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叙事下的人性书写
【摘 要】 《劳燕》是加籍华裔作家张翎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其战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姚归燕的女孩在战争中遭遇了巨大的创伤，以及她在受伤、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中与三个男人发生情感纠葛的故事。小说在人物塑造、叙述视角、艺术风格等方面呈现新的气象。文章从苦难叙述下的个体蜕变、女性小说视角选择的新尝试、实验性书写营造独特风格三个角度来阐述该书的出版价值。
【关 键 词】《劳燕》；人性书写；叙事；成长
【作者单位】 刘佳怡，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28
张翎是加籍华裔女作家，她的小说曾获得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重大文学奖项。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劳燕》是张翎所著的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她战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讲述了浙江温州城一个名叫姚归燕的女孩，因战争遭遇了肉体与精神的巨大创伤，以及在受伤、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中与三个男人——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牧师比利和美国大兵伊恩发生情感纠葛的故事。张翎对姚归燕这一形象的塑造极其成功，尤其对姚归燕在面对残酷命运时所展现的韧性，以及在苦难中的成长与蜕变的描述，让人读来为之动容。此外，张翎在小说叙事视角上进行了实验性尝试，即在女性小说中采用多个男性叙事视角，强化小说的陌生感，使小说产生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由此，小说呈现虚实相间、时空相通、语言细腻的风格特征。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和风格特征等方面解读《劳燕》这部小说，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张翎文学作品的出版价值。
一、苦难叙述下的个体蜕变
《劳燕》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在这一宏大的歷史叙事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女孩在遭遇深重苦难后成长蜕变与自我超越的故事。张翎塑造的姚归燕这一形象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她的蜕变——由一个农村少女成长为一位能够直面苦难、容纳苦难、原谅苦难的女性——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以强大的叙事逻辑为支撑，人物的成长蜕变过程通过感性的叙事从容展开。
姚归燕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随着战争爆发，父亲被轰炸机炸死，她在给父亲上坟时遭遇了日本兵，母亲被日本兵杀害，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被刺伤后落入水中不知所终，她也惨遭日本兵蹂躏与侮辱。很短的时间内，姚归燕遭遇了失去至亲至爱与贞操的深重苦难，肉体与精神千疮百孔。在这一剧情里，小说的苦难叙事直指战争的残酷，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造成的巨大伤害。然而战争不是苦难的唯一制造者，更可怕的是人心。深受苦难的姚归燕，在被牧师比利救起养好伤并被送回村里后，非但没有获得村里人的同情与怜悯，反而被流言蜚语包围，受到村民欺负，就连刘兆虎的母亲也不愿意接受她。逃回村里的刘兆虎，渐渐地疏远了姚归燕，认为她带着耻辱的烙印。可以说，姚归燕由于日军侵略失去了亲人和贞操，由于乡邻的愚昧失去了同情和理解，恋人刘兆虎的疏远则是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部分剧情中，作者透过战争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即善良里包裹着残忍，淳朴里混杂着愚昧，尤其是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甚至剥夺了一个人被救赎的机会。至此，苦难将姚归燕逼到了绝境。
如果说一部小说仅仅局限于讲述战争对个体的伤害，那么小说的叙事视野与挖掘深度是相当有限的。《劳燕》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讲述经历战争创伤的人的心境如何一步步走向宽广和平和。突如其来的苦难使姚归燕不知所措，茫然无依，尤其是刘兆虎掐灭她最后的希望后，姚归燕只能选择逃避，躲到牧师比利的教堂里。姚归燕在逃避流言过程中遇到了欺负她的新战士鼻涕虫，这迫使她不得不与流言、苦难正面相对，这时她明白了，只有在众人面前揭开伤疤，才能解救自己。由此，姚归燕开始了她的蜕变之路，她从一个受欺辱的无助女孩蜕变成一个可以直面苦难、拥有力量的，甚至可以容纳苦难的勇敢女性。尽管她年纪尚小，但痛苦的遭遇与勇敢面对的决心使她迅速成长起来。小说中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是鼻涕虫执行任务牺牲后，姚归燕亲自将他的身子与头缝了起来，她如地母一般，虽满身污浊，但内心无限包容，胸怀无比宽广。在这个阶段，姚归燕完成了个体的自我超越，完美地实现了蜕变。
