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恩悲喜剧观看莎剧《裘力斯·凯撒》

    张承瑶

    摘要：莎剧《裘力斯·凯撒》讲述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刺杀凯撒事件前后的故事，聚焦于罗马政权的更替以及共和制和帝制合理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该剧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革命悲剧观。本文认为在悲剧之外，该剧还体现了马恩的喜剧观。本文由马恩悲、喜剧观出发，以《裘力斯·凯撒》为分析文本，探讨戏剧范畴中悲、喜剧的划分与过渡。

    关键词：马恩悲、喜剧观? ?莎士比亚? ?《裘力斯·凯撒》

    中图分类号：J805?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2-0125-03

    莎士比亚无疑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其作品在世界戏剧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其逝去的四百多年间被持续融入新的理解，以各种面貌呈现，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戏剧上演。其中《裘力斯·凯撒》被誉为“莎翁大悲剧的前奏”。该戏主要依据普鲁塔克的传记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约公元 100-120年）进行改编，讲述凯撒被刺杀前后的故事。

    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罗马进入“内战”时代。奴隶起义打破罗马共和国的秩序，奴隶主内部斗争激烈，共和国日显衰微。公元1世纪中叶，凯撒、庞培、克拉苏结成秘密同盟即“前三头”政治。七年后，克拉苏意外死去，凯撒与庞培分庭抗争，最终以凯撒的胜利告终。凯撒集执政官、独裁官、保民官、大法官、监察官、元帅和祭司长等于一身，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统统在握，成为有实无名的独裁皇帝。公元前44年，凯撒遭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元老院成员刺杀。又经过十余年的内战，凯撒的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

    该戏聚焦罗马政权的更替以及共和制和帝制合理性的争论，学界多认为罗马共和向帝制的更替是历史必然性的走向，勃鲁托斯带领的共和派对凯撒所作的谋杀即为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认为其是符合马恩悲剧观的悲剧。

    但《裘力斯·凯撒》是不是只是一出单纯的悲剧呢？笔者首先分析一下马恩的悲、喜剧观。

    马恩的悲喜剧观不是从艺术本体出发，而是借用悲喜剧的概念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阐述。但是，他们的观点为艺术本体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考范畴。马恩在吸取黑格尔的悲剧观——将冲突看作悲剧的本质的基础上，引入了历史的维度。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冲突双方皆为片面，在相互否定中揭示永恒正义。而在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下，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强调冲突双方具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社会形态在历史中必然经历自身的否定，由正义转为不正义，由合理转为合理，而在新旧制度更替中发生的冲突即为悲剧。赵成林在将此归结为“革命悲剧的社会历史悲剧观”[2]。

    新旧制度的更替及合理性是为马恩悲剧观的关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新旧制度更替有这么一段论述：“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3]在莎剧《裘力斯·凯撒》中，以勃鲁托斯为代表的共和派是为旧制度，以凯撒为代表的专制派是为新制度。共和派对凯撒的刺杀是旧制度对新制度的斗争，如此看来在马恩的悲剧观下，勃鲁托斯应当是一个悲剧人物，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勃鲁托斯都不带有悲剧性的同情，而是嘲讽。马克思将安东尼对勃鲁托斯及谋杀团的称谓——“正人君子”，来类比梯也尔，说其是懦夫，在坚决的时候却软弱，而在确保安全的时候永远坚决[4]。恩格斯将布朗基派的三十三个支持者比作三十三位勃鲁托斯，“在实干的领域毫无作为。”[5] “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并且不像后期学者认为这段历史必然走向帝制，恩格斯将共和与帝制做过同等的比较：“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3]由此看来，《裘力斯·凯撒》一剧在马恩心中，并不仅仅是一出简单明确的社会历史革命悲剧。

    马恩为喜剧、悲剧的划分和过渡里带来了不一样的思考，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在某個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6]马恩为戏剧性质的考察引入历史的维度，这一观点为喜剧和悲剧的关联提供了一个方法。同样的伟大世界历史事变，作为新事物出现时，抗击遗留的旧事物，遭到磨砺甚至毁灭，是悲壮的。而当新事物变为旧事物，用自信的假象来掩盖本质的陈旧，在更新的事物眼里，旧事物的坚守变得可笑。

    由此马恩认为彼时德国的现状是可笑的，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掩盖了本质。这一判断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黑格尔的喜剧观，两者都主要从否定性的内容来考察喜剧，重视否定性内容的社会和伦理意义。但黑格尔区分可笑性与喜剧性：可笑性是“现象的自我否定，或者对立在实现中落空”[7]而喜剧主角“有能驾御喜剧世界的信心，而且在失败时认识到他所追求的是假象，失败对他并无损失，所以乐意地接受失败，一笑置之。”[7]但马恩不将其称为喜剧，因其无法乐意地接受失败。马克思的喜剧观在黑格尔二分之上扩充出三个层次：滑稽可笑、讽刺、愉快。

    滑稽可笑类似于黑格尔的可笑性，即使是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内容也会是可笑的。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做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8]

    对部分讽刺是赞赏的态度：“世界历史的讽刺多么精彩呀！三四年前，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鼓吹必须以人工方法限制人口，否则我们大家很快就没有东西吃了。现在他们却证明，除了欧洲本身的产品以外，美洲还生产了很多生活资料，要吞食它们，人口实在太少了。”[9]曾称赞巴尔扎克的“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10]讽刺中兼有喜剧性和悲剧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愉快的审美经验：“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3]，愉快的心情在简单的滑稽可笑之上，也以乐观的态度越过悲剧性，不仅是对陈旧过去的否定，接受失败一笑置之，还有更有对未来的憧憬，对新生的期望。

    《裘力斯·凯撒》以凯撒被刺，凯歇斯、勃鲁托斯战败自杀为最终结局。而在后续的作品中，屋大维击败安东尼，最终建立了罗马帝国。凯撒是为共和走向帝制中的第一人物，在马恩观念中即为当仁不让的悲剧人物;勃鲁托斯为自己的谋杀冠上了“爱凯撒，但更爱罗马”的正义头号，但他将凯撒胜利后会带来的和平再次引向战争，“实际上是对社会、国家的破坏性盲动和政治冒险”，[11]最后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才真正结束了战争，为罗马带来了和平，刺杀凯撒的行动由此被赋予了历史的讽刺。

    由此可见，《裘力斯·凯撒》不是单一的社会历史革命悲剧，其中交融了复杂的喜剧性与悲剧性，同时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与喜剧观。在新旧制度更替的过程中，旧制度的斗争以及新制度出现的被阻碍表现出悲剧性，与此同时旧制度的坚持表现出或可笑或讽刺的喜剧性，而最终新制度的胜利则带来了愉快的喜悦感。

    参考文献：

    [1]董学文.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2]赵成林.浅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对近年来若干马恩悲剧观阐释的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3，（02）.

    [3]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孙家琇.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5]孙家琇.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M].北京：中國戏剧出版社.1981.

    [6]董学文.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7][美]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人民人学出版社.马克斯恩格斯论艺术[M].北京：人民人学出版社，1963.

    [10]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1]勒文翰等.世界历史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