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哲学之争”的前世今生
【摘 要】 “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在西方历史上历久弥新的话题，曾引发不休的讨论并延续至今。《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采用结构主义叙事，从本体观念、认知方式、生存状态、拯救方式、话语权力五个方面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对诗与哲学在当代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考察，该书的出版对诗与哲学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诗与哲学之争；不忘初心；结构主义叙事；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郗杨，信阳农林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25
“诗与哲学之争”是西方的一个古老话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说过：“哲学与诗歌的争吵古已有之。”柏拉图所说的“争吵”是指发生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真实冲突。当时，诗人和哲学家均自认拥有智慧之源。本来，“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是哲学的宗旨，当诗人也表达出“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时，就和哲学家发生了冲突，由此拉开了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的序幕，并一直延续到当代。
吉尔伯特和库恩在对西方美学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系统考察时曾肯定地指出：“诗与哲学之争”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各个世纪，无论是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嘲讽与谴责，还是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和雪莱对诗的辩护；无论是奥古斯丁对诗的摒弃、黑格尔以哲学取代诗的艺术消亡论，还是尼采的诗性哲学或罗蒂的教化哲学；无论是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关系的思考，还是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们的言论和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诗与哲学之间孰优孰劣的论争。
“诗与哲学之争”原本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论争，然而这种纷争却又不局限于两个学科之间。透过两个学科之间的论争，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西方不同时期对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审美与科学、诗意与逻辑的不同态度，更能感受到人类在不同时代对诗意思维和理性认知、诗性化生存与理性化生存、诗性话语和逻辑话语的不同态度。
西方学者对“诗与哲学之争”的研究可谓丰富多彩。无论是经典历史文献还是经典著作，对“诗与哲学之争”都有过论述，直到当代这一问题依然受到广泛关注。如狄尔泰、克罗齐、尼采、柏格森等人的著作，都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在西方还有专门研究“诗与哲学之争”的学术著作，以马克·艾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和斯坦利·罗森的《诗与哲学之争》为代表，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研究广度，他们对诗与哲学的探讨都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和延伸。
与西方成熟、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对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并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尽管有些学者在哲学、文艺理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等学科视野下对“诗与哲学之争”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解读，但是对此问题进行专门化和系统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还是凤毛麟角。
2016年，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张奎志教授撰写的《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出版，该书是一部以“诗与哲学之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从本体观念、认知方式、生存状态、拯救方式、话语权力五个方面对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的前世今生及其形成的根源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和总结，并对诗与哲学在当代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考察，该书的出版对诗与哲学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不忘初心的学术精神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勉励全体党员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对一名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不忘初心便是对学术研究要有执着的精神和勇气，要有“板凳不怕十年冷”的决心和毅力，更要有自觉维护良好学术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使命。《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作者张奎志便是这样一位不忘初心的科研工作者。从内容和著作结构框架看，这部著作表现出强烈的学术敏锐性、内容独创性以及编排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必备的品质，这种执着追求的学术精神正是科研工作者不忘初心的体现。一方面，该书是作者多年来执着于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结晶。实际上，张奎志对“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研究始于2006年发表的《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一文，在德里达解构主义框架下对隐喻与哲学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哲学视域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给予关注，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实现了文学与哲学的融合。作者2009年的两篇文章——《海德格尔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颠覆》和《现代西方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的主要观点直接演化为著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是作者在博士论文《西方思想史中诗与哲学的论争与融合》（2007）的基础上进行大幅修改而成，但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框架，作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比如，博士论文中关于诗与哲学论争的内容被升华为诗与哲学论争的五大焦点，这也是著作的核心组成部分；诗与哲学论争的原因和实质，以及西方思想史上对“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矛盾态度等内容都不同程度得以提升，从而使整部著作结构显得更科学合理，逻辑性更强，内容更饱满。作者将“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融入当代语境进行考察，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二、结构主义叙事模式
