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框架下中国人物画创作新范式的探索
张闫博宇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之时，艺术也肩负着对内提升民族性，对外彰显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全球文化大交融语境下，中国水墨人物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产生了迷茫与扭曲。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冷静反省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拥有民族性的世界艺术应是何种形式，我们的美术教育又存在哪些局限性，自身发展方向在哪里？艺术作为中国的名片，新时代精神下的民族性必不可少。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性? ?美育? ?美学
中图分类号：J205?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2-0032-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贯彻执行这一理论体系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框架下的艺术创作就成为对外彰显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途径。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纽约，抽象表现主义至此成为了美利坚艺术的符号，作为美国国家形象一度对世界各国艺术、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画作为我国美学的“感性显现”，贯穿中国艺术发展的始终，成为了符号化的艺术形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界定
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是怎样的形式呢？它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经历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锤炼，经历了延安文艺精神的形成与提升，经历了充满挫折而又斗志昂扬的社会主义文艺精神建构，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并在今天由习总书记“中国梦”的理念赋予其新的内涵。
这里，我们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进行界定：一是民族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即中庸和谐之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强调和谐文化。我们必须为人民群众提供积极向上、和谐健康的艺术产品。二是把握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即马克思“审美生产”或“审美实践”的美学理论思想。当今，人民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社会出现了精神异化，但马克思美学却对此现象进行批判与反驳，这为我国从经济型社会向审美型社会转变提供了依据。三是毛泽东延安艺术座谈精神强调“文艺必须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目标与出发点”。这一讲话的内容是我们今后艺术发展的大方向。四是习近平对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即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在艺术创作中，做到艺术与人民相联系，注重艺术作品对人民大众的“言传身教”。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欧洲“左派”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启示，如布莱希特在戏剧中注重人与社会关系的建立，使观者身临其境;本雅明对翻译终极目的的阐述，认为翻译应表现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镜像在我国艺术中，映射出艺术应反映社会存在的不足，对人民大众起教化作用;苏珊·桑塔格主张艺术作品揭示生活本质;格罗皮乌斯主張：建筑要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必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建筑。
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一定是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优良文化的，一定是吸收了国外现当代美学精髓的，一定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二、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重新厘定
笔墨语言一直是中国艺术创作的命脉，当代国内青年艺术家对于人物画形式的选择却始终徘徊不前。美术理论家王琦先生说：“使内容服从于形式，这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1]。在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水墨人物画产生了过度夸张变形的态势，甚至出现了高度抽象化的倾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和抽象表现的矛盾依旧存在。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寄予了殷切期望并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出了四点要求：“‘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2]。如今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认真思考当代民族艺术的形式选择，在这一问题上徐悲鸿、蒋兆和以及刘奎龄为我们创作新范式提供了借鉴，他们将西方的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刘奎龄更是从西方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甚至印象派中汲取营养。《愚公移山图》运用了传统文化题材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画作，在中西文化大融合背景下，民族性也得到了体现。徐悲鸿对中国画做出的贡献可谓给“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一剂强心针，让世界了解中国艺术，彰显我国的志气与底蕴。
习总书记多次对文艺工作者强调：“坚定自信、展示力量，让中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2]。因此我们要牢记“不忘初心、服务人民”的使命。抽象表现是一种舶来品，历史较短，形式本身变成内容，服务资本主义布尔乔亚阶级，代表了典型的自由主义立场，人民大众在观赏抽象表现艺术时很难与作者发生共鸣，也不能体会作者的创作心理。而当代中国人物画重技法而轻内涵，作品完全是作者内心状态的抒发，题材空泛，侧面反应出当代艺术家对民族性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不知何为民族性。
