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为道：浅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
肖思远+朱亮亮
【摘 要】 当今的数字化浪潮为传统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统产业链条被颠覆、市场被抢占的危机面前，传统出版进行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文章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实践经验，从转变思维方式、发挥内容优势、推动知识融合三个方面探讨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问题。
【关 键 词】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知识融合
【作者单位】肖思远，广西师范大学；朱亮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1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智能手机、iPad等手持电子终端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数字报纸、电子期刊、电子书等数字出版物逐步取代传统纸媒。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达79.9%，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达68.2%，较2015年上升4.2个百分点，连续8年保持上升势头，而传统纸质图书阅读率及报刊阅读量则呈持续下降趋势[1]。数字出版给读者带来便捷、高效的新式阅读体验，也打破了传统出版产业链条，向传统出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出版如何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开辟新的生存发展之路，是每一位出版人亟须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应注意的问题
1. 转变思维方式，占据主动地位
数字出版是“依托传统资源，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立体化传播的方式”[2]，其核心环节仍然是内容生产。在由“著作权人、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平台运营商、内容销售商、读者” [3]等一系列主体构成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商具有资源丰富的优势，理应占据主动地位。
在欧美数字出版发展较早亦较为成熟的地区，传统大出版商依旧占据较强的话语权。如施普林格（Springer）、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爱思唯尔（Elsevier）、圣智学习（Cengage Learning）等出版商通过并购或委托合作的方式从技术提供商那里获得技术支持，对自身内容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关联，开发了Springer Link、Taylor& Francis Online、Web of Science、Gale Database等诸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数据库产品或平台，不仅确立了自己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优势，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传统出版领域的地位。然而，目前国内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多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技术提供商。例如，截至目前北大方正已整合了220余万册电子书，形成了Apabi经典套装、企鹅英文原版书、文渊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特色资源包，在国内电子书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知网则收录了1万余种中文期刊6000余万篇论文，经数字化整合处理形成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等数据库产品，在该领域可谓独占鳌头。相较之下，很多传统出版单位更像为形势所迫卷入这场数字革命中甘为“鱼肉”，过分依赖技术供应商的支持，而忽略了自身所具备的内容优势。正如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所言，“从传统出版介入数字出版的深度和积极性看，出版业距离数字出版还很远”[4]。因此，传统出版单位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对数字出版不能仅抱着浅尝辄止的试探心态，而是要认清自身作为内容提供者的核心地位，积极开发自己所拥有的内容资源，才能真正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完美融合。
2. 发挥内容优势，树立行业品牌
知网、万方等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出版依靠少数品种大批量销售获得利润的模式大相径庭，而是“通过提供大量内容来吸引用户，并且通过多品种销售来实现盈利”[5]。但传统出版社一时之间难以获得海量且全面的内容资源，一味贪大求全反而容易误入歧路。大多数优秀的传统出版社通过多年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内容资源，不仅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出版优势，而且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一定的品牌形象，这正是在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化转型中可利用的优势。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一直在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盛誉，近年其通过新建立的Cambridge Core平台对自身的图书、期刊等学术资源进行整合，辅以便捷准确的检索系统和数据分析技术，使剑桥的学术产品被广泛、高效地利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与其图书馆合作开发的Project Muse数据库，同样体现了强大的人文社科学术背景与内容优势，联合多家知名高校出版社的内容资源，成为目前人文社科数据库的一大品牌。国内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数据库和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产品，也是出版社结合自身品牌优势与资源优势进行数字化开发的杰出成果。