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材市场院校代表岗位内涵的思考

    毛红斌

    ［摘要］作为我国高校教材市场的新生力量，院校代表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由于对院校代表岗位内涵认识不清晰，导致其发展面临诸多困局。文章分析了各出版商的具体实践与探索，并从自身从事院校代表建设和管理的实践进行调研与思考，认为院校代表的岗位定位首先是营销，其次是服务。

    ［关键词］院校代表 岗位内涵 思考 营销

    随着教材市场的竞争加剧以及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图书市场的营销工作愈来愈重要，院校代表作为其中重要的营销力量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涉足教材的出版单位都以不同的形式组织院校代表在一线开展工作。但是，院校代表从国外引入中国之后，一直在各家出版社之间没有形成规范明确的岗位定位、考核和培养等方面的标准，导致院校代表的工作开展面临诸多困局。

    一、教材市场院校代表的成长过程

    院校代表模式在北美教材市场上已经是相对运作成熟的营销模式。自培生教育公司建立中国办事处后，院校代表这一方式被引入我国，组建了针对我国的院校代表队伍。随后，我国一些大型出版社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先后组建院校代表队伍，开始了院校代表的摸索历程。各家出版机构都对这一营销方式给予足够重视。

    下面以我国两家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为例，介绍目前我国教材市场院校代表建设的现状。

    案例1：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8月成立院校代表队伍。当时出版社新出了一套基础理工类教材，需要有针对性地做推广。在借鉴培生、麦格劳-希尔等国外出版机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出版社建立了院校代表队伍，通过严格的筛选，最终首批招聘了大概14名院校代表。该套教材的成功尝试，使清华大学出版社逐渐扩大了院校代表覆盖的学科领域，以各地教材营销的平台协助不同学科板块做工作。经过7年多的发展，院校代表队伍如今扩大到30多个，虽然数量不大，但是按照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是“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沿袭了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训”。

    案例2：高等教育出版社从2005年起开始组建教材营销的队伍。刚开始是部分业务单元自主选拔、招聘、培养和使用，以本科理工教材和高职教材作为试水领域，吸引了一批优秀的重点院校毕业生成为院校代表，配合开展了高校教材的营销活动，如高职教材的“教学服务万里行”。2007年开始，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北京蓝色畅想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加强对院校代表的人员管理和业务管理，各地的办公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截至2010年底，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在全国建立了27个省市自治区的教学服务中心，总计大概260人的团队，堪称我国教育图书市场具有相当规模的营销团队。

    经过多年的院校队伍建设和工作模式的探索，院校代表已经在高校教材市场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地支撑了各家出版社的业务部门在区域内的市场营销活动，而且也给部分区域内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如高等教育出版社销售码洋也在近几年取得明显的增长态势，虽然这其中有高校扩招的红利因素，但是不能不说院校代表这支营销队伍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院校代表营销模式面临的困局

    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院校代表营销模式的教材营销开始出现发展的迟滞和迷茫。一些出版社的市场一线人员也开始对院校代表这种教材营销模式的核心价值、考核激励以及职业愿景等进行了不断地理性思考和实践。

    虽然院校代表在我国已经过六七年的发展，但是出版界对于院校代表的岗位描述、岗位内涵、资格认定、工作模式等都没有形成明确的岗位特征，导致院校代表的工作内容既无限又有限，岗位资格既可以向编辑资格又可以向发行业务员资格发展，院校代表的自身价值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体现。

    由于院校代表的处境尴尬，因此出现了院校代表队伍流动频繁，职业年龄普遍偏短，优秀人才很难留住，在职员工 “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等困局。

    笔者从事院校代表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多年，经过大量调研和思考，认为破解以上困局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明晰院校代表岗位的工作内涵，给予其相对明确的核心价值和属性。只有界定明晰这一点，才能够解决院校代表的管理、考核、激励以及培训和发展的问题。

