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时代前面，做一名立得住的出版人
张君成
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类图书受众单一，市场运作能力差，很难成为畅销书。然而以政治类图书出版见长的人民出版社，却用行动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观念，其出版的《朱镕基对话录》在市场上受到读者追捧，多种图书销量也遥遥领先，长居图书销量榜前列。社长黄书元以敏锐的市场触觉，超前的出版理念，严谨的工作态度将人民出版社带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他看来，传统出版已经初显颓势，数字出版方兴未艾。由于版权、盈利模式等多重问题，数字出版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每个新生事物成长的路上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探索，即使前方迷雾蔼蔼，也要勇往直前。多走一步，便离成功近一步。做为人民出版社的管理者，黄书元要考虑的更多更远。未来不仅要在传统出版领域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更要在数字出版领域积极探索，摸索出一条适合本社发展的道路。走在时代之前，方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屹立不倒。
图书要逐渐适合碎片化阅读，数字出版未来发展更加趋向专业化
出版广角：黄社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您一直以来的观察，中国现阶段的数字出版形势如何？
黄书元：数字化出版在中国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大部分读者使用的是手机等移动阅读设备进行阅读 ，而使用kindle等阅读器阅读的人很少。由于手机本身字很小，阅读长篇的书籍确实有难度，再加上时间、形式、内容都是碎片化，所以真正使用阅读器阅读长篇图书的不是太多。数字出版下一步的大发展还有很多问题，究竟是出版适应碎片化阅读呢还是引导读者回归图书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从出版本身来说，我们当然要适应和融合数字化阅读。如果完全坚持传统的出版形式，可能会失去大部分读者，因为图书正随着读者的老去而渐走下坡路，而年轻读者的阅读时间确实有限，很难把他们拉回到完全以传统的形式进行阅读。时代大步前进了，传统出版一定要适应这个时代，适应读者新型的阅读形式，适应数字化阅读需求。以多媒体形式呈现图书内容，是时代必然要求，只是目前我们的网速太慢，阅读效果大打折扣。4G正在登场，我们也必须加快步伐，否则有被颠覆的可能。
出版广角：在数字阅读中，快餐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但是，这种方式难以保证阅读质量。面对样的问题，您认为内容提供者应该怎么做才能既满足读者对简短阅读的需求，又能保证阅读内容的质量？
黄书元：首先来说，读者对内容的需求是不会变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内容的准确性与权威性，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其次，碎片化阅读有不利一面，但是也有阅读方便、快捷等优点。如何扬长补短，为我所用，也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出版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数据库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年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网络上的信息浩如烟海，但是没有一套权威的数字化马克思主义著作，不知谁放在网上的盗版书也是差错百出，令人难以卒读。所以我们决心出版一套准确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论著。我们出的这套数据库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绝对的准确权威，可以拿来直接引用。我们的检索技术、组织和管理做得也特别好。比如，如果读者想查找一段引文的出处，以前很难查到，现在读者可以将这段话粘贴到人民出版社的数据库上，搜索结果会显示出这段话的完整原文，并告诉你这段话出自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会将这段话的漏字错字全部标出来。这个功能对使用者来说非常方便。我们对数据的内容进行精细的人工校对，确保数据完全没有差错，绝对权威，绝对准确。这样的话既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又保证了内容的质量，一举两得。
出版广角：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数据库”，那么目前它的一个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黄书元：人民社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数据库相对来说比较早，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数据库已经创建起来了，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外传输的效果还不够理想，没能真正将内容传输到读者的手里。通过我们对流量的监控，发现读者的阅读量还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宣传不够，很多读者不了解还有使用这么方便的数据库；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形式还没有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没有实现多媒体的传播形式，还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的图书肯定要逐渐适应碎片化阅读，适应手机等移动终端的阅读形式。我们下一步打算针对某一本书，某一类书，某一类人，把我们的图书集中在一起做一次推广，比如我们针对党政干部做的数字图书馆，可以作为党政干部的学习资料，或者为研究人员及政治类内容写作提供翔实的资料。
出版广角： 我们看到人民出版社在数字出版这方面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从目前来看进展什么顺利，那您对未来的发展又有什么规划呢？
黄书元：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更加趋向专业化，趋向有针对性的对目标人群提供数字化内容。在内容投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针对读者不同的需求，提供整本书内容或者某一章节、某一片段、某一精华部分。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组织不同的内容，再对内容进行一个甄选梳理，然后组成一个个不同的数据包，供目标人群下载，进行有目的的投放，我认为这是数字化发展的一种发展趋势。未来我们走的路将会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目标读者定位要更加精准，改变现存的这种粗放式投放模式。可以按读者需求定制阅读，不同专业领域的读者不仅可以有选择性的定制书中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以定期地、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投递相关内容，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
