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理论作用与实践确认
王晓莉 徐娜 王浩 朱秋鹰 王建华
摘要在中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也可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与扶贫开发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背景，将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共同纳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且应该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真正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方能尽快促成该项目。而在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加入该项目的情况下，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最终都能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策略选择的均衡稳定。当然，发挥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综合收益、减少其投入成本和增加其不推动生态扶贫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方式，以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加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最大程度保证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其中，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综合收益、增加其不推动该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将更显著地促成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推广的均衡稳定。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有针对性地设计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对市场化项目收益的认知，以及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地方政府；作用；演化博弈；仿真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8-0105-12DOI：10.12062/cpre.20180310
中国作为生猪养殖大国，2016年生猪出栏量达到685亿头，居世界首位[1]。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生猪养殖粪污的排放已成为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虽然2015年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2016年5月又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十条”），加上各省陆续出台响应措施并积极推广先进的养猪粪污治理技术，但众多地处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仍由于资金、技术、种养分离等客观条件限制，随意排放或处置生猪养殖粪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贫困农户无力改变但又亟待改变的现实状况，推广“五大扶贫工程”之一的生态扶贫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将贫困农户与当地已经采用粪污环保处理技术的扶贫主体——农业合作社“捆绑式”抱团发展，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引进扶贫要素，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生态扶贫领域，这与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以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强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目标，都一以贯之地统一在中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中。当然，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有了扶贫主体——农业合作社的推动，另一个扶贫主体——地方政府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本研究将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贵州省从江县的调研，以当地针对贫困农户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契机，探讨研究上述科学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途径。
1文献综述
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作为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参与主体，其策略选择都是具有学习能力且具有适应性的渐进演化过程[2]，表现为每一次博弈中具有较高收益的策略取代较低收益的策略，再通过反复多次的博弈，最终形成稳定的演化均衡策略[3]。其中，向农户推广生态环保型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将生态服务价值纳入农户生产成本，既保证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收入，也避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生态代价，使生态服务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但短期而言，生态环保型农业方式较传统农业获得收益少，要将采用生态环保型农业方式下的生态服务价值体现在农户经济收益中，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保证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农业生产方式，使产品价值和生态价值均处于正向，实现脱贫减贫目标[4]。
目前关于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探讨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农业生产方式，解决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引发的环境问题。在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等利益冲突中，地方政府和农户俨然成为直接当事人[5]。如果政府出台环境政策法规与农户获取信息不同步，则会造成农户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偏低。当然，农户参与环保意识不强，则会逐步呈现“政府依赖型”环境意识[6]。因此，政府应在推动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生产方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减少公共交易成本同时，也使得农户对政府更加信任[7]。逐步地，高质量的信息传递，以及较高程度的信任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生产方式[8]，并自发地向政府提出环境诉求[9]。但在这其中，市场收益仍然是促进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10]。而政府可以通过懲罚和激励机制，推动参与主体“自律”地采用环保策略行为[11]。
另一方面，农业合作社作为生态补偿式扶贫的主体，其性质就是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期望通过“抱团捆绑式”发展，制度安排天然地具有益贫性的组织特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理想载体[12]。农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是社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大扶贫战略的内在要求[13]。与此同时，农业合作社还可以通过信任等社会规范以促进社区农业环保生产[14]，提高生态环境绩效也较为明显[15-16]。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的贫困农户中存在异质化的农业合作组织，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值得进一步探讨[17]。考虑地方政府与市场化生态扶贫机制间的相互作用，解决目前扶贫开发手段不足的现实问题，农业合作社的作用不容小觑。
可见，目前的研究散落在政府与农户、农户与农业合作社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精准扶贫的研究中，较少涉及地方政府、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博弈和仿真分析。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在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中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例，探讨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主体动态演化博弈过程，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的实践作用。
王晓莉等：地方政府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理论作用与实践确认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8期2博弈模型的构建及稳定性分析
2.1基于现实情境的博弈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是基于对我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生产区——贵州省从江县的调研，针对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现实情境。
（1）贫困农户。贵州省从江县地处山区，贫困户的生猪出栏量维持在10头以下，出栏时间7～8个月。由于养殖投入成本较高，养殖收益波动较大，加之自然条件、销售渠道等限制，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差，未能从生猪养殖中实现脱贫减贫。另外，农户采取直接倾倒农田的粪污处理方式，由于山区农田分散且有限，无法全部消耗养殖粪污，农户随意倾倒现象非常普遍，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贫困农户由此陷入养殖——污染——贫困的恶性循环，对脱贫减贫、改善周围生态环境具有强烈诉求。
（2）农业合作社。从江县2016年利用“特惠贷”信贷资金，发放风险补偿金700万元，贴息资金300万元，2017年安排贴息资金1 000万元，两年共计安排贴息资金1 300万元，适度引导成立了多家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部分农业合作社发展成市级以上示范社，结合市场引导，又积极引进了养殖粪污处理的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试图以“农业合作社+农户”的弱者联合形式推广生态扶贫。多家农业合作社已经采用粪污环保处理模式，且初具规模。
（3）地方政府。从江县地处山区，各个乡镇地貌特点差异较大。由于农业合作社引进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不一定符合当地特点，且未必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发展规划相吻合，故当地政府对待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态度各有不同。表现在有的乡镇政府予以积极推动；而有的乡镇政府不但阻止甚至采取强制罚款等行政措施加以干预。
基于上述调研的现实情景，假设在限制开发的农产品生产区，针对生猪年出栏量10头以下的、贫困生猪养殖户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中，贫困农户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依赖于其可获得的综合收益；农业合作社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一方面可能增加其生产和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从中获得收益；而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一方面需要投入相应成本，另一方面获得包括提升执政公信力在内的综合收益。由此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2.2模型说明和假设
假设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博弈主体——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均为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追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收益最大化。农户、农业合作社与地方政府三方的博弈关系如下：
（1）当农户选择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增加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损害农户、农业合作社的综合收益。
（2）当农户选择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但农业合作社并不提供（或不足额提供）支持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增加综合收益；若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损害农户综合收益。
（3）当农户选择不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但农业合作社提供（或足额提供）支持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增加综合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也会损害农业合作社综合收益。
