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的探索与思考

孙海苗
摘要:电视问政节目以其形式新颖、风格犀利、敢于揭短、直面矛盾、促进官民互动、推动问题解决的形式和功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用媒体的力量创造共治、善治的社会环境下,电视问政节目仍有用武之地。文章分析了当前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改进创新的具体路径,即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让电视问政形成良性发展。
关键词:电视问政 媒体融合 创新
考察电视问政类节目,当属肇始于2002年河南郑州电视台开办的《周末面对面》。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电视问政作为一种常态化节目得以大力推广,成为不少城市台的特色节目,尤以湖北武汉《电视问政》、浙江丽水《问政进行时》、陕西西安《问政时刻》等为代表的大型现场直播类问政节目,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浙江余姚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电视问政节目《部门问政面对面》已经于2017年成功播出三期,内容分别涉及“保洁保序保畅通”“剿灭劣V类水”“办幸福均衡教育”,均获得了较好反响。如同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一样,形式新颖、风格犀利、敢于揭短、直面矛盾的《部门问政面对面》在余姚也取得了预期效果:搭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媒体监督、官民互动的平台,通过电视问政,通过沟通交流,进一步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对于部门领导来说,进一步提升了媒体素养和应对能力。对于电视台来说,通过承办问政节目,进一步锻炼了采编播队伍,有效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但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电视问政节目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创新。
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
一、节目的形式化。问政节目的核心在“问”,关键在“改”。虽然在问政现场经常会让官员“红脸”“出汗”,但节目在批评官员的尺度上总是力度不够。时间一长,一些官员也学会应答,模式套路化了,有的问政現场已经成为部分政府官员“十分痛心+现场道歉+承诺整改”的官话套话“三部曲”的秀场。如果一场电视问政后,群众等来的并不是“马上整改”“立马就办”,仍然是各种各样的敷衍和推脱,就会失信于民。如此“问”而不“改”,带来的问题就是问政形式化,有问政变“演政”之虞。
二、内容的简单化。在问政内容的选择上,有的避重就轻,局限于小民生话题;有的以偏概全,把一些个性问题上升为典型问题;有的节目组工作人员甚至与问政部门一起策划话题;有的一味求稳,中规中矩,缺乏应有的犀利与深度、锐度;有的老百姓参与程度不高,影响了节目的互动和影响力。电视问政节目进入常态播出后,各种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出于政治考量、现场掌控及播出安全考虑,问政节目在不少地方更多的是采用录播形式,选题缺乏对人民群众真切的关心和对深层问题真正的直击。即使直播型的问政类节目,问责尺度也被一压再压。如果现场问责尺度偏小,事后追责力度不足,容易让问政成为“走过场”,难以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三、主持人的异化。电视问政的主体是百姓,主持人的职责是串场、提问,在现场替老百姓提问并参与辩论。在问政类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在政府官员与问政代表之间穿针引线,更多地把话语权交给节目现场的问政参与者。即使是参与辩论也要保持冷静的第三方角色,对一些容易擦出火药味的对话及时进行引导,使双方化对抗为互动,增进理解,客观理性地探讨问题症结所在,促进问题整改。虽然主持人的犀利是问政类节目的基本要求,但绝非自己赤膊上阵盛气凌人地去问这问那,更要防止问政节目上演主持人“个人秀”。问政节目需要的是具备现场应变能力强的理性主持人,善于在现场问答中捕捉问题的关键点。其实,问政节目真正需要的是交流,而并非交锋。只有这样才能让被问政嘉宾口服心服,才能让问政节目成为老百姓真正信赖和喜爱的节目。
电视问政节目改进创新路径
一、处理好问政与问责问效的关系。每一期问政节目录制播出并非“考试”的结束,而是职能部门改进工作的开始。虽然电视问政是治庸治懒治散的一剂良药,但如果只问政不问责、问效,就没有震慑力,缺乏执行力,就会影响整改效果。2017年2月,因为在当地电视台的问政节目中被曝光了污染问题,西安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被“集体拿下”。新任西安市委书记“力推”电视问政,不到两月被问责官员200人次,专家称问政有力,但如果官员晋升或免职都依据电视问政的话,一定要制度化。其实,2016年8月出台的《西安市“市民电视问政”群众反映问题督查问责暂行办法》,已经为这类事后追责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严肃工作纪律,实现监督的常态化,建立科学、有效、刚性的问责追责制度和体系,才能让官员心有所念,心有所惧,才会珍惜权力,用好权力,才能对一些不作为、乱作为进行有效追责。
二、处理好尺度与锐度的关系。作为问政节目的承办单位,电视台最为难的就是这个“度”的把握,节目如何做得有“辣”味,既要主管部门和被问政部门能接受,又要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录播当然稳妥,能够争取到直播,更是求之不得,因为效果会更好。一些问题是点到为止,还是穷追不舍,如何拿捏得当,都很有讲究。节目的尺度与选题的锐度,用好了是一种正能量,用得不当则可能造成“负效应”。帮忙而不添乱,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要认真考虑好“问什么”“怎么问”,全方位考量,选出最具新闻价值适合在电视媒体上播出能反映民意的话题。不能为了提升收视率而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更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为煽情而煽情,人为制造冲突和矛盾。节目组应该精准设置议题,精心组织材料,精细整合传播,最好每期节目都有几个“爆点”和“撒手锏”,不断引发节目高潮和收视兴趣。在《部门问政面对面》第一期节目里,接受问政的是城管、交警这两个部门,网民向节目组提供了一张比较有意思的“随手拍”图片,一辆城管执法车(车内无人)停放在余姚城区街头的人行横道线上。节目进行中出其不意展示的这张图片,一下子引爆全场,既考验了两个执法部门负责人的现场应对能力,也引发了“执法者更应守法”的话题。
