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时代

【摘 要】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业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机制、方法，对“走出去”的产品、形式进行创新，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体和支柱行业。2017年，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出版业又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关 键 词】中国出版；“走出去”；国际化
【作者单位】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01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业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机制、方法，对“走出去”的产品、形式进行创新，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体和支柱行业。2017年，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出版业又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一、2017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突出特征
2017年，中國出版“走出去”的突出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政治逐步拓展到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开始全面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并为发展中国家展示中国道路、中国智慧
中国出版“走出去”适应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需要，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图书，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已经初步形成规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这段时间内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和贺信等，共计79篇，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该书自2014年由外文出版社面向全世界推出后，截至2017年8月23日，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2个语种版本共计发行642万册，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书英文版已经进入全世界245家著名的图书馆系统。与该书类似，习近平的《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习近平从1988年至1990年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调研文章，共29篇，中文版199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该书的英文版、法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该书紧紧围绕“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在2017年逐步获得了“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非洲各国政要、学者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为标志的中国主题图书在2017年形成规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十九大召开前后形成出版高潮。比如，新世界出版社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中央党校谢春涛教授撰写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英文版已经进入美国、英国和智利等国家的40多家著名图书馆，截至2017年，已经出版了10多个语种。但这类旗帜鲜明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治国理念的图书长久以来一直不能形成规模，直到2017年才成批输出版权，并开始被一些世界著名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开始整套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列图书，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读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源：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七本图书的英文版被输出到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依托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出版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丛书，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正式面向全世界发布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核心概念、关键词语的标准解释和译法。该书截至2017年已经输出了包括马来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亚美尼亚语、西班牙语、尼泊尔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波兰语9个语种的版权。201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施普林格的自然集团签署协议，面向世界联合推出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英文版。这些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近些年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输出到施普林格、圣智和劳特利奇等国际知名学术出版公司，受到国际学术界、出版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国三部曲》《中国话语丛书》先后输出了8个语种的版权，其中张维为的《中国震撼》201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截至2017年，《中国震撼》英文版已经进入全世界160多家图书馆，其中包括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和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还被美国华盛顿大学选为国际关系课程的参考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逐步形成规模的中国主题图书从政治领域逐步过渡到经济、科技领域。比如，2017年8月，上海格致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合作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持续增长》《国家试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设计》《纵横“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全球战略》等英文学术著作，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2017年，中译出版社与英国里德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著名企业家与企业”英文丛书，第一辑有《马云与阿里巴巴》《任正非与华为》《马化腾与腾讯》《董明珠与格力》等中国知名企业家的故事，面向世界介绍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创业生涯和个人生活，显示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中国主题图书从当代中国政治向当代中国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拓展，是2017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变化。