（4）当农户选择不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农业合作社也未提供（或足额提供）支持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增加综合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
（5）参与策略集合：推广该生态补偿项目，农户在参与和不参与的两种策略中选择；农业合作社在支持和不支持中选择；地方政府在推动和不推动中选择。
（6）农户参与市场化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x；农业合作社选择支持策略的概率为y；地方政府推动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z，且x，y，z∈[0，1]。
根据博弈模型的构建，假设模型的主要参数和符号如表1所示。藉此，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2.3模型求解
假设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均根据过去多次博弈的收益结构调整各自对“参与”（“支持”、“推动”）策略选择的概率，即调整x、y、z的大小。
（1）農户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复制动态方程。农户“参与”、“不参与”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f1、uf2。根据表1可得：
uf1=（k-c+n+g）yz+（k-c+n-p）y（1-z）+
（k-c+g）（1-y）z+（k-c-p）（1-y）（1-z）（1）
uf2=（-m+g）yz+（-m）y（1-z）+
（-m+g）（1-y）z+（-m）（1-y）（1-z）（2）
由此，农户“参与”、“不参与”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uf为：
uf=xuf1+（1-x）uf2（3）
则选择“参与”策略的x比例农户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xt=x（uf1-uf）（4）
将式（1）、（2）和（3）代入式（4），可得农户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x（uf1-uf）=x（1-x）（uf1-uf2）
=x（1-x）[（k-c+m-p）+ny+pz]（5）
（2）农业合作社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复制动态方程。农业合作社选择“支持”、“不支持”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s1、us2分别为：
合作社q日常运作的固定收益③冷碧滨[18]、韩怡[27]v支持项目时的额外收益冷碧滨[18]w支持项目的成本投入冷碧滨[18]g地方政府推动项目时获得的额外收益彭新宇[26]、杨丽霞[21]、韩怡[27]s地方政府不推动项目时受到的罚金④张国兴等[28]、韩怡[27]地方政府e推动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冷碧滨[18]、韩怡[27]、杨丽霞[21]d推动项目的投入成本冷碧滨[18]、盛锦[19]、杨丽霞[21]h不推动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杨丽霞[21]p地方政府不推动项目，农户参与的罚金盛锦[19]s地方政府不推动项目，农业合作社支持受到的罚金张国兴等[28]、韩怡[27]①包括本研究调研的贵州从江县在内，中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对生猪粪便污染征收排污费，且中国牲畜粪便排污技术标准政策的规制对象主要针对农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等。从江县生猪年出栏量10头以下的贫困农户地处山区，对于农田无法全部消耗的养殖粪污，农户多在养殖区域周围随意丢弃，造成的环境污染虽未形成面源污染，但自身深受其苦又无力改变。农业合作社由于受到政策规制，已经将负外部性内部化，而地方政府则因此损失了公信力。此模式具有一定典型性，故设置该参数。
②贵州省从江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推广均会纳入其当地扶贫工作规划中权衡，对于不符合其规划要求的市场化扶贫项目，当地政府会通过罚款等经济制裁手段制止农户、农业合作社的行为。为符合当地情形，同时为深入分析地方政府作用，本文设置这两个参数。
③该参数仅针对农业合作社，贫困农户没有设定养殖固定收益。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贫困农户包含猪仔进价、饲料喂养、医疗防疫、圈舍的建造和日常折旧、工具费用、其他资源能源的成本投入等在内，不含人工成本，其收益已为负数，这也与《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6》中“全国饲养业产品成本与收益”农户散养生猪的产品成本收益情况相互印证。
④同②。
由此，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us为：
us=yus1+（1-y）us2（8）
农业合作社支持比例y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yt=y（us1-us）（9）
将式（6）、（7）、（8）代入式（9）得到农业合作社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y（us1-us）=y（1-y）（us1-us2）
=y（1-y）（v-w-s+sz）（10）
（3）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复制动态方程。地方政府“推动”、“不推动”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g1、ug2分别为：
ug1=（e-d）xy+（e-d）x（1-y）+
（e-d）（1-x）y+（e-d）（1-x）（1-y）（11）
ug2=（-h+s+p）xy+（-h+p）x（1-y）+
（-h+s）（1-x）y+（-h）（1-x）（1-y）（12）
由此，政府选择“推动”、“不推动”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ug为：
ug=zug1+（1-z）ug2（13）
政府选择推动策略的比例z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z）=zt=z（ug1-ug）（14）
将式（11）、（12）和（13）共同代入式（14），可得：
F（z）=z（ug1-ug）=z（1-z）（ug1-ug2）
=z（1-z）（e-d+h-px-sy）（15）
2.4动态演化博弈的稳定性
在动态博弈中，假设t时刻，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选择“参与”（“支持”、“推动”）策略的概率分别为x（t）、y（t）和z（t），表示为x（t），y（t），z（t）∈[0，1]，式（5）、（9）和（15）构成的动态复制微分方程组的解域为x（t），y（t），z（t）∈[0，1]×[0，1]×[0，1]。由此联立组成U=xt，yt，ztT，令U=0，可求得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者的局部均衡点。其中存在8个特殊的均衡点，即E1（0，0，0），E2（0，0，1），E3（0，1，0），E4（0，1，1），E5（1，0，0），E6（1，0，1），E7（1，1，0），E8（1，1，1）。对式（5）、（10）和（15）依存求出x，y，z的偏导数，可得到与之相对应的雅克比矩阵（Jokobian），上述均衡点的稳定性由相对应的雅克比矩阵J局部稳定判别得到，且仅当det（J）>0，tr（J）<0时，均衡点会趋近局部渐进稳定状态。判断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可知，由于各均衡點det（J）和tr（J）的值取决于各个参数值大小，并不能确定目前8个均衡点的稳定性，
-（e-d+h-p-s）本文将进一步利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工具，对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主体对生猪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演化博弈过程进行模拟。
3系统动力学仿真与数值分析
3.1基于SD的演化博弈模型
根据本研究对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调研，将上述的演化博弈建立如下SD仿真模型：
由三方博弈确定推广该生态补偿式扶贫系统所涉及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x；农业合作社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策略的概率为y；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z。
（1）与农户有关的主要变量。其中包括：农户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x，从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中获得收益k；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所付出的成本c；在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的生态补偿项目中获得额外收益n；在地方政府推动生态补偿项目中获得额外收益g；在地方政府不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而农户参与时受到的罚金p；农户不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造成负外部性环境影响m；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f1；不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f2。
（2）与农业合作社有关的主要变量。其中包括：农业合作社不支持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固定收益q；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时额外收益v，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投入成本w；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时获得的额外收益g；地方政府不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但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时受到的罚金s；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s1；不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s2。
（3）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主要变量。其中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项目的投入成本d；不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项目时执政公信力损失h；不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时，对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的罚金s；以及对农户参与该项目的罚金p；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g1；不推動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g2。
由此根据所设定的变量间联系，因果回路图以及各参数的性质如图2所示。
进一步将变量（参数）的性质进行区分。三个速率变量分别是：农户参与变化率、农业合作社支持变化率、政府推动变化率对时间的积分；uf1、uf2、us1、us2、ug1、ug2为中间变量；k、c、n、g、p、m、q、v、w、s、e、d、h为系统边界之外的变化因素，即外生变量。根据式（1）～（15），写出SD仿真模型中变量的关系式和方程，其中xt、yt、zt分别代表农户参与变化率、农业合作社支持变化率、政府推动变化率，根据这些方程式描述存量与速率变量，中间变量与存量、中间变量与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外生变量赋值。基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产排污系数与排污系数手册》和《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6》中对生猪养殖粪污排放和非规模型生猪养殖农户的地域分布情况[29-30]，本研究针对贵州省从江县的调研情况显示，2015年，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与贵州省扶贫办、人行贵阳中心支行联合推出“特惠贷”对接精准扶贫，扶持贫困农户成立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农业合作社为发展成为市级以上示范社，结合市场引导，有积极性投入养殖粪污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以发展生态扶贫。结合实地调研结果，考虑不同地区各个相关因素的改变对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者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对外生变量赋如下初始值：k=11、c=3、n=1、g=2、p=5、m=5、q=20、v=6、w=2、s=6、e=25、d=22、h=8，最终形成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SD仿真模型（见图2）。
3.2模型的仿真
通过演化博弈均衡分析可知，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之间必会达到演化均衡，但其实现均衡的原因和过程并不明确，也不能明确该均衡是否唯一和稳定，而且即使在某一种情境下达到均衡状态，系统也可能会受到来自外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而打破均衡状态。
为解决这些问题，利用SD的建模仿真方法，使用Vensim PLE软件对三方之间的动态博弈进行仿真。在仿真过程中，基于现有文献和本文调研的实际情况，设置模拟周期为100，Initial Time=0，Final Time=100，Time Step=10，并以三个主体的策略概率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仿真。
