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突破：2017年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盘点
黄先蓉+程梦瑶
【摘 要】 2017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出版传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出版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传承也有突破，为市场主体培育、文化传承、版权保护、出版融合、全民阅读和文化“走出去” 构建了良好的发展生态。而整个出版传媒业的激活不仅需要“看得见的手”提供宏观上的指导，更需要出版传媒企业把握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的发展趋势，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出击，实现出版传媒业繁荣发展。
【关 键 词】出版传媒；政策法规；盘点
【作者单位】黄先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程梦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03
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出版传媒业的发展方向。盘点2017年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是推动出版传媒业转型升级、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总体来讲，2017年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稳中求进，在传承中寻求突破。
一、抓市场主体，释文化生产力
出版传媒企业作为将文化创意转换为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在出版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打造“出版传媒航母”乃至“出版传媒舰队”，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释放文化生产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2017年，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监督国有资产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并重，并通过做审批“减法”，还权于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财务部先后颁布《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补充通知》，强调“加快推动中央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并进一步明确财务部作为出资人的管理职责，精简监管事项，提高国有资产运营和配置效率。同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倒逼出版传媒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在此环境下，《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获利的意见》和《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应运而生，要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总结“图书制作与出版分开的改革试点经验，制定扩大试点地区的方案”，并明确“文化产业专项债券主要用于新闻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服务”等领域。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法规引起了不错的反响。2017年，出版传媒业资本运作风起云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出版国家队”上市融资的“先旗手”。此外，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纷纷加入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大军，出版传媒企业竞争力取得跨越式发展，推动了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释放。
在颁布政策法规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的同时，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划定政府权责边界，提升执法效能。《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印刷业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取消了公安部门对印刷活动的管理和审批职能，并要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与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实现对印刷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在解决印刷管理职能交叉问题的同时，推动政务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与作用机理，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间关系。《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文化领域行业组织的职能定位，并强调要完善行业组织扶持政策，加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行业组织建设，为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创造有利条件。5月，第九屆“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公布，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13个出版传媒集团上榜，占据了“文化企业30强”的半壁江山。
二、重文化传承，树文化自信
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浪潮下，各国之间的文化市场边界被打破，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从科技的较量拓展到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建设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成为掌握国际文化交流主动权的必要条件。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所积淀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基。建设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需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凝聚力和生产力。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1]，要求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精髓，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吸收灵感开展文艺创作，并强调要推动网络剧、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化，加强对中华诗词、动画片、出版物等的扶持，做好古籍保护、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作。一时间，文化类综艺节目不断涌现。如《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以朗读书信方式品味文化经典，激发观众阅读热情；而《国家宝藏》则将“人”与“文物”联系起来，以“微型舞台剧”形式将国宝演“活”，为观众讲述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这些节目一经推出就收获了不少拥趸，掀起了观众品味中华文化经典的热潮，切实起到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民文出版扶持和古籍管理上。在民文出版方面，2017年起，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的申报和评审权下放到有民文出版任务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评审和资助情况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2]。同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颁布《关于做好民文出版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国家民文出版项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对民文出版予以资助和推广，做好少数民族文字保护工作，传承中华文化。截至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首次入库民文出版项目155个，涵盖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苗文、壮文、满文、傣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涉及历史、美术、医药、哲学等多个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出版品种。在古籍管理方面，为严守古籍质量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关于公布〈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调整情况的通知》，撤销无法达到规划要求的古籍，并增补新的优质选题。9月，《“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出台，从普查登记、保护修复、资源利用、队伍建设和规范标准的角度构建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指标，并确立了完成古籍普查、保护、修复、数字化建设，利用古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加强古籍保护制度、法规和标准建设等重要任务，为“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谋篇布局。2017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出版运营的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医药文献数字图书馆》正式上线，中医药文献目录库收录文献约2.2万种，中医药文献图版库收录文献原件4914种，囊括《食物本草》《续易简方论》《伤寒直格方》等多部经典[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基础。可见，注重文化传承仍是未来政策法规的制定方向。
