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新方法?新史观
[摘要] 《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是年轻学者闫凯蕾近年推出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新作。作者以开放的电影史观，从“明星研究”这个在中国电影史学界仍比较陌生的新视角入手，把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微观的明星群体相结合进行研究，建构起新的史述框架，对民国电影史进行了一次新的探索。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背景下，明星和明星制问题日渐凸显，因此本书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利于中国人建立起本民族的电影明星理论研究体系。
[关键词] 明星研究 多重维度 电影史观 中国电影产业化
电影史，往往听起来都很厚重繁杂；而论述电影史的书，往往看起来也都比较乏味无趣。偶然的机会笔者发现了《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应该说，出版于2010年5月的这本书在新近推出的电影史著作里是较有新意、值得品读的。作者以开放的电影史观，从“明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深入探索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明星及明星制，开拓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方向和维度，而且对于目前中国电影在逐步步入产业化进程中遇到的明星和明星制问题有诸多启发，也很有研究的必要性。本文即从综述、特色与创新、影响与不足三个方面评价此书。
一、综述
（一）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闫凯蕾，是一名执教于上海同济大学电影学院的青年女教师，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作为一名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电影专业高材生，闫凯蕾在学术上勤于钻研、孜孜不倦，于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万字论文，也曾多次获奖，例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等等。闫凯蕾是电影制作专业的教师，《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则是她于2010年推出的电影史新作。
（二）内容简介
不同于笼统概括全部电影历史进程的传统综合性史书，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断代史著作，即专门探索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民国这一特殊时期的电影史，并且从“明星研究”的视角进行阐发，打破了传统的电影史学观念，颇具作者的匠心。本书的篇章结构简洁分明，共分为七章，从纵向串联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中的民国电影史，此外在横向上每一章即每一分期论述的内容都将明星和他的时代相联系，为民国电影史的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二、特色与创新
“就目前看，中国电影史研究可谓丰富多彩，在研究领域上，有综合史、断代史、专业史、门类史、片种史、区域史、部门史等，还有艺术史、文化史、类型史、传播史、批评史、产业史、观众研究等。”[1]如今随着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如何使得自己的研究有新意、有特色、与众不同，不人云亦云，便成为了愈来愈困难的事。本书作者闫凯蕾就以年轻一代开放的史学观念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一次对于民国电影史的新探索，同时也指引着无数关心民国电影的读者真正走进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之中。
（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开放电影史观
开放的史学观念，可以说是闫凯蕾写作这本书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跳脱出传统电影史学观念的框框，才能摆脱旧理念的束缚，以新的研究方法和开放的史学观念重新探索电影史。传统的电影史写作大多以编年体为主，比如在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亦有很多电影史参照国别体写作，或者与编年体相结合，分别介绍各个典型国家电影的发展史。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对于电影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既体现在史学观念的变化上，更反映在一部部有新意的电影史著作上。人们不再局限在某些固定的研究领域之内，而是以新视角、新方法、新史观进行电影史研究。
正如罗伯特?C?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所说：“我们承认，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结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从传统观点看，这些方面的每一个一直都是电影史研究中互不相干的次学科。基于这一事实，我们把对电影史研究的讨论分成四章：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2]电影史研究因而有了多重维度和多种探索的可能。《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这本书便突破了以往一些陈旧保守的历史观和电影史观，截取了中国电影史漫漫长河中的一小段即民国电影史，并且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那段电影史放在1923-1949这段时代大背景之下，再结合微观的电影明星及具体作品进行阐述，突破了电影史写作的惯常体例。
（二）“明星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本书作者大胆创新，采取了“明星研究”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民国电影史，这一点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所谓的“明星研究”并不是把演员作为分析的最终目的，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对所处的电影业及大众文化进程有揭示作用的文本。也就是说，“明星”这个研究对象几乎不具有形式价值，但却有重大的意义价值。[3]其实“明星研究”本身并非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这点在西方电影史学界尤其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早已被多次使用。以美国好莱坞为例，因为明星制和制片人制的成熟以及电影产业的高度繁荣等诸多现象，明星成为了美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所以早就有电影学者用“明星研究”的方法探索好莱坞电影发展史。然而用“明星研究”的方法来梳理中国电影史的著作尚属少数，绝大多数人忽略了明星、明星制这些在电影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度。