当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方的初始值均为某种纯策略时，他们的策略选择有0和1两种。考虑到相关文献研究的结果表明，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仍需地方政府及时推动，方可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1，1，0）策略组合，即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地方政府未推动的情况进行模拟，以进一步得出地方政府推动时机，为实践推广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提供参考。该演化过程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的情况下，即使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项目概率以很小的0.01的突变进行演化博弈，一旦发现采取新的策略会让其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时，地方政府会迅速转向新策略，即由不推动很快转到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从而使系统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而且如果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概率小于0.25，其策略调整的变动幅度虽然会加大，但总体变动趋势仍与之前一致。这也说明，只要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时，地方政府无论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只要在权衡利益后有意愿推动，都会最终形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和地方政府推动的三方共同加入该项目的稳定均衡状态（1，1，1），地方政府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推广中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
3.3外生变量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仿真
况进行模拟，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途径。
首先假设地方政府初始策略为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并由概率0.01突变演化博弈，通过动态模拟，分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该项目时，外生变量e、h、d如何分别影响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尽快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1）图4（1）表明，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其值越大，地方政府越愿意推动该项目，而且会越快达到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2）图4（2）表明，地方政府不推动该项目时，执政公信力下降的损失h，该损失额越大，地方政府越愿意且越快选择推动，最终形成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3）图4（3）表明，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投入成本d，该值越小，地方政府越愿意推动该项目，而且会尽快达到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进一步对比图4（1）、图4（2）和图4（3）发现，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影响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最为显著，其次是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投入成本d，以及地方政府不推动该项目时执政公信力下降的损失h。可见，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最显著影响其尽快选择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途径是，地方政府权衡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是否符合当地特点，是否使其从中获得收益。可见，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的主体作用能否发挥，首先取决于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是否能为地方政府带来综合收益。
3.4外生变量对农户、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影响
由于政府策略的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其他两主体——农户、农业合作社的期望收益，继而影响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性。本节仍然以策略（1，1，0）为例，仿真影响地方政府策略的外生变量e、d和h，探讨上述三个变量的变动分别对农户参与-不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的预期收益差影响，分析三方共同加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性。
（1）e对农戶、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对比影响。图5（1）和图5（2）中，随着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的增加，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f1-uf2和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收益差us1-us2都呈一定程度的增加态势。且e增加到一定值时，农户和农业合作社两主体的预期收益差会达到相对稳定状态。进一步对比发现，相较于对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的影响，e增加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图5e对农户、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影响
收益差的影响更为剧烈，甚至随着三方演化博弈推进，该预期收益差会由负值向正值变化。显然，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从中获得的收益e越大，越易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广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这也符合该项目的推广目的，即尽快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
（2）d对农户、村域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对比影响。图6（1）和图6（2）表明，随着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投入成本d的增加，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f1-uf2和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收益差us1-us2均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态势。相较而言，d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期望收益差的影响则更为剧烈，且d无论取值大或小，农业合作社的期望收益差都向大于零的方向演化，最终达到一个稳定值。同时，d也正面影响农户参与-不参与的预期收益差，且d如果增加到某个最高限值，随着演化博弈的推进，对农户期望收益差的影响基本图6d对农户、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影响
维持不变。可见，地方政府选择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只要投入成本低于推动的综合收益，最终都会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但针对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农户减贫脱贫，因此，在d尽可能大但又低于政府选择推动所获得综合收益的情况下，可以最大程度保证三方共同加入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持续稳定。
（3）h对农户、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对比影响。图7（1）和图7（2）表明，随着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执政公信力损失h的增加，推动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f1-uf2和农业合作社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s1-us2呈现增加态势。其中，h的增加对于农业合作社期望收益差的影响更为显著，且h只有大到一定程度，才会使得农户、农业合作社的预期收益差达
到稳定状态。显然，只有当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执政公信力损失大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利于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广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同样，考虑到针对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户减贫脱贫，故只要条件许可，尽可能增加h值，形成三方均衡的持续稳定。
进一步分别对比图5（1）、图6（1）和图7（1）发现，e、d和h虽然取值不同，但随着这三个外生变量取值的增加，农户参与-不参与期望收益差除了受d的影响维持在14以下，其余最高值基本维持在15左右。对比图5（2）、图6（2）和图7（2）发现，在e、d和h取值增加时，d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的预期收益差保持在5以下，而e和h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收益差保持在7以下。可以认为，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所获得的综合收益，以及增加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时执政公信力的损失，更有利于最大程度实现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和政府共同推广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
4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调研，结合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仿真研究发现，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地方政府应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通过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方合作的动态博弈一定存在均衡点，但局部渐进是否稳定，还取决与三个主体相关的多个外生变量的作用。即均衡点的稳定取决于不同区域特点。
（2）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推广中，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只要其选择推动，均会达到三方均衡状态，地方政府起到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地方政府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获得的收益增加，地方政府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投入成本下降，以及地方政府不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执政公信力损失增加等由大到小地分别影响地方政府选择策略，进而影响三方形成均衡的时机。而地方政府推动的综合收益最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选择策略。
（3）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的策略下，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投入成本、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都一定程度正面影响农户参与-不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的预期收益差。而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获得的综合收益，以及增加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时执政公信力下降的损失，最能影响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尽快实现贫困户减贫脱贫同时，保证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均衡稳定。
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
（1）应根据区域环境，研究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特征，有针对性地设计特色性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尽快制定适合不同地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行政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约束机制，引导农业合作社合情、合法、合规地操作市场化运作项目。
（2）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要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关键性决定作用，应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制定相关措施，切实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认识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获得的收益，以及地方政府不推動生态补偿式扶贫时执政公信力损失，形成生态扶贫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保障。
（3）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通过科学界定不同区域适合推广的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对作出生态保护贡献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进行合理补偿，利用农业合作社引导，在保证贫困农户从中减贫脱贫同时，有效修复生态环境。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7[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7.]
