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文化与人际传播视角解读微信朋友圈
梁巍 白金
【摘 要】 微信传播基于强关系的特点，使其能通过线上呈现与互动打破时空限制，将动态变化的生活场景移动化，朋友圈的实时动态也同样被赋予自我呈现与主体重塑的重要功能。微信朋友圈中的熟人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性更强，大家能够通过朋友圈中介传递的功能表达与传播自我，一定程度上实现外界对自我的认知转变。其中微信自拍就是以微信为载体的社交行为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个人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这个建构过程既有对本我的表达，也有对群体价值、社会规范的认同与迎合，还伴随着自我披露与隐秘的选择。
【关 键 词】阅读；微信；微信自拍；大众文化
【作者单位】梁巍，河北大学；白金，河北大学。
【中圖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5.022一、大众文化的内涵释义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介质，遵循商品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大量普通民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通常自下而上创造生产并传播。其实质上是一种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英国著名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组合。大众文化并不是工业促成的，而是由大众创造的。大众在消费文化时，是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的。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只能从大众内部发展出来，不能无中生有。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等主张文化工业论，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赞同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论调。而费斯克所理解的大众文化却是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的，他推崇的是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大众文化属于大众本身，大众有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费斯克并没有回避文化工业现象的影响，但他主张大众文化处于文化工业和日常生活的临界点上，是大众在积极乐观的生活中促成的，文化工业只是在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提供“文本库存”和文化资源。大众可以利用传媒提供的文本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由于日常生活与大众自身经验相关，因而大众能够灵活使用文化工业产品以积极创造自己的意义。
基于此，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可以为新媒体语境下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现象的文化根源探求提供启示。费斯克承认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商品，但他同时认为大众文化不仅在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文化体制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由此可见，在新媒体语境下，想要理解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现象，对其背后的大众文化动力的分析是不能被忽略的。当今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开发了双微自拍、视频弹幕、网络直播等各种软件系统，人际交往和网络信息传播取得质的飞跃，新潮现象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视阈下，大众是新潮现象的制造者，同时也是新潮行为的主体，其主体性借由技术中介在特定文本的创造性生产过程中充分体现，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二、朋友圈是自我呈现与自我认知的平台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其“镜中我”理论中认为，个人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人能够察觉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并且通过来自他人的评价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微信朋友圈建立在熟人圈子的基础上，评论、点赞与@好友，共同好友均可见，并且其分组功能可以使用户仅向希望看到某条信息的特定用户开放。因此，在这样的强关系、高熟识、私密性的传播环境里，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展示自我形象，也可以实现传授双方的亲密互动。每一次互动带来的反馈，无论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负向的、消极的，都会影响到用户以后的自我呈现与传播。
但是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人际传播中披露与隐秘这对矛盾始终存在，人们总是小心地选择披露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披露意味着风险。每个人都希望在他人眼里留下美好的形象，并且期望对方按照自己所展现的样子来评价自己。尽管在熟人组成的朋友圈里，人们选择披露的部分相对较多，大家希望朋友们看到自我更多真实的而不是修饰的成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持并构建自己在熟人眼里的影响，这种披露与隐秘的取舍依旧存在。微信分享的内容关乎发布者生活的点点滴滴，作为生活写照与思想动态的组合，所披露的信息是发布者性格与生活轨迹的缩影，有的用户可能并不想让朋友圈的所有人看到这些信息，因此，微信新增了仅向朋友展示三天朋友圈的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E. 戈夫曼在研究人际传播的基础上提出“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在大众面前，每个人都处在舞台的前台，他们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道德标准与所在群体的价值观念约束。由于这些压力的存在，人们在他人面前希望展示的是个人良好的形象，因此不可避免地选择隐藏某些东西，如自己的过失、缺点，而人在远离大众后则走向舞台的后台，这时人们摘下面具成为最真实的自我。由于朋友圈特有的准入机制，即选择是否添加对方为好友以及是否允许对方看自己的朋友圈，人们在朋友圈中披露的自我既不是完全的前台表演，也无法达到后台最真实的自我流露。
