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业视角的江苏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研究
杨兴典 吴群 严长清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加强，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的需求日益迫切，对不同行业的工业用地效益“净值”进行正确判断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论文引入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概念，利用污染治理成本法等方法，构建了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计量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对2013年江苏省各工业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进行核算，揭示了行业间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差异及其特征。结果表明：①江苏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均为正，总体呈现“金字塔型”分布模式且差异显著，27类行业中绿色效益数值低于平均值的行业有16类，而数值是平均值1.5倍及以上的行业仅有3类。仪器仪表、计算机等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高；而化工、纺织等江苏传统产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低。②地均利税总额和地均员工工资收入对绿色效益的影响较大；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对绿色效益有一定影响，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超过平均值的行业占比为40.74%。③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总体呈现轻工业高于重工业的特点，其中，地均COD治理费用最高，接近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的80%。④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与各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无相关性；与地均工业总产值高度正相关，但农副食品加工业等部分地均工业总产值大的行业其用地绿色效益较低。最后，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促进江苏工业绿色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制定分行业用地管理政策、优化结构，科学修订用地标准、严格供地准入门槛，强化企业污染预处理、实现生态型工业生产等。
关键词土地经济；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绿色效益；污染治理成本法
中图分类号F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7-0111-08DOI：10.12062/cpre.20180315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现实压力，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要求。落实到土地利用和管理上，就是要科学配置部门、行业间土地资源，不断优化用地布局、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水平。而对不同行业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正确判断是实现该目标的前提，也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用地布局和利用方式、建立科学的供地准入门槛的基础。工业用地效益是由工业用地的利用而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种成果与同一空间范围内土地利用占用和消耗的比较，具有综合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常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综合指数的方法进行分析。此方法虽然达到了反映综合效益的目标，但由于评价内容和指标构成的分歧，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完整且通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本文引入工业用地绿色效益这一概念。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是单位面积土地投入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所实现的有效综合产出的货币化数值，通过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增部分，计算工业用地效益“净值”，形成直观性和可比性均较强的单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指标体系评价主观性较强、无法准确判断评价对象绝对差异等方面的不足，为优化工业用地在行业间的配置、为政府部门产业政策制定和土地供应结构优化提供依据。
1研究综述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对工业用地效益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评价一直是土地利用领域研究的热点。关于工业用地效益的研究主要通过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从区域、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开展评价与分析[1-4]。学术界对工业用地效益内涵尚未达成统一定论，但普遍认为工业用地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1996年，美国在土地再开发计划（ULRP）中提出追求经济产出的同时不能有损于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5]。Adrian[6]、Gibbs[7]、Krajnc等[8]围绕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评价工业园区或企业的效益。国内学者也陆续开展了工业用地效益评价方面的研究探索。在评价指标选取上，—些学者直接以地均生产总值、地均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土地经济效益的指标，并展开了丰富的实证研究[9]。随着研究的深入，评价指标也不断丰富和扩展，地均投资强度、地均工业总产值、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人口密度、绿化率、工业三废排放达标率等都广泛地应用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10-11]。在评价方法选择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等在实践中均有运用[12]。在指标赋权方法上，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关联度分析法、变异系数法、WLSM法等主客观赋权法被广泛引入[13-14]。
目前，对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开展的研究较少，但也有学者提出类似概念，如夏昊、杨晓[15]在对工业增加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工业生态总值”这一指标，用来反映工业生产对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2004年，由环保部门组织开展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试点在全国10个省市开展，获取了环境方面的多种数据并形成了权威报告，有力推动了我国绿色GDP核算、环境价值核算的发展[16]。传统的经济效益核算中，忽略了经济发展的负效益，即缺乏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损失成本的考量[17]。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突出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环境成本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價[18]，其核算方法主要有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基于损害/受益的估价方法两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框架构建、实物量价值损害估算标准[19]、显露偏好和陈述偏好定价、污染物联合消减费用确定[20]、污染治理成本估算[21]等。
纵观国内外文献，工业用地效益评价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缺少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在工业污染治理成本核算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地均的角度对工业用地效益净值进行核算的研究较少，应在将经济社会产出和环境损失进行科学叠加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2效益核算方法
