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的探索与思考
孙海苗
摘要：电视问政节目以其形式新颖、风格犀利、敢于揭短、直面矛盾、促进官民互动、推动问题解决的形式和功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用媒体的力量创造共治、善治的社会环境下，电视问政节目仍有用武之地。文章分析了当前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改进创新的具体路径，即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让电视问政形成良性发展。
关键词：电视问政 媒体融合 创新
考察电视问政类节目，当属肇始于2002年河南郑州电视台开办的《周末面对面》。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电视问政作为一种常态化节目得以大力推广，成为不少城市台的特色节目，尤以湖北武汉《电视问政》、浙江丽水《问政进行时》、陕西西安《问政时刻》等为代表的大型现场直播类问政节目，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浙江余姚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电视问政节目《部门问政面对面》已经于2017年成功播出三期，内容分别涉及“保洁保序保畅通”“剿灭劣V类水”“办幸福均衡教育”，均获得了较好反响。如同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一样，形式新颖、风格犀利、敢于揭短、直面矛盾的《部门问政面对面》在余姚也取得了预期效果：搭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媒体监督、官民互动的平台，通过电视问政，通过沟通交流，进一步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对于部门领导来说，进一步提升了媒体素养和应对能力。对于电视台来说，通过承办问政节目，进一步锻炼了采编播队伍，有效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但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电视问政节目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创新。
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
一、节目的形式化。问政节目的核心在“问”，关键在“改”。虽然在问政现场经常会让官员“红脸”“出汗”，但节目在批评官员的尺度上总是力度不够。时间一长，一些官员也学会应答，模式套路化了，有的问政現场已经成为部分政府官员“十分痛心+现场道歉+承诺整改”的官话套话“三部曲”的秀场。如果一场电视问政后，群众等来的并不是“马上整改”“立马就办”，仍然是各种各样的敷衍和推脱，就会失信于民。如此“问”而不“改”，带来的问题就是问政形式化，有问政变“演政”之虞。
二、内容的简单化。在问政内容的选择上，有的避重就轻，局限于小民生话题；有的以偏概全，把一些个性问题上升为典型问题；有的节目组工作人员甚至与问政部门一起策划话题；有的一味求稳，中规中矩，缺乏应有的犀利与深度、锐度；有的老百姓参与程度不高，影响了节目的互动和影响力。电视问政节目进入常态播出后，各种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出于政治考量、现场掌控及播出安全考虑，问政节目在不少地方更多的是采用录播形式，选题缺乏对人民群众真切的关心和对深层问题真正的直击。即使直播型的问政类节目，问责尺度也被一压再压。如果现场问责尺度偏小，事后追责力度不足，容易让问政成为“走过场”，难以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三、主持人的异化。电视问政的主体是百姓，主持人的职责是串场、提问，在现场替老百姓提问并参与辩论。在问政类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在政府官员与问政代表之间穿针引线，更多地把话语权交给节目现场的问政参与者。即使是参与辩论也要保持冷静的第三方角色，对一些容易擦出火药味的对话及时进行引导，使双方化对抗为互动，增进理解，客观理性地探讨问题症结所在，促进问题整改。虽然主持人的犀利是问政类节目的基本要求，但绝非自己赤膊上阵盛气凌人地去问这问那，更要防止问政节目上演主持人“个人秀”。问政节目需要的是具备现场应变能力强的理性主持人，善于在现场问答中捕捉问题的关键点。其实，问政节目真正需要的是交流，而并非交锋。只有这样才能让被问政嘉宾口服心服，才能让问政节目成为老百姓真正信赖和喜爱的节目。
电视问政节目改进创新路径
一、处理好问政与问责问效的关系。每一期问政节目录制播出并非“考试”的结束，而是职能部门改进工作的开始。虽然电视问政是治庸治懒治散的一剂良药，但如果只问政不问责、问效，就没有震慑力，缺乏执行力，就会影响整改效果。2017年2月，因为在当地电视台的问政节目中被曝光了污染问题，西安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被“集体拿下”。新任西安市委书记“力推”电视问政，不到两月被问责官员200人次，专家称问政有力，但如果官员晋升或免职都依据电视问政的话，一定要制度化。其实，2016年8月出台的《西安市“市民电视问政”群众反映问题督查问责暂行办法》，已经为这类事后追责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严肃工作纪律，实现监督的常态化，建立科学、有效、刚性的问责追责制度和体系，才能让官员心有所念，心有所惧，才会珍惜权力，用好权力，才能对一些不作为、乱作为进行有效追责。