在姚归燕的成长路上，张翎设置了三个男性角色——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牧师比利和大兵伊恩。这三个人物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与其说这是三个男性角色，不如说这代表三种文化在姚归燕身上的碰撞、激荡与互补，促使她在苦难中完成蜕变。刘兆虎代表中国本土文化，有善良淳朴的特质，比利代表基督文化，有神性救赎色彩，伊恩则代表开放自由的美国青年文化。刘兆虎很善良，否则他不会一直有负罪感，但他也有愚昧的一面，他因为愚昧而深深地伤害了姚归燕。大兵伊恩不认为姚归燕遭受的凌辱是耻辱，他看到了一个女性美好而青春的一面，所以他说“我是我们三人中间唯一一个懂得坐在当下，静静欣赏她正在绽放的青春，而不允许过去和将来闯进来破坏那一刻美好的人”。牧师比利，他不仅教会了姚归燕问诊行医的生存技能，更以救赎之心引领她看到人性更为广阔的一面，引导她学会面对苦难，学会与过去和解，实现自我救赎。正是这三个人、这三种文化的碰撞与互补，使姚归燕焕发别样的光芒，使她知道了人性有另外一面，这也是她在最后选择宽恕那些曾伤害过她的人的原因。笔者认为，一个农村女孩在遭遇苦难后实现蜕变，变成一个可以直面苦难、原谅苦难的女性，这类型的故事，如果没有强大的逻辑做支撑，极易陷入缺乏说服力的叙事雷区。张翎以超强的叙事把控能力，合情合理地让女主人公实现了蜕变。蜕变之后的姚归燕，已然成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特质、拥有复杂而丰富的情感的独特生命体。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在中国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姚归燕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劳燕》这部小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女性小说视角选择的新尝试
《劳燕》是一部女性小说，一般女性小说的视角选择均为女性自身，通过女性人物视角来展开故事。但张翎一改以女性视角观照女性题材的惯常手法，转而通过三个男性叙述者相互交织的记忆共同完成对女主人公在苦难中实现蜕变的成长轨迹的描述，只有将这三个男性叙述者的声音汇聚起来，姚归燕的形象才得以立体、丰满，她的一生才能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以多个男性视角进行文本构建的写作方法，使小说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魅力，可以说是女性小说视角选择的全新尝试。
作为被叙述者、被聚焦者的姚归燕，在三个男人那里有着不同的名字。在战士刘兆虎眼里，姚归燕是与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恋人——阿燕；在牧师比利眼里，姚归燕是星星的代名词——斯塔拉（Stella）；在美国大兵伊恩眼里，姚归燕是风的化身——温德（Wind）。多个名字，代表着多重叙事视角，形成了多声部发声的叙事效果，极具叙事张力。而且，这三个男人，不仅是叙述者，也是彼此的被叙述者，在讲述与被讲述、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他们兼具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双重身份，由此形成了交叉型的叙述视角。这种多声部交叉型的全新叙事方式，是对传统单视角、单声部、单向度叙事方式的极大突破，强化了小说的陌生化叙事效果。
小说中的三个男性叙述者，实际代表姚归燕三段不同的生命轨迹——刘兆虎代表她的过去，充满伤痛与苦难；伊恩代表她的现在，欣赏、注视她逐渐蜕变的青春；比利则代表她的未来，他试图将姚归燕引向可以得到救赎的明天。第一个男人是刘兆虎，他是姚归燕青梅竹马的恋人，但也正是他将姚归燕推向了更为苦难的深渊。当得知姚归燕被日本兵欺辱后，他非但未能及时给予理解与保护，反而选择了退缩，甚至与姚归燕公开撇清关系。所以即使在死后，深重的罪恶感也始终伴随着刘兆虎，刘兆虎的叙述充满了灵魂的忏悔，他对自己没能鼓起勇气保护姚归燕表示深深的悔意，也反思了他与比利、伊恩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将姚归燕“引到希望的山巅”后又“离开了她，任由她跌入绝望的低谷，独自面对生活的腥风苦雨”的行为。可以说，对于过去，刘兆虎一直在忏悔。第二个男人是比利。牧师比利将姚归燕救了回来，给她取名斯塔拉，寓意为“星星”。他爱上了姚归燕，渴望她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道星光，永远陪着他。所以，明知道姚归燕害怕被日本兵凌辱的事被散布，他也不去阻止，因为这样姚归燕才能将“留给刘兆虎的门真正关严”。因为比利“私念渐渐膨胀，最后完全淹没了初衷”，所以他不仅对姚归燕充满歉意，对刘兆虎也充满了歉意。尽管后来比利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帮助姚归燕，希望将她引向可被救赎的未来，但终究未能真正走进姚归燕的内心深处。第三个男人是大兵伊恩，他中途闯入比利与姚归燕平静的生活，并给姚归燕取名温德。在他看来，姚归燕如同风一般拥有力量和柔情。他认为刘兆虎只是姚归燕的过去，牧师比利“虽然生活在她身边”，却总是“操心着她的未来”，只有他才能真正欣赏姚归燕美好的青春。姚归燕从来没有主动叙述自己的故事、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故事均来自小说中的三个男性叙述者，他们对姚归燕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以他们有限的视角，主观地叙述与姚归燕一起经历的往事，推测姚归燕的心理。在这部小说中，张翎让多个叙述者共同发声，避免了上帝式的全知全能型视角可能对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叙述造成的影响，避免了小说一览无余的乏味感。可以说，张翎始终与被叙述者保持距离，而读者通过三个男性叙述者之间相互关联又带着各自理解的叙述，能够多角度地观察故事的真实面貌。
