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红绿走旌旗

    王振羽

    毛泽东是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说不尽的话题。顾保孜的文字，作为通俗的传记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年。120年，整整两个甲子。毛泽东逝世也不过37年，还不到40年时间。但作为复杂奇崛纵横天下一生的毛泽东，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一生功过似乎都已盖棺论定，但对一政治人物以“决议”的形式作出结论，毕竟是粗略概括挂一漏万，按照邓小平的话讲是“宜粗不宜细”，但伴随着时间的无情推移、档案的逐步公开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与解读虽然还是流于肤浅，但毕竟相当一部分人抛弃了膜拜敬仰的心理枷锁，能够以较为平和理性的心态来加以观察解读了。

    红墙女作家顾保孜，其走近解读毛泽东的手法不同于严肃学者的占有大量资料仔细辨析，不同于三流作者的强作解人仅凭一知半解道听途听就如获至宝，最终予人以盲人摸象的贻笑大方。她借助于毛泽东专职摄影师的影像留存个人观感，切入这一复杂得令人目眩的神秘历史人物，自有其独特的令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在，至少提供了一种资料，可以再供人解读阐发吧？顾保孜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借助于杜修贤生动传神的照片，把毛泽东“文革”末期也就是九大之后经受九一三事件冲击而缠绵病榻心忧国事情态大量呈现，令人讶然。毛泽东晚年在所谓“左派”（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元老派（如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间犹豫难决骑虎难下，1970年庐山会议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看似林彪集团已被淘汰出局，但军方的势力之雄壮让江青、张春桥难以插手，也令毛泽东有隐隐的不安与忧虑吧？十大之后，张春桥终于成为常委，也担任了总政主任，还兼任南京军区政委，算是在军队插入了一只脚，许世友似乎也很“配合”，但张春桥知道，毛泽东也明白，林彪如此下场，黄吴李邱身陷监牢，其矛头所向就是张春桥，虽然背后是江青，但毛泽东能不顾忌吗？不要以为毛泽东已经是绝对权威就可以一呼百应了，政治哪有那么简单明了？毛泽东起用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人，也是为了一种平衡缓冲吧？元老中，如谢富治一样不管不顾冲锋在前的又有几人？毛泽东后又弃李德生而用陈锡联，当然还有联络员毛远新的因素在，但这种政治安排到了1976年的10月6日，就纷然崩溃瓦解殆尽，机关算尽又如何！过于专业的研究因其枯燥艰涩难以为大众所亲近，而有些过于铺排张扬毛泽东私生活的文字又令人疑窦丛生难辨真伪。顾保孜的文字配上杜修贤的珍贵照片，让人能够更为感性直观地走进毛泽东的晚年世界，此书甫出，就获得好评，这也是一大原因吧？

