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子雍

    第一次见商子雍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作为文学青年，跟随叶广芩先生去《西安晚报》开座谈会。那时觉得他话极少，给人的不是文人的气质，倒像一介欠他入吊的武夫，大框子眼镜总是冲着桌面，专注地转动着圆珠笔。时隔20多年，忽然就常常在各种场合不期而遇地碰到他，并渐渐发现先生很能侃，而且侃的有趣，侃的认真、侃的活脱智慧。与20多年前相比，商先生胖了一圈，头发也白了多半，但印象中却似平比那时年轻了。人因爽朗，所以年轻。最近一次见先生，是在去年8月奥运期间，在宏业宾馆的大堂与刚刚游完泳的先生邂逅，畅谈得口干舌燥。

    子雍先生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先后担任《西安晚报》文艺部副主任，理论评论组负责人周末专刊部主任，总编辑助理。他主攻杂文，偶有散文见诸报端，洋洋180多万言(四卷)的《商子雍文集》，谁看了都会刮目相看。多年前，因拜读先生的《求是斋杂品》和《因为只有一把椅子》，笔者开始真正喜欢上了他。杂文大家柏杨曾认为：杂文乃过激之文字。而商先生以为，天下文章，杂文最难，因为它是人格的反映；一篇好的杂文，首先出自于悲悯的情怀，要有前瞻性，批判性，如是才能掷地有声，它不是技艺的问题，而是来自于正义的良知。

    目前杂文界充斥着诸多伪文化，而年过花甲的子雍先生却绝少人云亦云，他的杂文仍旧投射出独立思考的光亮，让人读后深感敬佩。在他前几年的《申酉杂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个坚持原则，不“失语”，不“媚俗”的真文人品格。在先生看来：知识分子如若不说话是为失职，而胡说八道则是渎职。自2003年退休之后，先生“过着读书、写作，锻炼的生活”。倘若论人品，笔者以为，商先生对自己的反思已然中肯：“回顾我过去几十年所写的文章……总体而言，不曾从文化这么一个层面堕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