三、实验性书写营造独特风格
张翎的《劳燕》不仅贡献了姚归燕这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而且在女性题材小说中大胆尝试了以男性视角书写女性命运的写作手法。在此基础上，张翎运用其他书写方式，使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首先，以亡灵书写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动物对话打破人类与动物的界限。小说的构思是刘兆虎、牧师比利、大兵伊恩在离开月湖七十年后，三个人的亡灵重新相聚于此，共同讲述姚归燕的故事。这样的叙事手法不受时空的约束，可以实现时空的自由穿梭。比如他们三人在月湖相聚后，牧师比利和刘兆虎的一段谈话就涉及具有时代特色的几个标语“人民公社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这些标语涵括了我国的几个重要时期。这样的叙事，不仅符合亡灵书写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除了亡灵书写，小说还运用了动物对话的手法。小说中关于姚归燕的内心活动、意识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以动物视角打破人类对话的唯一性，在形成叙事陌生化效果的基础上，很好地补充描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比如姚归燕养了一只小狗蜜莉，小说中写蜜莉看到姚归燕因为伊恩在手术中哀号时非常心痛，就明白她已经爱上了伊恩。以动物的视角，侧面窥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劳燕》中动物对话书写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无论是亡灵书写还是动物对话，都强化了小说的陌生化叙事风格。
其次，写实与想象，打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小说中，张翎以亡灵叙事、动物对话等想象建构小说的虚构性，同时，她还加入了许多非虚构性元素，建构小说的写实性。葛维屏提出，张翎在《劳燕》中正视了中日战争中美国远渡重洋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史实，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小说正视了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给予中国的支持，小说以此为大背景，展现美国军队对中国的进驻，不仅显著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传播了一种更为人性化与人道的文化”。此外，張翎还适度穿插多种非虚构性文体形式，强化了小说的写实性。如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地方志等，都被她有效地纳入叙事进程中。比如小说穿插了美国海军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伊恩写给家人的三封家书，穿插了《美东华文先驱报》关于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专辑报道，还有小说开始不久关于姚归燕家乡遭遇日军袭击的事件以及当地县志的记载，这些非虚构性元素的加入，凸显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写实与想象交织，真实与虚构融合，由此形成了小说虚实相间的风格。
再次，细腻宏阔的语言风格。莫言赞誉张翎说：“张翎的语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觉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张翎小说语言非常细腻，在《劳燕》中，这种细腻无处不在，尤其体现在三个男性叙述者的心理描写上。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还体现了一种宏阔的语言格调。比如小说中刘兆虎在讲述自己与姚归燕从幸福走向破碎的过程中，描述了水乡风光、民间械斗、茶园风光等自然景观与人文风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昔日茶园变成向日葵园等场景，十分精彩。这反映了温州的风土人情。张翎的描写，不仅体现了她对语言的把控能力，还体现了她的乡土情怀，以及她对温州的深深眷恋。
张翎的《劳燕》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无论是姚归燕这一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打破女性小说惯常视角，以多个男性视角描述女性的成长与蜕变，抑或是小说多种风格的尝试，都是《劳燕》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张翎. 劳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美]普林斯.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谢有顺. 向痛苦学习——《劳燕》中人性的受难与救赎[EB/OL]. （2017-09-19）[2018-01-16]. http：//cul. qq. com/a/20170919/009583. htm.