[2]周学广， 张坚， 杜建国. 基于逆向拍卖的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0， 18（5）： 171-178.[ZHOU Xueguang， ZHANG Jian， DU Jianguo.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reverse au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18（5）： 171-178.]
[3]焦晋鹏. 粮食主产区建立补偿机制的依据及保障措施[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20）： 337-340.[JIAO Jinpeng. The basi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of establishing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J]. 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7， 45（20）： 337-340.]
[4]初钊鹏， 刘昌新， 朱婧.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9）： 56-65.[CHU Zhaopeng， LIU Changxin， ZHU Jing.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haz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9）： 56-65.]
[5]郭圣莉， 仝志辉. 集权与分层管理下的博弈：集体行动的博弈模型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5）： 20-31.[GUO Shengli， TONG Zhihui. Game under centralized and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study on game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J].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3（5）： 20-31.]
[6]段雪梅， 陆海明， 赵海涛， 等. 苏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排水方式及对周边水环境认知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3（11）： 173-179.[DUAN Xuemei， LU Haiming， ZHAO Haitao， et al.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ter and perception of aquatic environment from farmers aspect in north Jiangsu Province[J].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3（11）： 173-179.]
[7]METTEPENNINGEN E， VANDERMEULEN V， DELAET K，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 on scheme adoption[J]. Land use policy， 2013， 33（9）： 20-30.
[8]SUTHERLAND L A， MILLS J， INGRAM J， et al. Considering the source： commercialization and trust in agri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advisory services in Englan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3， 118（1）： 96-105.
[9]錢忠好， 任慧莉. 不同利益集团间环境行为选择博弈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4）： 41-49.[QIAN Zhonghao， REN Huili.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environmental behavior[J].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5（4）： 41-49.]
[10]黄炜虹， 齐振宏， 邬兰娅， 等.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8）： 69-77.[HUANG Weihong， QI Zhenhong， WU Lanya， et al.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 engage in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arket returns or policy incentive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8）： 69-77.]
[11]曹国华， 杨俊杰. 政府补贴激励下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10）： 1-9.[CAO Guohua， YANG Junjie. Evolutionary game research on consumers purchase behavior to new energy vehicles under government subsidy[J].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6（10）： 1-9.]
[12]吴彬， 徐旭初.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J]. 农村经济， 2009（3）： 115-117.[WU Bin， XU Xuchu. The poverty and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ed cooperative[J]. Rural economy， 2009（3）： 115-117.]
[13]赵晓峰， 邢成举.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4）： 23-29.[ZHAO Xiaofeng， XING Chengju.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4）： 23-29.]
[14]MASTRANGELO M E， GAVIN M C， LATERRA P， et al. Psycho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forest conservation intentions on the agricultural frontier[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3， 7（2）： 103-110.
[15]MCKITTERICK L， QUINN B， MCADAM R， et al.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ctorproducer relationship in rural areas： the context of artisan food produc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8（11）： 41-52.
[16]侯彩霞， 赵雪雁， 文岩， 等. 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基于张掖市2010年调查数据[J]. 生态学报， 2015， 35（6）： 2013-2019.[HOU Caixia， ZHAO Xueyan， WEN Yan， et al.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the reaso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consumption o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Zhangye City in 2010[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6）： 2013-2019.]
[17]MIRANDA M， PORRAS I T， MORENO M L. The social impact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 a quantitative field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virilla watershed[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3.
[18]冷碧滨. 生猪规模养殖与户用生物质资源合作开发系统反馈仿真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13：78-79.[LENG Bibin. Feedback simulation study on scale pig breeding and household biomass resources development system[D].Nanchang： Nanchang University， 2013：78-79.]
[19]盛錦. 基于政府、农户、企业三方合作博弈的秸秆焚烧管理问题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6（4）： 48-53，66.[SHENG Jin. The crops straw opening burning control research based on the government-farmer-enterprise cooperation gam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5， 36（4）： 48-53，66.]
[20]李丽丽， 胡璇， 杨顺顺， 等. 农户环保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50（5）： 935-941.[LI Lili， HU Xuan， YANG Shunshun， et al.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4， 50（5）： 935-941.]
[21]杨丽霞.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中政府监管与农户环保行为的博弈分析[J]. 生态经济， 2014， 30（5）： 127-130.[YANG Lixia. The analysis on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farm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r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J]. Ecological economy， 2014， 30（5）： 127-130.]
[22]杨果. 以农业合作组织推动我国低碳农业发展[J]. 生态经济， 2016， 32（10）： 93-96，109.[YANG Guo.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wcarbon agriculture by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J]. Ecological economy， 2016， 32（10）： 93-96，109.]
[23]吴雪莲.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及政策激励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6：89-90.[WU Xuelian. Research on farmers adoptive behavior of green agriculture technologies and its policy incentives[D]. Wuha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6：89-90.]
[24]胡特， 彭开丽， 唐睿， 等.农户脆弱性研究综述及其在土地利用变化中的理论分析构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30（11）： 50-60.[HU Te， PENG Kaili， TANG Ru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review on farmers vulnerability an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land use change[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6， 30（11）： 50-60.]
[25]褚冬. 特困区金融支持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6：135-138.[CHU Dong. Impact of financial supporting to farmers vulnerability in poverty area[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6： 135-138.]
[26]彭新宇.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沼气技术采纳行为及绿色补贴政策研究[D].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65-69.[PENG Xinyu. Study on bioga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and green subsidy policy of livestock farming pollution prevention[D].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7：65-69.]
[27]韩怡. 流域水资源保护冲突的博弈研究[J]. 能源与环保， 2017， 39（11）： 20-23，29.[HAN Yi. Research on gaming of conflicts in water conservation of watershed[J]. China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7， 39（11）： 20-23，29.]
[28]张国兴， 张绪涛， 程素杰， 等. 节能减排补贴政策下的企业与政府信号博弈模型[J]. 中国管理科学， 2013， 21（4）： 129-136.[ZHANG Guoxing， ZHANG Xutao， CHENG Sujie， et al. Signaling game model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subsidy policy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21（4）： 129-136.]
[29]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EB/OL]. （2015-07-06）[2017-10-13]. https：//wenku.baidu.com/view/528be4e1af1ffc4fff47ac3b.html.[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ina. Handbook of pollution discharge coefficient and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for the first national pollution source census[EB/OL]. （2015-07-06）[2017-10-13].https：//wenku.baidu.com/view/528be4e1af1ffc4fff47ac3b.html.]
[30]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6[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Editorial Committe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Yearbook of China. Yearbook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of China 2016[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16.]
