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电影的地理记忆与文化版图
[摘要]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城市与电影都获得了同步发展。从杭州百年的历史坐标中考察作为现代城市意义上的杭州与电影结缘的过程，并发掘其地理记忆，描绘其文化版图，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杭州电影地理记忆文化版图
一、百年历史坐标中考察城市杭州与电影结缘
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它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城市文明的影像记录者。城市是电影生长的土壤，同时也是电影观察、注视、表达的对象。城市与电影，一个层次丰富、色彩斑斓；一个捕捉光影、具有穿透力，两者彼此依靠，互为镜像。1895年12月28日，电影在法国诞生之日不久，就漂洋过海来到东南沿海正处于现代城市发展初期的杭州。杭州电影的历史，是从外国人来放映电影开始的。1908年，英国人司点文在杭州拱宸桥开办阳春外国茶园放映电影，标志着杭州电影历史开端，迄今已经走过整整百余年。
城市与电影的结缘首先体现在地域性电影人的出现。因与上海当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电影中心毗邻的区位优势，杭州电影也是人才辈出。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名闻遐迩的杭州籍导演、演员、美工、摄影、音乐以及电影事业家人数众多。从杭州走出了许多著名影人，新中国电影奠基人、电影理论家夏衍，杭州本土导演吴贻弓（曾任中国影协主席）、李萍倩、马徐维邦、古榕、陆建华，著名电影演员蓝马、袁美云、王晓棠、归亚蕾、汤唯、徐娇等都是杭州人。杭州也获得了电影人重要的文化认同。1981年的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2006年的第十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均在杭州开幕。
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艺术气质，使得杭州成为电影拍摄的天然外景地。2008年，《非诚勿扰》中一句“西溪且留下”成为了电影界的流行语。此外，近年来为大家所熟悉的《婚礼2008》、《鸳鸯蝴蝶》、《桂花雨》、《最后一次爱你》、《觅》、《棒子老虎鸡》等影片都在杭州拍摄外景。
杭州本土的电影拍摄、制作事业也较早开始。1926年，杭州本土的电影公司——心明影片公司，拍成了电影《小孝子》，1928 年，一罗姓人士设立西泠影片公司，拍摄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沧海余生》，1929 年，拍摄了武侠片《侠骨情魂》等。1958年，设在杭州的浙江电影制片厂成立。近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先后投拍了多部影片，杭州如今已成为重要的电影创作生产基地之一。
从中国电影的理论研究与推广来考察，在当今重写中国电影史热点中，具有某种“元话语”意义的“地域文化”的参与意义并没有得到独立研究与介绍。在杭州，除了有限的《杭州市电影志》等研究性、纪实性资料以外，相关的研究尤其是科普性研究是缺乏的。从现有的资料看，由科普的角度对杭州电影予以整体的关照、研究和考察更是一个空白。在这方面，国内其他的城市的研究、著述已经走在了前列。如《上海电影100年》、《海上电影地图》（均为上海），厦门电影百年（为厦门）、苏州与中国电影（为苏州）、哈尔滨电影地图（为哈尔滨）等专著研究成果已经于近年出现。因此，在杭州电影百年之际，从杭州电影的地理与文化的角度切入，对杭州电影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和与开发，就有了推广普及的必要。
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因而，借助于电影这一为广大市民接受的文化载体，着力于普及、传承与弘扬杭州乃至浙江的优秀文化因子，让老百姓了解杭州的电影大师，领会杭州电影的精神，通过推广普及活动，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杭州乃至浙江的文化软实力。
二、杭州电影的地理记忆
电影，作为一种将真实和幻想用光影呈现的电子媒介，不仅为人们提供娱乐性的想象空间，同时也能把真实的地理环境作为背景予以再现。原本想象的地图和真实的场景交汇，形成独特的媒介地理景观。无论其原型是否虚构，当它们在银幕上呈现的时候，单个的画面元素经由蒙太奇的手段，都构成了超出原本的意义。
以文化的角度关照百年杭州电影，地域的特色异常鲜明。从题材上来看，杭州所具有独特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还成为了众多国际、国内电影人拍摄影片的重要来源。如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从1926年邵醉翁搬上银幕开始，到1993年徐克导演的《青蛇》，已经历经大陆、香港、日本等不同地区与国家十多次的拍摄。这一在不同时间被演绎的过程本身就组成了一种文化的张力。此外，梁山伯与祝英台、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也都被搬上银幕，不断演绎。在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作品则直接取材于杭州，如沈西苓编导了反映西湖船娘悲剧和杭州工人运动的《船家女》等。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艺术气质，使得杭州成为电影拍摄的天然外景地。从最早有记录的资料显示，导演们对西湖特别青睐。据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说，他1926的《空谷兰》，就是明星公司的张石川找他写的本子，后来就到杭州拍外景。《空谷兰》的故事，包天笑导演把主要背景地就设在杭州。
地域中的标志性文化景观，通过影视的呈现，成为了塑造城市形象的名片。在杭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杭州籍电影导演古榕于2005年完成了集悬念、爱情于一体的电视剧《我是有情人》，他将之称为一张“ 杭州文化名片”。影片中，杭州人熟悉的保俶塔首次以城市象征的形式亮相，“《我是有情人》中保俶塔被定位为杭州的守护神。”在欧洲走了一圈，“遇到很多外国人，提起中国旅游，对杭州却一无所知。”古榕决定借助影视向全世界推销杭州，古榕认为，西湖绝对有打造成“东方日内瓦湖”的潜质。2008年，贺岁电影《非诚勿扰》在杭州取景，全球首映礼也放在了杭州。杭州为《非诚勿扰》提供了资金、外景地、首映礼平台，《非诚勿扰》对杭州自然也有“回报”。美景如画，西溪湿地、西湖……这些杭州美景在《非诚勿扰》中一一展现，一句著名的“西溪，且留下”成为了西溪湿地的广告语，使得杭州西溪旅游业得到快速增长。
