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机制、个人禀赋与家庭农场主培育
江永红 戚名侠
摘要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其成长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农场主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过程。结果显示：家庭农场主主要由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构成，培育机制源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①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②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③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据此做出决策和调整。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当前的农业补贴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与农业补贴的交互作用时，结果显著且二者为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土地所有者而非土地经营者，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而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凭借其信息优势能及时获得补贴。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农场主的培养应将个人特质作为关注的重点，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手段，来成就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庭农场主。
关键词 家庭农场主；生成机制；个人禀赋
中图分类号 F3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5-0170-07 DOI：10.12062/cpre.20171107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目前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仍处在探索阶段。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农场进行了研究，但对农场主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农场主是家庭农场的主体和灵魂，对其成长历程进行系统的研究才是推进家庭农场有序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1]。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发问：是谁？凭什么成长为家庭农场主？因此，从实证上探究影响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因素，不仅能为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也能为现有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伴随着家庭农场的产生，农场赋予了农民一种新的职业身份——农场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农民实现自主创业的一种方式。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办起家庭农场，成为家庭农场主，与一般创业者一样，影响因素涉及多方面，其中个人特征最为关键。个人特征有利于激励企业家行为[2]，同样对于农场主而言，在发展的外部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之所以能从众多农民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家庭农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个人特质所决定的[1]。此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体因素中农民自身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角度探究了资本禀赋对农场主产生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就强调了人力资本在促进增长中的核心作用[3]，而它对于农民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的提升。Chilivumbo在研究农民工回流现象中指出，相对于没有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劳动力积累较多的人力资本，将拥有更大面积的农场，并能够最大程度地使用先进的农业实践经验以及技术成果[4]。汪三贵、刘相琳等[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中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以及职业培训促使农民积累更多实用知识与技能，提高了他们返乡创业的可能性。周堂、赖明勇等[6]指出人力资本中技术和组织管理能力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物质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丰富的物质资本是农民摆脱贫困、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保障[7]，也是农民返乡创业，实现企业高水平增长的重要基础[8]。社会资本是一个有意义的、个人层面的变量[9]，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体，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建立在与亲朋、邻里的人情关系之上[10]，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也就有更多获得好处和成功的机会。对于农民而言，规模较大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并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11]。
综上所述，农场主的个人禀赋是影响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家庭农场要求的是一种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经营模式，这便要求从事农场经营的农场主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与管理能力，同时也要具有抵御资金风险、土地流转风险的能力。但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很少对农场主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將以农民的个人特质作为出发点，实证探究农场主培育过程中所需具备的重要条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年 第5期
1 家庭农场主的资本禀赋与生成机制分析
1.1 人力资本对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中由于投入而获取的知识、技能以及实践经验等，它对农场主经营家庭农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的增加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是一个投资的过程，那么它的投资必然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增加农场主的收入：一是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农场主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科学技术能够使农场主改革耕地制度、改良作物品种、科学施肥、综合治理病虫害等，这些技术的推广及应用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农场收入[6]。农场主管理素质的提升能够使其在经营时及时获取有用信息并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调整计划，有效地监督和管理农场雇佣人员，减少农业支出，从而增加农场收入。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使农场主对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感应更加的灵敏和迅速[12]，而这些技术的掌握能够提高农场主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提高对土地、资金以及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缓解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土地稀缺、资金不足等瓶颈问题。
1.2 物质资本对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
