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的市场机制建设与经济转型
王镝 张先琪
摘要 资源型城市的经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背景下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国家给予东北资源型城市诸多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援的同时，经济改革推进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市场的“无形之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也在发挥。本文强调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我们提出用地方政府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逆变量，并引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对我国东北三省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经过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且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与资源丰裕度大小无关，即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受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检验的结果在应用均差组内估计和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机制指标，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都保持稳健。实证分析的结论为我们在东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政策提供了证据，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要摆脱“资源诅咒”和资源耗竭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市场机制；经济转型；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6-0170-07DOI：10.12062/cpre.2018032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立工业体系，围绕钢铁、煤炭等资源丰富地区，设立工厂，逐渐形成了一批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战略带来的沿海城市产业竞争力上升，同时，快速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替代、城市自身的资源枯竭等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这些城市因自然资源而拥有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历史上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凸显。目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发生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背景下的一个自然试验，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面镜子。如果市场的“无形之手”不能促进转型，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重新考虑过去的财政支援的思路上去。而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财政支援的可行性令人质疑。而如果经验研究支持改革对转型的正面效应，则为我们在东北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方向证据，同时，更是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生动证明。
1 理论分析
东北经济困局，已经成为一个顽疾。改革驱动还是投资拉动？这个在我国目前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充满争议的话题，恰恰也是东北经济困局的症结所在。国家虽然给了东北资源型城市很多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援[1-2]，但更多的是体现为在改革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3-6]。这为我们研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促进中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乃至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和劳动、知识（技术）作为生产函数的三项投入要素，解释经济增长现象。此外，经济学理论还考虑了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社会制度、法制、文化等等诸多要素。其中，自然资源无疑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入之一。通常而言，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生产原料更丰富，初始积累更容易，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潜力。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资源诅咒”现象看起来违背了这一“常识”，大量的经验研究探索了“资源诅咒”的存在和形成机制。
资源型产业的片面繁荣，导致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过度流向资源型产业，导致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相对短缺，从而提高在这些产业进行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降低投资回报率。而制造业的衰落意味着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丧失，一旦资源耗竭或因技术革新而导致资源型产业衰落，资源型产业通常产业链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间产品比例高，很难在产业内部实现产业升级或转型，其产业发展将难以为继。
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 制造业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载体， 还承担着培养企业家的使命， 而资源开采部门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当低， 资源产业与制造业的一涨一落很容易造成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下降或者人才外流。一旦一国把资源当成它最重要的财产， 就容易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 对其投入较少的注意力和资金， 普通群众也不重视子女的教育。例如OPEC国家将57%的年轻人送入中学， 而世界平均中学入学率是64%， 且它们的教育投资还不足GNP的4%， 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我们都知道， 多而好的教育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教育既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也可以为管理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还能够促进民主， 所以低估人力资本的价值， 对教育投入有限以及人才外流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当地经济长期发展的希望。此外， 如果资源部门工资高到吸引了很多潜在的企业家和创新人才， 资源开发还会进一步挤出企业家活动和创新[7]。
此外， 我国的资源储量整体上并不丰富， 能够出口到国外的种类和数量都有限， 基本上以内销为主。也就是说， 西部资源富集省份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体的国内其它省份，而非国外， 故而本币升值问题应该不大[9]。并且，贸易条件恶化也能解释国内资源型城市之间的差异。
如果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其资源密集型产业将由于占用投资和人力资本而对其余产业形成挤出效应，严重的资源依赖将制约改革政策的效果，拖累经济增长和转型改革。
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越完善，資源的配置效率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出现了高效率（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计划经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确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事实，也验证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到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10]。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总体上看，是要摆脱资源依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东北资源型城市问题上，我们需要研究市场机制是否能促进这些城市经济转型，如果这种效应是显著存在的，这就为我们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东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困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为此，我们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资源诅咒”是否制约了经济转型？由于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造成①资金、人力过分集中于资源型产业；②轻视人力资本投资；③削弱创新能力，其余产业的竞争力被削弱。这些原因可能导致资源丰裕对经济转型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中国从1978年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是否能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上，我们预计，在改革进程中，价格机制更完善，生产要素流动更自由。在这些城市的资源进入逐渐减少、衰竭的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促进非资源型产业的成长，从而削弱“资源诅咒”，促进城市经济转型。