二、处理好尺度与锐度的关系。作为问政节目的承办单位，电视台最为难的就是这个“度”的把握，节目如何做得有“辣”味，既要主管部门和被问政部门能接受，又要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录播当然稳妥，能够争取到直播，更是求之不得，因为效果会更好。一些问题是点到为止，还是穷追不舍，如何拿捏得当，都很有讲究。节目的尺度与选题的锐度，用好了是一种正能量，用得不当则可能造成“负效应”。帮忙而不添乱，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要认真考虑好“问什么”“怎么问”，全方位考量，选出最具新闻价值适合在电视媒体上播出能反映民意的话题。不能为了提升收视率而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更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为煽情而煽情，人为制造冲突和矛盾。节目组应该精准设置议题，精心组织材料，精细整合传播，最好每期节目都有几个“爆点”和“撒手锏”，不断引发节目高潮和收视兴趣。在《部门问政面对面》第一期节目里，接受问政的是城管、交警这两个部门，网民向节目组提供了一张比较有意思的“随手拍”图片，一辆城管执法车（车内无人）停放在余姚城区街头的人行横道线上。节目进行中出其不意展示的这张图片，一下子引爆全场，既考验了两个执法部门负责人的现场应对能力，也引发了“执法者更应守法”的话题。
三、处理好线性传播与融合传播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单向传播的劣势，尤其是单向传播对受众参与互动的局限性，正在被逐步改变。借助媒介融合，广播电视线性传播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通过整合传播力量，拓展传播渠道，可以有效扩大问政节目的传播效果，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促进问政事项及时有效得到解决。《部门问政面对面》每期节目在录制前，我们都用新媒体开展互动，收集话题。录制完成后，在密集安排电视播出的同时，相关视频链接通过余姚视听网、余姚新闻网、“阿拉余姚”APP、“姚界”客户端、“余姚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开展全媒体报道和联动，借助“互联网+”理念和技术，强化节目的二次传播，有助于增加节目的知名度，打造电视品牌，这样更有助于提升节目的“锐度”。我们也考虑到，虽然问政节目是电视录播，但在录制现场可以尝试进行广播直播和新媒体直播，这样可以实现全媒效应，多屏触达，增加互动，扩大影响，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关注问政节目。
四、处理好单一节目与整体延伸的关系。当前问政节目的形式不外乎“VCR+提问+承诺+点评+打分”，还有节目开始前对上一期节目相关内容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回顾。在形式和内容上，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比如借鉴娱乐、综艺、真人秀等其他类型节目的表现形式，创新节目形态，打造亮点，使问政节目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关键之一是深耕细作，充分利用好政务资源。问政节目的制播周期毕竟较长，有的是一月一次，有的是二个月、一季度一次，有的甚至是半年、一年才组织一次问政，效果及影响受到限制。除了固定的问政节目外，可以依托新闻栏目，延伸问政节目的影响力。荆门广播电视台依托《荆门新闻》《荆广新闻》《直播荆门》开辟《市民议事》《一问到底》《民生关注》等子节目，对问政资源精心挖掘，形成了以电视《市民问政》节目为核心的民生节目群，有效提高了地方广电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五、处理好领导重视与机制保障的关系。开办电视问政节目的主导力主要来自于党委政府的推动，特别是当地“一把手”的强勢推动，对节目的生存发展影响至关重要，但仅靠党政力量的推动，其生命力也是岌岌可危的，比如原来大力支持的主要领导岗位变动了呢？因此，仅靠领导重视并非长远之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问政类节目也有“昙花一现”之忧。比如，浙江卫视在2013年12月播出的《问水面对面》，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由卫视制播的电视问政节目；湖南经视在2014年创办的《经视问政》，也仅仅制播了两个年头。一些地市台、县级台开办的电视问政节目，有的处于非正常运转状态，也有不少干脆就偃旗息鼓。在余姚，虽然市委办、市府办在第一期问政节目播出后印发了《余姚市“部门问政面对面”电视访谈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节目定位及具体工作要求，但由于没有明确问政节目的牵头单位，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如个别部门“一把手”以各种名义逃避参加节目录制，参与节目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单迟迟不能落实，一些具体工作难以协调等。本来，电视台仅仅是节目的承办单位，但已经演变成问政节目的组织实施单位，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甚至可能影响节目的正常运作。如果把电视问政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一个常态节目来推进，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明确责任单位、工作流程和对接规则等等，保障问政节目的正常运作。