因此，传统出版社要对自身内容资源有清楚的认知，选取具有传统优势或独特的产品作为切入点，并以此引导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3. 推动知识融合，探索用户需求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规模庞大、种类复杂、来源多样、增长迅速的信息往往使人无所适从。作为内容提供者的传统出版社，要做到為读者、用户及时提供其所需要的、富有价值的信息，就必须做好知识内容的融合。知识融合是知识组织与信息融合的交叉学科，面向需求和创新，通过对众多分散、异构资源知识进行获取、匹配、集成、挖掘等，获取隐含的或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优化知识结构和内涵，提供知识服务[6]。对传统出版社而言，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单纯地将已有的资源装上数字化的躯壳，而且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对这些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探寻其内部存在的隐性关联，并将其重新组织和整合，从而为读者、用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信息内容。如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有关部门合作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不仅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的电子文本和简单检索，还根据历史人物的特性将史料加以分析，对姓名、性别、生卒年、朝代、籍贯、入仕方式、官职、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著作等基本信息进行展示与关联，方便用户进行各个维度的分析研究。
此外，由于信息的丰富与平台的多样，读者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出版社不应满足于过去单一的内容提供模式，而应将自己视为服务方，在更多层面满足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出版社可以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如电子书平台可以基于用户的浏览、购买数据分析读者的阅读偏好，从而为其推荐个性化的产品。另一方面，出版社通过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可以了解当前市场动态，从而指导自身的出版行为。不同于传统出版业单向传播的过程，数字出版有助于实现读者与作者、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双向交流，从而使出版者更便捷、更准确地获得用户反馈，为读者、作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4]。如爱思唯尔于2013年收购了全球三大学术社交网站之一的Mendeley，利用网站上的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探知当前的学术动向以及用户需求，并以此开发新的学术产品。这就是对数字出版双向传播特性的充分利用。
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实践
Andrea Mangani等人的研究显示，在现今的数字化浪潮中，能够兼顾传统出版的数字出版商比单一形态的出版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称人大社）于2003年开展数字出版业务，致力于发展多样化的出版形态，目前已经形成了人大芸窗数字教育、学术数据库和数字阅读等分别针对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的三大产品体系。
1. 芸窗数字教育——建设数字教育平台，彰顯传统内容优势
人大社背倚中国人民大学，坐拥全国顶尖的学术资源和教育资源，发展教育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人大社打造了芸窗教育全面服务型数字教育产品体系，包括芸窗数字教材、芸窗慕课、芸窗在线教育和芸窗考试培训四个板块。其中，芸窗数字教材融合纸书与新媒体内容，支持多终端学习，做到线上学习的深入渗透；芸窗慕课致力于为高校提供基于优质课程的学校私有云课程实施方案，服务高校数字化教学，全面提升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教学质量；芸窗在线教育是面向非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个人学习推出的高端在线教育服务；芸窗考试培训面向广大考生资格考试和出国留学等需求推出丰富的、个性化的数字化应试资源服务。芸窗数字教材、芸窗慕课、芸窗在线教育和芸窗考试培训四位一体，致力于提供全方位、跨平台的数字化学习方案。
2. 学术数据库——整合优质内容资源巩固自身学术品牌
开发和建设系列学术数据库是人大社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工作之一，通过对自身学术精品的深度挖掘，人大社开发出以下三个产品。
“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出版目录及服务平台”关注海内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各领域研究。人大社全面整合自身优质文献资源、海内外合作机构优势资源及用户上传的文献资源，研发出集学术期刊、论文、电子书、学术资讯、研究报告、统计数据、专家学者库和多终端应用于一体的专业、全面、新型的知识服务平台，旨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力国家“走出去”战略方针的实施。
“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是人大社依托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逐年选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为基础，精选1992年至今的刑事、民事、商事和行政类案例，忠实记录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适用的法律条文和法官对案例的解说建立的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数据库提供多样化的检索方式，全面关联法律法规全文数据，为司法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审判实践发展，展示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和执法水平。
“中国思想与文化名家数据库（近现代版）”基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丛书，以专家评选出的114位近代思想家为对象，整合其作品、研究文献等资源，以此呈现较为全面、完整的近现代文化史知识网络。在未来的建设中，数据库还将增添古代思想文化名家及其相关的古籍内容，并增加研究学者库、视频资料库等附加查询功能，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学术机构用户、政府智库等提供全面、权威的立体化中国思想家文献资料库及相应服务。