[4]葛维屏. 《劳燕》：中国抗战文学如何突破陈调与单调？[EB/OL]. （2017-10-05）[2018-01-16]. http：//mini. eastday. com/a/171005175650398. html.
【关 键 词】《劳燕》；人性书写；叙事；成长
【作者单位】 刘佳怡，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28
张翎是加籍华裔女作家，她的小说曾获得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重大文学奖项。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劳燕》是张翎所著的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她战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讲述了浙江温州城一个名叫姚归燕的女孩，因战争遭遇了肉体与精神的巨大创伤，以及在受伤、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中与三个男人——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牧师比利和美国大兵伊恩发生情感纠葛的故事。张翎对姚归燕这一形象的塑造极其成功，尤其对姚归燕在面对残酷命运时所展现的韧性，以及在苦难中的成长与蜕变的描述，让人读来为之动容。此外，张翎在小说叙事视角上进行了实验性尝试，即在女性小说中采用多个男性叙事视角，强化小说的陌生感，使小说产生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由此，小说呈现虚实相间、时空相通、语言细腻的风格特征。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和风格特征等方面解读《劳燕》这部小说，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张翎文学作品的出版价值。
一、苦难叙述下的个体蜕变
《劳燕》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在这一宏大的歷史叙事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女孩在遭遇深重苦难后成长蜕变与自我超越的故事。张翎塑造的姚归燕这一形象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她的蜕变——由一个农村少女成长为一位能够直面苦难、容纳苦难、原谅苦难的女性——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以强大的叙事逻辑为支撑，人物的成长蜕变过程通过感性的叙事从容展开。
姚归燕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随着战争爆发，父亲被轰炸机炸死，她在给父亲上坟时遭遇了日本兵，母亲被日本兵杀害，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被刺伤后落入水中不知所终，她也惨遭日本兵蹂躏与侮辱。很短的时间内，姚归燕遭遇了失去至亲至爱与贞操的深重苦难，肉体与精神千疮百孔。在这一剧情里，小说的苦难叙事直指战争的残酷，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造成的巨大伤害。然而战争不是苦难的唯一制造者，更可怕的是人心。深受苦难的姚归燕，在被牧师比利救起养好伤并被送回村里后，非但没有获得村里人的同情与怜悯，反而被流言蜚语包围，受到村民欺负，就连刘兆虎的母亲也不愿意接受她。逃回村里的刘兆虎，渐渐地疏远了姚归燕，认为她带着耻辱的烙印。可以说，姚归燕由于日军侵略失去了亲人和贞操，由于乡邻的愚昧失去了同情和理解，恋人刘兆虎的疏远则是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部分剧情中，作者透过战争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即善良里包裹着残忍，淳朴里混杂着愚昧，尤其是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甚至剥夺了一个人被救赎的机会。至此，苦难将姚归燕逼到了绝境。
如果说一部小说仅仅局限于讲述战争对个体的伤害，那么小说的叙事视野与挖掘深度是相当有限的。《劳燕》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讲述经历战争创伤的人的心境如何一步步走向宽广和平和。突如其来的苦难使姚归燕不知所措，茫然无依，尤其是刘兆虎掐灭她最后的希望后，姚归燕只能选择逃避，躲到牧师比利的教堂里。姚归燕在逃避流言过程中遇到了欺负她的新战士鼻涕虫，这迫使她不得不与流言、苦难正面相对，这时她明白了，只有在众人面前揭开伤疤，才能解救自己。由此，姚归燕开始了她的蜕变之路，她从一个受欺辱的无助女孩蜕变成一个可以直面苦难、拥有力量的，甚至可以容纳苦难的勇敢女性。尽管她年纪尚小，但痛苦的遭遇与勇敢面对的决心使她迅速成长起来。小说中最让人动容的一幕，是鼻涕虫执行任务牺牲后，姚归燕亲自将他的身子与头缝了起来，她如地母一般，虽满身污浊，但内心无限包容，胸怀无比宽广。在这个阶段，姚归燕完成了个体的自我超越，完美地实现了蜕变。
