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震灾遇难者的名字都值得铭记等二则

    朱启禧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13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指出，尊重汶川地震遇难者，将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每一个震灾的遇难者都应有名字，都值得铭记，这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所蕴涵的深意。

    “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艺术家艾末末曾经这样发问。目前，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68份名单，里面有1579名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年龄、学校和年级。艾末末所公布的个人调查的死难学生名单，相对于整个汶川地震的死难者，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公众和政府有必要整理出一份详尽的名单以铭记震灾的逝者。

    纪念要有明确的附属物，不能是空洞的泛泛而谈。重大事件遇难者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宝贵的生命。纪念曾经的每一个生者，也是对人类自身最深的爱恋。毕竟，那些死于非命的逝者，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

    现在，国家宣布要将汶川震灾的每一个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名字都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的确是一项很好的举措。我们不能再留下遗憾了，不能再过若干年，待后人问及汶川震灾到底有多少遇难者时，我们居然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居然没有一份完整的遇难者名单。那时，我们又有何脸面以对后人?

    每一个死难者都应当有名字。这也当成为一个惯例。汶川地震要这样做，今后但凡发生重特大事故或灾难时，都要这样做。我们要铭记每一个死难者，不分官民不分富贫，只因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公民，只因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况且，尊重每一个生命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现代文明。

    高考改革的社会图景

    郭立场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指出，2009年共有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有的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总分的一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据4月27日《人民日报》)

    虽然各界对高考制度的争议不断，但高考的地位却最为巩固。高考制度自恢复以来，为社会发展选择并培育了大量人才，很多人成为这项制度的受益者，这成为证明高考存在价值的活证据。当高考受到社会各界欢迎的时候，它对教育的影响却越发地变得难以接受。高考作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让基础教育变得无所适从，使其甚至不惜背离教育规律来顺应高考制度，“应试教育”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一个入的终生，也不应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正如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所言，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不仅仅要看一次高考考试的成绩，也要看平时的学习情况，就是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也就是综合性评价。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充满期待，“高考制度还将包括综合测评，这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高考的每一次改革都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任务。譬如，尽管大家对高考改革充满期待，对综合性评价肯定有加，但也并非没有疑问：平时的成绩如何保证其公证性和真实性?破除了统一考试的权威性，人为操作的比重增大，“失真”便在所难免。过去重点学校的“保送制度”就是一个佐证，刚开始时大学基本上能招到可以考上大学的学生，后来就只能招收到可能考不上的学生，而最多的是有权或有钱人家的子弟，大学不得已又举起了考试“大棒”砸向了保送生，回归于“一考定终身”。所以，再好的改革如果没有缜密的制度设计，同样会走样，高考也是如此。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高考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引领与要求，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与任务。或者说，高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高考除了具有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以考促学等教育功能之外，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等社会功能。英雄莫问出处，在成熟的阶层社会，知识与个人努力才是人们进入更高阶层的最公正的“敲门砖”。笔者以为，高考改革的钥匙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