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出版教育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思考
【摘 要】 我国出版教育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近70年的发展中呈现三大特点：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发轫于党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具有鲜明的政治使命特征；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规模、层次受名分的制约与牵制较大；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整体格局中，出版教育属于低设置类专业。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版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出版产业的巨变和教育未来，我国出版教育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工作：深入思考新时代出版教育的理念并付诸教育实践；清晰认识我国出版业本质属性、出版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准确把握我国出版教育整体层次性和办学特征；面向出版教育未来，科学设置出版教育的培养体系；辩证认识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受教育对象，为之提供基于专业学习兴趣的教育内容。
【关 键 词】出版教育；历史特点；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张文红，北京印刷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4.005一、我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
1951年8月28日，全国第一届出版行政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做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将图书出版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进行认识，首次提出了“解决训练出版工作干部的机关”和要在高等院校中创设出版系，加强出版人才培养。1951年12月28日，教育部发函批复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拟开办出版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我国出版干部培训教育正式拉开序幕。此后几年，在高等院校中开设出版系的提法屡次出现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国家管理部门制订的各种计划大纲中。1958年8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文化学院，计划在七年内逐步设立编辑出版系、图书发行系等七个系。1978年9月28日，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北京印刷学院的请示报告》，要求以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为基础建立北京印刷学院，以发展高等印刷教育。
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印刷学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印刷出版人才的高等院校。之后，在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国家管理机构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促进下，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和速度上获得了较快发展。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要选择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1983年秋天，教育部正式批复的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武汉大学的图书发行专业正式招收第一届本科生。1984年9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全国试办编辑学专业并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85年9月，清华大学中文系设立科技编辑专业，开始招收五年制本科生，同年招生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同时开设编辑学专业，培养社科编辑，学制四年。1985年秋天，四川社会科学院招收书刊编辑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社科编辑，学制三年。1986年秋天，河南大学中文系开设编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学制三年。1987年秋天，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系（信息管理系前身）开始在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下招收编辑出版研究方向研究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图书馆学专业方向下招收文献与出版研究方向研究生。1989年秋天，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全国首次开设编辑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两年，招生20名。1993年7月，原国家教委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编辑学、图书出版发行学两个专业被正式列入本科专业目录，结束了长期试办历史。1995年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新闻出版署1995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强直属院校领导，在北京印刷学院增设出版管理专业”。1995年秋天，经过两年筹备，北京印刷学院成立出版系，首次招收图书出版发行学专业学生，两年之后，开始招收该系首届编辑学专业学生。1995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新闻出版署1996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强全国高等院校新闻出版专业建设和新闻出版系统中等职业教育教育”，“继续争取将北京印刷学院改建成北京出版大学”。1998年，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方向是编辑、出版和发行。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新闻传播学类下的编辑学和图书发行出版学两个专业合并，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1999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在招收博士生目录中，开始设置图书学与出版事业研究方向。2003年，北京印刷学院将出版系、管理系和外语系合并，成立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这是我国较早以“出版”命名的学院。2003年，教育部特批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研究生一级学科目录下增设出版发行专业方向，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传播学下增设编辑出版方向，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1]。
2008年，北京印刷学院申请的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获得批准并开始招生，这是我国高校开办的第一个数字出版本科专业。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批准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被正式列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2010年9月，北京大學、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等14所高校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2年，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数字出版”作为新闻传播学类下的特设专业被正式列入专业目录。至此，新闻传播学类下专业数量达到7个（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
