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未来走向

    张海玲

    [摘 要]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日本FDI)从一开始便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三大集聚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则长期被排斥在外围地带。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FDI在东部地区仍处于集聚上升的阶段,并有可能出现由核心城市连接的集聚带。东部地区若想维持引资的优势地位,须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而中西部地区要实现引资突破,则应充分利用日本FDI在东部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

    [关键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空间分布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关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问题,一些国内外学者已做了相关研究。Belderbos 和Carree(2002)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对1990年～1995年间分布于中国29个省(地区)的日本电子产业229个厂商的地区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李国平(2001)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差异和变化的现象,通过数据和实例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点,尤其是上海和大连。苗泉(2005)通过建立随机效果模型分析了导致不同地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产生差距的因素。其他一些学者如李辉(2001)、薛军(2003)等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日本对局部地区直接投资的状况。以上学者多是横向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对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历史变迁缺乏纵向分析。本文将结合相关的空间经济学理论,将空间横向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部分,系统地从纵向角度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据此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走向及不同地区引资环境的改善提出一些想法。

    一、不同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最初的区位选择往往是由于偶然事件导致的,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拥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城市会吸引第一批投资者,如深圳市;也可能是因为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力,如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海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示范效应等作用的影响,当地运作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集聚状态,并有可能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处集聚。

    1.第一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零星分布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深圳、珠海等南部沿海城市被划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在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的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吸引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资,这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1983年,日本开始进行试探性投资,数量较少,每年不超过10例,且主要集中于深圳市。1984年～1985年为第二个阶段,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生产成本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地增长,当年共进行了66个投资项目,到1985年,增加到118例。除了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较密集外,在地域上也开始向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大连等港口城市转移。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沿东部沿海地区零星分散状态。这一时期,由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市场尚未开放,因此没有日本直接投资的进入。

    2.第二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扩散

    凭借先前具有的优势,广东省在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数量上仍占有较大份额,例如1987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仍然集中在华南地区。1990年以后,受“广场协议”等日本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地增加,投资重心也逐渐向北转移。到1991年,辽宁省成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最多的省份,仅大连和沈阳两市就吸引104家日商的进入,合同金额达到23,638万美元,分别占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的17.3%和29.1% ,其它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厦门等也陆续地吸引了日资的进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02年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以及实际投资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01%、167%和33.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促使了集聚的产生,到1995年,初步形成了日资的三大聚集区:以大连、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深圳、广州和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直到1992年日本FDI才开始真正地进入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东部地区获得了最初的引资优势,并由于生产的前后关联效应以及积累的因果关系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将这种优势锁定,形成一种中心-外围的分布格局,并将中西部地区长期排斥在外围。因此90年代日本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数量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陕西等部分省市。这些省市或者工业基础良好、或者沿江交通便利、或者城市规模较大市场潜力较好,因此对日本FDI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它省份如贵州、云南、甘肃、宁夏、西藏等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人口稀少、市场需求小、产业薄弱等原因导致日本FDI流入较少。

    3.第三阶段——日本对华直接形成相对均衡的三大集聚区

    2000年以来,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三大集聚区吸收日本FDI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到2006年,日本在三大集聚区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数量均超过总数的90%,其中2005年高达94.4% 。从各大区块来看,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对的优势,两个区域分别以北京和辽宁、上海和江苏为增长极,每年吸引的日本FDI均占到总数的80%以上。此外,华南地区吸引的日本FDI尽管在数量方面远远逊色于其它两个地区,但是由于FDI分布密度较大,另外近些年很多北上的日资出现了大量回流的现象,因此华南地区也形成了足以与其它两个地区相互制衡的一极。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表明,在经历不稳定的动态演变之后,一个经济空间中会形成多个均衡的集聚区,这些集聚区彼此之间的距离较远且在经济空间上相互制衡。三大集聚区在我国东部沿海呈北、中、南的地理区位分布,各自凭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吸引日本FDI的进入,并且在引资的数量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比例结构。