三、推版权工作，谋市场稳定
为加快版权强国建设，2017年2月，国家版权局印发《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从顶层设计上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版权创作、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布局，要求通过加强版权立法、执法等来完善版权法律制度体系、版权行政管理体系、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和版权涉外工作体系。6月，国家版权局下发《关于规范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的通知》整治电子版作品登记不规范问题，要求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必须按照《关于规范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的通知》制发和出具，否则一律无效。据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作品登记量达125.98万件，同比增长15.04%；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达到55.7万件，同比增长96.63%，全国作品登记数量保持良好势头[4]，这说明版权保护的宣传和版权登记的规范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效。
针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所催生的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国家版权局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和《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对网络转载、音乐作品的传播以及网盘服务的版权秩序给予规范，网络版权生态得以优化。2017年，版权保护向纵深拓展。4月以来，版权保护联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新闻媒体、互联网企业、出版社分别联合成立中国新闻媒体版权保护联盟、中国网络版权产业联盟和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应用产业联盟，加强对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合力破解网络版权保护难题，对数字版权技术应用予以推广。为切实推进《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剑网2017”持续推进，聚焦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电子商务平台和移动APP领域的专项治理。截至11月，各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巡查网站5.5万家（次），关闭侵权盗版网站1655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27.48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51万件，立案调查网络侵权案件314件[5]。然而，专项行动不具长期性，要想从根本上肃清侵权盗版行为，还需加大版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使公民的侵权成本远高于守法成本。为此，11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颁布，要求“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为，在追究刑事责任时，鉴于网络云盘的特点，不应单纯考虑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数量，还应充分考虑传播范围、违法所得、行为人一贯表现以及淫秽电子信息、传播对象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裁量刑罚”，为版权侵权量刑提供具体指导，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四、夯技术支撑，寻融合突破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全面推进，技术已逐渐渗透到出版传媒业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成为出版传媒业价值延伸的依靠。然而，技术变迁在催生新型业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出版传媒领域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2017年，国家仍以推进出版传媒业的深度融合为工作重点，着力夯实技术支撑和解决技术渗透所带来的发展困境。
在技术支撑上，一方面，国家颁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从宏观上强调科技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作用，鼓励通过文化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将文化科技更好地转换为文化成果，培育新型文化业态。2017年1月起，中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相继挂牌[6]，这些实验室多为出版传媒集团与数字技术公司或高校共建，以“产、学、研”合作为依托，一同探索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之道。另一方面，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还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为我国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擘画蓝图，从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化布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集成应用。这两份文件为我国出版传媒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指明了方向，促进我国出版传媒业的人工智能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如果说2016年是人工智能元年，那么2017年则是出版传媒与人工智能融合深入发展的“应用元年”。封面传媒旗下的“小封”、今日头条的“Xiaomingbot”、昆明报业的“小明”、南方都市报的“小南”和腾讯的 “Dreamwriter”等一系列写作机器人的出现与智能书柜、智能售书机的投放，都让出版传媒业尝到了人工智能化的甜头。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使出版传媒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前景可期。
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深入，其所催生的新技术在为出版传媒与技术的融合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2017年，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以解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和网络视听节目所面临困境。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将以“两微一端”、网络直播等为载体所提供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纳入管理范畴，不再局限于对“门户网站”的管理，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应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否则无法享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此外，国家辅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对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予以明确，从源头上扼杀“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保证新闻信息的科学性。当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和保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调整增设新技术新应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可控的技术保障措施，不得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这一系列法规较全面地解决了“互联网+新闻”所带来的新问题，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提供者和用户提供了行动指南，有利于推动互联网与新闻的深度融合。在网络视听节目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全面整顿网络视听节目中存在的低俗、庸俗现象，严把质量关。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出版传媒的结合，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例如写作机器人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新闻聚合服务商与新闻出版商版权之争等问题，而出版传媒融合发展的突破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更需要相关政策法规对技术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回应”。因此，未来出版传媒与技术融合所引发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仍是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所关注的重点。