第三，由于市场机制最根本的功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重点关注在不同的资源丰裕程度下，市场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效果是否不同？也就是说，资源丰裕度是否影响改革的绩效？
2 模型设置、变量与数据
我们的主要理论观点为，中国推行的市场机制建设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在目前的经济转轨背景下，除了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以外，市场机制也可能存在因投资下降和投资效率的下降而导致的负面效应，正是因此，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阶段被称为“结构转换阵痛期”。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果后者（负面效应）过大，甚至超过了前者（正面效应），那么，林毅夫[11]提出的在现阶段加大投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如果后者（负面效应）不显著，或者远小于前者（正面效应），我们则认为应该继续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应该重新使用过去投资拉动的政策。
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到，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资源水平存在依赖关系。在不同资源水平条件下，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存在差异的。实际上，这极有可能是中国目前对应该继续通过投资拉动，还是坚持培育市场力量为主的争论的原因所在。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东北三省13个能源资源型城市在2005至2016年12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在这些城市进行的市场机制建设是否能有效促进经济转型。为了分析不同资源水平下市场化程度变化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Bjorvatn， K. 和M. R. Farzanegan[13]的模型，构建以下基本模型：
模型涉及三个核心指标，其中TRANS为经济转型指标，MARKET为市场化程度，NRES为自然资源丰裕度。后文回归分析中所有经济变量均取对数。
经济转型是中国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的政策目标，但由于各城市之间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同，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也不同，因而产业转型的横向比较和指标化是非常困难的。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提出了“采矿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两个具体指标。但学术界还没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指标或指标体系，目前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指标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14-15]，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资源型城市转型，能比较全面地反应城市经济的综合效率，但不能具体反映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的特征。由于这些城市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单一、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压力大的特征，在政府政策目标中，他们的经济转型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能耗下降两方面。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最能综合性地反映经济转型，本文使用的指标是第三产业比重。
在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中，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一个难题，存在诸多争议。城市自然资源通常包括了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森林等，这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明显，因而难以进行加总或比较，有的文献使用石油储量[13]、矿物燃料和非燃料矿物出口产值[16-17]及资源储量指数[18]。由于经验研究中关注的更多的是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很多文献使用资源租占GDP[19]的比例，更多的文献中，学者们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包括资源税[18]、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7]等指标。
但是，中国的能源资源型城市问题，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第一，资源税制度目前还没有广泛实施，资源租等相关指标在中国不适用，数据也无从计算；第二，中国和中国的城市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更多地用于本国消耗，资源出口产值不能正确反映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第三，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资源开发的配额管理，能源储量、自然资源租金等指标无法反应每年都实际投入使用的资源量。同时，Bjorvatn[13]一些文献也分析了资源租金作为资源丰裕度衡量指标在实证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并且，由于禀赋效应[20]的存在，本文认为资源类行业从业人员比重是更合适的资源丰裕度指标。考虑到东北三省高度相似的资源禀赋，并且能源资源型产业以采矿业为主，故本文使用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作为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此外，工业涵盖的范围大于能源资源型产业，工业总产值的GDP占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本文也将工业总产值的GDP占比作为资源丰裕度的备选指标，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经济改革是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中，完善市场机制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政府主导投资，从而给经济下行带来压力。目前，我国学术界总体上是认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带来了提高效应[22]。这些观点基于他们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深刻洞察，但不免缺少经验证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量化市场化程度。实际上，由于中西方对市场化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不一致，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本文的研究中，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权于市场。从而，经济改革的深入，直接表现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减少或增速的下降。本文提出，运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的逆指标。为了实现市场化程度的变化在样本中的纵向与横向比较，本文涉及的指标计算方法为：
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量来量化市场机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做法仅限于像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这样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而不能用于全国所有城市的研究中。比如，深圳、上海，被认为是我国改革的“领头羊”，但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变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开支关联度非常高，很难反映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我们相信还有更合适的衡量指标。但目前，在价格改革、利率改革、贸易自由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是可行的指标。虽然该指标不能用来准确衡量全国各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但能基本实现城市市场机制在时间序列上的纵向可比较，和在城市之间的衡向可比较，符合本文研究模型的要求。
此外，我们还引入了人力资本、投资率、地方财政科学支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不同的资源丰裕程度下，市场机制对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的差异。即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在不同的资源丰裕程度下，市场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效果是否不同？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交叉项lnNRESit×lnMARKETit。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化程度提升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而，不同资源丰裕度水平下，市场机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也将不同。但是，经济理论无法断定城市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深，市场机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更好还是更差，因而，我们无法推测交叉项lnNRESit×lnMARKETit系数的正负。
