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障碍及对策

    韩学丽

    [摘 要]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转型尚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为此政府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强化投资约束机制，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

    [关键词]投资驱动； 消费驱动； 增长方式转型

    近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投资，尤其自2002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如表所示）。这种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获得的，虽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加深了我国经济社会矛盾，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增长缓慢，妨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造成资源损毁环境破坏，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反观世界上其他幅员辽阔的大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将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979年～2008年，全球投资的贡献率仅为23.5%，而消费贡献率为77.4%。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消费贡献率更是高达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都远高于中国。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改善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损毁，减轻经济的周期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有利于改善民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然而，由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目前还面临诸多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来自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一、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障碍

    1.从中央到地方对GDP增速的狂热追求，助长了投资需求的膨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希望通过GDP的高速发展来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年～2009年，我国GDP保持了年均9.9%的增速。同时，按经济发展速度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激发起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由于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得这种投资冲动转化为高投资率，并且更多地表现为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种靠高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本、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等有形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这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正是畸高的投资需求，把消费需求压到了谷底。

    2.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国在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上升25.4%，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4.1%和17.9%，均低于前两者的增速。工资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中，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额却相对减少了。据统计，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自然就弱。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0.4%，城镇为36.3%。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如此之高的比重，可见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之低，自然用于其他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就更少了。

    3.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从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我国带来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同时拉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群体收入差距等多个层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中国为10.7倍，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最低，只有3.4倍。一般来讲，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基本的消费需要已经趋于饱和，其收入会更多地转化为金融资产或其他经营性资产，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还会逐渐降低。广大的中低收入者由于收入和财产有限，即便是对家电、汽车、住房等这些必要的消费品的需求也难以全部满足，更不用说那些享受性、发展性的需求了。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强烈的消费愿望难以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

    4.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弱化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现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只好通过削减自身消费、增加储蓄来提高自己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201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303303亿元，储蓄率居高不下，很多人即使有钱也不敢花。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等多个方面。社会保障水平低，使得一些困难群众生活窘迫，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全部满足，更谈不上提升其消费能力。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广大农村家庭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再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巨大的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难以启动。而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则会影响到现在及将来保险资金的及时支付和保障水平的提高。这些都会影响到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

    二、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策取向

    实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社会破除GDP神话，把经济增速降到合理的水平。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所讲的那样：“如果中国想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不再那么依赖投资，那么中国就要做出一些痛苦的决定。所有的情景设想都要求中国的发展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了。”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要综合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考察，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要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方面体制改革，促进政策的着力点由鼓励投资转向促进消费增长上来。如财政方面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投资性支出，增加消费性支出，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银行信贷方面要调整信贷结构，鼓励消费信贷，增加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及农户的贷款，控制投资过热及产能过剩领域的信贷投放。

    2.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

    要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必须完善现行的投资管理制度，打破传统投融资体制中主要依靠政府分配投资资金的情况，推动社会投资的发展。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制定保护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的前提下，优化投资结构，坚决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领域的重复建设，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将资金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并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在产业结构上，要加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第三产业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发展重点，努力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促进消费环境的改善；第二产业要着重优化内部投资结构，强化投资约束机制，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着重提高投资效益；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3.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性，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消费需求的提升，需要多方努力，多种措施齐抓共管，方能见效。

    第一，把促进就业放在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多渠道增加就业。

    第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工资随企业效益增长的动态机制，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开展，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工资调控，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税种，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和财产的调控作用。

    第三，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争取做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城乡全覆盖，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以确保社会保障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第四，推进新农村建设，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依托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进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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