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应灵活求变，急需政策引导
出版广角：黄社长，我国现在数字出版发展出现瓶颈的另外一个主要表现是在盈利上，您能给我们讲一下您对数字出版盈利模式的看法吗？
黄书元：在盈利模式的摸索中，我们陷入僵局。其实很多时候，可以跳出圈子，灵活应变。比如在国外，数字化内容通常采用多种定价方式。比如，将同类书打包销售，就是一次卖或租几十、几百本书给你，供你使用，或者将一段内容、一段话、一个词条以很低的价格销售给你，由卖书转向卖其中的一段话；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进行不同的定价，可以按年、按月收费，可以按打包收费，按整本书收费或者按照词条收费。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灵活运用在我们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当中。
我们盈利模式不明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缺乏引导性的政策，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支持数字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对弱势行业或者传统行业给予扶持和改造，国家近期已经在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但还很不够。很多出版社目前还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或者缺乏改革的条件，只能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纵观全球数字化发展，我认为，在数字化的转型方面，我们和世界几乎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关键是看谁跑得快，看谁的改革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出版社对传统的出版产业依赖程度比较大，对数字出版正处在探索过程中，还很难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出版形式，没有掌握互联网的精神实质。我认为，互联网的精神实质是全民参与，双向互动，比如维基百科让全社会专家对一个词条进行修订，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完善下，这个词条就会变得更加权威。
出版广角：您曾说过希望构建“出版界淘宝”，让出版各个环节的供应商在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作用，您能仔细谈谈这个构想吗？
黄书元：淘宝网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方便了广大网民。我也确曾设想过能否建一个“出版界淘宝”，一个图书、文化大市场，让全国出版界、图书发行界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产品，作者能在这里找到出版社、看到自己的图书销售情况和版权交易情况，读者也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图书。总之，一切也是为了方便网民，为网民服务。就目前来看，也只是一个初步设想。
出版广角：您刚才提到了对数字内容进行人工校对，以此来保证内容的质量，那么您认为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的作用和使命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黄书元：出版的职责就是对内容进行选择、加工、然后是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依然是这样。有人会担心出版将会消亡，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出版永远都承担着传播精神文化内容的使命，出版的内容永远不会变，变的只是承载这些内容的载体。承载内容的载体从古至今发生过很多次的变化，从当年的简牍、帛书、木刻到纸介质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但是无论载体怎么变，它永远只是为承载内容服务的，只要出版的实质不变，出版人的职责就不会变，千百年来，出版人对内容进行选择、加工、传播的职责没变过，现在只是在第三个传播的环节发生了变化，我们正面临着如何利用新的媒体把内容传播出去的问题。在传播的环节上不能仅仅将传统内容变成数字的形式传播，而是要将传统的内容进行再加工。比如朱镕基的这一套书，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加上很多照片，可以将演讲稿配上视频，还可以将内容分成不同的类别，如把讲经济的归为一类，把讲教育的归为一类等，将全书分解，做成各种不同的专题，然后再向读者进行传递，因为有的读者可能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现在他就可能要买整套书，为不同的读者提供精细服务，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编辑在第一、第二阶段的职责和使命没有变，变的是第三阶段，在对传统内容进行再加工的环节，这对传统编辑是个很大的挑战。
出版广角：正如您所说，在信息化时代，编辑在第三阶段的职能会发生变化，那么人民出版社是如何针对这种变化要求和培养编辑？
黄书元：无论是出版社还是编辑，都要适应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从全国大的趋势来看还没有完全适应。人民出版社将数字化放在信息部，全国大的出版集团也都是这种模式，这种形式到现在为止鲜见成功者。因为优秀的编辑大多仍在从事传统图书编辑工作，信息部里编辑人员即使有也很少。而图书编辑部里则很少有数字专业技术人员，这就导致了做内容的在做内容，做技术的在做技术，形成两张皮，很难融合在一起。要实现数字化，就要把这二者融为一体，就是在做内容的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形式，在编辑书稿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将其数字化，如何适应数字化市场对我们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传统出版向数字化的逐渐转型。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将内容和形式合二为一，全流程的地去做数字化。
在人才培养这一方面，我们社近几年新近的编辑都是层次比较高的硕士、博士，对数字化适应比较快，只要我们全力推进，为他们提供数字化平台，并进行适时培训，我想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会快速的适应数字化出版趋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创造这样一个平台和环境。
出版广角：作为出版社，我们如何引导社会阅读，使其避免低俗化、碎片化？