在姚归燕的成长路上，张翎设置了三个男性角色——青梅竹马的恋人刘兆虎、牧师比利和大兵伊恩。这三个人物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与其说这是三个男性角色，不如说这代表三种文化在姚归燕身上的碰撞、激荡与互补，促使她在苦难中完成蜕变。刘兆虎代表中国本土文化，有善良淳朴的特质，比利代表基督文化，有神性救赎色彩，伊恩则代表开放自由的美国青年文化。刘兆虎很善良，否则他不会一直有负罪感，但他也有愚昧的一面，他因为愚昧而深深地伤害了姚归燕。大兵伊恩不认为姚归燕遭受的凌辱是耻辱，他看到了一个女性美好而青春的一面，所以他说“我是我们三人中间唯一一个懂得坐在当下，静静欣赏她正在绽放的青春，而不允许过去和将来闯进来破坏那一刻美好的人”。牧师比利，他不仅教会了姚归燕问诊行医的生存技能，更以救赎之心引领她看到人性更为广阔的一面，引导她学会面对苦难，学会与过去和解，实现自我救赎。正是这三个人、这三种文化的碰撞与互补，使姚归燕焕发别样的光芒，使她知道了人性有另外一面，这也是她在最后选择宽恕那些曾伤害过她的人的原因。笔者认为，一个农村女孩在遭遇苦难后实现蜕变，变成一个可以直面苦难、原谅苦难的女性，这类型的故事，如果没有强大的逻辑做支撑，极易陷入缺乏说服力的叙事雷区。张翎以超强的叙事把控能力，合情合理地让女主人公实现了蜕变。蜕变之后的姚归燕，已然成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特质、拥有复杂而丰富的情感的独特生命体。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在中国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姚归燕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劳燕》这部小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女性小说视角选择的新尝试
《劳燕》是一部女性小说，一般女性小说的视角选择均为女性自身，通过女性人物视角来展开故事。但张翎一改以女性视角观照女性题材的惯常手法，转而通过三个男性叙述者相互交织的记忆共同完成对女主人公在苦难中实现蜕变的成长轨迹的描述，只有将这三个男性叙述者的声音汇聚起来，姚归燕的形象才得以立体、丰满，她的一生才能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以多个男性视角进行文本构建的写作方法，使小说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魅力，可以说是女性小说视角选择的全新尝试。
作为被叙述者、被聚焦者的姚归燕，在三个男人那里有着不同的名字。在战士刘兆虎眼里，姚归燕是与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恋人——阿燕；在牧师比利眼里，姚归燕是星星的代名词——斯塔拉（Stella）；在美国大兵伊恩眼里，姚归燕是风的化身——温德（Wind）。多个名字，代表着多重叙事视角，形成了多声部发声的叙事效果，极具叙事张力。而且，这三个男人，不仅是叙述者，也是彼此的被叙述者，在讲述与被讲述、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他们兼具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双重身份，由此形成了交叉型的叙述视角。这种多声部交叉型的全新叙事方式，是对传统单视角、单声部、单向度叙事方式的极大突破，强化了小说的陌生化叙事效果。
小说中的三个男性叙述者，实际代表姚归燕三段不同的生命轨迹——刘兆虎代表她的过去，充满伤痛与苦难；伊恩代表她的现在，欣赏、注视她逐渐蜕变的青春；比利则代表她的未来，他试图将姚归燕引向可以得到救赎的明天。第一个男人是刘兆虎，他是姚归燕青梅竹马的恋人，但也正是他将姚归燕推向了更为苦难的深渊。当得知姚归燕被日本兵欺辱后，他非但未能及时给予理解与保护，反而选择了退缩，甚至与姚归燕公开撇清关系。所以即使在死后，深重的罪恶感也始终伴随着刘兆虎，刘兆虎的叙述充满了灵魂的忏悔，他对自己没能鼓起勇气保护姚归燕表示深深的悔意，也反思了他与比利、伊恩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将姚归燕“引到希望的山巅”后又“离开了她，任由她跌入绝望的低谷，独自面对生活的腥风苦雨”的行为。可以说，对于过去，刘兆虎一直在忏悔。第二个男人是比利。牧师比利将姚归燕救了回来，给她取名斯塔拉，寓意为“星星”。他爱上了姚归燕，渴望她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道星光，永远陪着他。所以，明知道姚归燕害怕被日本兵凌辱的事被散布，他也不去阻止，因为这样姚归燕才能将“留给刘兆虎的门真正关严”。因为比利“私念渐渐膨胀，最后完全淹没了初衷”，所以他不仅对姚归燕充满歉意，对刘兆虎也充满了歉意。尽管后来比利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帮助姚归燕，希望将她引向可被救赎的未来，但终究未能真正走进姚归燕的内心深处。第三个男人是大兵伊恩，他中途闯入比利与姚归燕平静的生活，并给姚归燕取名温德。在他看来，姚归燕如同风一般拥有力量和柔情。他认为刘兆虎只是姚归燕的过去，牧师比利“虽然生活在她身边”，却总是“操心着她的未来”，只有他才能真正欣赏姚归燕美好的青春。姚归燕从来没有主动叙述自己的故事、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故事均来自小说中的三个男性叙述者，他们对姚归燕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以他们有限的视角，主观地叙述与姚归燕一起经历的往事，推测姚归燕的心理。在这部小说中，张翎让多个叙述者共同发声，避免了上帝式的全知全能型视角可能对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叙述造成的影响，避免了小说一览无余的乏味感。可以说，张翎始终与被叙述者保持距离，而读者通过三个男性叙述者之间相互关联又带着各自理解的叙述，能够多角度地观察故事的真实面貌。
三、实验性书写营造独特风格