2.1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思路
目前我国衡量工业用地效益最主要的指标是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只是一个衡量“流量”的尺度，而不是衡量“存量”的尺度，它最主要的缺陷是未能反映出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转换，从而忽略了经济活动中对环境和社会起着破坏作用的方面，使得对工业用地效益的评价失去了合理性。近几十年来，流量的增长被认为就是经济的增长，忽视了“流量”本身依赖着源源不断的资源存量。因此，本文提出工业用地绿色效益这一概念，综合考虑工业用地效益的系统构成，通过消除负面效益，真实反映工业用地净效益。其实质是工业用地效益的货币化表现。
本文进行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的总体思路是以地均利税总额为基础，增加地均员工工资收入，扣减地均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以得到经过社会、生态因素调整的真正效益。利税总额是企业利润与税金（增值税、销售税等）的总和，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净值和公共部分的社会效益。企业社会效益的公共部分以税收形式体现，另一部分则以员工收入的形式表现。企业环境效益主要体现为生产活动排放的污染物产生的环境退化成本，运用污染治理成本法进行核算。具体的污染物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包括COD、氨氮、石油类、氰化物、重金属；另一类是工业废气中的污染物，具体是NOx、SO2、工业烟（粉）尘，还有一类是工业固体废弃物，具体为危险固体废弃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上所述，在数据可获取性的前提下，工业用地效益核算的总体思路是在地均利税总额的基础上，增加地均员工工资收入，扣减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以得到经过社会、生态因素调整的真正效益。
2.2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方法
根据上述核算思路，计算某一行业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计量模型为：
Pi=Li+Ri×Si-Ci（1）
Ci=∑nj=1xk×ai×uk（2）
其中，Pi为i行业工业用地绿色效益，Li为i行业地均利税总额，Ri为i地均吸纳劳动力人数，Si为i行业职工平均年度工资，Ci为i行业工业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xk为k类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ai为i行业工业地均生产总值，uk为k类污染物治理成本，n为i行业工业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数。
对于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来说，各类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是影响核算结果精确与否的重要因素[22]。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调查或实验取得；二是根据环境统计数据中的治理费用和污染去除量等数据采用治理成本系数法进行估算[23]。各行业废水中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主要借鉴了郭丽萍[23]、罗锡莲[24]等人的研究成果（基期为2006年）；根据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三次修订的结果，将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治理成本用简单算术平均数进行调整；并根据王彤[25]的研究成果（基期为2004年），补充家具制造业和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缺失行业的数据。各行业大气污染中的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主要借鉴了郭丽萍[23]的研究成果，其中烟、粉尘的治理成本取最高值。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治理成本采用於方、王金南等[26]研究成果（基期为2004年）。考虑到治理需要的费用涉及人员支出、材料消耗、设备折旧等，采用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调整指数，得到以2004、2006年为基期的2013年定基价格指数分别为135.4%、124.3%，最终形成各类工业污染物治理成本（表1、表2、表3）。
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计算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是与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治理成本紧密相连的，而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治理成本仅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一定水平，伴随企业治污能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治理成本是逐渐变化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数值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动。
3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处理
3.1研究区概况
江苏地处长江三角洲，近年来，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经济平稳增长，工业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总量位居全国前列，2016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达33 855.7亿元，约占全国的11.4%。江苏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制造业加速成长，已基本实现从以纺织业为主导的基础加工业向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重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换。江苏省工业用地面积迅速扩张的同时，工业污染较为严重，资源消耗总量大。例如，2015年，全省工业源COD排放量、工业源SO2排放量和工业源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为201.3 kt、794.7 kt和612.2 kt。
3.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依托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于2014年开展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工作组主要选择当年销售收入或工业产值排名靠前，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正常的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了各区域各行业效益最高的企业，调查时点为2013 年12 月31日。调查问卷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投入、产出情况、企业用地状况及企业建设情况等内容。本次研究共获得调查数据2 482份，其中有效数据2 387份，有效率为95.37%，涉及27类行业。另一部分则是《江苏省统计年由于部分环境效益指标按照调查的方式获取较为困难，本文借鉴多源信息融合的思路，从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中抽取所需要的信息，从而获得相应的分行业数据。地均利税总额、地均吸纳劳动力人数通过实地调查的企业样本数据计算获得。制造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江苏省统计年鉴》（2014）获得，数据为省级尺度统计数据。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由《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3）获得，数据为国家级尺度统计数据。
4实证结果分析
4.1各行业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测算