结论
电视问政这一节目形态，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和传媒影响。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的紧要时刻，用媒体的力量创造共治、善治的正能量，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带领人民“自觉地从事一切”，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和改革开放向前发展，是媒体发挥主动性的重要举措。当前，电视问政节目需要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创新表现手法，增强问政力度，全媒体联动扩大影响力，让节目更有“看头”。内容为王是节目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提升节目层次和内涵，由过去单纯地为个体解决具体问题向促进制度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方向改进，摆脱就事论事，让电视问政形成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余姚广播电视台）本文责编：陈道生
参考文献：
1.覃露莹：《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7）。
2.夏涤平：《电视问政：莫让“问政”变“演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6）。
3.孟保安，黄丹玮：《新媒体时代，“电视问政”如何“问”出深度、锐度？》，《中国记者》，2017（1）。
4.薛 可，孙 页，秦 畅：《政务广播+立体传播模式研究——以政务类访谈〈对话区县委书记〉为例》，《新闻记者》，2016（4）。
5.吴闻哲：《互联网思维下电视问政节目的思路探讨》，《视听纵横》，2016（1）。
6.陈雯怡：《新闻视域下看电视问政》，《视听纵横》，2015（2）。
摘要：电视问政节目以其形式新颖、风格犀利、敢于揭短、直面矛盾、促进官民互动、推动问题解决的形式和功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用媒体的力量创造共治、善治的社会环境下，电视问政节目仍有用武之地。文章分析了当前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改进创新的具体路径，即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让电视问政形成良性发展。
关键词：电视问政 媒体融合 创新
考察电视问政类节目，当属肇始于2002年河南郑州电视台开办的《周末面对面》。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电视问政作为一种常态化节目得以大力推广，成为不少城市台的特色节目，尤以湖北武汉《电视问政》、浙江丽水《问政进行时》、陕西西安《问政时刻》等为代表的大型现场直播类问政节目，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浙江余姚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电视问政节目《部门问政面对面》已经于2017年成功播出三期，内容分别涉及“保洁保序保畅通”“剿灭劣V类水”“办幸福均衡教育”，均获得了较好反响。如同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一样，形式新颖、风格犀利、敢于揭短、直面矛盾的《部门问政面对面》在余姚也取得了预期效果：搭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媒体监督、官民互动的平台，通过电视问政，通过沟通交流，进一步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对于部门领导来说，进一步提升了媒体素养和应对能力。对于电视台来说，通过承办问政节目，进一步锻炼了采编播队伍，有效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但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电视问政节目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创新。
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问题