物质资本主要是指从事生产活动中可供使用的技术、设备以及资金等。一般来说物质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的展开，从而越有利于实现高水平的成长[13]，因而丰富的物质资本对于农场主的成长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影响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足的资金使得农场主有能力去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或者聘请有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以及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增加农场收入；其次，丰富的物质资本能够帮助家庭农场拥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或者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后，丰富的资本存量使其有能力提升产品质量，树立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并通过推广、维护等手段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收入[14]。
1.3 社会资本对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
农村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集体，虽然与外界的联系在不断地加强，但是农民所具有的社会资本还是主要局限于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具备一定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网络，也就是所谓的“关系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交圈中的人际交流能力以及资源获取能力，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资金、土地是发展家庭农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是，资金短缺、土地流转困难等仍是阻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问题，而丰富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建设家庭农场，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的困境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家庭农场要求的是一种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农业收益较低、有效抵押资产不足使得融资变得相当困难，因此，熟悉的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其在邻里、亲戚以及朋友之间筹集资金，而且一般都是免息借款，这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投入到家庭农场的建设中去；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当前的土地流转主要还是集中在各村内部，各类有关土地流转的信息都是从邻里之间相互传达中获取，极大地降低了土地搜寻成本，而且这种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其在邻里之间获得足够的信任，在签订合同时能够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纠纷和费用。
三大资本的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三大资本的作用机制
Fig.1 Function mechanism of the three capitals
注：其中“+”代表具有促进或提升作用，“-”代表具有抑制或降低作用。
2 实证方法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构建
由于被解释变量根据是否为农场主而取值为1或0所设定的，因此我们将建立如下的二元probit模型：
farmeri=α0+α1Scapitali+α2Mcapitali+α3juniori+
α4seniori+
α5collagei+α6Xi+vi
（1）
其中，farmer代表农场主，Scapital代表社会资本，Mcapital代表物质资本，junior代表初中文化，senior代表高中文化，collage代表大学文化，X为控制变量，v代表随机干扰项，i为个体数，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α5和α6为各项系数。
2.2 核心变量说明
本文以农场主作为因变量。由于目前对家庭农场界定众说纷纭，尚未有明确定论，各省对于家庭农场的评定标准也有所差异。本文被解释变量农场主的选取以2013年安徽省出台的《安徽省示范性家庭农场评定标准》作为依据，将种植业中粮食种植面积达到200亩及以上的经营者称为家庭农场主，低于200亩的为普通农户。
其中核心变量包括人力资本（Hcapital）、物质资本（Mcapital）和社会资本（Scapital）。自舒尔茨以来，人力资本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理论。但当前国内外对于人力资本的测量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它的存量无法直接获得，现有的研究大都使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15]。由于我国对于农民进行的职业培训及职业教育甚少，单个地区而言农民可能没有受到任何职业培训，所以本文人力资本衡量的指标亦为农民受教育程度。生产性用地以和所拥有的财产和货币形态是农民主要的物质资本，但是对于需要规模经营的农场来说，每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中生产性用地不作为物质资本考虑的因素，
所以货币资本便成了影响农民经营家庭农场的主要物质
资本。由于个体户和企业家具有更多的财产及货币收入，所以本文以农民是否为企业家或个体户作为物质资本衡量的标准。在社会资本指標的选取中，考虑到农民的社交范围比较狭窄，而且社交关系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也比较简单，主要体现在与亲戚、邻里之间的关系网络中，因此，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村干部拥有更宽广的社交网络，所以本文就以是否为村干部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sex）、年龄（age）及流转关系（relation）等。
2.3 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本文选择农村的种田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数据。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对被访问农户的种植面积、年龄、身份、受教育程度等条件不受限制，且种植作物都是粮食。调查范围含盖了安徽合肥、宿州、安庆、阜阳等九个地区，共收回有效问卷384份。
从表1各统计变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男性占88%，女性占12%，男性居大多数；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5%，高中文化水平的占37%，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7%，被调查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从调查者的身份来看，村干部占21%，个体户或企业主占33%，普通农户占46%。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1.2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分析社会资本（村干部身份）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从表2的第一列可以看出，农民的村干部身
表1 样本农场主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mple farmers
份对其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笔者认为，村干部之所以在成为家庭农场主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村干部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比较而言更具有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其次，村干部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最后，村干部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帮助其及时地了解国家出台的一些关于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据此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调整。
从表2 的第二列可以看出，物質资本也是影响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主要因素，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一方面，个体户和企业家相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因而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要求的是一种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这便要求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目前，农民手中缺乏大量资金，信誉额度不高，又没有太多可供抵押的资产，借贷也相当困难。而个体户和农民企业家有所不同，他们的收入较高，拥有较充足的资金，而且可抵押资产多，贷款相对也就容易许