運用上文所述方法对江苏省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进行核算。结果显示（见表4），江苏各行业用地绿色效益均为正且存在显著差异，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10.9倍，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高；造纸和纸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用地的绿色效益则较低；行业用地绿色效益总体呈现“金字塔型”分布模式，27类行业中低于平均值的行业有16类，占59.26%，略高于平均值的行业有8类，占29.63%，高于平均值50%以上的行业有3类，占111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等行业的绿色用地效益与其主导产业的地位不匹配，效益较低。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加强，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的需求日益迫切，对不同行业的工业用地效益“净值”进行正确判断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论文引入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概念，利用污染治理成本法等方法，构建了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计量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对2013年江苏省各工业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进行核算，揭示了行业间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差异及其特征。结果表明：①江苏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均为正，总体呈现“金字塔型”分布模式且差异显著，27类行业中绿色效益数值低于平均值的行业有16类，而数值是平均值1.5倍及以上的行业仅有3类。仪器仪表、计算机等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高；而化工、纺织等江苏传统产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低。②地均利税总额和地均员工工资收入对绿色效益的影响较大；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对绿色效益有一定影响，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超过平均值的行业占比为40.74%。③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总体呈现轻工业高于重工业的特点，其中，地均COD治理费用最高，接近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的80%。④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与各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无相关性；与地均工业总产值高度正相关，但农副食品加工业等部分地均工业总产值大的行业其用地绿色效益较低。最后，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促进江苏工业绿色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制定分行业用地管理政策、优化结构，科学修订用地标准、严格供地准入门槛，强化企业污染预处理、实现生态型工业生产等。
关键词土地经济；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绿色效益；污染治理成本法
中图分类号F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7-0111-08DOI：10.12062/cpre.20180315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现实压力，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要求。落实到土地利用和管理上，就是要科学配置部门、行业间土地资源，不断优化用地布局、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水平。而对不同行业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正确判断是实现该目标的前提，也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用地布局和利用方式、建立科学的供地准入门槛的基础。工业用地效益是由工业用地的利用而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种成果与同一空间范围内土地利用占用和消耗的比较，具有综合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常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综合指数的方法进行分析。此方法虽然达到了反映综合效益的目标，但由于评价内容和指标构成的分歧，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完整且通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本文引入工业用地绿色效益这一概念。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是单位面积土地投入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所实现的有效综合产出的货币化数值，通过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增部分，计算工业用地效益“净值”，形成直观性和可比性均较强的单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指标体系评价主观性较强、无法准确判断评价对象绝对差异等方面的不足，为优化工业用地在行业间的配置、为政府部门产业政策制定和土地供应结构优化提供依据。
1研究综述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对工业用地效益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评价一直是土地利用领域研究的热点。关于工业用地效益的研究主要通过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从区域、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开展评价与分析[1-4]。学术界对工业用地效益内涵尚未达成统一定论，但普遍认为工业用地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1996年，美国在土地再开发计划（ULRP）中提出追求经济产出的同时不能有损于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5]。Adrian[6]、Gibbs[7]、Krajnc等[8]围绕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评价工业园区或企业的效益。国内学者也陆续开展了工业用地效益评价方面的研究探索。在评价指标选取上，—些学者直接以地均生产总值、地均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土地经济效益的指标，并展开了丰富的实证研究[9]。随着研究的深入，评价指标也不断丰富和扩展，地均投资强度、地均工业总产值、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人口密度、绿化率、工业三废排放达标率等都广泛地应用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10-11]。在评价方法选择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等在实践中均有运用[12]。在指标赋权方法上，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关联度分析法、变异系数法、WLSM法等主客观赋权法被广泛引入[13-14]。
目前，对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开展的研究较少，但也有学者提出类似概念，如夏昊、杨晓[15]在对工业增加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工业生态总值”这一指标，用来反映工业生产对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2004年，由环保部门组织开展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试点在全国10个省市开展，获取了环境方面的多种数据并形成了权威报告，有力推动了我国绿色GDP核算、环境价值核算的发展[16]。传统的经济效益核算中，忽略了经济发展的负效益，即缺乏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损失成本的考量[17]。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突出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环境成本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價[18]，其核算方法主要有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基于损害/受益的估价方法两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框架构建、实物量价值损害估算标准[19]、显露偏好和陈述偏好定价、污染物联合消减费用确定[20]、污染治理成本估算[21]等。
纵观国内外文献，工业用地效益评价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缺少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在工业污染治理成本核算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地均的角度对工业用地效益净值进行核算的研究较少，应在将经济社会产出和环境损失进行科学叠加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2效益核算方法
2.1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思路