回顾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明星和明星制并不是一个新鲜事，虽说目前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尚未形成完善的明星制，但“中国电影其实从早期开始就有了明星制的雏形，而类似电影皇后的评选就是这种明星制的产物”[4]。在本书中，作者便对早期中国电影史上的明星群体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本书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围绕“明星”设置的，以明星的发展史串联起了民国电影史。1923年是中国第一个电影明星诞生的年份，作者把1923-1926年间早期影星称为隐身登场，并分析了中国电影起步阶段明星的不同来源以及制造源起，而且从社会风气、传媒业发展等大时代背景进一步探讨，证明早期中国电影明星是和电影同步发展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奠定明星制度的基础。到了1927-1929年，借助媒体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电影类型化生产尤其是武侠片的兴起，一批武侠明星开始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明星定位，许多类型片电影都是以明星为中心制作，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杨耐梅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明星，在这个电影产业的自由竞争阶段，激烈的商业市场竞争虽产生了许多烂片，但却使中国电影迅速成长起来。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巨星如胡蝶、阮玲玉、金焰等。随着中国电影在1932-1935年的发展，越发成熟的媒体舆论话语系统促成了明星群体的诞生，并且呈现出类型多样和多元化的样态，从而奠定了明星制度的基础。然而到了1935-1937年，中国电影业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处境，明星阵营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在1937-1945年间彻底实现，战争使中国电影业衰退，但上海和香港两地却涌现了周旋等电影明星，支撑着电影公司发展下去。战后的1945-1949年间，中国电影又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明星群再度繁荣。
本书作者除了采取“明星研究”这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外，还坚持正确的研究方针。“电影史家视为最珍贵的原始资料乃是同影片的摄制或某项发明同时代的资料”[5]，然而由于中国早期电影的许多历史资料经历了文革等诸多考验，损失了不少，资料难以找全，因此闫凯蕾以扎实认真的学术态度亲自到上海图书馆等地找寻当年保留下来的珍贵历史材料，摘抄了多达一百多万字的笔记，材料详实，从而对民国电影史的“明星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三、影响与不足
（一）影响
中国电影学术界至今没有建构起成熟完备的“明星研究”理论体系，而从“明星研究”的视角论述中国电影史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本书填补了中国电影史研究尤其是民国电影史的部分空白。这本书尚不能算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作者采用西方史学界常用的“明星研究”方法写中国电影史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相信这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会给中国电影人日后在探索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此外，随着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明星和明星制的问题日渐浮现，因此闫凯蕾写作本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化越做越大，明星也成为了电影产业的重要生产力之一，但明星制却没有成熟建立起来。因此本书对广大中国电影人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仅要回顾历史，更要去思考现在和未来中国影坛明星和明星制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将中国电影产业做得更大更好，这也是切近的现实需要。
（二）不足
本书虽然研究视角新、方法新、内容详实，有许多创新和特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具体内容的写作上仍较为粗浅，有的时候只是借助详细的历史资料，罗列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和作品，虽然也力求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联系了社会风气与时代背景，但在对于明星的分析和阐释上依然显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够，有时出现了割裂或联系不太紧密的情况，比如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写下重要历史坐标的著名的鸳鸯蝴蝶派和左翼电影运动等都没有引起本书作者的足够重视，在对明星进行研究和深入分析明星与电影业发展关系时没有做深层次的论述。
作为出版于2010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史新作，本书也尚未与民国史的最新研究态势联系。“电影历史学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无疑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历史的，又是电影的，兼有电影和历史的双重品格。”[6]不管是历史观还是电影史观都在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着，而本书虽做到了研究视角新，但在时间的划分和大时代背景的梳理部分依然延续了传统的分期和写作方式。很多时候作者只是在细致详尽的历史材料中微观地看待问题，没有充分利用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史料。只有将不断发展的历史史观和电影史史观紧密联系起来，综合运用新的历史研究与电影史研究成果，才能更透彻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轨迹。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多的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和梳理，是对民国电影史前后几十年发展单一的梳理，但缺乏共时性的观照和思考。虽说本书中心是研究中国民国电影史，不是中外电影史对比，但外国同时期出现的一些现象或特点可以作为中国电影人的思考对象。书中虽然提及了一些好莱坞明星如秀兰?邓波儿或葛丽泰?嘉宝等，但都没有做详尽深入的对比分析，更没有从理论角度进行阐释。而且本书对于电影史上的明星研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国特色，要在西方已有的研究框架基础之上运用本民族特有的电影理论等建构起中国人自己的明星研究理论体系。
“作为电影研究基本范式的转型，其‘历史转向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早期电影历史的研寻与写作，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传统单纯的对于电影的艺术/美学表述向社会史、文化史的转向，亦即‘文化转向。在‘历史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研究背景下，电影明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领域而受到特别的关注。”[7]本书作者即以开放的电影史观，宏观联系微观，从“明星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进行研究，把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明星置入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使其作为一种互动文本，从多重维度观照和剖析民国电影史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明星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出了一份力。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电影产业化在逐步扩大发展，明星和明星制的问题不容小觑。明星制虽还不完备，但明星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产生了许多辐射效应，不仅体现在当前，也反映在过去中国电影史的发展历程中，更会在将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注释
[1]高小健：《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思考》，《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2][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4]万传法、朱枫：《电影产业中的明星与明星制》，《当代电影》2008年第7期。
[5]石川主编：《电影史学新视野》，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6]石川主编：《电影史学新视野》，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7]陈晓云：《作为电影研究社会维度之一的明星研究》，《新世纪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2010年。
作者简介
顾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