由于各城市情况不同，城市之间可能存在不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为了避免可能的遗漏变量偏差，我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
本文使用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了保障统计口径一致，使用了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剔除了辽源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研究样本为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地级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大庆市、抚顺市、本溪市、松原市、盘锦市、葫芦岛市、通化市、阜新市、鞍山市、鸡西市、鹤岗市。
3 实证结果
表1提供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2 报告了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由于本文的样本城市地域上都属于东北工业基地，同期经济活动存在相互影响，导致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同时，为了克服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尽可能提高参数估计BLUE性质和假设检验的效率。本文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时，运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计算Driscoll and Kraay[25]标准差，同时提供均差组内估计量作为对照。
表2中的5种不同的回归均以第三产业产值GDP占比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对两个核心指标lnNRES、lnMARKET及其交互项lnNRES×lnMARKET的对数，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对数进行回归，所有回归结果均为城市和时间双固定效应估计量。因此，回归结果显示了1单位自变量的变化率导致的第三产业产值GDP占比的变化率，即对城市经济转型速度的影响。其中， 模型2.1采用均差组内估计作为对照，模型2.2采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计算Driscoll and Kraay标准差。模型2.1的回归结果中，lnNRES、lnMARKET、lnNRES×lnMARKET三个指标只有lnMARKET显著性水平为0.1%，其余两个指标不显著。由于模型2.1和模型2.2使用的本文所定义的MARKET是市场机制的逆指标，回归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228），意味着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模型2.2采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系数估计值与模型2.1一致。
分析市场机制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需要考虑lnMARKET和交互相二者的系数。根据方程（1），lnTRANS对lnMARKET求导数，得：
同样，由于模型2.1和模型2.2中的MARKET为市场化程度的逆指标，方程（2）意味着在lnNRES大于-41.455（-0.228/0.055）的条件下，MARKET对TRANS的边际效应为正，本文所有样本、所有年份的lnNRES值均大于-41.455，故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努力寻找符合理论特征的其他市场化程度指标进行回归。模型2.1～2.2所使用的地方财政支出增量是最符合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的市场机制指标（逆指标）。与此对照，本文认为郝大海、李路路[25]提出的“其他经济成分的职工总数占全体职工人数（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比例”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我国的改革进程。由于缺乏城市层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模型2.3和模型2.4提供了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化程度指标（正指标）的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2.3采用的估计方法和模型2.1一样，均为均差组内估计量，模型2.4采用的估计方法和2.2相同，均为 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计算Driscoll and Kraay标准差。由于模型2.3和模型2.4的市场化指标为正指标，故lnMARKET和lnNRES×lnMARKET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与模型2.1、2.2刚好相反，且二者系数仍然保持显著。说明在将市场化程度替换成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4 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估计
不仅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转型，同时经济转型也会对市场化程度产生反向影响。在我国经济转轨实践中，可能在经济结构更好的情况下，比如，零售业、科研服务业、通信服务业更发达的经济体中，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力度通常也更小。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严谨，我们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和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检验结果均认为市场化程度指标是内生变量。为此，我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寻找完美的工具变量非常困难，经过对经济问题的探索，我们使用市辖区用煤气人口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市辖区煤气供应本身涉及地方财政公共支出，同时，市辖区用煤气人口还是地方财政公共支出的重点对象，与地方财政支出有较强的关联；另一方面，市辖区用煤气人口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联系非常微弱。通过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我们认为市辖区用煤气人口满足工具变量的统计性质，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变量。运用市辖区用煤气人口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在表2中的模型2.5，结果仍然显著且稳定。
5 结 论
本文讨论了我国东北三省2005年至2016年市场机制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基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我们提出用地方政府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逆变量，并引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来细致分析市场机制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经过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且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与资源丰裕度大小无关，即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受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在lnNRES大于-41.455的条件下，MARKET对TRANS的边际效应为正，由于本文所有样本、所有年份的lnNRES值均大于-41.455，故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并且，检验的结果在应用均差组内估计和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机制指标，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題的情况下，都保持稳健。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直观，即在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中，应该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以促进城市经济转型，研究结论为我们在东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政策提供了证据。但本文的研究结论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即我们对经济转型的价值取向是经济结构升级。东北三省作为我国的重要重工业基地，国家政策层面可能有不同的考量。如果政策的目标不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而是通过集中资源优势和政府人力、财力支持，打造中国新型工业化基地，则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外。但在过去的市场化导向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恰恰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总之，研究认为，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要摆脱“资源诅咒”和资源耗竭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发展之路。实际上，正如樊纲[22]、王雷鸣[25]所指出的，我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加速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首要的贡献因素是市场机制，尤其是在自然资源的定价方面，要实现市场化定价仍然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LI H， LONG R， CHEN H. Economic transition policies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an overview of government efforts[J]. Energy policy， 2013， 55（249）：251-260.