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卢福特与哈瑞·英汉姆用四个方格来说明人际传播中信息流动的地带和状况。第一个区域包含的是传播各方都可以看到的信息，即传播多方相互披露的部分；第二部分是传播者可以看到，但受众看不到的部分，即传播者自己知道却没有向外披露的部分，这些往往是传播者个人生活的隐私；第三部分是受众观察到的但传播者不自知的一些信息，受众基于此对传播者进行评价但传播者察觉不到，如面试时考官对面试者某些行为的评判；第四部分是传播双方都不知道的信息，对传播者个人来讲即是其潜力或某些未曾表现的特质，只有遇到某些新情况时才会为自己或外人察觉。显然，朋友圈的内容处在人际传播信息流动的第一区域，微信朋友圈发表的内容囊括了日常生活、情绪感想、对某个事件的态度等，体现了用户分享与求关注的基本心理需求，在多方共同披露信息的地带，用户既感知群体压力与社会标准，也在呈现自我和构建自我形象。
三、微信自拍的文本生产过程分析
微信自拍的文本生产过程主要分为拍照、修饰、发布和产生效果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相互关联。“拍照”即行为主体利用摄像工具进行影像刻画的过程。“修饰”代指整个拍照过程的一切对照片刻意调整的行为。本文所阐述的“发布”特指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微信自拍的行为，不仅包括上传的照片，也包括上传的与照片关联的描述性文字。“产生效果”则指在朋友圈发布微信自拍内容后得到的反馈，以及产生的传播或交际效应，主要包括点赞和评论两种形式。通常而言，点赞数接近或超过发布者的预期，即视为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反之，虽然不算是取得“坏”的传播效果，但是会引起发布者对自拍行为的反思，进而影响其下一次自拍行为。
微信自拍文本的技术性生产是通过拍照和修饰两个环节来完成的，然后再通过将文本发布于朋友圈，收集点赞和评论等反馈来进行文本的消费性生产。我们通过对费斯克大众文化释义及对微信自拍文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可知，在大众普遍感性认同基础上寻求文本生产的快乐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基础。快乐产生的前提是有共同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认同。这里的认同指的是社会的审美标准，用户在呈现自我形象时通过主动地迎合人们关于世俗美的普遍标准以得到群体的认可。距离这些标准越近越能够激发微信用户的自信程度，符合大众审美共识能够大大提高自拍发布后人们对自我的认可度，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快乐也就基于此产生。
单一性地从顺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自拍过程快乐的产生机制可能是不够的，更为深层次的探究则要找到生产快乐的社会机制。费斯克将这一机制解释为“自我”。大众通过对自我的消解与重构来获得迎合与对抗主导意识形态时产生的快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正如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所言，个人在与群体的交互中确立自我，并且借助他人的评价等各种如同镜子一样的反馈形成新的自我。自我是彰显用户主体性的载体，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微信自拍和发布的过程可以具体说明自我在文本生产中完成重建的过程。
经过修饰的自拍一旦发布便脱离了创作者的控制，成为大众创造的资源，所发布的内容若被好友陆续点赞和评论，就增强了创作者自拍行为的正向、积极性效果。这一积极性效果实际上是对文本生产中“失灵”部分自我重构的过程，“失灵”部分的自我受到了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控制，又再一次被重构。有趣的是，倘若创作者发布微信自拍后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点赞数，甚至遭受质疑性的评论，那么就意味着创作者“自我”部分的重建没有完全成功。这时，特定文本的生产过程就会受到自我的怀疑，这当然也是一种自我重建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自我的重建过程是失落的、不快乐的。四、朋友圈微信自拍对身体的审美
由于微信自拍呈现的是用户的外在形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与大众对外在的审美标准就产生了关联。巴赫金与巴特等左派理论家主张发现身体快感的正面价值，但以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右派理论家却视这种快感为虚假与低级的快乐来源。康德认为知觉由于具有自然性而低俗，教养高的人会思考，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与身体保持距离，因此可以让审美成为可能。布尔迪厄则认为享受身体的快感是向瞬间感受的屈服，而这种感受在另一种秩序中被视为轻率。
身体的快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微信自拍中的身体不是其本身，而是一种文本，这种文本有一个自然的核心：通过文本来建构有关“身体”的意义。这种意义实质上是对“身体”所代表的更为深层次的世俗审美标准的抵抗与顺从。为了达成此目标，用户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形象时往往要经过精心的选择与修改。 用“以身体来阅读”来解释朋友圈的行为便是受众以生理的感性认知回应文本意义上的“身体”。在微信自拍中，自拍照作为一种文本在朋友圈中传播，自拍照中的“身体”是受众直接审美的部分。被修饰的身体已经失去了确切的具象意义，它仅仅是审美主体对想象的审美目标的建构物。受众可以从物质感官的角度来阅读，是在意识形态或意义之外的。受众无关乎具体的身份、性格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人们欣赏并获得的仅仅是物质感官意义上的“瞬间感受”。大众在面对所发布的被美颜相机或软件修饰过的自拍照时，即使知道照片被修饰过，也不会妨碍他们对其进行点赞和评论。
