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还是替罪羊?

    

    

    教材出版是出版业的摇钱树甚至是生命线，因而，权力意志、政治立场、应试教育、阅读时尚、各种现行语文教育的得利者等共同形成了语文教材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讲，语文教材是各种利益的共同体。这是“替罪羊”语文教材的深层结构。

    2005年，上海科学献出版社整理出版民国语文教材，2010年底，《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一时民国老课本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焦点并成为热议话题。这种关注下，也导致了《开明国语课本》等民国老课本走俏市场，热卖热销，重印本也是一销而空。但该社社长却发表公开声明：“出版社从来没有对老课本的出版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更没有进行炒作”，“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 2011年，九州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开明出版社、长安出版社、语文等多家出版社争相推出民国老课本，民国老课本的出版越发红火。上海科学献出版社又发表了声明，这次是拥有《开明国语课本》的版权声明 。

    民国教材热卖，所依赖的及其激发的当然是对现今语文教材的不满和质疑，是对语文教育及整个中国教育的质疑和反思。出版社社长基于自觉的维稳意识与和谐观念发表声明，其意在向领导和有关方面表态解释，也是不愿事态扩大。只要打开上海科学献出版社的网站，就会发现它的出版物中，教材教辅不少，利益之所在，自然格外行事谨慎，悄悄地赚钱。民国老教材热销热议，是市场经济推动社会民主与进步的好例子。老教材的出版是商业动机，但却给了社会批评社会反思以空间和支撑，进一步促成社会多元化。

    “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新中国的教育，始终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作为方针。近年又有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这就是新中国曾有的语文课本产生的合理依据。正如我们的国家在探索发展中走过的道路一样，我们的语文课本也在汲取各种意见中不断修正、完善、与时俱进。” 这也是上海科学献出版社社长声明中的话。60余年来，语文课本屡屡更换，自然也可说是“不断修正、完善、与时俱进”，与之同时，语文教材也是不断遭受批评指责，其合理性一再被質疑。

    从“选学妖孽”到“伪文章”——百年语文教材标靶志

    语文教材受到的批评，是多方面的，比如语法问题、识字教学梯度问题、文言文存废问题等等，其中最集中、最社会化的是选文问题。

    如果我们眼界再开阔些，放眼百年，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端，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时期，也可以说就伴随着对旧的语文（国语）教材的批判。其实，钱玄同有著名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论，他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主将，将矛头直指从清末以来把持文坛的桐城派、文选派、江西诗派，为文学革命清路。在讨论国文教科书编选问题的《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年）中，钱玄同强调“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文选派得名于《文选》，从唐以来即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语，《文选》主骈体，血脉直通八股文，是古代传统教育千年不倒的教材之一。“选学妖孽”用词狠绝，一语既出，一棍打死，古代教育的教材就此废弃。民国前后，在晚清的维新中，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商务印书馆随即出版最新教科书系列，其中即有《初等小学堂用最新国文教科书》，其后国文教材还有林纾（1908年）、吴曾祺（1908年）等版本。1912年，民国建立，商务馆还出了《共和国新国文》。语言学家教育家孙俍工认为这些教材，“大都不外以下四种文章：（一）《古文辞类纂》、（二）《昭明文选》、（三）《经史百家杂钞》、（四）唐宋各家的诗”，在钱玄同等痛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后，尽皆消歇，“崇白话废文言”成为社会共识。

    此后，方有新文学之诞生，也才有新的语文（国语）教材的诞生。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国语教科书》。1920年民国政府下令一二年级国文改国语，禁止用文言，1922年下令废止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自此，才有新的语文教育可言。民国时期，由于出版相对自由，语文教材种类较多，《民国时期总书目》中计有281种，其中当然也有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中，使用较广的除商务馆教材外，还有1930年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1932年版的开明书局《国语课本》。上海科学献出版社重印引发热议热销的正是这三套，今天的论者和小读者对其贴近儿童、自然亲切、不做生硬说教、不虚假伪饰依然很是赞许。

    建国后，语文教材定于一统，但由于国家政治形势的多变，语文教材也频繁更迭，权力意志主导下，对语文教材的编选和批评都谈不上学术探讨，更不用说社会介入。“文革”中，语文课甚至改称政文课，教材主体是毛选和鲁迅文章，在“文革”专制暴政及全社会的迷狂、个人崇拜下，谁还敢非议神圣。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改革的深入，语文教材的改革才有可能，社会对语文教材的审视和批评才有可能。

    新时期以来，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始源于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步。是年，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批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废”，以吕叔湘在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此文不但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广泛反响，更影响到教育主管部门调整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从此，对语文教育语文教材的学术探讨和来自社会的批评良性开展，越来越深入。吕叔湘的文章，也确立了新的历史阶段语文教育社会批评的模式和立场。