2.中国出版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合作编辑部，本土化步伐不断加快
截止到2017年，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5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几千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本土化步伐逐步加快，有些合作已经初见成效。
与以往相比，2017年新设立的分支机构摆脱了之前的盲目性，明显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法国分社借助法国学术机构的学者优势，2017年4月份在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挂牌；山东明天出版社借助山东省与南澳洲“友好省州”的长期贸易和交易关系，与澳大利亚的海星湾出版社在2017年6月共同成立英国伦敦月光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15年全资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2017年又在英国伦敦正式注册成立了新前沿出版社欧洲公司，借助英国伦敦具有的世界出版中心优势拓展英语世界市场；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在美国洛杉矶正式注册成立美国尼山书屋国际出版公司，2017年又分别在澳大利亚和瑞典成立澳洲尼山书屋和欧洲尼山书屋，两家书屋均计划介入当地出版业务。
除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外，中国出版企业还普遍采取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的形式，利用某一个项目版权合作的契机进一步促进中国图书的本土化出版进程。比如，2017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中译出版社与罗马尼亚、印度、匈牙利、斯里兰卡和英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建6家中国图书国际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2017年也新建两家中国图书国际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成立了北美信息中心，2017年3月又布局中东欧国家，与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合作成立“中国主题编辑部”。
一些中国出版企业几年前在海外开设的分支机构，经过几年的初步探索与实践，本土化运作效果初见成效。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已经成立8年，迄今为止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如复旦大学张维为的《中国震撼》（日文版）、中国社科院房宁教授的《民主的中国经验》、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日文版）、中国社科院武力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数字地图2010》（日文版）等中国主题图书全部进入日本图书主渠道，有的主题图书已经进入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多家日本大学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经成功支持一批日本书店销售中国图书，比如，迄今仍然在营业的东方书店、内山书店等。以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出版企业在日本成功设立分支机构，既是60年前的薪火相传，又具有新时代的不同特点。
3.在营销平台建设上，中国图书的海外销售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实体书店、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互相补充的立体推广平台
亚马逊“中国书店”自2011年8月开始上线后，截至2017年下半年，在线品种已达到67.3万种，海外发货达37万册。中国图书通过亚马逊这个网络平台为热爱中国文化、中国出版物的海外读者提供了便捷、直接的服务。亚马逊“中国书店”也通过这个平台基于世界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有针对性地出版中国图书。截至2017年，中国书店已经出版了《绝地勘探》《好儿女花》等九本中国图书，其中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荣登亚马逊亚洲文学排行榜。该项目将包括贾平凹、陈忠实、冯唐、路内和虹影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19部中国文学作品纳入翻译出版计划。2017年，北京BIBF期间，亚马逊在其全球14大站点同步推出贾平凹的《高兴》英文版，并以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步发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将该书介绍给遍及183个国家的亚马逊用户和读者[1]。借助亚马逊网络图书平台，面向全世界读者有针对性地出版中国图书，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历程中一个标志性的转变。除亚马逊“中国书店”之外，截至2017年，中国书架已在埃及、阿联酋主流书店落户3家，尼山书屋海外落地27家。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图书销售平台成为数字出版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终端。在此领域，中国企业积极探索，不断取得成绩。在期刊领域，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中国知网，该网集合了近90%的中国期刊、年鉴、会议论文和工具书等数据资源，形成了中国知识资源数据库。目前，中国知网在全世界拥有1500多家遍布45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用户，用户类型包括高等院校、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政府智囊、大型企业、医院、军事机构、银行、中小学和学会等。根据中国知网2016年公布的信息，目前，世界前500强大学中，中国知网用户有206家，占有率达41.2%。美国卡耐基分类一类院校（研究型大学）总计151所，其中102家为中国知网用户。中国知网在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高端市场占有率均超过80%[2]。中国知网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核心机构用户获取中国信息的重要渠道。
在图书领域，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遵循国际标准开发建设了易阅通数字图书平台，该平台已聚合了国内200多家出版社的优质数字内容，上线40多万种中文电子书、3000多种电子期刊和10万多集有声书。根据易阅通2017年8月发布的数据，该平台已经实现了海外21个国家和地区126个图书馆的开通落地[3]。