在三个产品的建设中，人大社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优势，借鉴当前国际领先学术数据库的成熟经验，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力求打造数字出版的优质品牌。
3. 数字阅读——聚集多方之力建设权威阅读平台
数字阅读在阅读的广度、宽度、深度、速度、便利度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阅读[9]，同时给传统出版提供了更新换代的契机。人大社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联合多家数字技术提供商和运营商，共同建设图书出版和数字销售平台。一方面，人大社积极与国内的馆配商进行合作，让优质资源走进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最高法院数字图书馆等，助力全民阅读，保证出版物在国内馆配市场的销量逐年上升；另一方面，让中国主题、中国内容、中国学术搭上国际数字化出版快车，以数字出版物的形式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如人大社与圣智学习集团合作，精心挑选经典学术内容并将其电子化，依托圣智学习集团的Gale平台对外销售，范围覆盖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全球万余家图书馆；人大社还与Over Drive达成战略性合作，将精品学术内容通过Over Drive传递到世界50多个国家34000多家机构用户。通过各平台反馈的用户使用数据，人大社也得以更深入地探知用户需求，进而指导未来的出版工作。
三、结语
数字化转型、出版融合发展是创新发展、理念改革的重要体现，在政策的扶持带动下，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将大有可为。古语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传统出版社不应该故步自封，甘于沦为夕阳产业，而是要“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主动适应新环境，接纳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传统出版社虽未在数字化浪潮中占得先机，但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身内容资源优势建立新的数字出版品牌，依据用户需求推出有效的知识服务，定然能够成功转型，在数字出版领域焕发光彩。
|参考文献|
[1]央视网. 全民阅读调查数据发布数字阅读率68. 2%持续八年上升[EB/OL]. （2017-04-18）[2017-10-13]. http：//news. cctv. com/2017/04/18/ARTITtPmS3eROMYmjRFmys2u170418. shtml.
[2]韦向克. 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J]. 出版广角，2017（293）： 36-38.
[3]张立伟. 大数据时代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境遇与进路[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7（12）： 72-76.
[4][7]聂震宁. 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J]. 出版科学，2009（1）： 5-9.
[5]杨欢. 传统出版社在数字转型中的思考[J]. 现代营销（下旬刊）， 2017（10）： 206-207.
[6]唐晓波，魏巍. 知识融合：大数据时代知识服务的增长点[J]. 图书馆学研究，2015（5）：9-14.
【摘 要】 当今的数字化浪潮为传统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统产业链条被颠覆、市场被抢占的危机面前，传统出版进行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文章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实践经验，从转变思维方式、发挥内容优势、推动知识融合三个方面探讨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问题。
【关 键 词】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知识融合
【作者单位】肖思远，广西师范大学；朱亮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1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智能手机、iPad等手持电子终端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数字报纸、电子期刊、电子书等数字出版物逐步取代传统纸媒。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达79.9%，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达68.2%，较2015年上升4.2个百分点，连续8年保持上升势头，而传统纸质图书阅读率及报刊阅读量则呈持续下降趋势[1]。数字出版给读者带来便捷、高效的新式阅读体验，也打破了传统出版产业链条，向传统出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出版如何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开辟新的生存发展之路，是每一位出版人亟须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应注意的问题
1. 转变思维方式，占据主动地位
数字出版是“依托传统资源，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立体化传播的方式”[2]，其核心环节仍然是内容生产。在由“著作权人、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平台运营商、内容销售商、读者” [3]等一系列主体构成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商具有资源丰富的优势，理应占据主动地位。