现如今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世界不同文化对中国艺术的冲击是巨大的，“文革”后的深刻反思与西方“药”救中国“病”的思想误读，使中国当代艺术变得“畸形”，艺术家盲目推崇模仿西方抽象表现，国内抽象表现变成一种“无主题”艺术。21世纪的中国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努力，“世界文化大家庭”语境下机遇与风险并存，写实、表现，个体精神、大众审美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美的艺术形式，要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炼西方艺术的精华，将中国传统文人诗意与笔墨情趣融合，创作出易于群众理解且有民族烙印的“视觉符号”。
三、当代中国人物画造型的新方向
关于民族性在中国人物画中的渗透一直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到底怎样的艺术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属于我们本民族的艺术呢？回首历史的长河，古人仿佛给了我们一把衡量的“尺子”。秦始皇兵马俑运用传统人物写实技巧塑造出各不相同的陶俑，严格模拟实物，气势恢宏;隋唐时期，吴道子率先将由西域传来的人物立体画法“凹凸法”运用在绘画中，在中国传入犍陀罗佛教色彩文化后，吴道子将人物画化入了一个新的个体中[3];杨惠之是唐代第一个将写实风格引入雕塑中的人，创作中捕捉风貌并加以典型化夸张融入作品中，从而达到形神毕露[4];明清时期曾鲸的“没骨法”也被称为“凹凸法”。他塑造的人物肖像真实细腻， 形象极富立体感[5];郎世宁以西洋绘画笔法“杂糅”中国传统绘画;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任伯年的博采众长还是徐悲鸿和蒋兆和对于水墨人物的新定义？中国人物画中民族性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点在哪里？孔新苗教授对此问题表达了看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实践证明了在中国社会的历史、经济、政治发展现实中，客观地要求在审美文化生活中保持一种‘主导趣味是必要的，它在宏观上是中华民族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境况需求”[6]，这种主导就是民族性。
中国艺术的历史比欧洲久远，现代西方艺术进入国内后，我们仿佛在思想意识解放后偏离了曾经的轨道。虽说徐悲鸿与蒋兆和将水墨写实人物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捕捉到两人在今天看来所存在的局限性。二人的水墨人物充满了西方的明暗感，人物过于追求比例、透视、光影的表现从而喧宾夺主，绘画呈西方写实，使原本的民族性减弱了。例如：徐悲鸿的《山鬼图》中，人物通过明暗关系表现体积，画面对光的运用、阴影部分的处理、画面整体的写实性让我们不禁与法国古典主义相联系。蒋兆和的《阿Q像》，阿Q面部的明暗处理、体积塑造、块面表现是西方造型艺术影响下的结果，甚至阿Q头上的青筋都刻画的惟妙惟肖，整体来看水墨已然变成了素描，写意味已经几乎不在了。简言之，两人均受西方绘画影响，中西技法结合方面略显僵硬，西方轮廓线/中国画独立审美线条、服饰晕染、传统衣纹线条处理的“矛盾”，使画面呈现出原始与生硬，创作中自觉意识表现就因此缺失了。正如孔新苗教授所说：“无论前卫作品所针对的中国社会与现实生活问题、所使用的形象符号多么具有直观指向性，其艺术表达形式的‘陌生化，往往被国内大众直观地视为对西方的某种的‘模仿”[7]。
徐悲鸿与蒋兆和对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贡献自然是非凡的，回归现如今人物画创作，当代艺术家甚至还落后于徐蒋二人，画面中民族性与中国传统风味的表达早已被西方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表现艺术所代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的语境中，画家民族性缺失成为制约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根源问题。孔新苗教授也对艺术与国家形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今天我们提出艺术中国家形象的命题，正表征了对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承担：超越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在当代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中发现中国形象的世界性意义”[8]。
中国在21世纪已然成为世界大国之一，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话语权愈加重要。不可否认，“五四”运动后，中国艺术一直将西方作为自己走向“现代”艺术的参照物，当今美术人才选拔和课程制定也以西方的素描色彩、苏联的绘画方式、西方抽象表现作为标准，几乎每一位刚踏入艺术领域的学生都以写实技巧和西方形式构成观念作为评判“美”的标准，从而忽略了我国传统文人画抒发内心情感与“书画同源”的美妙之处。国画审美性缺失必然导致如今中国传统美育的不完整。
在之后的美术教育培训机制上，笔者以为首先可施行“双轨制”，即加强写意技法训练，开设理论课程，提高学生思想文化水平，保证理论与实践相协调，增加作品的内涵与充实性。
再者，现代艺术家、教师、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描绘着所谓的崇高，艺术从而与生活断裂，表现出无病呻吟，东拼西凑的艺术形式，导致驾驭大题材能力不够，对主旋律的表现幼稚化、教条化、肤浅化。以美院近几年的作品为例：画面多表现宿舍睡觉吃饭，食堂听歌嬉戏等空洞干瘪无内涵的场景。面对此问题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转变思想、深入生活、进入基层，切身体会各个阶层的辛酸苦辣，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真切体验劳动、奋斗的内涵，在真实的劳动人民及其事例中体会什么是劳动价值，站在人民的立场与境遇中，才能创造出与人民群众形成共鸣的作品。
反思自身，我们当代的美术生在创作过程中甚至不如库尔贝从现实中取材使艺术回归真实，不如米勒真正从农民角度以纯朴亲切的艺术语言创作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也不如陈丹青深入西藏感受藏民生活，最终呈现给世人震撼的《西藏组图》。虽然库尔贝与米勒对于我们当代艺术有着启示作用，但是和现如今相比缺少了先进的马克思理论指导，所以拥有先进理论指导与明确文化方向的今天，我们理应超越前人。
综上所述，我们在创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画时要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包容西方优秀文化，同时也不能让洋文化“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性，在多维视角中做到文化自信，摒弃国际文化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创造出“中国特色现代美育”和“中国特色艺术表达”，让绘画兼得中国精神与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王琦.现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艺术[J].美术研究，1958，（01）.
[2]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DB/OL].新华网，2016-12-01.
[3]吴带当风[DB/OL].中國新闻网，2013-10-28.
[4]董乐意.“塑圣”杨惠之的雕塑艺术[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02）.
[5]黄碧波.明末画家曾鲸的人物“肖像”艺术成就探微[J].兰台世界.2014.（18）.
[6]孔新苗.中西美术比较[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7]孔新苗.境遇·镜像——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孔新苗.历史·现实·镜像——关于当代美术与“国家形象”的思考[J].美术，20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