摘要在中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也可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与扶贫开发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背景，将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共同纳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且应该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真正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方能尽快促成该项目。而在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加入该项目的情况下，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最终都能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策略选择的均衡稳定。当然，发挥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综合收益、减少其投入成本和增加其不推动生态扶贫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方式，以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加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最大程度保证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其中，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综合收益、增加其不推动该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将更显著地促成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推广的均衡稳定。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有针对性地设计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对市场化项目收益的认知，以及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地方政府；作用；演化博弈；仿真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8-0105-12DOI：10.12062/cpre.20180310
中国作为生猪养殖大国，2016年生猪出栏量达到685亿头，居世界首位[1]。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生猪养殖粪污的排放已成为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虽然2015年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2016年5月又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十条”），加上各省陆续出台响应措施并积极推广先进的养猪粪污治理技术，但众多地处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仍由于资金、技术、种养分离等客观条件限制，随意排放或处置生猪养殖粪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贫困农户无力改变但又亟待改变的现实状况，推广“五大扶贫工程”之一的生态扶贫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将贫困农户与当地已经采用粪污环保处理技术的扶贫主体——农业合作社“捆绑式”抱团发展，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引进扶贫要素，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生态扶贫领域，这与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以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强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目标，都一以贯之地统一在中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中。当然，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有了扶贫主体——农业合作社的推动，另一个扶贫主体——地方政府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本研究将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贵州省从江县的调研，以当地针对贫困农户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契机，探讨研究上述科学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途径。
1文献综述
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作为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参与主体，其策略选择都是具有学习能力且具有适应性的渐进演化过程[2]，表现为每一次博弈中具有较高收益的策略取代较低收益的策略，再通过反复多次的博弈，最终形成稳定的演化均衡策略[3]。其中，向农户推广生态环保型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将生态服务价值纳入农户生产成本，既保证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收入，也避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生态代价，使生态服务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但短期而言，生态环保型农业方式较传统农业获得收益少，要将采用生态环保型农业方式下的生态服务价值体现在农户经济收益中，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保证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农业生产方式，使产品价值和生态价值均处于正向，实现脱贫减贫目标[4]。
目前关于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探讨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农业生产方式，解决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引发的环境问题。在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等利益冲突中，地方政府和农户俨然成为直接当事人[5]。如果政府出台环境政策法规与农户获取信息不同步，则会造成农户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偏低。当然，农户参与环保意识不强，则会逐步呈现“政府依赖型”环境意识[6]。因此，政府应在推动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生产方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减少公共交易成本同时，也使得农户对政府更加信任[7]。逐步地，高质量的信息传递，以及较高程度的信任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生产方式[8]，并自发地向政府提出环境诉求[9]。但在这其中，市场收益仍然是促进农户采用生态环保型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10]。而政府可以通过懲罚和激励机制，推动参与主体“自律”地采用环保策略行为[11]。
另一方面，农业合作社作为生态补偿式扶贫的主体，其性质就是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期望通过“抱团捆绑式”发展，制度安排天然地具有益贫性的组织特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理想载体[12]。农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是社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大扶贫战略的内在要求[13]。与此同时，农业合作社还可以通过信任等社会规范以促进社区农业环保生产[14]，提高生态环境绩效也较为明显[15-16]。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的贫困农户中存在异质化的农业合作组织，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值得进一步探讨[17]。考虑地方政府与市场化生态扶贫机制间的相互作用，解决目前扶贫开发手段不足的现实问题，农业合作社的作用不容小觑。
可见，目前的研究散落在政府与农户、农户与农业合作社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精准扶贫的研究中，较少涉及地方政府、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博弈和仿真分析。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在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中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例，探讨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主体动态演化博弈过程，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的实践作用。
王晓莉等：地方政府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理论作用与实践确认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8期2博弈模型的构建及稳定性分析
2.1基于现实情境的博弈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是基于对我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生产区——贵州省从江县的调研，针对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现实情境。
（1）贫困农户。贵州省从江县地处山区，贫困户的生猪出栏量维持在10头以下，出栏时间7～8个月。由于养殖投入成本较高，养殖收益波动较大，加之自然条件、销售渠道等限制，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差，未能从生猪养殖中实现脱贫减贫。另外，农户采取直接倾倒农田的粪污处理方式，由于山区农田分散且有限，无法全部消耗养殖粪污，农户随意倾倒现象非常普遍，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贫困农户由此陷入养殖——污染——贫困的恶性循环，对脱贫减贫、改善周围生态环境具有强烈诉求。
（2）农业合作社。从江县2016年利用“特惠贷”信贷资金，发放风险补偿金700万元，贴息资金300万元，2017年安排贴息资金1 000万元，两年共计安排贴息资金1 300万元，适度引导成立了多家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部分农业合作社发展成市级以上示范社，结合市场引导，又积极引进了养殖粪污处理的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试图以“农业合作社+农户”的弱者联合形式推广生态扶贫。多家农业合作社已经采用粪污环保处理模式，且初具规模。
（3）地方政府。从江县地处山区，各个乡镇地貌特点差异较大。由于农业合作社引进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不一定符合当地特点，且未必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发展规划相吻合，故当地政府对待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态度各有不同。表现在有的乡镇政府予以积极推动；而有的乡镇政府不但阻止甚至采取强制罚款等行政措施加以干预。
基于上述调研的现实情景，假设在限制开发的农产品生产区，针对生猪年出栏量10头以下的、贫困生猪养殖户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中，贫困农户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依赖于其可获得的综合收益；农业合作社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一方面可能增加其生产和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从中获得收益；而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一方面需要投入相应成本，另一方面获得包括提升执政公信力在内的综合收益。由此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2.2模型说明和假设
假设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博弈主体——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均为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追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收益最大化。农户、农业合作社与地方政府三方的博弈关系如下：
（1）当农户选择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增加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损害农户、农业合作社的综合收益。
（2）当农户选择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但农业合作社并不提供（或不足额提供）支持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增加综合收益；若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损害农户综合收益。
（3）当农户选择不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但农业合作社提供（或足额提供）支持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增加综合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也会损害农业合作社综合收益。