在欧美数字出版发展较早亦较为成熟的地区，传统大出版商依旧占据较强的话语权。如施普林格（Springer）、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爱思唯尔（Elsevier）、圣智学习（Cengage Learning）等出版商通过并购或委托合作的方式从技术提供商那里获得技术支持，对自身内容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关联，开发了Springer Link、Taylor& Francis Online、Web of Science、Gale Database等诸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数据库产品或平台，不仅确立了自己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优势，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传统出版领域的地位。然而，目前国内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多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技术提供商。例如，截至目前北大方正已整合了220余万册电子书，形成了Apabi经典套装、企鹅英文原版书、文渊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特色资源包，在国内电子书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知网则收录了1万余种中文期刊6000余万篇论文，经数字化整合处理形成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等数据库产品，在该领域可谓独占鳌头。相较之下，很多传统出版单位更像为形势所迫卷入这场数字革命中甘为“鱼肉”，过分依赖技术供应商的支持，而忽略了自身所具备的内容优势。正如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所言，“从传统出版介入数字出版的深度和积极性看，出版业距离数字出版还很远”[4]。因此，传统出版单位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对数字出版不能仅抱着浅尝辄止的试探心态，而是要认清自身作为内容提供者的核心地位，积极开发自己所拥有的内容资源，才能真正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完美融合。
2. 发挥内容优势，树立行业品牌
知网、万方等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出版依靠少数品种大批量销售获得利润的模式大相径庭，而是“通过提供大量内容来吸引用户，并且通过多品种销售来实现盈利”[5]。但传统出版社一时之间难以获得海量且全面的内容资源，一味贪大求全反而容易误入歧路。大多数优秀的传统出版社通过多年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内容资源，不仅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出版优势，而且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一定的品牌形象，这正是在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化转型中可利用的优势。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一直在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盛誉，近年其通过新建立的Cambridge Core平台对自身的图书、期刊等学术资源进行整合，辅以便捷准确的检索系统和数据分析技术，使剑桥的学术产品被广泛、高效地利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与其图书馆合作开发的Project Muse数据库，同样体现了强大的人文社科学术背景与内容优势，联合多家知名高校出版社的内容资源，成为目前人文社科数据库的一大品牌。国内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数据库和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产品，也是出版社结合自身品牌优势与资源优势进行数字化开发的杰出成果。因此，传统出版社要对自身内容资源有清楚的认知，选取具有传统优势或独特的产品作为切入点，并以此引导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3. 推动知识融合，探索用户需求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规模庞大、种类复杂、来源多样、增长迅速的信息往往使人无所适从。作为内容提供者的传统出版社，要做到為读者、用户及时提供其所需要的、富有价值的信息，就必须做好知识内容的融合。知识融合是知识组织与信息融合的交叉学科，面向需求和创新，通过对众多分散、异构资源知识进行获取、匹配、集成、挖掘等，获取隐含的或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优化知识结构和内涵，提供知识服务[6]。对传统出版社而言，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单纯地将已有的资源装上数字化的躯壳，而且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对这些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探寻其内部存在的隐性关联，并将其重新组织和整合，从而为读者、用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信息内容。如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有关部门合作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不仅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的电子文本和简单检索，还根据历史人物的特性将史料加以分析，对姓名、性别、生卒年、朝代、籍贯、入仕方式、官职、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著作等基本信息进行展示与关联，方便用户进行各个维度的分析研究。
此外，由于信息的丰富与平台的多样，读者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出版社不应满足于过去单一的内容提供模式，而应将自己视为服务方，在更多层面满足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出版社可以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如电子书平台可以基于用户的浏览、购买数据分析读者的阅读偏好，从而为其推荐个性化的产品。另一方面，出版社通过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可以了解当前市场动态，从而指导自身的出版行为。不同于传统出版业单向传播的过程，数字出版有助于实现读者与作者、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双向交流，从而使出版者更便捷、更准确地获得用户反馈，为读者、作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4]。如爱思唯尔于2013年收购了全球三大学术社交网站之一的Mendeley，利用网站上的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探知当前的学术动向以及用户需求，并以此开发新的学术产品。这就是对数字出版双向传播特性的充分利用。
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实践
Andrea Mangani等人的研究显示，在现今的数字化浪潮中，能够兼顾传统出版的数字出版商比单一形态的出版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称人大社）于2003年开展数字出版业务，致力于发展多样化的出版形态，目前已经形成了人大芸窗数字教育、学术数据库和数字阅读等分别针对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的三大产品体系。
