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六个“勿以为”

    仝冠军

    产业转型之际，往往是竞争格局洗牌之时。在此转捩点上，往往有老牌企业一瞬间分崩离析，亦往往有产业新贵刹那间平地起高楼。抚今追昔，多少企业领导人满足于既有发展模式、陶醉于所获成就而自觉不自觉地闭目塞听，甚至刻意逃避革新的话题，只为贪恋现世的安逸或回避转型的艰难，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整个世界；又有多少企业领导人枕戈待旦、逆流而上、如夸父逐日般不肯停歇革新的脚步，甚至天天把危机挂在嘴边，时时绷紧竞争的神经，不放过任何的机遇，乐于迎接每一次挑战，步步为营地开疆拓土或抓住转型的机遇一鸣惊人。作为历史的回顾者和旁观者，我们无疑肯定后者而叹息前者；然而可悲的是，当我们身处产业转型的现实之中时，多数人却又会追随前者而批评苛责甚至抛弃后者；更为可悲的是，那些一路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终于成功的新企业，在下一轮的产业转型中，或许又变为了第一种企业。

    1918年4月15日，张元济写信给高凤池辞去经理职务。张元济在信中开诚布公地谈及自己与高凤池的诸多分歧，并提出六个“勿以为”的建议，切中商务印书馆的时弊，也反映了张元济与高凤池在管理理念上的主要分歧。如果一一对应现实，我们正可以正衣冠，洗洗澡，出出汗，更健康地迎接产业变革的洗礼。

    第一个“勿以为”是“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这几乎是所有品牌出版社通有的富贵病了。当年，张元济就曾写信给高凤池，指出商务印书馆的改革势在必行：“本馆成立业逾廿载，不免稍有暮气。从前规模狭小，所有习惯不适于今日之用。欲专恃旧有之人才、昔时之制度以支此艰巨之局，其必终遭失败可以断言。”在某种程度上，出版社现有的体制机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出版生产力的发展，使其在面对机制灵活的民营书业时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资源和人才的不断流失而无能为力。甚至有的出版社还一直寄希望于政府来扶持自己、打压民营，而新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使这种期望破灭了。

    第二个“勿以为”是“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依赖教材教辅的出版社，习惯了传统的产业模式，轻易地、定期地拿到大把资金和利润，使得他们对改革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和拒斥，总以为旧的模式会保证企业基业常青，其他的所谓创新不过是奇技淫巧，难以长久。在口头上虽同意改革，但行动上却惯于念起拖字诀。张元济当年就驳斥说：“公所谓迟速，不知以何为准则？一月与半月较，一月为迟矣。而以五年与十年较，则五年尤为速也……是公所谓迟者直是傍皇而已，延宕而已。此弟之所不敢赞同者也。”诚如中央所言，谁改革谁受益，早改革早受益，不改革不受益。拖字诀固然好念，但拖得太久了，饭碗也就不保了，饿着肚子的时候便什么也不想念、也念不动了。

    第三、四个“勿以为”是“勿以为人才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勿以为故旧不遗而不行去冗之策”。产业转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人才结构的调整。现有的用人机制，不仅不利于人才的流转，还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因此人才流失在所难免，紧缺人才找不到也在所难免。问题是，现行机制确实难以解决老人与新人的关系问题，传统人才向新型人才转型又非一日之功。张元济1917年2月10日致信高凤池说：“公主张用老成人，弟主张用少年人；公主张用平素相识之人，弟以为范围太狭，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在数字出版领域，我们还真是得下决心用新人。

    第四个“勿以为”是“勿以为用财宜节并当用者而亦吝之”。坦率地说，对国有出版企业来说，勤俭持家值得大力提倡，再怎么提倡都不会过分，但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却不可一味省钱。如果把不该花的费用有针对性地投到新业务领域，并且做好投资论证，效果应该是很客观的。正如张元济所说：“公司之大凡支出之款有当用者，即有不当用者；有可不用者，即有不可不用者。我辈主持全局，在乎权衡之适宜……吾辈只问事之办不办，而不问人之讥与颂也。”

    第五个“勿以为”是“勿以为听言宜广并不当听者而亦纳之”。民主办社是大势所趋，这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但作为企业领导，则必须有所担当，能下决断，尤其是在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面，不能因为短期利益而放弃转型升级。如果普通员工可以遵循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那领导者则必须有一点理想和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