一、节目的形式化。问政节目的核心在“问”，关键在“改”。虽然在问政现场经常会让官员“红脸”“出汗”，但节目在批评官员的尺度上总是力度不够。时间一长，一些官员也学会应答，模式套路化了，有的问政現场已经成为部分政府官员“十分痛心+现场道歉+承诺整改”的官话套话“三部曲”的秀场。如果一场电视问政后，群众等来的并不是“马上整改”“立马就办”，仍然是各种各样的敷衍和推脱，就会失信于民。如此“问”而不“改”，带来的问题就是问政形式化，有问政变“演政”之虞。
二、内容的简单化。在问政内容的选择上，有的避重就轻，局限于小民生话题；有的以偏概全，把一些个性问题上升为典型问题；有的节目组工作人员甚至与问政部门一起策划话题；有的一味求稳，中规中矩，缺乏应有的犀利与深度、锐度；有的老百姓参与程度不高，影响了节目的互动和影响力。电视问政节目进入常态播出后，各种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出于政治考量、现场掌控及播出安全考虑，问政节目在不少地方更多的是采用录播形式，选题缺乏对人民群众真切的关心和对深层问题真正的直击。即使直播型的问政类节目，问责尺度也被一压再压。如果现场问责尺度偏小，事后追责力度不足，容易让问政成为“走过场”，难以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三、主持人的异化。电视问政的主体是百姓，主持人的职责是串场、提问，在现场替老百姓提问并参与辩论。在问政类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在政府官员与问政代表之间穿针引线，更多地把话语权交给节目现场的问政参与者。即使是参与辩论也要保持冷静的第三方角色，对一些容易擦出火药味的对话及时进行引导，使双方化对抗为互动，增进理解，客观理性地探讨问题症结所在，促进问题整改。虽然主持人的犀利是问政类节目的基本要求，但绝非自己赤膊上阵盛气凌人地去问这问那，更要防止问政节目上演主持人“个人秀”。问政节目需要的是具备现场应变能力强的理性主持人，善于在现场问答中捕捉问题的关键点。其实，问政节目真正需要的是交流，而并非交锋。只有这样才能让被问政嘉宾口服心服，才能让问政节目成为老百姓真正信赖和喜爱的节目。
电视问政节目改进创新路径
一、处理好问政与问责问效的关系。每一期问政节目录制播出并非“考试”的结束，而是职能部门改进工作的开始。虽然电视问政是治庸治懒治散的一剂良药，但如果只问政不问责、问效，就没有震慑力，缺乏执行力，就会影响整改效果。2017年2月，因为在当地电视台的问政节目中被曝光了污染问题，西安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被“集体拿下”。新任西安市委书记“力推”电视问政，不到两月被问责官员200人次，专家称问政有力，但如果官员晋升或免职都依据电视问政的话，一定要制度化。其实，2016年8月出台的《西安市“市民电视问政”群众反映问题督查问责暂行办法》，已经为这类事后追责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严肃工作纪律，实现监督的常态化，建立科学、有效、刚性的问责追责制度和体系，才能让官员心有所念，心有所惧，才会珍惜权力，用好权力，才能对一些不作为、乱作为进行有效追责。
二、处理好尺度与锐度的关系。作为问政节目的承办单位，电视台最为难的就是这个“度”的把握，节目如何做得有“辣”味，既要主管部门和被问政部门能接受，又要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录播当然稳妥，能够争取到直播，更是求之不得，因为效果会更好。一些问题是点到为止，还是穷追不舍，如何拿捏得当，都很有讲究。节目的尺度与选题的锐度，用好了是一种正能量，用得不当则可能造成“负效应”。帮忙而不添乱，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要认真考虑好“问什么”“怎么问”，全方位考量，选出最具新闻价值适合在电视媒体上播出能反映民意的话题。不能为了提升收视率而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更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为煽情而煽情，人为制造冲突和矛盾。节目组应该精准设置议题，精心组织材料，精细整合传播，最好每期节目都有几个“爆点”和“撒手锏”，不断引发节目高潮和收视兴趣。在《部门问政面对面》第一期节目里，接受问政的是城管、交警这两个部门，网民向节目组提供了一张比较有意思的“随手拍”图片，一辆城管执法车（车内无人）停放在余姚城区街头的人行横道线上。节目进行中出其不意展示的这张图片，一下子引爆全场，既考验了两个执法部门负责人的现场应对能力，也引发了“执法者更应守法”的话题。
三、处理好线性传播与融合传播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单向传播的劣势，尤其是单向传播对受众参与互动的局限性，正在被逐步改变。借助媒介融合，广播电视线性传播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通过整合传播力量，拓展传播渠道，可以有效扩大问政节目的传播效果，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促进问政事项及时有效得到解决。《部门问政面对面》每期节目在录制前，我们都用新媒体开展互动，收集话题。录制完成后，在密集安排电视播出的同时，相关视频链接通过余姚视听网、余姚新闻网、“阿拉余姚”APP、“姚界”客户端、“余姚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开展全媒体报道和联动，借助“互联网+”理念和技术，强化节目的二次传播，有助于增加节目的知名度，打造电视品牌，这样更有助于提升节目的“锐度”。我们也考虑到，虽然问政节目是电视录播，但在录制现场可以尝试进行广播直播和新媒体直播，这样可以实现全媒效应，多屏触达，增加互动，扩大影响，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关注问政节目。