张翎的《劳燕》不仅贡献了姚归燕这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而且在女性题材小说中大胆尝试了以男性视角书写女性命运的写作手法。在此基础上，张翎运用其他书写方式，使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首先，以亡灵书写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动物对话打破人类与动物的界限。小说的构思是刘兆虎、牧师比利、大兵伊恩在离开月湖七十年后，三个人的亡灵重新相聚于此，共同讲述姚归燕的故事。这样的叙事手法不受时空的约束，可以实现时空的自由穿梭。比如他们三人在月湖相聚后，牧师比利和刘兆虎的一段谈话就涉及具有时代特色的几个标语“人民公社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这些标语涵括了我国的几个重要时期。这样的叙事，不仅符合亡灵书写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除了亡灵书写，小说还运用了动物对话的手法。小说中关于姚归燕的内心活动、意识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以动物视角打破人类对话的唯一性，在形成叙事陌生化效果的基础上，很好地补充描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比如姚归燕养了一只小狗蜜莉，小说中写蜜莉看到姚归燕因为伊恩在手术中哀号时非常心痛，就明白她已经爱上了伊恩。以动物的视角，侧面窥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劳燕》中动物对话书写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无论是亡灵书写还是动物对话，都强化了小说的陌生化叙事风格。
其次，写实与想象，打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小说中，张翎以亡灵叙事、动物对话等想象建构小说的虚构性，同时，她还加入了许多非虚构性元素，建构小说的写实性。葛维屏提出，张翎在《劳燕》中正视了中日战争中美国远渡重洋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史实，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小说正视了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给予中国的支持，小说以此为大背景，展现美国军队对中国的进驻，不仅显著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传播了一种更为人性化与人道的文化”。此外，張翎还适度穿插多种非虚构性文体形式，强化了小说的写实性。如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地方志等，都被她有效地纳入叙事进程中。比如小说穿插了美国海军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伊恩写给家人的三封家书，穿插了《美东华文先驱报》关于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专辑报道，还有小说开始不久关于姚归燕家乡遭遇日军袭击的事件以及当地县志的记载，这些非虚构性元素的加入，凸显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写实与想象交织，真实与虚构融合，由此形成了小说虚实相间的风格。
再次，细腻宏阔的语言风格。莫言赞誉张翎说：“张翎的语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觉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张翎小说语言非常细腻，在《劳燕》中，这种细腻无处不在，尤其体现在三个男性叙述者的心理描写上。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还体现了一种宏阔的语言格调。比如小说中刘兆虎在讲述自己与姚归燕从幸福走向破碎的过程中，描述了水乡风光、民间械斗、茶园风光等自然景观与人文风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昔日茶园变成向日葵园等场景，十分精彩。这反映了温州的风土人情。张翎的描写，不仅体现了她对语言的把控能力，还体现了她的乡土情怀，以及她对温州的深深眷恋。
张翎的《劳燕》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无论是姚归燕这一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打破女性小说惯常视角，以多个男性视角描述女性的成长与蜕变，抑或是小说多种风格的尝试，都是《劳燕》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张翎. 劳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美]普林斯.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谢有顺. 向痛苦学习——《劳燕》中人性的受难与救赎[EB/OL]. （2017-09-19）[2018-01-16]. http：//cul. qq. com/a/20170919/009583. htm.
[4]葛维屏. 《劳燕》：中国抗战文学如何突破陈调与单调？[EB/OL]. （2017-10-05）[2018-01-16]. http：//mini. eastday. com/a/171005175650398.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