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中的创新驱动

    摘 要：创新贯穿人类历史，而创新驱动是现代经济发展继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之后的新阶段。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在当代中国，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生了实质性的交融，供给侧改革中的创新驱动既具有内容的全面性，又突出技术供给创新这一核心和制度供给创新这一关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要素驱动;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120.4?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9-0015-02

    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系貌似已经解决，好像供给侧改革就天然地需要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天然归属于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供给管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与需求管理相对应，只是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创新贯穿人类历史始终，而创新驱动是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之后的新阶段，只是在当代中国二者发生了实质性的交融。本文旨在把创新驱动放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中，阐释创新驱动的内涵。

    一、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特定机制

    创新来源于人的实践，表现在人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创意是创新的特定思维形态，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创新活动的核心是“新”，与旧相对。创新涵盖众多领域，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创新贯穿人类历史，自有人存在，就有创新，人类就是在创新中走向未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主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充满了革故鼎新、变革求新的历史史诗。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在十六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中，中国占173项，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华民族也贡献了唐诗、宋词等瑰宝。

    但创新驱动则是一个新词。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研发。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他从竞争现象中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提出经济体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前三阶段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伴随经济繁荣;最后阶段则是个转折点，可能由此开始衰落。对照我国的发展实际，改革开放一开始，资金贫乏，科技落后，有的只是人口和自然资源，只有引进资金、管理和技术，那时的发展是典型的要素驱动。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金，逐步进入了投资驱动阶段，但面临低端投资和拼要素的发展，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不可持续，迫切要求转换发展动力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阶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含义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而不是传统的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驱动。2015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一个重大跃迁，意味着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意志，具有法律效力，不可移易。剩下的事就是宣傳和动员人民，付诸实施。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有了创新不一定是创新驱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创新一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动力，劳动和资本都承担主要动力作用，只是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劳动和资本的动力发挥碰到了不可克服的环境资源瓶颈之时，科技的作用才提上最重要的日程，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这才是创新驱动阶段。

    二、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的全面性

    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叠加，使创新驱动带上了供给侧的痕迹。经济的供给侧不同于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供给侧主要从生产方面着眼，而生产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核心要素是技术，外生变量是制度。这就使创新驱动至少包括这五个方面的创新，发挥五种要素的驱动作用。

    （一）土地供给的创新

    历史向前追溯，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色诺芬认为，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配第直接说，土地是财富之母。重农主义学派是极端重视农业。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农本思想。这就意味着土地及其附属的资源是最主要的财富，人类的劳动也是次要的。到了现代社会，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但土地仍然不可或缺，不光农业，工业也需要土地和自然资源。土地的供给创新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经济作用。

    （二）劳动供给的创新

    走出原始社会的人类就发现了劳动的重要，但由于当时的劳动主要是低级的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多，自然价值论是主要的价值理论。工业文明以来，劳动的作用明显，土地的重要性下降，劳动价值论成为主要的价值论，但劳动也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别。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脑力劳动和智力成果更加重要，著作权和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成为重要的财产，而且有进一步凸显的态势。劳动供给的抑制还很明显，人口的流动还不畅，有待创新供给渠道和方式，让劳动这个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三）资本供给的创新

    古代社会是自然分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很直接，资本的重要性不大。到了工业文明的新时代，劳动主要在城市，劳动加工的对象需要筹集，劳动工具需要加工，这样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出现了困难，这就需要资本的介入，资本起到了生产组织者的作用，买来又卖出，资本作用明显。但资本的形式是货币，货币的存储和发放要靠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既方便了融资，也阻却了融资，这就要金融创新，为货币资金的融通服务。

    （四）技术的供给创新

    技术是人加工自然的艺术，包括两方面的要素，自然规律和人的技能的娴熟。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原始社会时期，原始先民就掌握了生火、狩猎的技术，农业社会，技术进一步发展，但比较初级。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动力实现了从人力和畜力向蒸汽和电气的转变，生产工具机械化了，技术与科学联系起来的现代技术更加复杂和重要。现代科技发展迅速，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技术的供给愈发重要。