除中文期刊、图书之外，中国出版企业还在外文图书的区域平台领域进行了成功的探索。由五洲出版社主持并集中运营的阿拉伯语图书平台（Thant s）在国内起步最早，截至2017年已经网聚了埃及、阿联酋和科威特等30多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出版商的近万种数字版权，正式上线图书有6000多种，并与华为、第三方通信运营商合作，为全球阿拉伯语读者服务。
总之，2017年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一年，除以上三个层面较为突出之外，中国出版“走出去”在中外人员交流、国际书展、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等各个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二、世界化时代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体延伸到出版领域，笔者以为，这个新时代指中国出版已经迎来了全面的世界化时代。这个世界化时代要求中国出版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实践，“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出版以这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引领和核心，以世界不同国家、地区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媒介载体，以及读者更容易获得的渠道进行出版与传播。世界化时代对中国出版的新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
中国出版机构的跨文化出版能力指中国出版机构的图书、期刊和数字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国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能够被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们乐意接受和喜爱，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为是否能够出版汉语之外的其他多语种图书。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是一个国家、地区出版机构是否具有世界化水准的一个显著标志。
当今世界上比较知名的跨国出版集团无一不是以占有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因此，通过收购等资本形式打造本土语言之外的跨语种出版能力，就成为其顺利拓展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出版大国、强国，美国排名靠前的出版企业无一不具有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美国哈伯·柯林斯出版集团虽然总部位于纽约，但在世界18个国家拥有120多个独立的出版社。2014年7月，哈伯·柯林斯耗资455万加币购买了加拿大的禾林出版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3个国际市场，并新获得了17种新语言的翻译出版权，同时还在德国、伊比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设立办事处。哈伯·柯林斯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迄今每年能够以20多种语言出版近萬种新书，并拥有世界最大的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语料数据库。
与美国不同，法国出版机构并没有利用资本收购增强自己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而是不断增强自身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贴近海外市场需求，维护自己借助资本殖民扩张时建立的文化版图。例如，法国阿歇特（Hachette Livre）、埃蒂迪（Aitis）等世界跨国出版集团除法语图书之外，能够成规模出版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和阿拉伯语等20多种语言的图书，而且相关语言图书的比例很高。法国跨语种的图书出版水平对维护法国图书在海外市场的长期占有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表1法国在21世纪5年间年出口到海外各个国家、地区的图书份额，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点。法国的一些老牌出版企业差不多是伴随着法国在殖民扩张发展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其出版行为从发展之初就具有了超越母语之外的多语种特征，并逐渐形成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这种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在历史上曾经塑造并维护了其殖民宗主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时至21世纪又演变成为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以跨语种的出版能力来衡量中国的出版机构，除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中宣部所属的五洲出版社等个别出版机构能够规模化出版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通用语种图书之外，绝大多数出版机构谈不上规模出版。以跨语种出版这个显著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出版与世界出版强国之间的距离还很长。
2.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
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问题与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密切相关。世界化、跨文化的出版人才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企业不仅要以中国员工为主，而且必须拥有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
当下，很多跨国出版集团纷纷在全世界建立分支机构，一个出版集团的员工可能来自十几个国家。以企鹅兰登出版集团为例，没合并前的两家出版企业均为世界性出版企业。2013年，企鹅和兰登两家公司合并就经过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中国等7个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目前， 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旗下拥有250家分布在五大洲的独立出版公司，包括兰登书屋和企鹅出版集团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中國的所有出版机构、南非的大众图书出版机构及在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等拉丁美洲的出版机构。企鹅兰登出版集团目前在全球拥有10594名员工，每年出版15000种图书，每年发行的图书、音像和电子书的数量是8亿多册（份）。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是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帝国，在出版人才的世界化、多元化方面为中国出版企业的世界化进程树立了一个目标和典范。
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大约能够吸引8000至10000名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外籍人才，但85%的外籍人才服务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其余15%集中在中国金融、法律、科技以及教育领域，而直接能够雇佣外籍员工的中国出版企业还十分罕见。