2015年，教育部提供给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高校设有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点为1244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学生达225691人，全国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其中“985”“ 211”大学中55.9%的高校开设了此类专业。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为82个，刚刚设立的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已达到13个。”[2]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数据显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达17所。笔者的统计显示，这17所新闻传播学博士招生院校中有6所高校设有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二、我国出版教育历史发展的特点
1.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发轫于党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具有鲜明的政治使命特征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就提到，“筹划建立出版专科学校，以培养出版干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建立印刷专门学校，以培养、提高技术干部”。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领导人在第一届全国行政工作会议上就阐述了出版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设立专业学校以培养出版人才的必要性。此后，胡乔木又积极与教育管理和文化管理部门协调，使得文化部文化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等一批印刷出版高等院校先后设立。1984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还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在高校创办编辑学专业，随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开设了编辑学本科专业，清华大学开设了科技编辑专业。
2.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规模、层次受名分的制约与牵制较大
回溯我国出版教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国出版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争取名分的奋斗史。我国出版本科教育经历了一系列的专业更名过程。我国第一个出版教育类专业的名称是图书发行专业，1983年，武汉大学获批此专业并于同年秋天正式招生。此后，编辑学专业以试办专业身份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创办，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招生的专业名称是科技编辑。1993年，编辑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被原国家教委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此后，北京印刷学院按照这两个专业名称进行专业筹备并陆续开始招收本科生。1998年，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将编辑学和图书发行学两个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出版教育在本科层面最终实现了名称统一。
较之出版本科教育，我国出版教育研究生的名分之路更显艰难与无奈。自20世纪80年代四川社会科学院招收第一批书刊编辑方向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一直以专业方向设置的方式挂靠在传播学、文学、新闻学和图书馆学学科目录之下，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名称与固定归属。尽管2010年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出版教育被纳入了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但是出版学术硕士培养和出版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依然还处在四处挂靠的游击状态，出版教育研究生培养的名分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出版教育的名分问题贯穿了我国出版教育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出版教育发展的规模与层次。
3.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整体格局中，出版教育属于低设置类专业
就出版本科教育而言，截至2015年底，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达82个，2012年刚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已经达到13个。如果孤立看这些数字，我们会感觉我国出版本科教育获得了规模化的发展，但若对比一下相关专业数据，我们就会立刻发现差距。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指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全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建设点为1244个，其中新闻学326个，传播学71个，广播电视学234个，广告学378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是2012年与数字出版一起作为特设专业进入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目录，但近两年该专业数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增设的数字出版专业。就出版研究生教育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四川社会科学院招收第一批书刊编辑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长期挂靠在其他学科门类下，这既不利于出版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又阻碍了出版研究生教育层次的提升。2010年，我国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被正式纳入国家研究生教育体系，这给出版研究生教育带来了发展生机，但出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依然处在四处挂靠的状态。三、我国出版教育的未来发展
出版教育的未来一方面植根于出版教育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影响，尤其是会受到它所服务的行业——出版业发展变化的影响。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出版媒介形态可谓日新月异，以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己任的出版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网络出版”“ 手机出版”“全媒体出版”“自媒体出版”“微信出版”等众多词汇喷涌而出，折射着出版行业因技术变革引发的业态变化。媒体融合不仅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而且作为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出版机构的发展要求被提上了日程。出版业中数字出版迅速崛起和人才需求状况变化已引发国家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数字出版专业作为一个特设专业被教育部列入2012年本科专业目录。面对发生巨变的出版行业，出版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老问题又重新摆在出版教育者面前。笔者认为，面向未来，我国出版教育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思考新时代出版教育的理念并付諸教育实践
新时代出版教育理念就是对我国出版教育的政治使命和文化责任有较为深入明确的认识。出版教育是面向出版业培养行业所需人才的教育，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与国家进步、教育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最为密切。出版业的政治使命和文化担当重任由一代代出版人完成，这意味着出版教育首先是政治使命和文化担当信念的教育，是关于正确出版价值观的教育。正确出版价值观的塑造第一步理应在学校完成，这是出版教育者的任务和职责。从出版教育实践情况看，我国一些开办出版教育较早的高校已经意识到出版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教育改革探索。比如，自2012年起，北京印刷学院在国家级特色专业——编辑出版学专业基础上，致力于卓越出版人才培养计划，开设了韬奋出版实验班，本班在设立培养目标时就将道的教育，即理想信念教育置于核心地位并贯穿培养计划始终，提出了“术道并重，以道为本”的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有政治使命感和文化担当意识的出版人。