    从上世纪末以来，社会对语文教材的批评越来越强烈，屡屡掀起巨大反响，每每哗然全社会。吕叔湘的文章发表近20年后，1997年，《北京文学》编发了《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等一组文章，集束性地对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展开批评，言辞激烈，几近全盘否定，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其中自然有对语文教材的批评，批评教材陈旧落后，如批教材中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写景有堆砌罗列之嫌，太‘死、太实， 缺乏意境和神韵”。这些文章后编成《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进一步生发对语文教学的反思与批判。《北京文学》的举动，震动了社会和语文教育界，余响至今不绝。

    此后对语文教学及语文教材的批评常态化，源源不绝，2009年至2010年间再掀高潮。先是小学语文教材“伪文章”风波：浙江郭初阳等一群老师，通过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研读，认为教材中普遍存在“伪文章”，比如《一面五星红旗》《陈毅探母》《爱迪生救母》《乌鸦反哺》等课文，或违背科学常识（自然界无乌鸦反哺），或编造名人美德故事（爱迪生小时候还没有阑尾炎手术），或塑造的母亲形象空洞完美（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南方报系、《中国青年报》等权威媒体也给与热切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给予报道，事件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些老师和一些编辑记者等社会人士成立“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集团作战，总结语文教材四大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后来这些文章被编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

    几乎与之同步，语文教材“鲁迅大撤退”引起全社会关注。2010年9月，网上盛传“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大量遭删除。这种“去鲁化”引发思想界、读书界、学术界的关注，众多文化名流发表见解。虽有媒体及教育主管部门澄清，有媒体报道《六个版本高中语文教材鲁迅名篇未被大量删除》，但迄今语文教材“鲁迅大撤退”依然是话题，成为眼下文化思想批评的重要话题，因为事实上，30年来教材更换中鲁迅的文章呈递减之势。

    这期间，上海作家叶开也开始了一个人对中国语文教育的战争，公开抨击语文教学三聚氰胺奶粉般暗藏毒性，称语文教育在表演和说谎，教材教法均作假。2009年，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上开设“语文之痛”专栏，一连发表12篇专栏文章，对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批判。由于叶开的作家身份，上海报纸纷纷予以报道，相关报道持续至今。

    百年间对语文教材的批判史，从“选学妖孽”到“伪文章”，伴随着时代纷纭变幻，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体现了批评意识这现代性的内核在中国的展开，是民族进步的动力之一。语文教材本身也在批评中不断变革，不断进步。

    原罪还是替罪羊？

    作为靶子，语文教材承受的火力之猛，在中小学教育各门科目中最为突出、最为猛烈、最为持久。至今，语文教材几乎遭到文化思想界人人痛责，或者说至少没有什么文化名家出来为语文教材辩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欺不过聋子欺哑巴，还是罪有应得？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具有社会性，但何以独独语文被社会揪住不放，一批百年？

    在各学科中，语文由于其生存的母语环境及其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丰富关联，所以导致语文教育及语文教材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极其强烈，具有公共话题性。各学科中，社会可以透明无碍地审视的，当然是文科的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政治、历史由于现实体制原因，不容置疑，公开性的批评不能展开。而语文的空间是敞开的，所以语文教育、语文教材成了公共批评的标靶。语文课堂教学因专业性强，社会人士不易深入，而语文教材谁都可以捧读，这又导致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又集中在语文教材上。

    这样，语文教材也就成了各学科的掩体，成了教育的掩体，承受几乎全部火力。这于语文学科似乎不公平，语文教材有“替罪羊”的影子。承认语文教材是“替罪羊”，还有其他原因。对语文教材的批判，一直在社会批评借题发挥的策略之中。当年，钱玄同等痛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标揭的是“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思想主张，“桐城”“选学”是表，实质上是要革除旧的以伦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观念，进而是对当时民国政府的革新。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借题发挥的，因而才发展到五四运动，发展到中共开天辟地的诞生。今天，对语文教材的批评也交织了社会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教育公平的期待。高校扩招、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教育体制僵硬、教育腐败等引发的社会不满，都成为语文教材批评的源头和背景，甚至是社会对政府维新革弊，加快政治改革的期望都会流泻到语文教材问题上。因为语文教材是“国家意志”，自然也承受了对国家问题层面上共性的审视和批评。

    “替罪羊”是社会批判、社会变革中的常有现象，是时代的牺牲与献祭。但现代社会，任何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审视。语文教材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对语文教材的批评自然是合理的，不是一句“替罪羊”就可以推挡的。而且正如这些年的研究所指出，语文教材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根源在哪儿呢？

    教材编者有“国家意志”，自然，教材就有“国家面目”。在形象体系上树立的是高大神圣者，英雄主义道德完美神圣化，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这些革命英雄当然入选，胡乱编造苏联“联盟1号”失事时宇航员科马洛夫英雄壮举的《悲壮的两小时》也才入选，教材中的母亲形象才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语文教材因而丧失了生活的真实和亲切，丧失了人性的丰富、生动与平常，丧失了世界的广阔和幽邃，丧失了文学的审美魅力和想象之翅。与之相应的语文教学也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所谓思想内容的挖掘上，而这些作品中思想倾向有着标签式的鲜明，但老师还是要带着学生一遍遍地读着观点句，就像是领着学生一遍遍地宣誓，语文教学课堂就会变成集体宣誓仪式。语文课就这样变成了说教课，神之所在，人是低矮的。在每一节课上自我矮化，这样的语文课，谁喜欢？