人才是图书出版等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出版要承担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历史重任，必须要在世界层面上筛选和组织人才，不仅要在传统出版的策划、编辑、印刷和发行等层面吸纳世界一流人才，还要建立数字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领域的创新人才队伍。中国出版企业国际化人才匮乏的现状值得中国出版企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非旦夕之功，中国出版业要及早出台中国出版人才的国际化目标、规划以及保障措施，从出版人才国际化建设的角度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
3.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
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还要针对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需要在出版对象国开展出版活动。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是这个国家成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
除中国出版界较为熟悉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出版企业之外，西班牙也是一个出版大国。西班牙本土一直以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伦西亚语、巴斯克语和加利西亚语等民族语言的图书出版为主，而西班牙语图书则全部面向本土之外的市场。西班牙最大的出版集团行星集团（Grupo Planeta）创办于1949年，旗下多家出版社直接设在北美、拉丁美洲的国家。截止到2011年，依靠西班牙本土以外的庞大读者市场，行星集团已经跻身为世界第六大出版集团。创办于1960年的西班牙桑提拉纳出版集团旗下有22家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全部设在拉丁美洲的国家。在全世界出版业收益普遍下滑的21世纪，该集团的收入却持续增长，2012年达到了1.842亿欧元，这完全得益于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民众收入的提高。据2015年西班牙语图书对外贸易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语图书面向欧盟市场出口的份额为61.33%，金额为338.744亿欧元；面向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和古巴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份额为30.94%，金额为170.876亿欧元；面向北美洲的份额为2.83%，金额为15.641亿欧元；面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份额为2.3%，金额为12.678亿欧元；面向非洲的份额为1.66%，金额为9.192亿欧元；面向亚洲的份额为0.27%，金额为1.474亿欧元；面向大洋洲的份额为0.68%，金额为3.761亿欧元[4]。西班牙语图书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额超过30%，远高于北美、欧盟之外的其他市场份额。
总之，不论是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还是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队伍，都以占有跨国别、跨地域的出版市场为核心，三者之间互为因果。中国出版的跨文化、跨语种出版能力建设与中国外语人才供给、中国高校的外语教育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密切相关，又是国家语言能力水平的一种综合体现。以美国为例，美国军队能够处理500种语言，美国教育系统能够为美国公民提供200种语言教育[5]。而目前中国高校开设语种最多的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仅能够开设85种语言课程，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化水平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出版企业不能有更大的作为。目前，国家支持的对外文化资助工程、项目和计划已经覆盖到翻译、出版和海外投资设立书店、分支机构等相关领域。中国出版机构完全可以主动借助对外文化资助契机，在现有分支机构、中国图书编辑部基础上，再进一步有计划、有目标地建立跨语种、跨国别和跨文化的出版中心，聘用本土化人才，贴近当地市场开展文化活动。
在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方面，中国出版企业也存在一个天然的国际市场，那就是学术界公认的儒家文化圈，也被称为中华文化圈，只不过中华文化圈所形成的文化市场并不是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列强那样通过殖民扩张形成的，而是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慢慢向周边传播、渗透的结果。中华文化圈的核心是汉字文化圈，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中国同胞，以及在东亚、东南亚、欧美、澳大利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和国家的华侨、华裔，这个核心圈是汉语图书、期刊等文化产品的天然市场。第二个文化圈就是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思想理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得到认可的，某种程度上，中华文化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底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版的日语、韩语、越南语和泰语等图书、期刊和数字产品在这些国家具有西方跨国出版集团所无法比拟的优勢。
中国出版企业要与政府主管部门一起积极借助日益增强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化水平，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目标，及早做出中国出版的世界化规划，以跨国别、跨区域的出版市场为目标，在打造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建设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队伍等方面设计和出台相关资助政策、办法和措施，促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更大发展，以便早日打造出一批真正世界化的中国出版企业。
|参考文献|
[1]亚马逊全球首发贾平凹小说《高兴》英文版[EB/OL]. （2017-08-23）[2017-12-28]. 人民网，http：//culture. people. com. cn/n1/2017/0823/c172318-29490195. html.
[2] 同方知网入选2015-201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名录[EB/OL]. （2016-05-29）[2017-12-28].http：//www. thholding. com. cn/News/show/contentid/648. html.
[3] 中图与多家海外出版社签约，“易阅通”再添优质数字内容[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08-29.
[4]企鹅兰登公司[EB/OL]. [2017-12-28].https：//www. bertelsmann. com/divisions/penguin-random-house/#st-1.
[5]范军. 国际出版蓝皮书，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6）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