通常情况下，一部学术专著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对研究对象取得成就的回顾，二是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三是对所研究问题的展望。尽管著作的理论创新是第一要义，但学术专著的撰写还是要遵循一定的结构模式。《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基本遵循这一思路和结构框架，作者对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论述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作者鸟瞰式地阐述了“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由来和历史延展。“诗与哲学之争”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延续至今，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论争的内容和焦点也不尽相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哲学表现出的霸权使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倾向于哲学，诗成为众矢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诗与哲学分庭抗礼的局面，诗人开始对哲学家进行反击；进入当代，诗开始对哲学进行主动而又全面的反抗，两者在论争过程中表现出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该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和精华所在，作者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诗与哲学之争”的内容和焦点，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学术见解。张奎志采用专题讲座的模式将论争的具体内容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从本体观念、认知方式、生存状态、拯救方式和话语权力五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遵循陈列问题—详细解剖—归纳总结的基本思路和框架结构，逐一展开深入讨论。比如，第二章“‘诗与哲学之争论争一：诗人与哲学家究竟谁是真理的传达者”是作者讨论的首要内容，因为认知方式的论争是“诗与哲学之争”最重要也是最先遇到的问题，作者没有贸然对该论题做评价和结论，而是从认知方式的角度展开讨论。首先，作者介绍西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三种认知方式——哲学的（理性的）、宗教的（信仰的）和诗性的（艺术的），以及两者论争的焦点——哪一种认知方式是真理的揭示者，能够揭示生活的真谛。由于诗人和哲学家都态度坚决地认为自己能够揭示生活之真谛，这必然造成它们的矛盾，认知方式的优劣成为论争的导火索。其次，作者从不同时期诗与哲学所处的优势地位对两种认知方式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做出自己的评价，认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由感性认知方式和理性认知方式的差异造成的。第三章至第六章的论证过程也基本遵循了同一模式。比如，论争二在论述时首先呈现两种生存方式——理性生活和诗意生活，再对两种生存方式做出评价；论争三在探讨谁是世界的本源时，先呈现两种本体观——理性世界和诗意世界的内涵特征，再对两种本体观做出评价；论争四先讨论拯救人生和世界的三种方式，再分述宗教、理性和艺术的特点，并对这几种拯救方式进行评价；论争五首先列举历史上强势文化的几种类型，进而引申到诗与哲学的纷争，再对这两种文化类型进行评价。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章至第九章，该部分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根源进行系统总结并对课题研究未来进行展望。一方面，作者追根溯源地考察了“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根源——古希腊时期发生论争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希腊文化发展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对诗和诗人的指责与诋毁潮流，诗人自然要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从而引发两者之间的论争。在当代语境下，两者论争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给人们带来压抑感，于是现代西方人更加强调反抗理性、张扬感性；二是现代西方对本质主义的反抗和强调思维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主张解构一元论、消解终极和绝对的思潮。在这个解构主义大潮中，一部分哲学家明确地倾向于诗意的、感性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原因——一是传统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从古希腊时期就形成重视理性的传统；二是西方文化中有着浓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形成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从而造成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心灵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作者展望未来，充满与时俱进的时代感。作者对“诗与哲学之争”在当代的回响，以及在当代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考察。“诗与哲学之争”的话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新的延展，当“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甚至“人的终结”“作者的死亡”和“艺术终结论”等时尚话题甚嚣尘上时，该如何解答和化解两者的论争成为一道难题。作者在深入考察之后发现，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在对待诗与哲学的态度上都表现出极其復杂的矛盾心理，这就为诗与哲学的融合带来了可能与契机。
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诗与哲学之争”本身就是一个学术意味浓厚且具有实践内涵的话题，是发生在西方诗学和哲学都高度发达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那样，诗与哲学的论争只存在于西方特殊时期和地域，如果诗与哲学发展极不均衡就不会形成这种论争，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如此争论便源于此。当然，这种论争不同于诗人与哲学家之间无聊的争吵，也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相轻的无聊争战，通过对“诗与哲学之争”论争问题的梳理，该书的现实意义也更加清晰地得以呈现。
首先，该书凸显了两个学科的特点和差异。比如，书中强调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争之初就意识到诗与哲学的不同之处，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认识论的偏爱，维柯和谢林从不同的认知方式讨论诗与哲学的不同，通过认知方式的呈现，诗与哲学的各自特征也更加明晰。即便是在强调诗与哲学融合的当代，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在关注两者融合的同时，也更多地看到诗与哲学的不同特点。
其次，该书促进了对诗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认知方式、诗意和理性两种生存方式的思考。诗与哲学的论争表面上看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论争，实质上却不仅局限于两个学科，而是更深层次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生存方式和文化样式。
再次，该书促进了诗与哲学的融合与发展。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延续了两千多年，诗人、哲学家在论争过程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早期的论争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而实际上，哲学家或诗人在表达各自的偏爱或否定对方观点的同时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心理，但这并没有造成两者的分裂，反而表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造成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与分歧，然而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德里达都表现出推动诗与哲学融合的积极态度。
最后，该书在“诗与哲学之争”的认识上给读者带来重要启示——诗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两者没有孰优孰劣，对大多数人而言，诗性思维和哲学思维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
总之，《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是一部研究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学术专著，作者鸟瞰式地透视“诗与哲学之争”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采用结构主义叙事模式系统地梳理了“诗与哲学之争”的具体内容和论争焦点，对“诗与哲学之争”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挖掘，并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考察。该书对研究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奎志. 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张奎志. 西方思想史中诗与哲学的论争与融合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2007.