（4）当农户选择不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农业合作社也未提供（或足额提供）支持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则农户、农业合作社增加综合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策略，则执政公信力下降。
（5）参与策略集合：推广该生态补偿项目，农户在参与和不参与的两种策略中选择；农业合作社在支持和不支持中选择；地方政府在推动和不推动中选择。
（6）农户参与市场化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x；农业合作社选择支持策略的概率为y；地方政府推动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z，且x，y，z∈[0，1]。
根据博弈模型的构建，假设模型的主要参数和符号如表1所示。藉此，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2.3模型求解
假设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均根据过去多次博弈的收益结构调整各自对“参与”（“支持”、“推动”）策略选择的概率，即调整x、y、z的大小。
（1）農户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复制动态方程。农户“参与”、“不参与”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f1、uf2。根据表1可得：
uf1=（k-c+n+g）yz+（k-c+n-p）y（1-z）+
（k-c+g）（1-y）z+（k-c-p）（1-y）（1-z）（1）
uf2=（-m+g）yz+（-m）y（1-z）+
（-m+g）（1-y）z+（-m）（1-y）（1-z）（2）
由此，农户“参与”、“不参与”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uf为：
uf=xuf1+（1-x）uf2（3）
则选择“参与”策略的x比例农户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xt=x（uf1-uf）（4）
将式（1）、（2）和（3）代入式（4），可得农户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x（uf1-uf）=x（1-x）（uf1-uf2）
=x（1-x）[（k-c+m-p）+ny+pz]（5）
（2）农业合作社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复制动态方程。农业合作社选择“支持”、“不支持”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s1、us2分别为：
合作社q日常运作的固定收益③冷碧滨[18]、韩怡[27]v支持项目时的额外收益冷碧滨[18]w支持项目的成本投入冷碧滨[18]g地方政府推动项目时获得的额外收益彭新宇[26]、杨丽霞[21]、韩怡[27]s地方政府不推动项目时受到的罚金④张国兴等[28]、韩怡[27]地方政府e推动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冷碧滨[18]、韩怡[27]、杨丽霞[21]d推动项目的投入成本冷碧滨[18]、盛锦[19]、杨丽霞[21]h不推动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杨丽霞[21]p地方政府不推动项目，农户参与的罚金盛锦[19]s地方政府不推动项目，农业合作社支持受到的罚金张国兴等[28]、韩怡[27]①包括本研究调研的贵州从江县在内，中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对生猪粪便污染征收排污费，且中国牲畜粪便排污技术标准政策的规制对象主要针对农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等。从江县生猪年出栏量10头以下的贫困农户地处山区，对于农田无法全部消耗的养殖粪污，农户多在养殖区域周围随意丢弃，造成的环境污染虽未形成面源污染，但自身深受其苦又无力改变。农业合作社由于受到政策规制，已经将负外部性内部化，而地方政府则因此损失了公信力。此模式具有一定典型性，故设置该参数。
②贵州省从江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推广均会纳入其当地扶贫工作规划中权衡，对于不符合其规划要求的市场化扶贫项目，当地政府会通过罚款等经济制裁手段制止农户、农业合作社的行为。为符合当地情形，同时为深入分析地方政府作用，本文设置这两个参数。
③该参数仅针对农业合作社，贫困农户没有设定养殖固定收益。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贫困农户包含猪仔进价、饲料喂养、医疗防疫、圈舍的建造和日常折旧、工具费用、其他资源能源的成本投入等在内，不含人工成本，其收益已为负数，这也与《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6》中“全国饲养业产品成本与收益”农户散养生猪的产品成本收益情况相互印证。
④同②。
由此，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us为：
us=yus1+（1-y）us2（8）
农业合作社支持比例y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yt=y（us1-us）（9）
将式（6）、（7）、（8）代入式（9）得到农业合作社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y（us1-us）=y（1-y）（us1-us2）
=y（1-y）（v-w-s+sz）（10）
（3）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的复制动态方程。地方政府“推动”、“不推动”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g1、ug2分别为：
ug1=（e-d）xy+（e-d）x（1-y）+
（e-d）（1-x）y+（e-d）（1-x）（1-y）（11）
ug2=（-h+s+p）xy+（-h+p）x（1-y）+
（-h+s）（1-x）y+（-h）（1-x）（1-y）（12）
由此，政府选择“推动”、“不推动”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ug为：
ug=zug1+（1-z）ug2（13）
政府选择推动策略的比例z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z）=zt=z（ug1-ug）（14）
将式（11）、（12）和（13）共同代入式（14），可得：
F（z）=z（ug1-ug）=z（1-z）（ug1-ug2）
=z（1-z）（e-d+h-px-sy）（15）
2.4动态演化博弈的稳定性
在动态博弈中，假设t时刻，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选择“参与”（“支持”、“推动”）策略的概率分别为x（t）、y（t）和z（t），表示为x（t），y（t），z（t）∈[0，1]，式（5）、（9）和（15）构成的动态复制微分方程组的解域为x（t），y（t），z（t）∈[0，1]×[0，1]×[0，1]。由此联立组成U=xt，yt，ztT，令U=0，可求得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者的局部均衡点。其中存在8个特殊的均衡点，即E1（0，0，0），E2（0，0，1），E3（0，1，0），E4（0，1，1），E5（1，0，0），E6（1，0，1），E7（1，1，0），E8（1，1，1）。对式（5）、（10）和（15）依存求出x，y，z的偏导数，可得到与之相对应的雅克比矩阵（Jokobian），上述均衡点的稳定性由相对应的雅克比矩阵J局部稳定判别得到，且仅当det（J）>0，tr（J）<0时，均衡点会趋近局部渐进稳定状态。判断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可知，由于各均衡點det（J）和tr（J）的值取决于各个参数值大小，并不能确定目前8个均衡点的稳定性，
-（e-d+h-p-s）本文将进一步利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工具，对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主体对生猪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演化博弈过程进行模拟。
3系统动力学仿真与数值分析
3.1基于SD的演化博弈模型
根据本研究对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调研，将上述的演化博弈建立如下SD仿真模型：
由三方博弈确定推广该生态补偿式扶贫系统所涉及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x；农业合作社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策略的概率为y；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为z。
（1）与农户有关的主要变量。其中包括：农户参与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概率x，从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中获得收益k；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所付出的成本c；在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的生态补偿项目中获得额外收益n；在地方政府推动生态补偿项目中获得额外收益g；在地方政府不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而农户参与时受到的罚金p；农户不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造成负外部性环境影响m；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f1；不参与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f2。
（2）与农业合作社有关的主要变量。其中包括：农业合作社不支持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生态补偿项目的固定收益q；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时额外收益v，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投入成本w；地方政府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时获得的额外收益g；地方政府不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但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时受到的罚金s；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s1；不支持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s2。
（3）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主要变量。其中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项目的投入成本d；不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项目时执政公信力损失h；不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时，对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的罚金s；以及对农户参与该项目的罚金p；推动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g1；不推動该生态补偿项目的期望收益ug2。
由此根据所设定的变量间联系，因果回路图以及各参数的性质如图2所示。
进一步将变量（参数）的性质进行区分。三个速率变量分别是：农户参与变化率、农业合作社支持变化率、政府推动变化率对时间的积分；uf1、uf2、us1、us2、ug1、ug2为中间变量；k、c、n、g、p、m、q、v、w、s、e、d、h为系统边界之外的变化因素，即外生变量。根据式（1）～（15），写出SD仿真模型中变量的关系式和方程，其中xt、yt、zt分别代表农户参与变化率、农业合作社支持变化率、政府推动变化率，根据这些方程式描述存量与速率变量，中间变量与存量、中间变量与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外生变量赋值。基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产排污系数与排污系数手册》和《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6》中对生猪养殖粪污排放和非规模型生猪养殖农户的地域分布情况[29-30]，本研究针对贵州省从江县的调研情况显示，2015年，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与贵州省扶贫办、人行贵阳中心支行联合推出“特惠贷”对接精准扶贫，扶持贫困农户成立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农业合作社为发展成为市级以上示范社，结合市场引导，有积极性投入养殖粪污处理的生态补偿项目，以发展生态扶贫。结合实地调研结果，考虑不同地区各个相关因素的改变对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者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对外生变量赋如下初始值：k=11、c=3、n=1、g=2、p=5、m=5、q=20、v=6、w=2、s=6、e=25、d=22、h=8，最终形成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SD仿真模型（见图2）。
3.2模型的仿真
通过演化博弈均衡分析可知，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之间必会达到演化均衡，但其实现均衡的原因和过程并不明确，也不能明确该均衡是否唯一和稳定，而且即使在某一种情境下达到均衡状态，系统也可能会受到来自外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而打破均衡状态。
为解决这些问题，利用SD的建模仿真方法，使用Vensim PLE软件对三方之间的动态博弈进行仿真。在仿真过程中，基于现有文献和本文调研的实际情况，设置模拟周期为100，Initial Time=0，Final Time=100，Time Step=10，并以三个主体的策略概率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仿真。