2.清晰认识我国出版业本质属性、出版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出版教育是与出版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事业，出版教育者不仅要懂得教育教学规律，认识出版活动和出版业的本质，而且要了解出版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出版教育的核心组织者，如专业负责人或系主任而言，这更是必修课程。出版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出版行业培养所需人才，如果对出版行业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缺乏了解，就会迷失方向。出版是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出版业是围绕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诞生的行业，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科技属性四大属性。就出版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而言，以互联网（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我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3万亿元；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3595.8亿元，较2015年增加1939.9亿元，增长9.0%；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5720.9亿元，较2015年增加1317.0亿元，增长29.9%，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24.2%，对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67.9%，增长速度与增长贡献率在新闻出版各产业类别中继续位居第一。
3.准确把握我国出版教育整体层次性和辦学特征
首先，我国出版教育呈现层次多样、分类培养的特点。从上述出版教育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出版教育涉及的办学层次有职业教育、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第二学位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七个层次。除了职业教育，上文都已经涉及，这里补充一下目前我国出版职业教育的规模情况。2017年出版的中国出版蓝皮书《“十二五”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到2016年7月，教育部批复专业建设的高职高专院校共1072所，大约有505所高职院校开设了754个出版及相近专业 [3]。出版教育的层次性对应出版产业链条对不同人才规格的需求，它同时要求各层次出版教育实施者具有较为清晰的人才培养规格意识，并因此制订与之匹配的培养计划。
其次，我国出版教育办学特色化明显。这一方面是指我国出版教育与国外出版教育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比如，我国比较注重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出版人才的系统化培养，欧美国家在依托行业协会进行出版职业培训教育方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办学基础、教学资源和学科发展优势等因素，我国开展出版教育的高校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出版行业目前在产业形态上呈现了快速变化的特征，传统出版意义上的编、印、发等产业环节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对基于服务传统出版产业人才需求而形成办学特色的高校，如何在新的出版生态环境下继续保持出版教育特色与优势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4.面向出版教育未来，科学设置出版教育的培养体系
培养体系是出版教育实施者为达成培养目标和实施培养理念而设置并利用的整体性培养系统。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科学设置出版教育的培养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审慎辨析出版教育培养体系从“通识”到“专业”，再到“跨专业、跨学科”的设置重心迁移问题。回顾我国出版教育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出版专业初办时多设置在中文系等人文科学院系，由于师资力量和教育理念等原因，通识教育占据主体，专业教育的地位并不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传媒业迅速兴起，我国很多高校趁势将新闻传播类专业从人文院系剥离出来，成立新闻学院或者传播学院，新闻传播教育的总体地位得到提高，专业教育理念随之被强化。在出版教育中，一系列以“编辑”“出版”名称命名的课程在培养方案中被增列出来，出版教育开始进入专业培养占据主流的时代，强化出版类专业课程设置和出版实践活动成为出版教育者的办学追求。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兴起，传统媒体的强势地位和产业链条固有环节遭到挑战，新媒体行业开始崛起，传媒边界日趋融合和模糊，传媒产业呼唤全媒体、复合型和专家型人才，出版教育进入大出版、 大传媒教育的时代。再加上多年来编辑人才的学科型培养一直是出版教育无法回答的问题，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出版人才成为现在乃至未来出版教育的新抉择。
5.辩证认识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之间的关系
由于出版教育是面向行业的应用型教育，多年来，出版教育高校通过开门办学，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业界专家进课堂”“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课程工作坊”等多种方式，建构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例如，北京出版类高校利用北京丰富的业界资源有效解决了出版教育的强实践环节，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水平和办学声誉。出版教育实践已经表明，借产业之势、产业之力办学符合出版教育的客观规律。但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在借助业界资源和优势的同时，出现了“唯产业是从”办教育的倾向，最明显的体现是课程设置时刻追踪产业新技术发展和新兴业态，对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的关系缺乏深度思考和独立辨别。的确，出版传媒领域变化日新月异，未来出版产业变化速度或许还会更快，出版教育者紧密关注出版产业发展是应有之责，但进行出版教育时还需要仔细辨析出版产业领域的变与不变，使出版教育时刻保持一份独立的清醒。从目前来看，出版传媒行业发生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信息、知识的传播方式上和传播媒介形态上，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的本质没有变，出版人是信息、知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本质也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是内容发布渠道、内容呈现界面和媒介接触方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出版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内容。出版人的价值就是通过专业化的选择辨别进行采集加工、优化固化信息知识内容并传播。现在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出版专业人员进行优质内容的选择、加工和传播。面向未来的出版教育者，不仅要时刻关注出版产业发展，而且要冷静辨识出版产业领域的变与不变，还要保持一份“利用业界，但不唯业界”的教育清醒。
6.深入研究受教育对象，为之提供基于专业学习兴趣的教育内容是未来出版教育的重要任务
2017年之后，坐在大学课堂上的学生将是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一代，这一代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是在数字媒体环境中土生土长的一代。他们普遍具有很好的出版技术操作能力和媒介应用能力，对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会有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学习要求。好的出版教育是基于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教育，出版教育者的最大价值不是告诉学生固化的知识，而是通过教育环节的组织和教学资源的调动满足每个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这其实就是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本质，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出版教育中，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全媒体、复合型、专家型人才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