[3]张奎志. 海德格尔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颠覆 [J]. 文艺理论研究，2009（11）.
[4]张奎志. 现代西方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 [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1）.
【关 键 词】诗与哲学之争；不忘初心；结构主义叙事；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郗杨，信阳农林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3.025
“诗与哲学之争”是西方的一个古老话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说过：“哲学与诗歌的争吵古已有之。”柏拉图所说的“争吵”是指发生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真实冲突。当时，诗人和哲学家均自认拥有智慧之源。本来，“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是哲学的宗旨，当诗人也表达出“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时，就和哲学家发生了冲突，由此拉开了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的序幕，并一直延续到当代。
吉尔伯特和库恩在对西方美学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系统考察时曾肯定地指出：“诗与哲学之争”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各个世纪，无论是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嘲讽与谴责，还是亚里士多德、锡德尼和雪莱对诗的辩护；无论是奥古斯丁对诗的摒弃、黑格尔以哲学取代诗的艺术消亡论，还是尼采的诗性哲学或罗蒂的教化哲学；无论是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关系的思考，还是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们的言论和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诗与哲学之间孰优孰劣的论争。
“诗与哲学之争”原本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论争，然而这种纷争却又不局限于两个学科之间。透过两个学科之间的论争，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西方不同时期对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审美与科学、诗意与逻辑的不同态度，更能感受到人类在不同时代对诗意思维和理性认知、诗性化生存与理性化生存、诗性话语和逻辑话语的不同态度。
西方学者对“诗与哲学之争”的研究可谓丰富多彩。无论是经典历史文献还是经典著作，对“诗与哲学之争”都有过论述，直到当代这一问题依然受到广泛关注。如狄尔泰、克罗齐、尼采、柏格森等人的著作，都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在西方还有专门研究“诗与哲学之争”的学术著作，以马克·艾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和斯坦利·罗森的《诗与哲学之争》为代表，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研究广度，他们对诗与哲学的探讨都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和延伸。
与西方成熟、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对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并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尽管有些学者在哲学、文艺理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等学科视野下对“诗与哲学之争”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解读，但是对此问题进行专门化和系统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还是凤毛麟角。
2016年，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张奎志教授撰写的《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出版，该书是一部以“诗与哲学之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从本体观念、认知方式、生存状态、拯救方式、话语权力五个方面对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的前世今生及其形成的根源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和总结，并对诗与哲学在当代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考察，该书的出版对诗与哲学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不忘初心的学术精神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勉励全体党员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对一名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不忘初心便是对学术研究要有执着的精神和勇气，要有“板凳不怕十年冷”的决心和毅力，更要有自觉维护良好学术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使命。《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作者张奎志便是这样一位不忘初心的科研工作者。从内容和著作结构框架看，这部著作表现出强烈的学术敏锐性、内容独创性以及编排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必备的品质，这种执着追求的学术精神正是科研工作者不忘初心的体现。一方面，该书是作者多年来执着于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结晶。实际上，张奎志对“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研究始于2006年发表的《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一文，在德里达解构主义框架下对隐喻与哲学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哲学视域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给予关注，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实现了文学与哲学的融合。作者2009年的两篇文章——《海德格尔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颠覆》和《现代西方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的主要观点直接演化为著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是作者在博士论文《西方思想史中诗与哲学的论争与融合》（2007）的基础上进行大幅修改而成，但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框架，作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比如，博士论文中关于诗与哲学论争的内容被升华为诗与哲学论争的五大焦点，这也是著作的核心组成部分；诗与哲学论争的原因和实质，以及西方思想史上对“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矛盾态度等内容都不同程度得以提升，从而使整部著作结构显得更科学合理，逻辑性更强，内容更饱满。作者将“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融入当代语境进行考察，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二、结构主义叙事模式