在现代化传媒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推动了微信用户对自拍现象及其行为方式的广泛共识。它将“以身体来阅读”这一巴特式的隐喻推向极致，同时因为移动互联网使得社会空间碎片化，交流场景的随意切换带来的与真实时空关系的脱节，使得互联网传播形成了一种“去语境化”的效应，“以身体来阅读”所产生的快感更加具有功利性。它追求的是物质感官意义上的瞬间体验，但这种体验是“去语境化”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依赖特定的语境，而是依赖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既有的审美标准，后果是大众对意义的生产不再是一种“抵抗”，而是一种“顺从”。五、结论
费斯克使用“大众的快感”这一概念来解释大众对宰制性意识形态的效忠从属关系，快感即是从这些效忠从属关系的顺从和反抗中获得的。大众对社会的、道德的、文本的、美学的权力等的抵抗，可以产生快感。相反，对这些权力关系的顺从也可以产生快感。
人会本能地反抗或顺从既有的道德与审美标准，在这种反抗与顺从中人们体验到快乐与失落。微信自拍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个人在放弃部分自我的同时，会产生群聚性行动，自我主体通过积极地主动参与进行社群融入，通过亲自参与社群的方式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把放弃自我所带来的损失转化为收获。但从根源上讲，这仍要归因于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与自我的社会重构，两者的过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个人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建构的过程既有对本我的表达，也有对群体价值、社会规范的认同与迎合，还伴随着自我披露与隐秘的选择。参考文献
[1]赵红勋. 试论微信的融合表征与生态建构[J]. 出版广角，2017（4）：79-82.
[2]皮亚雷. 微信营销视角下图书文化传播功能优化研究[J]. 出版广角，2017（20）：56-58.
[3]周林兴，史林玉. 基于传播学视域的档案馆社会化媒体研究——以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J]. 山西档案，2017（1）：103-106.
[4]王鑫. 理解微文化：基于媒介的视角[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5）：21-25.
[5]秦小川. 新媒体语言与大众文化的共变关系[J]. 教育教学论坛，2018（1）.
[6]申琦. 自我表露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行为研究——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4）：5-17.
[7]蒋建国. 微信朋友圈泛化：交往疲劳与情感疏离[J]. 现代传播，2016（8）：67-71.
[8]許海燕. 大众阅读的心理变化解读[J]. 出版广角，2015（8）：110-111.
[9]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摘 要】 微信传播基于强关系的特点，使其能通过线上呈现与互动打破时空限制，将动态变化的生活场景移动化，朋友圈的实时动态也同样被赋予自我呈现与主体重塑的重要功能。微信朋友圈中的熟人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性更强，大家能够通过朋友圈中介传递的功能表达与传播自我，一定程度上实现外界对自我的认知转变。其中微信自拍就是以微信为载体的社交行为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个人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这个建构过程既有对本我的表达，也有对群体价值、社会规范的认同与迎合，还伴随着自我披露与隐秘的选择。
【关 键 词】阅读；微信；微信自拍；大众文化
【作者单位】梁巍，河北大学；白金，河北大学。
【中圖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5.022一、大众文化的内涵释义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介质，遵循商品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大量普通民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通常自下而上创造生产并传播。其实质上是一种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英国著名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组合。大众文化并不是工业促成的，而是由大众创造的。大众在消费文化时，是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的。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只能从大众内部发展出来，不能无中生有。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等主张文化工业论，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赞同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论调。而费斯克所理解的大众文化却是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的，他推崇的是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大众文化属于大众本身，大众有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费斯克并没有回避文化工业现象的影响，但他主张大众文化处于文化工业和日常生活的临界点上，是大众在积极乐观的生活中促成的，文化工业只是在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提供“文本库存”和文化资源。大众可以利用传媒提供的文本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由于日常生活与大众自身经验相关，因而大众能够灵活使用文化工业产品以积极创造自己的意义。