[2]周静言，孙怡虹， 梁峰.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6（38）：64-67.[ZHOU Jingyan，SUN Yihong， LIANG Feng. To promote fiscal polic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J].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38）：64-67.]
[3]魏礼群. 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5）：46-51，91. [WEI Liqun.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lations[J]. 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 2014（5）：46-51，91.]
[4]迟福林. 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J]. 行政管理改革，2013（12）：17-20. [CHI Fulin.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lations[J]. Administration reform， 2013（12）：17-20.]
[5]刘伟，方敏. 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2）：3-48.[LIU Wei， FANG M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 7（2）：3-48.]
[6]武鹏. 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基于新常态背景下的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1）：103-108. [WU Pe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under the new normal background[J].Technoeconomics & management research， 2016（1）：103-108.]
[7]GYLFASON T， HERBERTSSON T T， ZOEGA G. A mixed bless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J]. Macroeconomic dynamics， 1997， 3（3）：204-225.
[8]SVEN O， ERIC O. 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0， 6（6）：1067-1083.
[9]冯宗宪，姜昕，赵驰.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荷兰病”——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10（4）：74-82，126.[FENG Zongxian， JIANG Xi， ZHAO Chi. The ‘Dutch disease of resource curs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research[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0（4）：74-82，126.]
[10]张宇.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J]. 经济导刊， 2016（12）：56-67. [ZHANG Yu.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practice. [J]. Economic herald， 2016（12）：56-67.]
[11]林毅夫.中國经济增长仍要靠投资不能靠消费[N].中国证券报，2013-05-31. [LIN Yifu.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still depend on investment and not consumption[N].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2013-05-31.]
[12]徐淑红. 中国区域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6. [XU Shuhong. Study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Chinese regional investment[D].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6.]
[13]BJORVATN K， FARZANEGAN M R.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resource rich countries： a blessing or a curse？[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45（5）：337-351.
[14]白雪洁，汪海凤，闫文凯. 资源衰退、科教支持与城市转型——基于坏产出动态SBM模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4（11）：30-43. [BAI Xuejie，WANG Haifeng，YAN Wenkai. Resource recess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support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the dynamic SBM model of bad outpu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11）：30-43.]
[15]董锋，龙如银，李晓晖. 考虑环境因素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分析——基于DEA方法和面板数据[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5）：519-524. [DONG Feng， LONG Ruyin， LI Xiaohui.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oriented cities consider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DEA method and panel da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2（5）：519-524.]
[16]HERB M. No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Rent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J].Comparative politics， 2005， 37（3）， 297-316.
[17]OSKARSSON S， OTTOSEN E. 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 46（6）， 1067-1083.
[18]胡永达. 能矿资源丰裕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5（S2）：82-84. [HU Yongd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undance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25（S2）：82-84.]
[19]ATKINSON G， HAMILTON K. Savings， grow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11）：1793-1807.
[20]APICELLA C L， AZEVEDO E M， CHRISTAKIS N A， et al.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evidence from HunterGather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1793-1805.
[21]彭爽，张晓东.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腐败与地方政府治理[J]. 经济评论， 2015（5）：37-47. [PENG Shuang， ZHANG Xiaodong. ‘Resource curs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orrup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J]. Economic review， 2015（5）：37-47.]
[22]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2011（9）：4-16. [FAN GANG，WANG Xiaolu， MA Guangrong.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process to economic growth[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1（9）：4-16.]
[23]张杰，李克，刘志彪. 市场化转型与企业生产效率——中国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1（2）：571-602. [ZHANG Jie， LI Ke， LIU Zhibiao.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inas empirical research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2011（2）：571-602.]
[24]吕朝凤，朱丹丹. 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市场潜力视角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6， 269（2）：32-44. [LV Chaofeng， ZHU Dandan. How does market reform affect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potential[J]. Management world， 2016， 269（2）：32-44.]
[25]DRISCOLL J C， KRAAY A C.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8， 80（4）：549-560.
[26]王雷鸣. 我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讯， 2017（29）：3-4. [WANG Lei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process to economic growth[J].Wealth magazine， 2017（29）：3-4.]
[27]郝大海， 李路路. 區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2）：110-124.[HAO Dahai， LI Lulu. National monopol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egional difference reform：based on the 2003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at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2）：110-124.]