黄书元：碎片化是种阅读趋势，很难避免，也未必是坏事，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尽快适应，努力满足读者需求；而低俗化是种不良倾向，可以抵制，出版从业人员作为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应该自觉在所出版的图书内容里严格把关，努力多出好书，自觉承担起神圣职责，以正确、积极、健康、“环保”的价值观引领社会阅读趋势。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克服以低格调、低级趣味等方式迎合读者、市场而获取图书发行量的错误倾向，出版单位不能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作者想出什么就出什么，更不能为了部分低格调、低级趣味读者、市场的诱惑而迷失了出版方向。出版单位必须始终坚持正确出版方向，通过主动策划选题，正确引导作者写作方向，提供正确、积极、健康、“环保”的精神食粮，从而起到引领社会阅读趋势的作用。
人类对高雅艺术、对崇高的精神产品的需求是没有止境，是金子总会闪光。引导社会阅读不是一个出版社的事，但出版社应该可以用自已的精美的产品去吸引读者。
走出去的过程，就是互相了解的过程
出版广角：朱镕基的这套书在国内十分畅销，人民社也正在将其翻译成外文将其推广到国外。您认为在图书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咱们这套书能取得如此好好的市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对我们将来发展数字出版有什么样的启示？
黄书元：图书市场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图书不是没有市场，只是没有好产品，读者是希望读好书的。我认为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只要有好的策划、好的选题，好的内容，目前还不愁没有市场。人民社宗旨是“为人民出好书”，能够打动人心的书才是好书。出版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每一本书都要是创新的，我本人追求为读者提供不同的东西，追求创新的元素。
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畅销书不一定都是好书，好书也未必能够畅销。有很多好书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上的疏忽而导致无法畅销，比如读者定位不明等原因。无论什么书，要想打动人心，要想在市场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实现畅销，就要对每一个环节特别讲究，精雕细刻，创造出真正创新的高质量的东西。数字化尤其要考虑读者的定位，要针对特定的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化内容，就像我之前在介绍我们的理论数据库时所说的那样。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在出版之前一定要对市场进行详细的调研，说白了就是你先得考虑你这个产品能否卖得掉，这样出版的书才不会因为没有市场而滞销。
出版广角：根据您对国外市场的了解，您认为国外读者对我国那些内容的图书比较有兴趣。
黄书元：事实上国外读者也是希望了解中国，我认为有两种类型的书会受到欢迎，一种是反映中国现状的图书，比如反映我国现阶段教育、军事、外交等情况的图书。另一种是有中国特色的书，比如我社出版的《中国帝王传》这种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正传一直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此外，还有一些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当年的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了解更多政策制定的详细过程和期间的种种考虑。其实我们也喜欢国外领导人的著作，比如林肯的传记，出了几十种，我们也曾翻译出版过，大家也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林肯。所以，这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出版广角：现在都在谈论出版社转企改制，进一步接收到了市场的考验。在您看来出版社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出版机制改革，从而做大、做强？
黄书元：这应该是出版界高层领导考虑的问题。具体到我们人民出版社，虽然我们未转制，还是事业单位，但由于全国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还未推进，我们目前还没有事业经费，没有人头费，老干部国家也不给一分钱，只能还像以前一样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但作为企业管理，我们又不享受转制企业的免税政策，所以我们目前处于比其他单位都困难的境地，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市场要效益，进一步市场化，通过内部机制改革，激发全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方面我们要比其他单位更迫切。
重点在法人治理结构与绩效考核机制两方面做文章、下功夫。使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更加适应出版市场体系需要，以更加完善、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进一步完善、创新绩效考核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挖掘全社人才资源的潜能。为不同人才提供不同的发展平台，为特殊人才创造特殊的舞台，使人尽其用、人尽其长、人尽其才有条件、有途径、有空间。制订科学、合理、合情的奖励机制，为特殊贡献人才制订超级激励措施，激发所有人才的积极性，使全社人才更加主动、愿意、自觉地发挥更大作用、展现各自特长、贡献全部才能，把人力资源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版业绩。实现做大、做强、做优的梦想才有可能。
要做一个能让读者记得住的出版人
出版广角：最后，黄社长，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对出版人这一职业以及对出版这个行业的一些见解和感悟吧。
黄书元：我进入出版业已经31年了，我认为出版业是一个影响力经济，出版业如果追求经济效益的话，永远不能和那些大的经济部门如中石化、中移动比，国家支持出版业恐怕也不是单纯考虑让我们多赚几个钱吧？出版业要更多考虑的是社会效益。我们今天能知道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好书，但是我们很难知道当年谁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创造经济效益的事更多的留给经济部门去做，我们作为出版人要出版能在书架上能够立得住，能够传得下去、传得久远的图书，要做一个能够让读者记得住的出版人。有一天我退休了，能够回首看看我这一辈子出了哪些好书，哪些书还立在书架上，甚至畅想几百年之后，这本书还依然能够立在书架上，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出版人的一大幸事。如果出版人出的书自己都羞于阅读，这将是我们最大的悲哀。作为一个编辑，永远要考虑的是这一辈子我出过哪些好书，而不是挣过多少钱。有人说，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了那叫壮大，军事实力强了那叫强大，只有文化实力强了才能叫伟大。让我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强国共同努力吧。
出版广角：谢谢黄社长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