    因为《毛泽东最后十年风雨路》的成功，顾保孜又与毛泽东的另一位专职摄影师钱嗣杰合作，截取毛泽东自1964年1969年的人生历程政治作为，而进行一番年表式的简略呈现，沿袭的仍是《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图文互动相得益彰的形式，唤作《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堪称《风雨路》的姐妹篇，但这样直面“文革”，顾保孜又能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毛泽东？在钱嗣杰的镜头之下，我们又能看到、体会到要发动“文革”搅得天翻地覆的毛泽东的何种神采？透过岁月的风尘，再来审视这些因其身份而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我们又能体会到一代雄杰的多少心机深沉莫测高深？书分六章，计有《独有豪情》《犹记烽火》《山雨欲来》《满街红绿》《催枯拉朽》《峰谷之间》。作者在《独有豪情》中，回顾了与苏联的决裂过程，提到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3年所做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心理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尔后是邓小平、康生、王力等人在毛泽东指导下，具体操作的“九评”。对这一过程，邓小平曾回顾说，在这中间，他扮演的并非是无足轻重的角色，而我们也说了不少空话、大话；吴冷西也有回忆文章论及此事，王力在“九评”中极为活跃，这也为他在“文革”初期得以呼风唤雨奠定积累了不少的资本。1964年，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赫鲁晓夫的突然下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党内矛盾的暂时缓解，都让毛泽东得以有更大的精力来审视自己所谓退居二线后的中国政治格局，而他与刘少奇的原则分歧则已经愈演愈烈难以弥合。随着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被免职及林彪的迅猛崛起，毛泽东在1964年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而此时刘少奇委托王光美所搞的《桃园经验》，也正在巡回报告全国14个省市，令人侧目，刘少奇还亲自出马，为其鼓劲。据说，刘少奇在全党会议上也开始站着讲话走来走去且不断插毛泽东的话了，这是否引起了毛泽东、江青微妙的心理变化，也只有天晓得了。但我们要知道，领袖人物不是神，他不是在真空中生活！据说，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同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让毛泽东对刘少奇已是怒不可遏。这次长达一个月之久的跨年度会议看似是关于“四清”的意见分歧，实则是毛泽东感到被无视与大权旁落的极度愤怒与落寞，他得知自己尚未讲话会议即已宣告结束，便愤然出击，要求继续开会，代表返回，废止“十七条”，深夜召唤陈伯达，口授重拟“二十三条”，而在此年其71岁生日的宴会上，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当时，在场的刘少奇闻听此言，不知作何感想啊！1965年3月14日，毛泽东离京，他也许觉得北京“空气不太好”吧，而再次就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许已经感受到了某种压力？毛泽东走上了阔别36年的井冈山，取消了军衔制，实际上是堵住国家主席有可能染指军队的途径，毛泽东不断发表谈话，吹风，摸底，鼓动，也会见了回国的李宗仁，还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过生日并广为宣传，让人想起他蔑视纸老虎的雄风犹存，柯庆施与刘亚楼都是在1965年去世的吧？否则，十年文革，他们又会是怎样一番作为和结局啊？看毛泽东在井冈山，一人独坐，放眼关山，忧思满面，江东兴、张平化等人悄立左右，噤若寒蝉，但他们怎知毛泽东心中的波澜起伏？护士长、保健医生、摄影师又更能知许几多军国大计？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据顾保孜披露，极端诡秘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去职，而不久后，刘少奇则“收到了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毛在谈话中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领导不了，是他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刘少奇、王光美看到这则谈话记录，又是怎样一番反应？“文革”起来了，毛泽东还是不回北京，他在故乡滴水洞默默观察以静制动一住就是11天，后又到武汉畅游长江，致信江青，洋洋洒洒，嬉笑怒骂，政治夫妻之和谐恩爱，跃然纸上。

    毛泽东致信江青是1966年7月8日，而一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基本靠边，而8月4日刘少奇的所谓“五条不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毛泽东责问刘为什么害怕群众时，刘反驳道“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这一晚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奋笔疾书《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二百多字写至凌晨，落款日期已是8月5日，居然张贴于中南海大食堂外墙璧之上，引来围观，瞠目一片。8月7日，此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与会代表，而在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军时，摄影师钱嗣杰观察到，刘少奇到天安门城楼正厅休息时，而毛泽东已在里边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则从毛泽东面前走过坐在靠北墙沙发上，两人互不理会，都未开口说话，气氛之凝重紧张让钱嗣杰印象至深。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四年后自庐山下来后的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彼此较量角力，但此时的林彪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林彪的下场较之刘少奇，又好到哪里去了？1969年，刘少奇惨死于开封，而两年后的九一三，林彪则折戟沉沙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

    顾保孜《毛泽东正值神话有事时》，终止于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而此时，虽已开过九大，但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已势同水火。据有人研究，在九大之上，两个集团的矛盾就已经公开化了，双方都在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的态度则决定着两大集团的生死存亡。书中多次提到武汉的东湖宾馆，因毛泽东多次在此下榻，也大致简略地提到了“7·20事件”，但劝毛泽东离开武汉的信函，有人说是以林彪的名义，而顾保孜说是落款江青，不知是否准确？而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材料上的批示，特意写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有人说，这实际上是要告诉后人，这一专案是在江青“指导”下操作的，据说，此批示令江青颇为不快！在九大会议上，力主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竟然是江青、张春桥，据说还有康生，而江青宣称，黄永胜若进常委，我也要进。为了平衡，则维持原来的老常委不进不出，而陈伯达认为自己作为“过渡性人物”，早已经无使用价值了，没想到一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又遭受奇耻大辱，此后是18年的牢狱之灾。

    历史不惧野史笔记，不惮各种无知妄说，更不怕清水一潭被搅得混浊不清，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人的辨析，终有大体接近历史真相的一刻，当然是指有意义的探幽发微，搜求爬梳，至于仍旧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违背良知做诛心之论，那则是另一回事情了。毛泽东是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说不尽的话题。顾保孜的文字，作为通俗的传记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依稀记得，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有学者痛斥金一南等人毫无研究缪种流传的可恨可恶；但也有学者认为，要把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普及性读物大致区分一下，不要混为一谈。当时参会的有杨奎松、徐庆全、李乔，也有顾保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