五、扶实体书店，倡全民阅读
随着网络书店的盛行，以及移动阅读终端的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购书习惯悄然发生变化。网络书店和高额租金压缩了实体书店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对实体书店扶持展开试点，对重点省市的实体书店转型升级予以扶持。2016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实体书店的发展指明方向，并确立“到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主业突出、多元经营的实体书店发展格局”的目标。2017年，江苏、山东、江西、湖北、天津、北京、上海等省市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结合当地实际，陆续发布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意见，为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清障搭台。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从调整商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促进跨界融合、优化发展环境和强化政策支持的角度为我国实体零售创新转型提供指导，为实体书店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在政策红利的鞭策下，实体书店的发展迎来春天，焕发出勃勃生机。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路径“厚积薄发”，从开拓网上书店、打造“最美书店”、开展多元化经营，到与“新零售”接轨，24小时书店、住宿书店、快闪书店、智能书店层出不穷。7月16日，全球首家共享书店——合肥三孝口书店亮相，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并交纳99元押金，即可把书借回家[7]。共享书店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实体书店推进全民阅读的创新之举。
实体书店的蓬勃发展为创建书香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然而，推进全民阅读和营造书香社会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实体书店单枪匹马的努力仍然不够。2016年12月，《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对“十三五”时期的全民阅读工作做了系统、详细的布局。2017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在出版物显著位置标识适宜的年龄段”。这表明，我国在出版分级制上开始有所部署，有利于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同年11月，《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与3月正式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一道从法律层面保障公民更加均等地享受公共图书馆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以更好地引导和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的展开。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过发布《关于深化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的通知》，旨在通过农家书屋的辐射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以满足农村人口的基本阅读需求，推动全民阅读。
六、建“一带一路”，传中国声音
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除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8]。隨着信息技术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井喷式发展，推动文化“走出去”，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2016年12月，《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出台，为“十三五”时期的“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做整体部署，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平台和品牌建设，助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和文化发展的繁荣。2017年4月，《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坚持开放发展，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构建互利共赢的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新格局”，从增强企业竞争力、搭建走出去平台和拓展国际交流空间的层面为文化“走出去”指明方向，推动文化企业从“文化交流”到“占有国际文化市场份额”理念的转变。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少出版传媒集团搭乘“一带一路”政策东风，推动图书、电影、电视的版权输出，参与国际文化的深度竞争。9月，2017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名单公布，包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外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在内的70家单位共申报272个项目，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建筑、文学等多个领域，输出语种除英文外，还涉及俄文、阿拉伯文、柬埔寨文、波兰文、法文、乌兹别克文等多个语种，展示了出版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为出版“走出去”乃至文化“走出去”搭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渠道，使得出版传媒企业主动适应文化全球化，推动图书、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有利于扭转我国文化贸易逆差劣势，巩固自身文化地位。2017年11月，据美国《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消息，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买下优酷自制剧《白夜追凶》的海外发行权[9]，标志着我国网络自制剧迈出走出去的第一步。12月26日，华谊兄弟、爱奇艺、华策影视等联合成立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10]，旨在形成影视剧出口合力，推动文化企业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017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出版传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出版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传承也有突破，为市场主体培育、文化传承、版权保护、出版融合、全民阅读和文化“走出去” 构建了良好的发展生态。而整个出版传媒业的激活不仅需要“看得见的手”提供宏观上的指导，更需要出版传媒企业把握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的发展趋势，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出击，实现出版传媒业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原业伟. 2017年即将结束，今年出版业有哪些重大的新闻事件？[EB/OL]. （2017-12-19）[2017-12-20]. http：//www. cptoday. cn/news/detail/4653.
[2] 郭瑞佳. 主旋律·精品化·“走出去”——基于民文出版国家资助项目的视角分析[J]. 出版广角，2017（21）：6-9.
[3] 中医药文献库[EB/OL]. [2017-12-20]. http：//www. hanjilibrary. cn/cp3. html.
[4] 赖名芳. 数读2017版权工作成果[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7-12-21.
[5] 林维. “剑网2017”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EB/OL]. （2017-11-02）[2017-12-20]. http：//news. 163. com/17/1102/15/D28FV1L700018AOQ. html.
[6] 田红媛. 出版融合发展实验室 推进一年考[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12-04.
[7] 朱园平. 全球首家“共享书店”亮相合肥 打造共享阅读生态圈[EB/OL]. （2017-07-18）[2017-12-20]. http：//www. wenming. cn/dfcz/ah/201707/t20170718_4344183. shtml.
[8] 黄先蓉. 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业政府规制与制度创新 //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二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9] Patrick Brzeski. Netflix Acquires Chinese Detective Drama Series ‘Day and Night[EB/OL]. （2017-11-30）[2017-12-20]https：//www. hollywoodreporter. com/news/netflix-acquires-chinese-detective-drama-series-night-day-1062954.