通常情况下，一部学术专著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对研究对象取得成就的回顾，二是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三是对所研究问题的展望。尽管著作的理论创新是第一要义，但学术专著的撰写还是要遵循一定的结构模式。《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基本遵循这一思路和结构框架，作者对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论述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作者鸟瞰式地阐述了“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由来和历史延展。“诗与哲学之争”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延续至今，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论争的内容和焦点也不尽相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哲学表现出的霸权使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倾向于哲学，诗成为众矢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诗与哲学分庭抗礼的局面，诗人开始对哲学家进行反击；进入当代，诗开始对哲学进行主动而又全面的反抗，两者在论争过程中表现出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该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和精华所在，作者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诗与哲学之争”的内容和焦点，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学术见解。张奎志采用专题讲座的模式将论争的具体内容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从本体观念、认知方式、生存状态、拯救方式和话语权力五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遵循陈列问题—详细解剖—归纳总结的基本思路和框架结构，逐一展开深入讨论。比如，第二章“‘诗与哲学之争论争一：诗人与哲学家究竟谁是真理的传达者”是作者讨论的首要内容，因为认知方式的论争是“诗与哲学之争”最重要也是最先遇到的问题，作者没有贸然对该论题做评价和结论，而是从认知方式的角度展开讨论。首先，作者介绍西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三种认知方式——哲学的（理性的）、宗教的（信仰的）和诗性的（艺术的），以及两者论争的焦点——哪一种认知方式是真理的揭示者，能够揭示生活的真谛。由于诗人和哲学家都态度坚决地认为自己能够揭示生活之真谛，这必然造成它们的矛盾，认知方式的优劣成为论争的导火索。其次，作者从不同时期诗与哲学所处的优势地位对两种认知方式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做出自己的评价，认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由感性认知方式和理性认知方式的差异造成的。第三章至第六章的论证过程也基本遵循了同一模式。比如，论争二在论述时首先呈现两种生存方式——理性生活和诗意生活，再对两种生存方式做出评价；论争三在探讨谁是世界的本源时，先呈现两种本体观——理性世界和诗意世界的内涵特征，再对两种本体观做出评价；论争四先讨论拯救人生和世界的三种方式，再分述宗教、理性和艺术的特点，并对这几种拯救方式进行评价；论争五首先列举历史上强势文化的几种类型，进而引申到诗与哲学的纷争，再对这两种文化类型进行评价。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章至第九章，该部分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根源进行系统总结并对课题研究未来进行展望。一方面，作者追根溯源地考察了“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根源——古希腊时期发生论争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希腊文化发展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对诗和诗人的指责与诋毁潮流，诗人自然要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从而引发两者之间的论争。在当代语境下，两者论争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给人们带来压抑感，于是现代西方人更加强调反抗理性、张扬感性；二是现代西方对本质主义的反抗和强调思维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主张解构一元论、消解终极和绝对的思潮。在这个解构主义大潮中，一部分哲学家明确地倾向于诗意的、感性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原因——一是传统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从古希腊时期就形成重视理性的传统；二是西方文化中有着浓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形成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从而造成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心灵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作者展望未来，充满与时俱进的时代感。作者对“诗与哲学之争”在当代的回响，以及在当代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考察。“诗与哲学之争”的话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新的延展，当“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甚至“人的终结”“作者的死亡”和“艺术终结论”等时尚话题甚嚣尘上时，该如何解答和化解两者的论争成为一道难题。作者在深入考察之后发现，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在对待诗与哲学的态度上都表现出极其復杂的矛盾心理，这就为诗与哲学的融合带来了可能与契机。
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诗与哲学之争”本身就是一个学术意味浓厚且具有实践内涵的话题，是发生在西方诗学和哲学都高度发达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那样，诗与哲学的论争只存在于西方特殊时期和地域，如果诗与哲学发展极不均衡就不会形成这种论争，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如此争论便源于此。当然，这种论争不同于诗人与哲学家之间无聊的争吵，也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相轻的无聊争战，通过对“诗与哲学之争”论争问题的梳理，该书的现实意义也更加清晰地得以呈现。
首先，该书凸显了两个学科的特点和差异。比如，书中强调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争之初就意识到诗与哲学的不同之处，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认识论的偏爱，维柯和谢林从不同的认知方式讨论诗与哲学的不同，通过认知方式的呈现，诗与哲学的各自特征也更加明晰。即便是在强调诗与哲学融合的当代，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在关注两者融合的同时，也更多地看到诗与哲学的不同特点。
其次，该书促进了对诗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认知方式、诗意和理性两种生存方式的思考。诗与哲学的论争表面上看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论争，实质上却不仅局限于两个学科，而是更深层次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生存方式和文化样式。
再次，该书促进了诗与哲学的融合与发展。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延续了两千多年，诗人、哲学家在论争过程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早期的论争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而实际上，哲学家或诗人在表达各自的偏爱或否定对方观点的同时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心理，但这并没有造成两者的分裂，反而表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造成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与分歧，然而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德里达都表现出推动诗与哲学融合的积极态度。
最后，该书在“诗与哲学之争”的认识上给读者带来重要启示——诗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两者没有孰优孰劣，对大多数人而言，诗性思维和哲学思维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
总之，《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是一部研究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学术专著，作者鸟瞰式地透视“诗与哲学之争”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采用结构主义叙事模式系统地梳理了“诗与哲学之争”的具体内容和论争焦点，对“诗与哲学之争”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挖掘，并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考察。该书对研究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奎志. 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张奎志. 西方思想史中诗与哲学的论争与融合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2007.
[3]张奎志. 海德格尔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颠覆 [J]. 文艺理论研究，2009（11）.
[4]张奎志. 现代西方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 [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