[1]叶新. 中外出版教育研究[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2]张文红. 出版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范军. “十二五”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关 键 词】出版教育；历史特点；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张文红，北京印刷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4.005一、我国出版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
1951年8月28日，全国第一届出版行政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做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将图书出版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进行认识，首次提出了“解决训练出版工作干部的机关”和要在高等院校中创设出版系，加强出版人才培养。1951年12月28日，教育部发函批复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拟开办出版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我国出版干部培训教育正式拉开序幕。此后几年，在高等院校中开设出版系的提法屡次出现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国家管理部门制订的各种计划大纲中。1958年8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文化学院，计划在七年内逐步设立编辑出版系、图书发行系等七个系。1978年9月28日，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北京印刷学院的请示报告》，要求以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为基础建立北京印刷学院，以发展高等印刷教育。
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印刷学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印刷出版人才的高等院校。之后，在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国家管理机构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促进下，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和速度上获得了较快发展。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要选择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1983年秋天，教育部正式批复的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武汉大学的图书发行专业正式招收第一届本科生。1984年9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全国试办编辑学专业并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85年9月，清华大学中文系设立科技编辑专业，开始招收五年制本科生，同年招生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同时开设编辑学专业，培养社科编辑，学制四年。1985年秋天，四川社会科学院招收书刊编辑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社科编辑，学制三年。1986年秋天，河南大学中文系开设编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学制三年。1987年秋天，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系（信息管理系前身）开始在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下招收编辑出版研究方向研究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图书馆学专业方向下招收文献与出版研究方向研究生。1989年秋天，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全国首次开设编辑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两年，招生20名。1993年7月，原国家教委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编辑学、图书出版发行学两个专业被正式列入本科专业目录，结束了长期试办历史。1995年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新闻出版署1995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强直属院校领导，在北京印刷学院增设出版管理专业”。1995年秋天，经过两年筹备，北京印刷学院成立出版系，首次招收图书出版发行学专业学生，两年之后，开始招收该系首届编辑学专业学生。1995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新闻出版署1996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强全国高等院校新闻出版专业建设和新闻出版系统中等职业教育教育”，“继续争取将北京印刷学院改建成北京出版大学”。1998年，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方向是编辑、出版和发行。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新闻传播学类下的编辑学和图书发行出版学两个专业合并，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1999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在招收博士生目录中，开始设置图书学与出版事业研究方向。2003年，北京印刷学院将出版系、管理系和外语系合并，成立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这是我国较早以“出版”命名的学院。2003年，教育部特批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研究生一级学科目录下增设出版发行专业方向，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传播学下增设编辑出版方向，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1]。
2008年，北京印刷学院申请的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获得批准并开始招生，这是我国高校开办的第一个数字出版本科专业。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批准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被正式列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2010年9月，北京大學、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等14所高校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2年，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数字出版”作为新闻传播学类下的特设专业被正式列入专业目录。至此，新闻传播学类下专业数量达到7个（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
2015年，教育部提供给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高校设有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点为1244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学生达225691人，全国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其中“985”“ 211”大学中55.9%的高校开设了此类专业。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为82个，刚刚设立的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已达到13个。”[2]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数据显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达17所。笔者的统计显示，这17所新闻传播学博士招生院校中有6所高校设有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二、我国出版教育历史发展的特点