四、处理好单一节目与整体延伸的关系。当前问政节目的形式不外乎“VCR+提问+承诺+点评+打分”，还有节目开始前对上一期节目相关内容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回顾。在形式和内容上，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比如借鉴娱乐、综艺、真人秀等其他类型节目的表现形式，创新节目形态，打造亮点，使问政节目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关键之一是深耕细作，充分利用好政务资源。问政节目的制播周期毕竟较长，有的是一月一次，有的是二个月、一季度一次，有的甚至是半年、一年才组织一次问政，效果及影响受到限制。除了固定的问政节目外，可以依托新闻栏目，延伸问政节目的影响力。荆门广播电视台依托《荆门新闻》《荆广新闻》《直播荆门》开辟《市民议事》《一问到底》《民生关注》等子节目，对问政资源精心挖掘，形成了以电视《市民问政》节目为核心的民生节目群，有效提高了地方广电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五、处理好领导重视与机制保障的关系。开办电视问政节目的主导力主要来自于党委政府的推动，特别是当地“一把手”的强勢推动，对节目的生存发展影响至关重要，但仅靠党政力量的推动，其生命力也是岌岌可危的，比如原来大力支持的主要领导岗位变动了呢？因此，仅靠领导重视并非长远之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问政类节目也有“昙花一现”之忧。比如，浙江卫视在2013年12月播出的《问水面对面》，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由卫视制播的电视问政节目；湖南经视在2014年创办的《经视问政》，也仅仅制播了两个年头。一些地市台、县级台开办的电视问政节目，有的处于非正常运转状态，也有不少干脆就偃旗息鼓。在余姚，虽然市委办、市府办在第一期问政节目播出后印发了《余姚市“部门问政面对面”电视访谈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节目定位及具体工作要求，但由于没有明确问政节目的牵头单位，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如个别部门“一把手”以各种名义逃避参加节目录制，参与节目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单迟迟不能落实，一些具体工作难以协调等。本来，电视台仅仅是节目的承办单位，但已经演变成问政节目的组织实施单位，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甚至可能影响节目的正常运作。如果把电视问政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一个常态节目来推进，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明确责任单位、工作流程和对接规则等等，保障问政节目的正常运作。
结论
电视问政这一节目形态，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和传媒影响。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的紧要时刻，用媒体的力量创造共治、善治的正能量，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带领人民“自觉地从事一切”，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和改革开放向前发展，是媒体发挥主动性的重要举措。当前，电视问政节目需要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创新表现手法，增强问政力度，全媒体联动扩大影响力，让节目更有“看头”。内容为王是节目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提升节目层次和内涵，由过去单纯地为个体解决具体问题向促进制度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方向改进，摆脱就事论事，让电视问政形成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余姚广播电视台）本文责编：陈道生
参考文献：
1.覃露莹：《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7）。
2.夏涤平：《电视问政：莫让“问政”变“演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6）。
3.孟保安，黄丹玮：《新媒体时代，“电视问政”如何“问”出深度、锐度？》，《中国记者》，2017（1）。
4.薛 可，孙 页，秦 畅：《政务广播+立体传播模式研究——以政务类访谈〈对话区县委书记〉为例》，《新闻记者》，2016（4）。
5.吴闻哲：《互联网思维下电视问政节目的思路探讨》，《视听纵横》，2016（1）。
6.陈雯怡：《新闻视域下看电视问政》，《视听纵横》，2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