    三、院校代表工作内涵的实践与探索

    首先，研究国外出版商对院校代表工作内涵的实践与探索。培生教育公司和圣智学习出版公司（原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院校代表按照区域配备，其最重要的常规性工作是到各大学拜访教授，了解他们对于教材的需求情况、所负责学科的动态，向教授推荐合适的教材，并让教授了解其出版公司所能提供的服务，征询教授对于其出版教材的意见，并与高校教授建立稳固联系。与此同时，院校代表还经常出现在高校教材书店，指导书店进行品种更换和橱窗图书摆放等工作。院校代表的业绩很容易通过内部平台进行量化，而且使用教材的教授信息通过内部系统很快可以知晓，并开展后续的精细化的服务。

    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出版商对于院校代表的内涵价值是定位在教材信息推送、营销服务上。由于国外的教材销售模式主要是出版社对接大学书店的销售链，不同于我国教材的出版社代理商、新华书店（甚至二级代理）、教材科然后到学生手中的销售链模式，因此，院校代表工作的价值实现和量化相对清晰明确。

    其次，回顾我国院校代表的工作实践。笔者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从事院校代表的招聘、培养和管理工作，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对高等教育出版社来说，院校代表的工作内涵也经过了积极且艰难的探索过程。

    第一阶段：教学咨询服务。教学咨询服务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教材的信息推送服务、教师的需求信息服务，院校代表的职业内涵的终极是能够向学校提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改革方案以及相应的教学资源集成解决方案的咨询等，并最终能够整合院校、出版單位的优质资源，形成完整的教学解决方案，其职位设计的最高级别是教学咨询师。因此，院校代表的招聘条件和要求也是相当 “苛刻”，也确有一批优秀的同志加入这个行业，做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这样的定位有一定的前瞻和战略思维成分，但同时也脱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我国高校建设的实情，或者也可以说受制于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必然不能短期实现。从实践的情况来看，显然也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高等教育出版社营销方面的领导和一线的管理人员也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及时调整院校代表的工作内涵及定位。

    第二阶段：产品经理模式。这一模式核心强调院校代表的产品代言属性。基于院校代表的学科背景，各业务单元大量制作核心产品的产品手册，每年定期开展产品的培训和学习，并加强考核检查。这一模式期望各院校代表能够担负编辑的推广职能，直接和一线专业教师进行产品层面和学科层面的专业交流和服务，不涉及后续的订单等商务活动。为了实现专业化的“对话”与服务，高等教育出版社不得不招聘大量的院校代表，院校代表队伍迅速扩张。但是依然难以照顾高校丰富多彩的专业设置，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多样化。而且从实践来看，院校代表很难真正了解产品，很难深入地发挥专业资源为教师提供服务，同时带来编辑和院校代表的沟通信息的衰减和变异。教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大众消费品，需要更加专业的沟通。教材研发阶段的课改思想、作者的特点和作品本身的优点和不足往往在编辑的掌控中，院校代表很难从简单的字面去深入了解并且传达到自己的对象那里，所以，这种内涵定位也很快面临困境。

    第三阶段：区域营销主体。由于院校代表具有地缘文化优势、当地人脉资源、长期的院校信息积累，作为出版社、当地院校以及教材销售商之间的“媒介”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区域营销主体的内涵就是明确其作为区域营销的主体，与区域内销售商共同担负区域内整合资源营销的任务。

    2010年初，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李朋义提出：院校代表的职责首先是营销，其次是服务。营销作为区域内首要责任，承担区域内营销活动的设计和组织实施。服务是基于使用教材的潜在和明确对象开展的售前与售后的教学资源配套支持，因此，院校代表的工作定位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李社长的定位和内涵认识是正确的。仔细研究各家出版社对于院校代表的实践和分析，其实无论走过多少“路”，实质上脱离不了其营销的核心本质。院校代表队伍依然替代不了编辑对教学需求的研究，替代不了编辑对教材宣讲的责任，也替代不了编辑认真收集教材使用意见的责任，我们应更强调编辑的责任。正因为强调编辑的责任，我们就更不能让院校代表承担编辑本该承担的责任，而应该让院校代表回归其应有的内涵和责任，院校代表这支年轻的队伍一定会在整个教材价值实现的后续价值链上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