    （五）制度供给的创新

    古代社会的制度是经由习惯而演化来的，人们没有感受到制度的变革与重要。一项制度一旦形成，几十年、几百年不变，人们认为一定的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到了现代社会，制度变革加速，不同制度对经济的作用明显差异，制度的重要性上升。这里的制度包括各方面，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最直接。创新制度供给成为促进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的核心

    创新驱动要素供给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容易被人们认识，以至于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得到广泛传播，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分得利润。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技术因素是无形的，而且在早期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到了近现代，人类历史发生了几次产业革命都是技术革命，技术的贡献才被人认识和承认，尤其是到了信息技术时代，技术成了驱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以至于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形的东西超越有形的物质成为生产的主导，大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指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以区别于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称之为系统生产率。企业有形要素的投入没有变，但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的总体生产率提高了，这个提高的部分就是技术的贡献率。研究发现，1993年之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涨跌互现，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但逐步显现某些深层制度性问题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993年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直到2000年才缓解。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来说，1979—2014年的技术进步率为0.954%，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0.13%，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有形要素投入为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内涵与质量不高。

    造成中国技术供给不足的原因有多种，但教育是基础性的。面对钱学森之问，中国的教育界展开充分讨论，人言人殊，争执不下。但基本的东西还是能达成共识的：中国的教育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应试化，高考指挥棒的效力甚至渗透到了幼儿园，幼儿的家长催促教师进行超前的语文、数学和外语教育，因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超前教育与超前开发有害孩子的天性，使幼儿得不到全面的教育和启蒙，只有片面的考试课程，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的种子被扼杀在摇篮里。到了小学和初中，家长领着孩子满天下找作业辅导班，生怕孩子考试成绩落后于别人。但很少有人找老师辅导体育、音乐和美术，更没有人找老师辅导思想品德课，课外辅导被高考绑架了。高中更是全面备战、一级应急。高中一年级就分文理科了，实在是偏谬，高中学业考试演化为纯形式。中国的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到处都是官员，官有多大，学术水平就有多高，学校的资源分配被官员垄断，按级别划分，甚至学术资源和学术课题也被官员所控制。教师在官员面前噤若寒蝉，几十个教授争夺一个副处长位子的事司空见惯。行政化必然带来形式主义的泛滥。中央三令五申力戒形式主义，但收效不大。到处弥漫在形式主义的氛围中，内涵和质量就变为次要的了。

    四、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的关键

    制度创新是创新驱动的关键。制度是供给侧改革的外在动力，是创新驱动的外生变量，但却是至为关键的要素。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证明，在现代社会，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甚至比技术还重要。制度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以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十分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尤以制度为甚。制度是能支配个人和企业行为的一套规则，最基础的是产权制度，维护产权最基本的方式是法治。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指出，“社会没有能力形成一套有效的、低成本执行合同的体系，这是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停滞和现在的经济不发达的最主要的根源”[2]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有了这个概念，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等制度对经济的作用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的，要么认为制度不影响经济，要么假定制度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对制度的运行成本进行深度分析。科斯的研究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化推进了一大步，不再是空泛的研究制度，而是与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结合起来，具体而微，很有说服力，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已经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骄人的成就。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还没有颁行，但民法典的基本框架已经齐备，只差整合起来。民法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法律。我国的物权制度、债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均已建立，并日趋完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支持。中国制度供给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政府管制太多，没有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渐进式改革来建立的，难免存在路径依赖，许多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不愿简政放权，习惯事前审批，讨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管，这恰是与市场经济的规律相违背的。行政審批还很多，行政许可也不少，亟待清理，尽快废除，为市场经济主体松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07.

    [2]? 戴维·N·韦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71.

    [责任编辑 柯 黎]

    收稿日期：2019-08-19

    作者简介：王智慧（1970-），男，河南商丘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