摘要 资源型城市的经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背景下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国家给予东北资源型城市诸多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援的同时，经济改革推进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市场的“无形之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也在发挥。本文强调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我们提出用地方政府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逆变量，并引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对我国东北三省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经过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且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与资源丰裕度大小无关，即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受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检验的结果在应用均差组内估计和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机制指标，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都保持稳健。实证分析的结论为我们在东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政策提供了证据，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要摆脱“资源诅咒”和资源耗竭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市场机制；经济转型；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6-0170-07DOI：10.12062/cpre.2018032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立工业体系，围绕钢铁、煤炭等资源丰富地区，设立工厂，逐渐形成了一批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战略带来的沿海城市产业竞争力上升，同时，快速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替代、城市自身的资源枯竭等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这些城市因自然资源而拥有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历史上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凸显。目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发生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背景下的一个自然试验，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面镜子。如果市场的“无形之手”不能促进转型，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重新考虑过去的财政支援的思路上去。而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财政支援的可行性令人质疑。而如果经验研究支持改革对转型的正面效应，则为我们在东北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方向证据，同时，更是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生动证明。
1 理论分析
东北经济困局，已经成为一个顽疾。改革驱动还是投资拉动？这个在我国目前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充满争议的话题，恰恰也是东北经济困局的症结所在。国家虽然给了东北资源型城市很多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援[1-2]，但更多的是体现为在改革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3-6]。这为我们研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促进中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乃至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和劳动、知识（技术）作为生产函数的三项投入要素，解释经济增长现象。此外，经济学理论还考虑了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社会制度、法制、文化等等诸多要素。其中，自然资源无疑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入之一。通常而言，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生产原料更丰富，初始积累更容易，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潜力。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资源诅咒”现象看起来违背了这一“常识”，大量的经验研究探索了“资源诅咒”的存在和形成机制。
资源型产业的片面繁荣，导致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过度流向资源型产业，导致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相对短缺，从而提高在这些产业进行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降低投资回报率。而制造业的衰落意味着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丧失，一旦资源耗竭或因技术革新而导致资源型产业衰落，资源型产业通常产业链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间产品比例高，很难在产业内部实现产业升级或转型，其产业发展将难以为继。
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 制造业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载体， 还承担着培养企业家的使命， 而资源开采部门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当低， 资源产业与制造业的一涨一落很容易造成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下降或者人才外流。一旦一国把资源当成它最重要的财产， 就容易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 对其投入较少的注意力和资金， 普通群众也不重视子女的教育。例如OPEC国家将57%的年轻人送入中学， 而世界平均中学入学率是64%， 且它们的教育投资还不足GNP的4%， 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我们都知道， 多而好的教育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教育既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也可以为管理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还能够促进民主， 所以低估人力资本的价值， 对教育投入有限以及人才外流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当地经济长期发展的希望。此外， 如果资源部门工资高到吸引了很多潜在的企业家和创新人才， 资源开发还会进一步挤出企业家活动和创新[7]。
此外， 我国的资源储量整体上并不丰富， 能够出口到国外的种类和数量都有限， 基本上以内销为主。也就是说， 西部资源富集省份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体的国内其它省份，而非国外， 故而本币升值问题应该不大[9]。并且，贸易条件恶化也能解释国内资源型城市之间的差异。
如果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其资源密集型产业将由于占用投资和人力资本而对其余产业形成挤出效应，严重的资源依赖将制约改革政策的效果，拖累经济增长和转型改革。
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越完善，資源的配置效率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出现了高效率（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计划经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确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事实，也验证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到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10]。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总体上看，是要摆脱资源依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东北资源型城市问题上，我们需要研究市场机制是否能促进这些城市经济转型，如果这种效应是显著存在的，这就为我们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东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困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为此，我们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资源诅咒”是否制约了经济转型？由于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造成①资金、人力过分集中于资源型产业；②轻视人力资本投资；③削弱创新能力，其余产业的竞争力被削弱。这些原因可能导致资源丰裕对经济转型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中国从1978年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是否能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上，我们预计，在改革进程中，价格机制更完善，生产要素流动更自由。在这些城市的资源进入逐渐减少、衰竭的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促进非资源型产业的成长，从而削弱“资源诅咒”，促进城市经济转型。