当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方的初始值均为某种纯策略时，他们的策略选择有0和1两种。考虑到相关文献研究的结果表明，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仍需地方政府及时推动，方可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1，1，0）策略组合，即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地方政府未推动的情况进行模拟，以进一步得出地方政府推动时机，为实践推广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提供参考。该演化过程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的情况下，即使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项目概率以很小的0.01的突变进行演化博弈，一旦发现采取新的策略会让其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时，地方政府会迅速转向新策略，即由不推动很快转到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从而使系统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而且如果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概率小于0.25，其策略调整的变动幅度虽然会加大，但总体变动趋势仍与之前一致。这也说明，只要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时，地方政府无论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只要在权衡利益后有意愿推动，都会最终形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和地方政府推动的三方共同加入该项目的稳定均衡状态（1，1，1），地方政府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推广中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
3.3外生变量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仿真
况进行模拟，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途径。
首先假设地方政府初始策略为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并由概率0.01突变演化博弈，通过动态模拟，分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该项目时，外生变量e、h、d如何分别影响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尽快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1）图4（1）表明，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其值越大，地方政府越愿意推动该项目，而且会越快达到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2）图4（2）表明，地方政府不推动该项目时，执政公信力下降的损失h，该损失额越大，地方政府越愿意且越快选择推动，最终形成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3）图4（3）表明，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投入成本d，该值越小，地方政府越愿意推动该项目，而且会尽快达到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状态。
进一步对比图4（1）、图4（2）和图4（3）发现，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影响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最为显著，其次是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投入成本d，以及地方政府不推动该项目时执政公信力下降的损失h。可见，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最显著影响其尽快选择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途径是，地方政府权衡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是否符合当地特点，是否使其从中获得收益。可见，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的主体作用能否发挥，首先取决于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是否能为地方政府带来综合收益。
3.4外生变量对农户、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影响
由于政府策略的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其他两主体——农户、农业合作社的期望收益，继而影响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性。本节仍然以策略（1，1，0）为例，仿真影响地方政府策略的外生变量e、d和h，探讨上述三个变量的变动分别对农户参与-不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的预期收益差影响，分析三方共同加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性。
（1）e对农戶、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对比影响。图5（1）和图5（2）中，随着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e的增加，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f1-uf2和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收益差us1-us2都呈一定程度的增加态势。且e增加到一定值时，农户和农业合作社两主体的预期收益差会达到相对稳定状态。进一步对比发现，相较于对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的影响，e增加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图5e对农户、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影响
收益差的影响更为剧烈，甚至随着三方演化博弈推进，该预期收益差会由负值向正值变化。显然，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从中获得的收益e越大，越易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推广市场化广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这也符合该项目的推广目的，即尽快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
（2）d对农户、村域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对比影响。图6（1）和图6（2）表明，随着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投入成本d的增加，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f1-uf2和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收益差us1-us2均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态势。相较而言，d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期望收益差的影响则更为剧烈，且d无论取值大或小，农业合作社的期望收益差都向大于零的方向演化，最终达到一个稳定值。同时，d也正面影响农户参与-不参与的预期收益差，且d如果增加到某个最高限值，随着演化博弈的推进，对农户期望收益差的影响基本图6d对农户、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影响
维持不变。可见，地方政府选择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只要投入成本低于推动的综合收益，最终都会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但针对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农户减贫脱贫，因此，在d尽可能大但又低于政府选择推动所获得综合收益的情况下，可以最大程度保证三方共同加入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持续稳定。
（3）h对农户、农业合作社预期收益差的对比影响。图7（1）和图7（2）表明，随着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执政公信力损失h的增加，推动农户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f1-uf2和农业合作社参与-不参与预期收益差us1-us2呈现增加态势。其中，h的增加对于农业合作社期望收益差的影响更为显著，且h只有大到一定程度，才会使得农户、农业合作社的预期收益差达
到稳定状态。显然，只有当地方政府选择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其执政公信力损失大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利于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广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同样，考虑到针对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户减贫脱贫，故只要条件许可，尽可能增加h值，形成三方均衡的持续稳定。
进一步分别对比图5（1）、图6（1）和图7（1）发现，e、d和h虽然取值不同，但随着这三个外生变量取值的增加，农户参与-不参与期望收益差除了受d的影响维持在14以下，其余最高值基本维持在15左右。对比图5（2）、图6（2）和图7（2）发现，在e、d和h取值增加时，d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的预期收益差保持在5以下，而e和h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预期收益差保持在7以下。可以认为，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所获得的综合收益，以及增加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时执政公信力的损失，更有利于最大程度实现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形成农户、农业合作社和政府共同推广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
4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调研，结合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仿真研究发现，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地方政府应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通过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三方合作的动态博弈一定存在均衡点，但局部渐进是否稳定，还取决与三个主体相关的多个外生变量的作用。即均衡点的稳定取决于不同区域特点。
（2）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推广中，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只要其选择推动，均会达到三方均衡状态，地方政府起到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地方政府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获得的收益增加，地方政府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投入成本下降，以及地方政府不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执政公信力损失增加等由大到小地分别影响地方政府选择策略，进而影响三方形成均衡的时机。而地方政府推动的综合收益最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选择策略。
（3）在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的策略下，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获得的收益总和、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投入成本、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都一定程度正面影响农户参与-不参与、农业合作社支持-不支持的预期收益差。而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获得的综合收益，以及增加地方政府不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时执政公信力下降的损失，最能影响地方政府选择推动策略，尽快实现贫困户减贫脱贫同时，保证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均衡稳定。
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
（1）应根据区域环境，研究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和地方政府特征，有针对性地设计特色性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尽快制定适合不同地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行政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约束机制，引导农业合作社合情、合法、合规地操作市场化运作项目。
（2）针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要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关键性决定作用，应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制定相关措施，切实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认识推动生态补偿式扶贫获得的收益，以及地方政府不推動生态补偿式扶贫时执政公信力损失，形成生态扶贫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保障。
（3）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通过科学界定不同区域适合推广的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对作出生态保护贡献的农产品主产区的贫困农户进行合理补偿，利用农业合作社引导，在保证贫困农户从中减贫脱贫同时，有效修复生态环境。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7[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7.]
