一种人性的不加任何雕饰,生于自然、死于自然的形态;对美好爱情的坚守,她甚至愿意用一辈子来等待,倔强的性格因子突显无疑,而沈从文就喜欢这种东西,人性的东西。

    其实,沈从文自身就带有这种野性。首先,他的这种野性带有自负的成分。1934年1月18日,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此信中,沈从文表现得很自负,认为自己的作品确实比其他作家的要强。后来这种预言“奇迹”般地得以实现,其《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次,沈从文的这种野性还带有倔强的成分,这通过他与鲁迅的关系就能表现出来。有一次,鲁迅因误会出言讽刺了休芸芸(沈从文创作初期所用笔名),还在一些作品中以尖酸、刻薄之语对其进行挖苦、嘲讽,而倔强的沈从文“当时在文章中是这么写的:‘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俩人都熟习。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是左联的,跟鲁迅编左联的刊物叫《萌芽》。”总的来说,若沈从文生来就是城市人,没有乡下人的这种野性,没有自负与倔强的性格,便难以写出《边城》、《八骏图》、《长河》等极富个性的小说,也就难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足。

    沈从文不仅身体力行,还用大量的作品来发掘这种原始、淳朴的人性美,目的就在于他想用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来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从而探寻生命的庄严和本真,进而重塑民族品德,重铸民族灵魂。这点在文学批评家苏雪林那里得到了印证——在《沈从文论》中,苏雪林不再那么简单地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比较欣赏地认为沈从文“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总体而言,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以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感知方式,通过对人性扭曲的批判,努力于充满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发现、捕捉人性的闪光点——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从而达到他使那些遭到压抑和歪扭了的人性获得解放,使民族品德的重造和国家社会的振兴成为可能之目的。沈从文瞄准自己熟悉的故土——湘西,讴歌其地健全的“人生的形式”。细心阅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创作在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两者的融合,他始终热情地呼唤美好人性,作品中贯穿着的一个总的思想基调,就是对美好人生的寻求和对人性复归的渴望。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传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5]王永昌.走向人的世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6]海子著,西川编.海子诗全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7]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9]李辉编.中国文人的命运[C].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10]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3卷·文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上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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