基于此，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可以为新媒体语境下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现象的文化根源探求提供启示。费斯克承认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商品，但他同时认为大众文化不仅在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文化体制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由此可见，在新媒体语境下，想要理解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现象，对其背后的大众文化动力的分析是不能被忽略的。当今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开发了双微自拍、视频弹幕、网络直播等各种软件系统，人际交往和网络信息传播取得质的飞跃，新潮现象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视阈下，大众是新潮现象的制造者，同时也是新潮行为的主体，其主体性借由技术中介在特定文本的创造性生产过程中充分体现，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二、朋友圈是自我呈现与自我认知的平台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其“镜中我”理论中认为，个人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人能够察觉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并且通过来自他人的评价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微信朋友圈建立在熟人圈子的基础上，评论、点赞与@好友，共同好友均可见，并且其分组功能可以使用户仅向希望看到某条信息的特定用户开放。因此，在这样的强关系、高熟识、私密性的传播环境里，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展示自我形象，也可以实现传授双方的亲密互动。每一次互动带来的反馈，无论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负向的、消极的，都会影响到用户以后的自我呈现与传播。
但是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人际传播中披露与隐秘这对矛盾始终存在，人们总是小心地选择披露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披露意味着风险。每个人都希望在他人眼里留下美好的形象，并且期望对方按照自己所展现的样子来评价自己。尽管在熟人组成的朋友圈里，人们选择披露的部分相对较多，大家希望朋友们看到自我更多真实的而不是修饰的成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持并构建自己在熟人眼里的影响，这种披露与隐秘的取舍依旧存在。微信分享的内容关乎发布者生活的点点滴滴，作为生活写照与思想动态的组合，所披露的信息是发布者性格与生活轨迹的缩影，有的用户可能并不想让朋友圈的所有人看到这些信息，因此，微信新增了仅向朋友展示三天朋友圈的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E. 戈夫曼在研究人际传播的基础上提出“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在大众面前，每个人都处在舞台的前台，他们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道德标准与所在群体的价值观念约束。由于这些压力的存在，人们在他人面前希望展示的是个人良好的形象，因此不可避免地选择隐藏某些东西，如自己的过失、缺点，而人在远离大众后则走向舞台的后台，这时人们摘下面具成为最真实的自我。由于朋友圈特有的准入机制，即选择是否添加对方为好友以及是否允许对方看自己的朋友圈，人们在朋友圈中披露的自我既不是完全的前台表演，也无法达到后台最真实的自我流露。
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卢福特与哈瑞·英汉姆用四个方格来说明人际传播中信息流动的地带和状况。第一个区域包含的是传播各方都可以看到的信息，即传播多方相互披露的部分；第二部分是传播者可以看到，但受众看不到的部分，即传播者自己知道却没有向外披露的部分，这些往往是传播者个人生活的隐私；第三部分是受众观察到的但传播者不自知的一些信息，受众基于此对传播者进行评价但传播者察觉不到，如面试时考官对面试者某些行为的评判；第四部分是传播双方都不知道的信息，对传播者个人来讲即是其潜力或某些未曾表现的特质，只有遇到某些新情况时才会为自己或外人察觉。显然，朋友圈的内容处在人际传播信息流动的第一区域，微信朋友圈发表的内容囊括了日常生活、情绪感想、对某个事件的态度等，体现了用户分享与求关注的基本心理需求，在多方共同披露信息的地带，用户既感知群体压力与社会标准，也在呈现自我和构建自我形象。
三、微信自拍的文本生产过程分析
微信自拍的文本生产过程主要分为拍照、修饰、发布和产生效果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相互关联。“拍照”即行为主体利用摄像工具进行影像刻画的过程。“修饰”代指整个拍照过程的一切对照片刻意调整的行为。本文所阐述的“发布”特指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微信自拍的行为，不仅包括上传的照片，也包括上传的与照片关联的描述性文字。“产生效果”则指在朋友圈发布微信自拍内容后得到的反馈，以及产生的传播或交际效应，主要包括点赞和评论两种形式。通常而言，点赞数接近或超过发布者的预期，即视为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反之，虽然不算是取得“坏”的传播效果，但是会引起发布者对自拍行为的反思，进而影响其下一次自拍行为。
微信自拍文本的技术性生产是通过拍照和修饰两个环节来完成的，然后再通过将文本发布于朋友圈，收集点赞和评论等反馈来进行文本的消费性生产。我们通过对费斯克大众文化释义及对微信自拍文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可知，在大众普遍感性认同基础上寻求文本生产的快乐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基础。快乐产生的前提是有共同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认同。这里的认同指的是社会的审美标准，用户在呈现自我形象时通过主动地迎合人们关于世俗美的普遍标准以得到群体的认可。距离这些标准越近越能够激发微信用户的自信程度，符合大众审美共识能够大大提高自拍发布后人们对自我的认可度，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快乐也就基于此产生。