三、处理好线性传播与融合传播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单向传播的劣势,尤其是单向传播对受众参与互动的局限性,正在被逐步改变。借助媒介融合,广播电视线性传播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通过整合传播力量,拓展传播渠道,可以有效扩大问政节目的传播效果,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促进问政事项及时有效得到解决。《部门问政面对面》每期节目在录制前,我们都用新媒体开展互动,收集话题。录制完成后,在密集安排电视播出的同时,相关视频链接通过余姚视听网、余姚新闻网、“阿拉余姚”APP、“姚界”客户端、“余姚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开展全媒体报道和联动,借助“互联网+”理念和技术,强化节目的二次传播,有助于增加节目的知名度,打造电视品牌,这样更有助于提升节目的“锐度”。我们也考虑到,虽然问政节目是电视录播,但在录制现场可以尝试进行广播直播和新媒体直播,这样可以实现全媒效应,多屏触达,增加互动,扩大影响,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关注问政节目。
四、处理好单一节目与整体延伸的关系。当前问政节目的形式不外乎“VCR+提问+承诺+点评+打分”,还有节目开始前对上一期节目相关内容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回顾。在形式和内容上,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比如借鉴娱乐、综艺、真人秀等其他类型节目的表现形式,创新节目形态,打造亮点,使问政节目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关键之一是深耕细作,充分利用好政务资源。问政节目的制播周期毕竟较长,有的是一月一次,有的是二个月、一季度一次,有的甚至是半年、一年才组织一次问政,效果及影响受到限制。除了固定的问政节目外,可以依托新闻栏目,延伸问政节目的影响力。荆门广播电视台依托《荆门新闻》《荆广新闻》《直播荆门》开辟《市民议事》《一问到底》《民生关注》等子节目,对问政资源精心挖掘,形成了以电视《市民问政》节目为核心的民生节目群,有效提高了地方广电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五、处理好领导重视与机制保障的关系。开办电视问政节目的主导力主要来自于党委政府的推动,特别是当地“一把手”的强勢推动,对节目的生存发展影响至关重要,但仅靠党政力量的推动,其生命力也是岌岌可危的,比如原来大力支持的主要领导岗位变动了呢?因此,仅靠领导重视并非长远之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问政类节目也有“昙花一现”之忧。比如,浙江卫视在2013年12月播出的《问水面对面》,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由卫视制播的电视问政节目;湖南经视在2014年创办的《经视问政》,也仅仅制播了两个年头。一些地市台、县级台开办的电视问政节目,有的处于非正常运转状态,也有不少干脆就偃旗息鼓。在余姚,虽然市委办、市府办在第一期问政节目播出后印发了《余姚市“部门问政面对面”电视访谈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节目定位及具体工作要求,但由于没有明确问政节目的牵头单位,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如个别部门“一把手”以各种名义逃避参加节目录制,参与节目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单迟迟不能落实,一些具体工作难以协调等。本来,电视台仅仅是节目的承办单位,但已经演变成问政节目的组织实施单位,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甚至可能影响节目的正常运作。如果把电视问政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一个常态节目来推进,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明确责任单位、工作流程和对接规则等等,保障问政节目的正常运作。
结论
电视问政这一节目形态,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和传媒影响。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的紧要时刻,用媒体的力量创造共治、善治的正能量,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带领人民“自觉地从事一切”,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和改革开放向前发展,是媒体发挥主动性的重要举措。当前,电视问政节目需要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创新表现手法,增强问政力度,全媒体联动扩大影响力,让节目更有“看头”。内容为王是节目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提升节目层次和内涵,由过去单纯地为个体解决具体问题向促进制度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方向改进,摆脱就事论事,让电视问政形成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余姚广播电视台)本文责编:陈道生
参考文献:
1.覃露莹:《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7)。
2.夏涤平:《电视问政:莫让“问政”变“演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6)。
3.孟保安,黄丹玮:《新媒体时代,“电视问政”如何“问”出深度、锐度?》,《中国记者》,2017(1)。
4.薛 可,孙 页,秦 畅:《政务广播+立体传播模式研究——以政务类访谈〈对话区县委书记〉为例》,《新闻记者》,2016(4)。
5.吴闻哲:《互联网思维下电视问政节目的思路探讨》,《视听纵横》,2016(1)。
6.陈雯怡:《新闻视域下看电视问政》,《视听纵横》,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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