[10] 許舜达，冯源.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宣布成立[N]. 海南日报，2017-12-28.
【摘 要】 2017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出版传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出版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传承也有突破，为市场主体培育、文化传承、版权保护、出版融合、全民阅读和文化“走出去” 构建了良好的发展生态。而整个出版传媒业的激活不仅需要“看得见的手”提供宏观上的指导，更需要出版传媒企业把握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的发展趋势，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出击，实现出版传媒业繁荣发展。
【关 键 词】出版传媒；政策法规；盘点
【作者单位】黄先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程梦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03
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出版传媒业的发展方向。盘点2017年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是推动出版传媒业转型升级、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总体来讲，2017年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稳中求进，在传承中寻求突破。
一、抓市场主体，释文化生产力
出版传媒企业作为将文化创意转换为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在出版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打造“出版传媒航母”乃至“出版传媒舰队”，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释放文化生产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2017年，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监督国有资产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并重，并通过做审批“减法”，还权于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财务部先后颁布《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补充通知》，强调“加快推动中央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并进一步明确财务部作为出资人的管理职责，精简监管事项，提高国有资产运营和配置效率。同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倒逼出版传媒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在此环境下，《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获利的意见》和《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应运而生，要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总结“图书制作与出版分开的改革试点经验，制定扩大试点地区的方案”，并明确“文化产业专项债券主要用于新闻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服务”等领域。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法规引起了不错的反响。2017年，出版传媒业资本运作风起云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出版国家队”上市融资的“先旗手”。此外，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纷纷加入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大军，出版传媒企业竞争力取得跨越式发展，推动了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释放。
在颁布政策法规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的同时，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划定政府权责边界，提升执法效能。《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印刷业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取消了公安部门对印刷活动的管理和审批职能，并要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与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实现对印刷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在解决印刷管理职能交叉问题的同时，推动政务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与作用机理，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间关系。《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文化领域行业组织的职能定位，并强调要完善行业组织扶持政策，加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行业组织建设，为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创造有利条件。5月，第九屆“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公布，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13个出版传媒集团上榜，占据了“文化企业30强”的半壁江山。
二、重文化传承，树文化自信
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浪潮下，各国之间的文化市场边界被打破，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从科技的较量拓展到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建设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成为掌握国际文化交流主动权的必要条件。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所积淀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基。建设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需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凝聚力和生产力。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1]，要求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精髓，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吸收灵感开展文艺创作，并强调要推动网络剧、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化，加强对中华诗词、动画片、出版物等的扶持，做好古籍保护、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作。一时间，文化类综艺节目不断涌现。如《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以朗读书信方式品味文化经典，激发观众阅读热情；而《国家宝藏》则将“人”与“文物”联系起来，以“微型舞台剧”形式将国宝演“活”，为观众讲述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这些节目一经推出就收获了不少拥趸，掀起了观众品味中华文化经典的热潮，切实起到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民文出版扶持和古籍管理上。在民文出版方面，2017年起，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的申报和评审权下放到有民文出版任务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评审和资助情况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2]。同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颁布《关于做好民文出版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国家民文出版项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对民文出版予以资助和推广，做好少数民族文字保护工作，传承中华文化。截至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首次入库民文出版项目155个，涵盖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苗文、壮文、满文、傣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涉及历史、美术、医药、哲学等多个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出版品种。在古籍管理方面，为严守古籍质量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关于公布〈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调整情况的通知》，撤销无法达到规划要求的古籍，并增补新的优质选题。9月，《“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出台，从普查登记、保护修复、资源利用、队伍建设和规范标准的角度构建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指标，并确立了完成古籍普查、保护、修复、数字化建设，利用古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加强古籍保护制度、法规和标准建设等重要任务，为“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谋篇布局。2017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出版运营的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医药文献数字图书馆》正式上线，中医药文献目录库收录文献约2.2万种，中医药文献图版库收录文献原件4914种，囊括《食物本草》《续易简方论》《伤寒直格方》等多部经典[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合理利用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基础。可见，注重文化传承仍是未来政策法规的制定方向。