    识字、阅读、写作，让学生对世界和文学能保持足够的热情与兴趣，这是语文教学的基点。语文教学的现状是和小升初、中考、高考紧密结合的，语文教学不仅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又是在应试教育笼罩下。教材的选择又是要求便于设计正确答案、有丰富题源的。两者的结合，语文教材的选文就必须便于“教者抓住‘情这一主线，以情导情，运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去激起学生相应的情感体验，从而把教材中的‘此情此景变成学生的‘我情我景，让学生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陶冶高尚的情操”。在这样的要求下，神圣性、世俗化、庸俗化成一个词“感动”，“爱”、“温暖”、“感动”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自然是最好的范本。这些年《背影》也招致许多非议，正如许多评论家经过考证指出，《背影》是失真的，它掩盖了因其父娶妾强取其全部薪金等原因、朱自清与其父亲长期父子失和的真相。所谓感动之下，有几许真相？滥情必伪，而《背影》却形成了模式。这样的语文教育，影响到社会阅读，《读者》《青年文摘》等多刊载此类“爱”与“温暖”的文章，行销甚烈。这样的文风时尚下，一些写手专攻此类文字，苦心编造，往往一意煽情而叙事失真，沦为“伪文章”。这类文字像《洗手间里的晚餐》《有一种感动叫阳光》等，又成为各种语文试卷的阅读文，也导致学生作文中的“感动”泛滥，为求高分，不惜编造。满眼看去，语文教育遍地流淌感动。一切到感动为止，一切被感动取缔，一切被感动削低，语文教学只剩感动仪式。在感动的仪式化中，真正的心灵感动已不存在，也不需要，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深广也不存在，更被禁止，所有的心灵被驯服成臣服的、机械的机器。伪文章横行，仪式化的虚伪的感动之下，真情被阻隔了，文学阅读的热情被阻击了，我们的学生倒是越来越冷漠了，他们中的阅读者也越来越少了。教材出版又是出版业的摇钱树甚至是生命线，因而，权力意志、政治立场、应试教育、阅读时尚、各种现行语文教育的得利者等共同形成了语文教材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讲，语文教材是各种利益的共同体。这是“替罪羊”语文教材的深层结构。

    当然，也可以说语文教材是有“原罪”的。这种原罪就是教材总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体现编者的喜好与倾向，教材内在是同一的、排他的、自我关涉的，所以就会形成固结的倾向性与同一性。如《文选》，由于其编选者昭明太子萧统的偏好，讲求典雅与辞藻，讲求骈偶与情致，在其影响下便形成了“偶丽翰藻”的“选体”。编者再开放再包容，教材总是在形成自己的系统，相互关联一致形成整体。也就是说，每一套教材，都只是一，不可能是多。所以，不可能出现包容社会所有要求和意见的教材。

    其实，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教材已不是文化知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语文教材不过就是教材，它如此聚讼纷纷，是非不断，也体现了时代的焦虑和焦灼，凝聚了时代变革的要求与动力。语文教材的根本变革依赖于彻底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现在虽然已出现教材的一纲多本，但依然是行政主导体现权力意志。未来的路径，语文教材在公开化的平台，必得吸纳更多的社会参与，在多样性、丰富性及公开性的基础上变革。苏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由于高校学术界的进入，选文的视野就开阔得多。或者，是语文教学的整个变革，在拼音识字教学奠基后，即将教材完全阅读化，取消教材，只有相应的阅读书籍。在高年级阶段，完全可以将语文课取消，或者叫语文课的解散，解散成单列的阅读、写作、演讲等课程。

    那么考试呢？不考呗。高考要考，一篇经典予以阅读与分析，写出研究性论文。叙事类的不要考了，百分之四十高考作文写父母双亡的例子已经有了。我们在逼着孩子作伪，救救孩子!

    那么老师呢？在伪文章中泪光闪闪、长吁短叹，在标准答案中浅斟慢酌、悠然自得，关闭自己阅读世界、阅读文学的眼睛，远离文学，思想懒惰，越来越依赖应试考试制度。与之相依相存，他们成为这种制度的得益者，自我矮化，阉割自己，阉割学生，什么老师！你们心中思想与文学的种子呢？复活吧，语文老师!

    新文化的主将之一胡适有言：自古成功在尝试。那么，尝试吧。

    孙曙，盐城高等师范学校副教授，江苏教育学院分院学科带头人。从事现当代文化思想批评。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温故》《书城》《散文》《上海戏剧》《中国图书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