第三，由于市场机制最根本的功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重点关注在不同的资源丰裕程度下，市场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效果是否不同？也就是说，资源丰裕度是否影响改革的绩效？
2 模型设置、变量与数据
我们的主要理论观点为，中国推行的市场机制建设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在目前的经济转轨背景下，除了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以外，市场机制也可能存在因投资下降和投资效率的下降而导致的负面效应，正是因此，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阶段被称为“结构转换阵痛期”。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果后者（负面效应）过大，甚至超过了前者（正面效应），那么，林毅夫[11]提出的在现阶段加大投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如果后者（负面效应）不显著，或者远小于前者（正面效应），我们则认为应该继续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应该重新使用过去投资拉动的政策。
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到，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资源水平存在依赖关系。在不同资源水平条件下，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存在差异的。实际上，这极有可能是中国目前对应该继续通过投资拉动，还是坚持培育市场力量为主的争论的原因所在。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东北三省13个能源资源型城市在2005至2016年12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在这些城市进行的市场机制建设是否能有效促进经济转型。为了分析不同资源水平下市场化程度变化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Bjorvatn， K. 和M. R. Farzanegan[13]的模型，构建以下基本模型：
模型涉及三个核心指标，其中TRANS为经济转型指标，MARKET为市场化程度，NRES为自然资源丰裕度。后文回归分析中所有经济变量均取对数。
经济转型是中国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的政策目标，但由于各城市之间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同，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也不同，因而产业转型的横向比较和指标化是非常困难的。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提出了“采矿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两个具体指标。但学术界还没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指标或指标体系，目前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指标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14-15]，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资源型城市转型，能比较全面地反应城市经济的综合效率，但不能具体反映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的特征。由于这些城市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单一、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压力大的特征，在政府政策目标中，他们的经济转型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能耗下降两方面。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最能综合性地反映经济转型，本文使用的指标是第三产业比重。
在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中，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一个难题，存在诸多争议。城市自然资源通常包括了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森林等，这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明显，因而难以进行加总或比较，有的文献使用石油储量[13]、矿物燃料和非燃料矿物出口产值[16-17]及资源储量指数[18]。由于经验研究中关注的更多的是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很多文献使用资源租占GDP[19]的比例，更多的文献中，学者们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包括资源税[18]、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7]等指标。
但是，中国的能源资源型城市问题，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第一，资源税制度目前还没有广泛实施，资源租等相关指标在中国不适用，数据也无从计算；第二，中国和中国的城市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更多地用于本国消耗，资源出口产值不能正确反映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第三，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资源开发的配额管理，能源储量、自然资源租金等指标无法反应每年都实际投入使用的资源量。同时，Bjorvatn[13]一些文献也分析了资源租金作为资源丰裕度衡量指标在实证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并且，由于禀赋效应[20]的存在，本文认为资源类行业从业人员比重是更合适的资源丰裕度指标。考虑到东北三省高度相似的资源禀赋，并且能源资源型产业以采矿业为主，故本文使用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作为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此外，工业涵盖的范围大于能源资源型产业，工业总产值的GDP占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本文也将工业总产值的GDP占比作为资源丰裕度的备选指标，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经济改革是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中，完善市场机制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政府主导投资，从而给经济下行带来压力。目前，我国学术界总体上是认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带来了提高效应[22]。这些观点基于他们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深刻洞察，但不免缺少经验证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量化市场化程度。实际上，由于中西方对市场化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不一致，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本文的研究中，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权于市场。从而，经济改革的深入，直接表现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减少或增速的下降。本文提出，运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的逆指标。为了实现市场化程度的变化在样本中的纵向与横向比较，本文涉及的指标计算方法为：
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量来量化市场机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做法仅限于像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这样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而不能用于全国所有城市的研究中。比如，深圳、上海，被认为是我国改革的“领头羊”，但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变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开支关联度非常高，很难反映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我们相信还有更合适的衡量指标。但目前，在价格改革、利率改革、贸易自由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是可行的指标。虽然该指标不能用来准确衡量全国各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但能基本实现城市市场机制在时间序列上的纵向可比较，和在城市之间的衡向可比较，符合本文研究模型的要求。
此外，我们还引入了人力资本、投资率、地方财政科学支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不同的资源丰裕程度下，市场机制对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的差异。即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在不同的资源丰裕程度下，市场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效果是否不同？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交叉项lnNRESit×lnMARKETit。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化程度提升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而，不同资源丰裕度水平下，市场机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也将不同。但是，经济理论无法断定城市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深，市场机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更好还是更差，因而，我们无法推测交叉项lnNRESit×lnMARKETit系数的正负。