三、推版权工作，谋市场稳定
为加快版权强国建设，2017年2月，国家版权局印发《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从顶层设计上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版权创作、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布局，要求通过加强版权立法、执法等来完善版权法律制度体系、版权行政管理体系、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和版权涉外工作体系。6月，国家版权局下发《关于规范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的通知》整治电子版作品登记不规范问题，要求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必须按照《关于规范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的通知》制发和出具，否则一律无效。据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作品登记量达125.98万件，同比增长15.04%；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达到55.7万件，同比增长96.63%，全国作品登记数量保持良好势头[4]，这说明版权保护的宣传和版权登记的规范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效。
针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所催生的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国家版权局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和《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对网络转载、音乐作品的传播以及网盘服务的版权秩序给予规范，网络版权生态得以优化。2017年，版权保护向纵深拓展。4月以来，版权保护联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新闻媒体、互联网企业、出版社分别联合成立中国新闻媒体版权保护联盟、中国网络版权产业联盟和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应用产业联盟，加强对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合力破解网络版权保护难题，对数字版权技术应用予以推广。为切实推进《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剑网2017”持续推进，聚焦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电子商务平台和移动APP领域的专项治理。截至11月，各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巡查网站5.5万家（次），关闭侵权盗版网站1655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27.48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51万件，立案调查网络侵权案件314件[5]。然而，专项行动不具长期性，要想从根本上肃清侵权盗版行为，还需加大版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使公民的侵权成本远高于守法成本。为此，11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颁布，要求“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为，在追究刑事责任时，鉴于网络云盘的特点，不应单纯考虑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数量，还应充分考虑传播范围、违法所得、行为人一贯表现以及淫秽电子信息、传播对象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裁量刑罚”，为版权侵权量刑提供具体指导，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四、夯技术支撑，寻融合突破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全面推进，技术已逐渐渗透到出版传媒业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成为出版传媒业价值延伸的依靠。然而，技术变迁在催生新型业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出版传媒领域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2017年，国家仍以推进出版传媒业的深度融合为工作重点，着力夯实技术支撑和解决技术渗透所带来的发展困境。
在技术支撑上，一方面，国家颁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从宏观上强调科技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作用，鼓励通过文化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将文化科技更好地转换为文化成果，培育新型文化业态。2017年1月起，中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相继挂牌[6]，这些实验室多为出版传媒集团与数字技术公司或高校共建，以“产、学、研”合作为依托，一同探索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之道。另一方面，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还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为我国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擘画蓝图，从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化布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集成应用。这两份文件为我国出版传媒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指明了方向，促进我国出版传媒业的人工智能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如果说2016年是人工智能元年，那么2017年则是出版传媒与人工智能融合深入发展的“应用元年”。封面传媒旗下的“小封”、今日头条的“Xiaomingbot”、昆明报业的“小明”、南方都市报的“小南”和腾讯的 “Dreamwriter”等一系列写作机器人的出现与智能书柜、智能售书机的投放，都让出版传媒业尝到了人工智能化的甜头。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使出版传媒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前景可期。
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深入，其所催生的新技术在为出版传媒与技术的融合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2017年，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以解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和网络视听节目所面临困境。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将以“两微一端”、网络直播等为载体所提供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纳入管理范畴，不再局限于对“门户网站”的管理，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应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否则无法享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此外，国家辅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对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予以明确，从源头上扼杀“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保证新闻信息的科学性。当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和保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调整增设新技术新应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可控的技术保障措施，不得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这一系列法规较全面地解决了“互联网+新闻”所带来的新问题，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提供者和用户提供了行动指南，有利于推动互联网与新闻的深度融合。在网络视听节目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全面整顿网络视听节目中存在的低俗、庸俗现象，严把质量关。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出版传媒的结合，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例如写作机器人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新闻聚合服务商与新闻出版商版权之争等问题，而出版传媒融合发展的突破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更需要相关政策法规对技术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回应”。因此，未来出版传媒与技术融合所引发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仍是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所关注的重点。