电影影院作为电影的放映与观赏场地，其出现与消失作为一种文化事件本身具有重要的地理坐标意义。自1908年在拱宸桥二马路阳春外国茶园内出现第一个电影放映场所起，先后有杭州大世界游艺场电影场、杭州影戏院、西湖大礼堂、联华大戏院等固定放映场所。1924年夏，杭州城站旅馆屋顶开设楼外楼露天电影场，放映国产无声电影，这是杭州首家电影场。也正是在这一具有地理符号意义的场所，发生了一件重大的爱国事件。《五卅沪潮》是一部记录五卅惨案实况的记录片。据《新浙江大事记》记载，因该片未能在上海公映，杭州影人汤笔花与友联公司联系后，建议把影片充作行李带至杭州城站电影院放映。上映当天，城站旅馆屋顶的“楼外楼”露天电影场座无虚席，坐满了爱国青年。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前往弹压禁映。时有人登台疾呼：“同胞们！帝国主义到处欺侮我们，杭州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放映自己的影片？”一时间，台下群情激愤，振臂呼应，军警被迫撤离，《五卅沪潮》得以在杭连映7天。1925年到1935年，杭州曾先后集资筹建了第一影片股份公司、心明影片公司、友谊影片公司、西泠影片公司、月宫影片公司等，其中杭州心明影片公司拍摄了无声故事片《小李子》等。1933年8月，西湖大礼堂电影场开始放映有声电影，这就是杭州最早的有声电影院。
三、杭州电影的文化版图
立足于杭州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用寻找的方式描绘这个城市的电影地图，致力于发掘杭州电影的历史文化碎片和脉络，通过百年杭州电影的历史回眸，介绍历史上的著名杭州电影人事，展示杭州电影的价值和意义等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电影业在杭州的发展，带动了多种文化产业的繁荣。为了宣传、普及电影，吸引民众走进电影院，杭州电影也采取多种形式，有报刊广告、橱窗画廊、路牌海报、宣传画、说明书、幻灯片、电影评论、电影刊物以及举行首映式等。1908年5月17日，《杭州白话报》刊有拱宸桥阳春外国茶园的广告：“聘请英国美女跳舞大戏、天下第一活动电光影戏、最新发明电气留声大戏，三班合演连登6天。”1921年以后，杭州电影业有了发展，《浙江商报》、《东南日报》等报刊经常刊登电影广告。其他如省内出版的《影戏世界》、《银幕漫谈》、《西湖电影》等电影刊物也逐渐创办。为了扩大影响，电影院开业和新片上映时，一般都组织首映活动。1935年1月18日，联华大戏院在杭州开业时，邀请著名电影明星阮玲玉揭幕，首映由她主演的《神女》。1946年12月，西湖大戏院重修门面竣工时，举行揭幕典礼，邀请电影明星欧阳飞莺剪彩，并上映她主演的《莺飞人间》。1947年底，太平洋电影院开业，首映《一江春水向东流》。1948年2月，大华电影院开业，首映美国影片《金童玉女》。
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教育功能也较早地被民国时期的杭州省、市两级政府发掘并重视。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民国时期浙江电影的管理制度始于1928年《杭州市取缔影片戏剧规则》颁布，同年，杭州市影片戏剧杂艺审查委员会成立，共有委员14人。委员由市政府发给专门证章，可随时至各戏园游艺场调查视察。1931年起，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法公布施行，规定关于电影之审查事项统归中央办理。1932年2月，省政府规定关于戏剧说书之审查事项统归浙江省民众娱乐审查委员会办理。至抗战爆发，浙江沦陷，日伪政府出于统治需要，建立了严格的管控制度，要求在每周的固定时间播放亲日的影片，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重新接管浙江。但出于准备战争等原因，原有的管理制度有所松懈，各类影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此中，尤其要强调的是，国民政府建立后，突出了电影的教育功能，电影成为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的重要手段，杭州便是在全国较早开展电化教育的一个城市。1929年，国民党史浙江省党部购置了柯达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集会、纪念活动等各种场合进行拍片和放映。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成立后，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民众教育馆经常租借影片和放映机开展电影放映活动。浙江省教育厅还举办了全省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1934年至1936年间，省教育厅先后建立省电影巡回队、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等。此三个阶段的不同管理制度，着重突出电影的教育功能，尽管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别，着实可以作为民国时期电影管理的一个研究样本。
从地域文化的研究视域来观察杭州电影，可以发现许多闪光点。如杭州商业文化历史悠久，由此，兼具文化商人身份的电影从业者马徐维邦等更多地被纳入商人谱系进行研究，他们的艺术身份也就具有还原的可能。如杭州地方戏剧繁荣，滋润于两浙文化的浙籍导演对戏剧电影的情有独钟，是否就具有了发现两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因子？百年杭州电影的发展，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的“文化浙军”，体现在自身的电影实践中，又如何呈现了时代症候和社会的变革、发展？如此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基金项目
2009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杭州电影文化地图（1908－2008）》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D09WH2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0CGWH16YBM）。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电影志》，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4年版；
2.《浙江电影纪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国电影家列传》，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年版；
4．《杭州市电影志》，杭州出版社1997年版；
5．《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丁亚平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6.《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李道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裘文意 （1979——），男，浙江嵊州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影视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