由于各城市情况不同，城市之间可能存在不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为了避免可能的遗漏变量偏差，我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
本文使用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了保障统计口径一致，使用了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剔除了辽源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研究样本为东北三省资源型城市（地级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大庆市、抚顺市、本溪市、松原市、盘锦市、葫芦岛市、通化市、阜新市、鞍山市、鸡西市、鹤岗市。
3 实证结果
表1提供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2 报告了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由于本文的样本城市地域上都属于东北工业基地，同期经济活动存在相互影响，导致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同时，为了克服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尽可能提高参数估计BLUE性质和假设检验的效率。本文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时，运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计算Driscoll and Kraay[25]标准差，同时提供均差组内估计量作为对照。
表2中的5种不同的回归均以第三产业产值GDP占比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对两个核心指标lnNRES、lnMARKET及其交互项lnNRES×lnMARKET的对数，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对数进行回归，所有回归结果均为城市和时间双固定效应估计量。因此，回归结果显示了1单位自变量的变化率导致的第三产业产值GDP占比的变化率，即对城市经济转型速度的影响。其中， 模型2.1采用均差组内估计作为对照，模型2.2采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计算Driscoll and Kraay标准差。模型2.1的回归结果中，lnNRES、lnMARKET、lnNRES×lnMARKET三个指标只有lnMARKET显著性水平为0.1%，其余两个指标不显著。由于模型2.1和模型2.2使用的本文所定义的MARKET是市场机制的逆指标，回归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228），意味着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模型2.2采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系数估计值与模型2.1一致。
分析市场机制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需要考虑lnMARKET和交互相二者的系数。根据方程（1），lnTRANS对lnMARKET求导数，得：
同样，由于模型2.1和模型2.2中的MARKET为市场化程度的逆指标，方程（2）意味着在lnNRES大于-41.455（-0.228/0.055）的条件下，MARKET对TRANS的边际效应为正，本文所有样本、所有年份的lnNRES值均大于-41.455，故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努力寻找符合理论特征的其他市场化程度指标进行回归。模型2.1～2.2所使用的地方财政支出增量是最符合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的市场机制指标（逆指标）。与此对照，本文认为郝大海、李路路[25]提出的“其他经济成分的职工总数占全体职工人数（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比例”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我国的改革进程。由于缺乏城市层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模型2.3和模型2.4提供了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化程度指标（正指标）的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2.3采用的估计方法和模型2.1一样，均为均差组内估计量，模型2.4采用的估计方法和2.2相同，均为 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计算Driscoll and Kraay标准差。由于模型2.3和模型2.4的市场化指标为正指标，故lnMARKET和lnNRES×lnMARKET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与模型2.1、2.2刚好相反，且二者系数仍然保持显著。说明在将市场化程度替换成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4 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估计
不仅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转型，同时经济转型也会对市场化程度产生反向影响。在我国经济转轨实践中，可能在经济结构更好的情况下，比如，零售业、科研服务业、通信服务业更发达的经济体中，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力度通常也更小。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严谨，我们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和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检验结果均认为市场化程度指标是内生变量。为此，我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寻找完美的工具变量非常困难，经过对经济问题的探索，我们使用市辖区用煤气人口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市辖区煤气供应本身涉及地方财政公共支出，同时，市辖区用煤气人口还是地方财政公共支出的重点对象，与地方财政支出有较强的关联；另一方面，市辖区用煤气人口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联系非常微弱。通过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我们认为市辖区用煤气人口满足工具变量的统计性质，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变量。运用市辖区用煤气人口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在表2中的模型2.5，结果仍然显著且稳定。
5 结 论
本文讨论了我国东北三省2005年至2016年市场机制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基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我们提出用地方政府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逆变量，并引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来细致分析市场机制对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经过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且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与资源丰裕度大小无关，即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受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在lnNRES大于-41.455的条件下，MARKET对TRANS的边际效应为正，由于本文所有样本、所有年份的lnNRES值均大于-41.455，故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并且，检验的结果在应用均差组内估计和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机制指标，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題的情况下，都保持稳健。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直观，即在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中，应该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以促进城市经济转型，研究结论为我们在东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政策提供了证据。但本文的研究结论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即我们对经济转型的价值取向是经济结构升级。东北三省作为我国的重要重工业基地，国家政策层面可能有不同的考量。如果政策的目标不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而是通过集中资源优势和政府人力、财力支持，打造中国新型工业化基地，则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外。但在过去的市场化导向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恰恰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总之，研究认为，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要摆脱“资源诅咒”和资源耗竭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发展之路。实际上，正如樊纲[22]、王雷鸣[25]所指出的，我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加速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首要的贡献因素是市场机制，尤其是在自然资源的定价方面，要实现市场化定价仍然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LI H， LONG R， CHEN H. Economic transition policies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an overview of government efforts[J]. Energy policy， 2013， 55（249）：251-260.