1. 芸窗数字教育——建设数字教育平台，彰顯传统内容优势
人大社背倚中国人民大学，坐拥全国顶尖的学术资源和教育资源，发展教育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人大社打造了芸窗教育全面服务型数字教育产品体系，包括芸窗数字教材、芸窗慕课、芸窗在线教育和芸窗考试培训四个板块。其中，芸窗数字教材融合纸书与新媒体内容，支持多终端学习，做到线上学习的深入渗透；芸窗慕课致力于为高校提供基于优质课程的学校私有云课程实施方案，服务高校数字化教学，全面提升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教学质量；芸窗在线教育是面向非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个人学习推出的高端在线教育服务；芸窗考试培训面向广大考生资格考试和出国留学等需求推出丰富的、个性化的数字化应试资源服务。芸窗数字教材、芸窗慕课、芸窗在线教育和芸窗考试培训四位一体，致力于提供全方位、跨平台的数字化学习方案。
2. 学术数据库——整合优质内容资源巩固自身学术品牌
开发和建设系列学术数据库是人大社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工作之一，通过对自身学术精品的深度挖掘，人大社开发出以下三个产品。
“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出版目录及服务平台”关注海内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各领域研究。人大社全面整合自身优质文献资源、海内外合作机构优势资源及用户上传的文献资源，研发出集学术期刊、论文、电子书、学术资讯、研究报告、统计数据、专家学者库和多终端应用于一体的专业、全面、新型的知识服务平台，旨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力国家“走出去”战略方针的实施。
“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是人大社依托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逐年选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为基础，精选1992年至今的刑事、民事、商事和行政类案例，忠实记录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适用的法律条文和法官对案例的解说建立的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数据库提供多样化的检索方式，全面关联法律法规全文数据，为司法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审判实践发展，展示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和执法水平。
“中国思想与文化名家数据库（近现代版）”基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丛书，以专家评选出的114位近代思想家为对象，整合其作品、研究文献等资源，以此呈现较为全面、完整的近现代文化史知识网络。在未来的建设中，数据库还将增添古代思想文化名家及其相关的古籍内容，并增加研究学者库、视频资料库等附加查询功能，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学术机构用户、政府智库等提供全面、权威的立体化中国思想家文献资料库及相应服务。
在三个产品的建设中，人大社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优势，借鉴当前国际领先学术数据库的成熟经验，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力求打造数字出版的优质品牌。
3. 数字阅读——聚集多方之力建设权威阅读平台
数字阅读在阅读的广度、宽度、深度、速度、便利度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阅读[9]，同时给传统出版提供了更新换代的契机。人大社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联合多家数字技术提供商和运营商，共同建设图书出版和数字销售平台。一方面，人大社积极与国内的馆配商进行合作，让优质资源走进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最高法院数字图书馆等，助力全民阅读，保证出版物在国内馆配市场的销量逐年上升；另一方面，让中国主题、中国内容、中国学术搭上国际数字化出版快车，以数字出版物的形式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如人大社与圣智学习集团合作，精心挑选经典学术内容并将其电子化，依托圣智学习集团的Gale平台对外销售，范围覆盖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全球万余家图书馆；人大社还与Over Drive达成战略性合作，将精品学术内容通过Over Drive传递到世界50多个国家34000多家机构用户。通过各平台反馈的用户使用数据，人大社也得以更深入地探知用户需求，进而指导未来的出版工作。
三、结语
数字化转型、出版融合发展是创新发展、理念改革的重要体现，在政策的扶持带动下，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将大有可为。古语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传统出版社不应该故步自封，甘于沦为夕阳产业，而是要“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主动适应新环境，接纳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传统出版社虽未在数字化浪潮中占得先机，但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身内容资源优势建立新的数字出版品牌，依据用户需求推出有效的知识服务，定然能够成功转型，在数字出版领域焕发光彩。
|参考文献|
[1]央视网. 全民阅读调查数据发布数字阅读率68. 2%持续八年上升[EB/OL]. （2017-04-18）[2017-10-13]. http：//news. cctv. com/2017/04/18/ARTITtPmS3eROMYmjRFmys2u170418. shtml.
[2]韦向克. 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J]. 出版广角，2017（293）： 36-38.
[3]张立伟. 大数据时代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境遇与进路[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7（12）： 72-76.
[4][7]聂震宁. 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J]. 出版科学，2009（1）： 5-9.
[5]杨欢. 传统出版社在数字转型中的思考[J]. 现代营销（下旬刊）， 2017（10）： 206-207.
[6]唐晓波，魏巍. 知识融合：大数据时代知识服务的增长点[J]. 图书馆学研究，2015（5）：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