[2]周学广， 张坚， 杜建国. 基于逆向拍卖的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0， 18（5）： 171-178.[ZHOU Xueguang， ZHANG Jian， DU Jianguo.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reverse au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18（5）： 171-178.]
[3]焦晋鹏. 粮食主产区建立补偿机制的依据及保障措施[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20）： 337-340.[JIAO Jinpeng. The basi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of establishing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J]. 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7， 45（20）： 337-340.]
[4]初钊鹏， 刘昌新， 朱婧.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9）： 56-65.[CHU Zhaopeng， LIU Changxin， ZHU Jing.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haz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9）： 56-65.]
[5]郭圣莉， 仝志辉. 集权与分层管理下的博弈：集体行动的博弈模型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5）： 20-31.[GUO Shengli， TONG Zhihui. Game under centralized and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study on game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J].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3（5）： 20-31.]
[6]段雪梅， 陆海明， 赵海涛， 等. 苏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排水方式及对周边水环境认知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3（11）： 173-179.[DUAN Xuemei， LU Haiming， ZHAO Haitao， et al.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ter and perception of aquatic environment from farmers aspect in north Jiangsu Province[J].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3（11）： 173-179.]
[7]METTEPENNINGEN E， VANDERMEULEN V， DELAET K，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 on scheme adoption[J]. Land use policy， 2013， 33（9）： 20-30.
[8]SUTHERLAND L A， MILLS J， INGRAM J， et al. Considering the source： commercialization and trust in agri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advisory services in Englan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3， 118（1）： 96-105.
[9]錢忠好， 任慧莉. 不同利益集团间环境行为选择博弈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4）： 41-49.[QIAN Zhonghao， REN Huili.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environmental behavior[J].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5（4）： 41-49.]
[10]黄炜虹， 齐振宏， 邬兰娅， 等.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8）： 69-77.[HUANG Weihong， QI Zhenhong， WU Lanya， et al.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 engage in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arket returns or policy incentive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8）： 69-77.]
[11]曹国华， 杨俊杰. 政府补贴激励下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10）： 1-9.[CAO Guohua， YANG Junjie. Evolutionary game research on consumers purchase behavior to new energy vehicles under government subsidy[J].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6（10）： 1-9.]
[12]吴彬， 徐旭初.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J]. 农村经济， 2009（3）： 115-117.[WU Bin， XU Xuchu. The poverty and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ed cooperative[J]. Rural economy， 2009（3）： 115-117.]
[13]赵晓峰， 邢成举.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4）： 23-29.[ZHAO Xiaofeng， XING Chengju.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4）： 23-29.]
[14]MASTRANGELO M E， GAVIN M C， LATERRA P， et al. Psycho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forest conservation intentions on the agricultural frontier[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3， 7（2）： 103-110.
[15]MCKITTERICK L， QUINN B， MCADAM R， et al.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ctorproducer relationship in rural areas： the context of artisan food produc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8（11）： 41-52.
[16]侯彩霞， 赵雪雁， 文岩， 等. 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基于张掖市2010年调查数据[J]. 生态学报， 2015， 35（6）： 2013-2019.[HOU Caixia， ZHAO Xueyan， WEN Yan， et al.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the reaso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consumption o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Zhangye City in 2010[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6）： 2013-2019.]
[17]MIRANDA M， PORRAS I T， MORENO M L. The social impact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 a quantitative field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virilla watershed[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3.
[18]冷碧滨. 生猪规模养殖与户用生物质资源合作开发系统反馈仿真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13：78-79.[LENG Bibin. Feedback simulation study on scale pig breeding and household biomass resources development system[D].Nanchang： Nanchang University， 2013：78-79.]
[19]盛錦. 基于政府、农户、企业三方合作博弈的秸秆焚烧管理问题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6（4）： 48-53，66.[SHENG Jin. The crops straw opening burning control research based on the government-farmer-enterprise cooperation gam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5， 36（4）： 48-53，66.]
[20]李丽丽， 胡璇， 杨顺顺， 等. 农户环保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50（5）： 935-941.[LI Lili， HU Xuan， YANG Shunshun， et al.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4， 50（5）： 935-941.]
[21]杨丽霞.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中政府监管与农户环保行为的博弈分析[J]. 生态经济， 2014， 30（5）： 127-130.[YANG Lixia. The analysis on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farm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r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J]. Ecological economy， 2014， 30（5）： 127-130.]
[22]杨果. 以农业合作组织推动我国低碳农业发展[J]. 生态经济， 2016， 32（10）： 93-96，109.[YANG Guo.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wcarbon agriculture by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J]. Ecological economy， 2016， 32（10）： 93-96，109.]
[23]吴雪莲.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及政策激励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6：89-90.[WU Xuelian. Research on farmers adoptive behavior of green agriculture technologies and its policy incentives[D]. Wuha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6：89-90.]
[24]胡特， 彭开丽， 唐睿， 等.农户脆弱性研究综述及其在土地利用变化中的理论分析构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30（11）： 50-60.[HU Te， PENG Kaili， TANG Ru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review on farmers vulnerability an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land use change[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6， 30（11）： 50-60.]
[25]褚冬. 特困区金融支持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6：135-138.[CHU Dong. Impact of financial supporting to farmers vulnerability in poverty area[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6： 135-138.]
[26]彭新宇.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沼气技术采纳行为及绿色补贴政策研究[D].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65-69.[PENG Xinyu. Study on bioga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and green subsidy policy of livestock farming pollution prevention[D].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7：65-69.]
[27]韩怡. 流域水资源保护冲突的博弈研究[J]. 能源与环保， 2017， 39（11）： 20-23，29.[HAN Yi. Research on gaming of conflicts in water conservation of watershed[J]. China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7， 39（11）： 20-23，29.]
[28]张国兴， 张绪涛， 程素杰， 等. 节能减排补贴政策下的企业与政府信号博弈模型[J]. 中国管理科学， 2013， 21（4）： 129-136.[ZHANG Guoxing， ZHANG Xutao， CHENG Sujie， et al. Signaling game model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subsidy policy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21（4）： 129-136.]
[29]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EB/OL]. （2015-07-06）[2017-10-13]. https：//wenku.baidu.com/view/528be4e1af1ffc4fff47ac3b.html.[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ina. Handbook of pollution discharge coefficient and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for the first national pollution source census[EB/OL]. （2015-07-06）[2017-10-13].https：//wenku.baidu.com/view/528be4e1af1ffc4fff47ac3b.html.]
[30]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6[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Editorial Committe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Yearbook of China. Yearbook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of China 2016[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