[2]周静言，孙怡虹， 梁峰.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6（38）：64-67.[ZHOU Jingyan，SUN Yihong， LIANG Feng. To promote fiscal polic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J].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38）：64-67.]
[3]魏礼群. 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5）：46-51，91. [WEI Liqun.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lations[J]. 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 2014（5）：46-51，91.]
[4]迟福林. 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J]. 行政管理改革，2013（12）：17-20. [CHI Fulin.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lations[J]. Administration reform， 2013（12）：17-20.]
[5]刘伟，方敏. 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2）：3-48.[LIU Wei， FANG M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 7（2）：3-48.]
[6]武鹏. 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研究：基于新常态背景下的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1）：103-108. [WU Pe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under the new normal background[J].Technoeconomics & management research， 2016（1）：103-108.]
[7]GYLFASON T， HERBERTSSON T T， ZOEGA G. A mixed bless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J]. Macroeconomic dynamics， 1997， 3（3）：204-225.
[8]SVEN O， ERIC O. 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0， 6（6）：1067-1083.
[9]冯宗宪，姜昕，赵驰.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荷兰病”——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10（4）：74-82，126.[FENG Zongxian， JIANG Xi， ZHAO Chi. The ‘Dutch disease of resource curs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research[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0（4）：74-82，126.]
[10]张宇.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J]. 经济导刊， 2016（12）：56-67. [ZHANG Yu.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practice. [J]. Economic herald， 2016（12）：56-67.]
[11]林毅夫.中國经济增长仍要靠投资不能靠消费[N].中国证券报，2013-05-31. [LIN Yifu.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still depend on investment and not consumption[N].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2013-05-31.]
[12]徐淑红. 中国区域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6. [XU Shuhong. Study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Chinese regional investment[D].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6.]
[13]BJORVATN K， FARZANEGAN M R.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resource rich countries： a blessing or a curse？[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45（5）：337-351.
[14]白雪洁，汪海凤，闫文凯. 资源衰退、科教支持与城市转型——基于坏产出动态SBM模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4（11）：30-43. [BAI Xuejie，WANG Haifeng，YAN Wenkai. Resource recess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support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the dynamic SBM model of bad outpu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11）：30-43.]
[15]董锋，龙如银，李晓晖. 考虑环境因素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分析——基于DEA方法和面板数据[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5）：519-524. [DONG Feng， LONG Ruyin， LI Xiaohui.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oriented cities consider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DEA method and panel da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2（5）：519-524.]
[16]HERB M. No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Rent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J].Comparative politics， 2005， 37（3）， 297-316.
[17]OSKARSSON S， OTTOSEN E. 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 46（6）， 1067-1083.
[18]胡永达. 能矿资源丰裕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5（S2）：82-84. [HU Yongd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undance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25（S2）：82-84.]
[19]ATKINSON G， HAMILTON K. Savings， grow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11）：1793-1807.
[20]APICELLA C L， AZEVEDO E M， CHRISTAKIS N A， et al.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evidence from HunterGather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1793-1805.
[21]彭爽，张晓东.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腐败与地方政府治理[J]. 经济评论， 2015（5）：37-47. [PENG Shuang， ZHANG Xiaodong. ‘Resource curs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orrup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J]. Economic review， 2015（5）：37-47.]
[22]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2011（9）：4-16. [FAN GANG，WANG Xiaolu， MA Guangrong.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process to economic growth[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1（9）：4-16.]
[23]张杰，李克，刘志彪. 市场化转型与企业生产效率——中国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1（2）：571-602. [ZHANG Jie， LI Ke， LIU Zhibiao.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inas empirical research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2011（2）：571-602.]
[24]吕朝凤，朱丹丹. 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市场潜力视角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6， 269（2）：32-44. [LV Chaofeng， ZHU Dandan. How does market reform affect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potential[J]. Management world， 2016， 269（2）：32-44.]
[25]DRISCOLL J C， KRAAY A C.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8， 80（4）：549-560.
[26]王雷鸣. 我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讯， 2017（29）：3-4. [WANG Lei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process to economic growth[J].Wealth magazine， 2017（29）：3-4.]
[27]郝大海， 李路路. 區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2）：110-124.[HAO Dahai， LI Lulu. National monopol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egional difference reform：based on the 2003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at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2）：11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