目前我国衡量工业用地效益最主要的指标是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只是一个衡量“流量”的尺度，而不是衡量“存量”的尺度，它最主要的缺陷是未能反映出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转换，从而忽略了经济活动中对环境和社会起着破坏作用的方面，使得对工业用地效益的评价失去了合理性。近几十年来，流量的增长被认为就是经济的增长，忽视了“流量”本身依赖着源源不断的资源存量。因此，本文提出工业用地绿色效益这一概念，综合考虑工业用地效益的系统构成，通过消除负面效益，真实反映工业用地净效益。其实质是工业用地效益的货币化表现。
本文进行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的总体思路是以地均利税总额为基础，增加地均员工工资收入，扣减地均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以得到经过社会、生态因素调整的真正效益。利税总额是企业利润与税金（增值税、销售税等）的总和，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净值和公共部分的社会效益。企业社会效益的公共部分以税收形式体现，另一部分则以员工收入的形式表现。企业环境效益主要体现为生产活动排放的污染物产生的环境退化成本，运用污染治理成本法进行核算。具体的污染物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包括COD、氨氮、石油类、氰化物、重金属；另一类是工业废气中的污染物，具体是NOx、SO2、工业烟（粉）尘，还有一类是工业固体废弃物，具体为危险固体废弃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上所述，在数据可获取性的前提下，工业用地效益核算的总体思路是在地均利税总额的基础上，增加地均员工工资收入，扣减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以得到经过社会、生态因素调整的真正效益。
2.2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方法
根据上述核算思路，计算某一行业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计量模型为：
Pi=Li+Ri×Si-Ci（1）
Ci=∑nj=1xk×ai×uk（2）
其中，Pi为i行业工业用地绿色效益，Li为i行业地均利税总额，Ri为i地均吸纳劳动力人数，Si为i行业职工平均年度工资，Ci为i行业工业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xk为k类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ai为i行业工业地均生产总值，uk为k类污染物治理成本，n为i行业工业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数。
对于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来说，各类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是影响核算结果精确与否的重要因素[22]。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调查或实验取得；二是根据环境统计数据中的治理费用和污染去除量等数据采用治理成本系数法进行估算[23]。各行业废水中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主要借鉴了郭丽萍[23]、罗锡莲[24]等人的研究成果（基期为2006年）；根据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三次修订的结果，将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治理成本用简单算术平均数进行调整；并根据王彤[25]的研究成果（基期为2004年），补充家具制造业和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缺失行业的数据。各行业大气污染中的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主要借鉴了郭丽萍[23]的研究成果，其中烟、粉尘的治理成本取最高值。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治理成本采用於方、王金南等[26]研究成果（基期为2004年）。考虑到治理需要的费用涉及人员支出、材料消耗、设备折旧等，采用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调整指数，得到以2004、2006年为基期的2013年定基价格指数分别为135.4%、124.3%，最终形成各类工业污染物治理成本（表1、表2、表3）。
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计算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是与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治理成本紧密相连的，而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治理成本仅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一定水平，伴随企业治污能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治理成本是逐渐变化的，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数值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动。
3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处理
3.1研究区概况
江苏地处长江三角洲，近年来，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经济平稳增长，工业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总量位居全国前列，2016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达33 855.7亿元，约占全国的11.4%。江苏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制造业加速成长，已基本实现从以纺织业为主导的基础加工业向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重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换。江苏省工业用地面积迅速扩张的同时，工业污染较为严重，资源消耗总量大。例如，2015年，全省工业源COD排放量、工业源SO2排放量和工业源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为201.3 kt、794.7 kt和612.2 kt。
3.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依托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于2014年开展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工作组主要选择当年销售收入或工业产值排名靠前，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正常的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了各区域各行业效益最高的企业，调查时点为2013 年12 月31日。调查问卷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投入、产出情况、企业用地状况及企业建设情况等内容。本次研究共获得调查数据2 482份，其中有效数据2 387份，有效率为95.37%，涉及27类行业。另一部分则是《江苏省统计年由于部分环境效益指标按照调查的方式获取较为困难，本文借鉴多源信息融合的思路，从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中抽取所需要的信息，从而获得相应的分行业数据。地均利税总额、地均吸纳劳动力人数通过实地调查的企业样本数据计算获得。制造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江苏省统计年鉴》（2014）获得，数据为省级尺度统计数据。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由《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3）获得，数据为国家级尺度统计数据。
4实证结果分析
4.1各行业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测算
運用上文所述方法对江苏省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进行核算。结果显示（见表4），江苏各行业用地绿色效益均为正且存在显著差异，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10.9倍，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高；造纸和纸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用地的绿色效益则较低；行业用地绿色效益总体呈现“金字塔型”分布模式，27类行业中低于平均值的行业有16类，占59.26%，略高于平均值的行业有8类，占29.63%，高于平均值50%以上的行业有3类，占111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等行业的绿色用地效益与其主导产业的地位不匹配，效益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