1.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发轫于党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具有鲜明的政治使命特征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就提到，“筹划建立出版专科学校，以培养出版干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建立印刷专门学校，以培养、提高技术干部”。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领导人在第一届全国行政工作会议上就阐述了出版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设立专业学校以培养出版人才的必要性。此后，胡乔木又积极与教育管理和文化管理部门协调，使得文化部文化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等一批印刷出版高等院校先后设立。1984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还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在高校创办编辑学专业，随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开设了编辑学本科专业，清华大学开设了科技编辑专业。
2.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规模、层次受名分的制约与牵制较大
回溯我国出版教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国出版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争取名分的奋斗史。我国出版本科教育经历了一系列的专业更名过程。我国第一个出版教育类专业的名称是图书发行专业，1983年，武汉大学获批此专业并于同年秋天正式招生。此后，编辑学专业以试办专业身份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创办，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招生的专业名称是科技编辑。1993年，编辑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被原国家教委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此后，北京印刷学院按照这两个专业名称进行专业筹备并陆续开始招收本科生。1998年，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将编辑学和图书发行学两个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出版教育在本科层面最终实现了名称统一。
较之出版本科教育，我国出版教育研究生的名分之路更显艰难与无奈。自20世纪80年代四川社会科学院招收第一批书刊编辑方向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一直以专业方向设置的方式挂靠在传播学、文学、新闻学和图书馆学学科目录之下，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名称与固定归属。尽管2010年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出版教育被纳入了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但是出版学术硕士培养和出版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依然还处在四处挂靠的游击状态，出版教育研究生培养的名分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出版教育的名分问题贯穿了我国出版教育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出版教育发展的规模与层次。
3.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整体格局中，出版教育属于低设置类专业
就出版本科教育而言，截至2015年底，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达82个，2012年刚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已经达到13个。如果孤立看这些数字，我们会感觉我国出版本科教育获得了规模化的发展，但若对比一下相关专业数据，我们就会立刻发现差距。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指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全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建设点为1244个，其中新闻学326个，传播学71个，广播电视学234个，广告学378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是2012年与数字出版一起作为特设专业进入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目录，但近两年该专业数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增设的数字出版专业。就出版研究生教育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四川社会科学院招收第一批书刊编辑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长期挂靠在其他学科门类下，这既不利于出版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又阻碍了出版研究生教育层次的提升。2010年，我国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被正式纳入国家研究生教育体系，这给出版研究生教育带来了发展生机，但出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依然处在四处挂靠的状态。三、我国出版教育的未来发展
出版教育的未来一方面植根于出版教育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影响，尤其是会受到它所服务的行业——出版业发展变化的影响。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出版媒介形态可谓日新月异，以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己任的出版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网络出版”“ 手机出版”“全媒体出版”“自媒体出版”“微信出版”等众多词汇喷涌而出，折射着出版行业因技术变革引发的业态变化。媒体融合不仅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而且作为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出版机构的发展要求被提上了日程。出版业中数字出版迅速崛起和人才需求状况变化已引发国家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数字出版专业作为一个特设专业被教育部列入2012年本科专业目录。面对发生巨变的出版行业，出版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老问题又重新摆在出版教育者面前。笔者认为，面向未来，我国出版教育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思考新时代出版教育的理念并付諸教育实践
新时代出版教育理念就是对我国出版教育的政治使命和文化责任有较为深入明确的认识。出版教育是面向出版业培养行业所需人才的教育，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与国家进步、教育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最为密切。出版业的政治使命和文化担当重任由一代代出版人完成，这意味着出版教育首先是政治使命和文化担当信念的教育，是关于正确出版价值观的教育。正确出版价值观的塑造第一步理应在学校完成，这是出版教育者的任务和职责。从出版教育实践情况看，我国一些开办出版教育较早的高校已经意识到出版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教育改革探索。比如，自2012年起，北京印刷学院在国家级特色专业——编辑出版学专业基础上，致力于卓越出版人才培养计划，开设了韬奋出版实验班，本班在设立培养目标时就将道的教育，即理想信念教育置于核心地位并贯穿培养计划始终，提出了“术道并重，以道为本”的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有政治使命感和文化担当意识的出版人。