    为了改变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国家从199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迅速推进,反而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例如,1998年日本在中西部的直接投资金额为其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12.3%,然而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这一比重分别6.4%、4%、4.9%、5.6%、7.9% ,远远落后于开发战略实施前的比例。实际上,优惠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效用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改革开放初期,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FDI的空间扩散,进入90年代以后,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和产业关联程度越来越成为外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政策看似更加优惠,但是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三大集聚区凭借着显著的集聚外部效应不仅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新增投资,而且还导致很多先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日本FDI向东部地区回流,此外受中心优势的吸引,西部地区优良的生产要素如原材料、高素质的劳动力向效益好、投资回报率高的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严重。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未来走向

    由于当前日本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仍然处于集聚的上升阶段,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大量转移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是,三大集聚区内部逐渐出现了拥挤现象,例如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促使厂商分散的离心力,从而在区域内部产生一种类似于中心-外围的投资结构,例如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江苏和浙江地区为外围;华南地区以广东、深圳为中心,广东省其它地区以及福建、海南省为外围;环渤海地区以北京、大连为中心,其它省市为外围。这些中心城市是区域内吸引日资的龙头,但是随FDI流入的增多,拥挤现象日益严重,这时向周边城市转移投资不仅会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仍然位于中心地带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之中,同时也不会对运输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拥挤的日本厂商开始向集聚区域内部的外围地带转移,这一现象在长三角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制造业的投资大量地进入到苏州、无锡、镇江等周边地区,并且逐渐在这些地区形成了电子电器等产业的集聚。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广东为中心的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环渤海地区由于区域合作欠佳,城市群并不明显。可以预测,这些中心-次级城市群的出现将会对日本FDI形成更强的吸引力,FDI集聚效应会得到强化,并将出现由核心城市连接的集聚带。

    三、东、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建议

    1.东部地区应强化引资优势

    日本FDI在三大集聚区内产业分布存在差异,如汽车行业聚集在华南和华东地区,信息电子产业聚集在北京、大连和上海等地区。由于这种集聚效应已经成为三大集聚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优惠政策已不像以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应该节约政策资源,针对不同的产业适当增减优惠政策。同其它跨国厂商相比,日本厂商更喜欢集聚,这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日本国内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通过向大企业提供生产零部件长期依附大企业和财阀,在对华直接投资过程中,广大中小企业也延续了国内的生产模式,集聚在大企业的周围。因此不同的集聚区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有利于区域内优势产业发展的服务政策,强化竞争优势,增强集聚的关联效应,扩大对同类FDI的吸引力。此外,各集聚区在投资环境方面仍存在急需改进的地方,如华南地区需要加强对日本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长三角地区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注重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环渤海地区由于产业机构关联性差,急需加强区域内合作,以提高对日本FDI的整体吸引力。

    2.中西部地区应寻求突破点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尽管积累的自我循环关系有可能会将任何业已形成的中心-模式锁定,但是这种地理结构也并非一成不变。由于集聚存在倒U型的发展路径,当潜在条件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打破原先的结构。我国东部地区自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实际上一直把自己作为发达国家的外围,而没有真正承担起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心的职责。目前地区发展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制造业等生产部门逐渐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而中心地区将保留以金融、贸易、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主的行业。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应积极地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尤其要重视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服务业的发展,增强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关联性,为东部中心地带向广大中西部地区外围地带转移日本FDI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另外,要积极培育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以及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化。

    参考文献:

    [1]Rene Belderbos, Martin Carree. The Location of Jap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Agglomeration Effects, Keiretsu, and Firm Heterogeneity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6(16)

    [2]李国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选择及其特征的初步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 2000,(2)

    [3]苗 泉 James Riedel: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 2005,(7)

    [4]李 辉 李淑文:日本对大连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及有关对策[J].现代日本经济, 2001,(3)

    [5]薛 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趋向[J].国际经济评论, 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