单一性地从顺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自拍过程快乐的产生机制可能是不够的，更为深层次的探究则要找到生产快乐的社会机制。费斯克将这一机制解释为“自我”。大众通过对自我的消解与重构来获得迎合与对抗主导意识形态时产生的快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正如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所言，个人在与群体的交互中确立自我，并且借助他人的评价等各种如同镜子一样的反馈形成新的自我。自我是彰显用户主体性的载体，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微信自拍和发布的过程可以具体说明自我在文本生产中完成重建的过程。
经过修饰的自拍一旦发布便脱离了创作者的控制，成为大众创造的资源，所发布的内容若被好友陆续点赞和评论，就增强了创作者自拍行为的正向、积极性效果。这一积极性效果实际上是对文本生产中“失灵”部分自我重构的过程，“失灵”部分的自我受到了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控制，又再一次被重构。有趣的是，倘若创作者发布微信自拍后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点赞数，甚至遭受质疑性的评论，那么就意味着创作者“自我”部分的重建没有完全成功。这时，特定文本的生产过程就会受到自我的怀疑，这当然也是一种自我重建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自我的重建过程是失落的、不快乐的。四、朋友圈微信自拍对身体的审美
由于微信自拍呈现的是用户的外在形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与大众对外在的审美标准就产生了关联。巴赫金与巴特等左派理论家主张发现身体快感的正面价值，但以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右派理论家却视这种快感为虚假与低级的快乐来源。康德认为知觉由于具有自然性而低俗，教养高的人会思考，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与身体保持距离，因此可以让审美成为可能。布尔迪厄则认为享受身体的快感是向瞬间感受的屈服，而这种感受在另一种秩序中被视为轻率。
身体的快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微信自拍中的身体不是其本身，而是一种文本，这种文本有一个自然的核心：通过文本来建构有关“身体”的意义。这种意义实质上是对“身体”所代表的更为深层次的世俗审美标准的抵抗与顺从。为了达成此目标，用户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形象时往往要经过精心的选择与修改。 用“以身体来阅读”来解释朋友圈的行为便是受众以生理的感性认知回应文本意义上的“身体”。在微信自拍中，自拍照作为一种文本在朋友圈中传播，自拍照中的“身体”是受众直接审美的部分。被修饰的身体已经失去了确切的具象意义，它仅仅是审美主体对想象的审美目标的建构物。受众可以从物质感官的角度来阅读，是在意识形态或意义之外的。受众无关乎具体的身份、性格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人们欣赏并获得的仅仅是物质感官意义上的“瞬间感受”。大众在面对所发布的被美颜相机或软件修饰过的自拍照时，即使知道照片被修饰过，也不会妨碍他们对其进行点赞和评论。
在现代化传媒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推动了微信用户对自拍现象及其行为方式的广泛共识。它将“以身体来阅读”这一巴特式的隐喻推向极致，同时因为移动互联网使得社会空间碎片化，交流场景的随意切换带来的与真实时空关系的脱节，使得互联网传播形成了一种“去语境化”的效应，“以身体来阅读”所产生的快感更加具有功利性。它追求的是物质感官意义上的瞬间体验，但这种体验是“去语境化”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依赖特定的语境，而是依赖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既有的审美标准，后果是大众对意义的生产不再是一种“抵抗”，而是一种“顺从”。五、结论
费斯克使用“大众的快感”这一概念来解释大众对宰制性意识形态的效忠从属关系，快感即是从这些效忠从属关系的顺从和反抗中获得的。大众对社会的、道德的、文本的、美学的权力等的抵抗，可以产生快感。相反，对这些权力关系的顺从也可以产生快感。
人会本能地反抗或顺从既有的道德与审美标准，在这种反抗与顺从中人们体验到快乐与失落。微信自拍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个人在放弃部分自我的同时，会产生群聚性行动，自我主体通过积极地主动参与进行社群融入，通过亲自参与社群的方式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把放弃自我所带来的损失转化为收获。但从根源上讲，这仍要归因于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与自我的社会重构，两者的过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个人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建构的过程既有对本我的表达，也有对群体价值、社会规范的认同与迎合，还伴随着自我披露与隐秘的选择。参考文献
[1]赵红勋. 试论微信的融合表征与生态建构[J]. 出版广角，2017（4）：79-82.
[2]皮亚雷. 微信营销视角下图书文化传播功能优化研究[J]. 出版广角，2017（20）：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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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小川. 新媒体语言与大众文化的共变关系[J]. 教育教学论坛，2018（1）.
[6]申琦. 自我表露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行为研究——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4）：5-17.
[7]蒋建国. 微信朋友圈泛化：交往疲劳与情感疏离[J]. 现代传播，2016（8）：67-71.
[8]許海燕. 大众阅读的心理变化解读[J]. 出版广角，2015（8）：110-111.
[9]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