五、扶实体书店，倡全民阅读
随着网络书店的盛行，以及移动阅读终端的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购书习惯悄然发生变化。网络书店和高额租金压缩了实体书店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对实体书店扶持展开试点，对重点省市的实体书店转型升级予以扶持。2016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实体书店的发展指明方向，并确立“到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主业突出、多元经营的实体书店发展格局”的目标。2017年，江苏、山东、江西、湖北、天津、北京、上海等省市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结合当地实际，陆续发布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意见，为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清障搭台。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从调整商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促进跨界融合、优化发展环境和强化政策支持的角度为我国实体零售创新转型提供指导，为实体书店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在政策红利的鞭策下，实体书店的发展迎来春天，焕发出勃勃生机。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路径“厚积薄发”，从开拓网上书店、打造“最美书店”、开展多元化经营，到与“新零售”接轨，24小时书店、住宿书店、快闪书店、智能书店层出不穷。7月16日，全球首家共享书店——合肥三孝口书店亮相，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并交纳99元押金，即可把书借回家[7]。共享书店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实体书店推进全民阅读的创新之举。
实体书店的蓬勃发展为创建书香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然而，推进全民阅读和营造书香社会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实体书店单枪匹马的努力仍然不够。2016年12月，《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对“十三五”时期的全民阅读工作做了系统、详细的布局。2017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在出版物显著位置标识适宜的年龄段”。这表明，我国在出版分级制上开始有所部署，有利于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同年11月，《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与3月正式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一道从法律层面保障公民更加均等地享受公共图书馆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以更好地引导和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的展开。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过发布《关于深化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的通知》，旨在通过农家书屋的辐射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以满足农村人口的基本阅读需求，推动全民阅读。
六、建“一带一路”，传中国声音
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除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8]。隨着信息技术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井喷式发展，推动文化“走出去”，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2016年12月，《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出台，为“十三五”时期的“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做整体部署，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平台和品牌建设，助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和文化发展的繁荣。2017年4月，《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坚持开放发展，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构建互利共赢的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新格局”，从增强企业竞争力、搭建走出去平台和拓展国际交流空间的层面为文化“走出去”指明方向，推动文化企业从“文化交流”到“占有国际文化市场份额”理念的转变。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少出版传媒集团搭乘“一带一路”政策东风，推动图书、电影、电视的版权输出，参与国际文化的深度竞争。9月，2017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名单公布，包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外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在内的70家单位共申报272个项目，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建筑、文学等多个领域，输出语种除英文外，还涉及俄文、阿拉伯文、柬埔寨文、波兰文、法文、乌兹别克文等多个语种，展示了出版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为出版“走出去”乃至文化“走出去”搭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渠道，使得出版传媒企业主动适应文化全球化，推动图书、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有利于扭转我国文化贸易逆差劣势，巩固自身文化地位。2017年11月，据美国《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消息，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买下优酷自制剧《白夜追凶》的海外发行权[9]，标志着我国网络自制剧迈出走出去的第一步。12月26日，华谊兄弟、爱奇艺、华策影视等联合成立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10]，旨在形成影视剧出口合力，推动文化企业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017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出版传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出版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传承也有突破，为市场主体培育、文化传承、版权保护、出版融合、全民阅读和文化“走出去” 构建了良好的发展生态。而整个出版传媒业的激活不仅需要“看得见的手”提供宏观上的指导，更需要出版传媒企业把握出版传媒业政策法规的发展趋势，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出击，实现出版传媒业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原业伟. 2017年即将结束，今年出版业有哪些重大的新闻事件？[EB/OL]. （2017-12-19）[2017-12-20]. http：//www. cptoday. cn/news/detail/4653.
[2] 郭瑞佳. 主旋律·精品化·“走出去”——基于民文出版国家资助项目的视角分析[J]. 出版广角，2017（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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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赖名芳. 数读2017版权工作成果[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7-12-21.
[5] 林维. “剑网2017”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EB/OL]. （2017-11-02）[2017-12-20]. http：//news. 163. com/17/1102/15/D28FV1L700018AOQ. html.
[6] 田红媛. 出版融合发展实验室 推进一年考[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12-04.
[7] 朱园平. 全球首家“共享书店”亮相合肥 打造共享阅读生态圈[EB/OL]. （2017-07-18）[2017-12-20]. http：//www. wenming. cn/dfcz/ah/201707/t20170718_4344183. shtml.
[8] 黄先蓉. 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业政府规制与制度创新 //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二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9] Patrick Brzeski. Netflix Acquires Chinese Detective Drama Series ‘Day and Night[EB/OL]. （2017-11-30）[2017-12-20]https：//www. hollywoodreporter. com/news/netflix-acquires-chinese-detective-drama-series-night-day-1062954.
[10] 許舜达，冯源.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宣布成立[N]. 海南日报，2017-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