2.清晰认识我国出版业本质属性、出版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出版教育是与出版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事业，出版教育者不仅要懂得教育教学规律，认识出版活动和出版业的本质，而且要了解出版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出版教育的核心组织者，如专业负责人或系主任而言，这更是必修课程。出版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出版行业培养所需人才，如果对出版行业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缺乏了解，就会迷失方向。出版是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出版业是围绕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诞生的行业，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科技属性四大属性。就出版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而言，以互联网（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我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3万亿元；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3595.8亿元，较2015年增加1939.9亿元，增长9.0%；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5720.9亿元，较2015年增加1317.0亿元，增长29.9%，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24.2%，对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67.9%，增长速度与增长贡献率在新闻出版各产业类别中继续位居第一。
3.准确把握我国出版教育整体层次性和辦学特征
首先，我国出版教育呈现层次多样、分类培养的特点。从上述出版教育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出版教育涉及的办学层次有职业教育、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第二学位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七个层次。除了职业教育，上文都已经涉及，这里补充一下目前我国出版职业教育的规模情况。2017年出版的中国出版蓝皮书《“十二五”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到2016年7月，教育部批复专业建设的高职高专院校共1072所，大约有505所高职院校开设了754个出版及相近专业 [3]。出版教育的层次性对应出版产业链条对不同人才规格的需求，它同时要求各层次出版教育实施者具有较为清晰的人才培养规格意识，并因此制订与之匹配的培养计划。
其次，我国出版教育办学特色化明显。这一方面是指我国出版教育与国外出版教育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比如，我国比较注重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出版人才的系统化培养，欧美国家在依托行业协会进行出版职业培训教育方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办学基础、教学资源和学科发展优势等因素，我国开展出版教育的高校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出版行业目前在产业形态上呈现了快速变化的特征，传统出版意义上的编、印、发等产业环节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对基于服务传统出版产业人才需求而形成办学特色的高校，如何在新的出版生态环境下继续保持出版教育特色与优势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4.面向出版教育未来，科学设置出版教育的培养体系
培养体系是出版教育实施者为达成培养目标和实施培养理念而设置并利用的整体性培养系统。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科学设置出版教育的培养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审慎辨析出版教育培养体系从“通识”到“专业”，再到“跨专业、跨学科”的设置重心迁移问题。回顾我国出版教育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出版专业初办时多设置在中文系等人文科学院系，由于师资力量和教育理念等原因，通识教育占据主体，专业教育的地位并不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传媒业迅速兴起，我国很多高校趁势将新闻传播类专业从人文院系剥离出来，成立新闻学院或者传播学院，新闻传播教育的总体地位得到提高，专业教育理念随之被强化。在出版教育中，一系列以“编辑”“出版”名称命名的课程在培养方案中被增列出来，出版教育开始进入专业培养占据主流的时代，强化出版类专业课程设置和出版实践活动成为出版教育者的办学追求。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兴起，传统媒体的强势地位和产业链条固有环节遭到挑战，新媒体行业开始崛起，传媒边界日趋融合和模糊，传媒产业呼唤全媒体、复合型和专家型人才，出版教育进入大出版、 大传媒教育的时代。再加上多年来编辑人才的学科型培养一直是出版教育无法回答的问题，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出版人才成为现在乃至未来出版教育的新抉择。
5.辩证认识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之间的关系
由于出版教育是面向行业的应用型教育，多年来，出版教育高校通过开门办学，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业界专家进课堂”“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课程工作坊”等多种方式，建构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例如，北京出版类高校利用北京丰富的业界资源有效解决了出版教育的强实践环节，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水平和办学声誉。出版教育实践已经表明，借产业之势、产业之力办学符合出版教育的客观规律。但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在借助业界资源和优势的同时，出现了“唯产业是从”办教育的倾向，最明显的体现是课程设置时刻追踪产业新技术发展和新兴业态，对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的关系缺乏深度思考和独立辨别。的确，出版传媒领域变化日新月异，未来出版产业变化速度或许还会更快，出版教育者紧密关注出版产业发展是应有之责，但进行出版教育时还需要仔细辨析出版产业领域的变与不变，使出版教育时刻保持一份独立的清醒。从目前来看，出版传媒行业发生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信息、知识的传播方式上和传播媒介形态上，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的本质没有变，出版人是信息、知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本质也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是内容发布渠道、内容呈现界面和媒介接触方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出版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内容。出版人的价值就是通过专业化的选择辨别进行采集加工、优化固化信息知识内容并传播。现在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出版专业人员进行优质内容的选择、加工和传播。面向未来的出版教育者，不仅要时刻关注出版产业发展，而且要冷静辨识出版产业领域的变与不变，还要保持一份“利用业界，但不唯业界”的教育清醒。
6.深入研究受教育对象，为之提供基于专业学习兴趣的教育内容是未来出版教育的重要任务
2017年之后，坐在大学课堂上的学生将是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一代，这一代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是在数字媒体环境中土生土长的一代。他们普遍具有很好的出版技术操作能力和媒介应用能力，对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会有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学习要求。好的出版教育是基于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教育，出版教育者的最大价值不是告诉学生固化的知识，而是通过教育环节的组织和教学资源的调动满足每个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这其实就是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本质，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出版教育中，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全媒体、复合型、专家型人才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
[1]叶新. 中外出版教育研究[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2]张文红. 出版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范军. “十二五”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