表2 农场主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Tab.2 Empirical results of farmers influencing factors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多，因此物质资本成了制约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个体户和企业家不仅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比较而言，他们会经常和政府人员打交道，对于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也就更多更广，这也为他们成为家庭农场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表2的第三、第四、第五列体现的是人力资本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对农民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影响显著，且相关系数均为正，但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其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反而越小。其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的家庭农场发展程度较低，这样便会降低对农场主专业技术及管理能力的要求，因此他们仅通过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同他人的交流学习便有能力去经营家庭农场，可以说“干中学”成为他们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教育。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他们获得这种经验和技能的机会越少，从而不利于他们成为家庭农场主。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机会和能力从非农产业获取工资性收入，从而导致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降低[16]，因此农民文化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不利于其成为家庭农场主。
4 进一步分析：政策与农场主培育
4.1 模型建立
农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样对于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政府的补贴与支持更是其成熟和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农民是否享受过政府补贴来探究农业政策对于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据此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farmer=α0+α1policy+α2Scap×policy+α3Mcap×
policy+α4X+Vi
（2）
其中，policy表示如下虚拟变量：
policy=1，享受过政府补贴
0，没有享受政府补贴
Scap×policy是社会资本和农业政策的交互项，用来探究社会资本和农业政策共同作用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Mcap×policy是物质资本和农业政策的交互项，用来探究物质资本和农业政策共同作用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X是控制变量，V代表随机干扰项，i为个体数，α0为常数项，α1、α2、α3和α4为各项系数。
4.2 实证结果分析
同样借助stata11.2对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场主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结果
Tab.3 Further analysis of farmers influencing factors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3 的第一列可以看出，农业补贴政策对于农民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可能原因是当前我国农业补贴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每一位农民，只要有土地都可以获得农业补贴。有数据明确，当前69.2%的农业补贴的实际对象为耕地所有者，而非实际耕种者，因此，即使承包方流转了大面积的土地，大部分农业补贴最终也是归转出方即耕地所有者所有，而承包方只能得到属于自已那部分土地的补贴。有关学者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当前我国农业补贴主要是以粮食补贴或良种补贴为主，而经营者却不能按照实际耕作面积得到综合补贴，对于农业机械方面的补贴更是不足[17-19]。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农业补贴对于需要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家庭农场来说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所以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3的第二列、第三列说明交互项Scap×policy和Mcap×policy对农民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正向影响，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村干部或企业家更容易通过国家补贴政策成为家庭农场主，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村干部和企业家相对于一般农民在土地流转方面具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宽的信息渠道，这两方面对于获取国家农业补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随着土地流转步伐的加快，国家强农惠农的政策不断加强，农业补贴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现在出台的有关农业政策除了对一般土地所有者进行补贴外，新增补贴更多的向种田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有的还要求承包面积达到一定亩数才能给予补贴。而对于这些新增政策为村干部和企业家成为家庭农场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进一步强化了其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承包土地中的作用。一方面，雄厚的物质资本让他们有能力承包更大面积的土地，达到机械化生产的规模，满足国家新增补贴的要求，从而获得农业补贴；另一方面，对政策的熟悉程度以及宽阔的信息渠道能够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国家新出的补贴政策，以保证在第一时间内得到补贴名额，获得农业补贴。这两方面的原因大大增加了村干部和企业家建立家庭农场，成为家庭农场主的意愿，因此回归结果是显著的。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对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探究资本禀赋对中国家庭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由于村干部和企业家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容易成为家庭农场主；人力资本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于收入等因素的限制，造成文化程度越高，显著性越低。文章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来探究农场主培育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一般的农业补贴政策具有普遍性，且受补贴者均为土地所有者，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农业补贴政策与村干部身份和企业家身份的交互项时，回归结果显著，表明农业补贴政策通过村干部和企业家这两者身份能够对农民成为农场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发挥了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其成长为农场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村干部和企业家身份是影响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主要因素，而且他们能够通过自身优势来把握国家政策，从而获得更多农业补贴，使他们成为农场主的合适人选。政府应当关注这批优秀的农场主候选人，出台相关政策，为其成长之路扫清障碍，推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快速发展。但从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政策以及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来看，这种效果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出来。对比发达国家，经营主体缺乏、融资困难、土地流转不畅等仍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20-21]。因此对于如何培养农业发展急需的农场主，我们有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加快成就一批优秀的家庭农场主。较低的人力资本虽然能够满足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生存需求，却满足不了现代化家庭农场的经营要求，因此，政府应当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增加农业收入，这样才会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甚至是非农民进入到家庭农场这一行列。同时，政府更要注重对现有农场主尤其是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等人才资源的利用。这些农村骨干在成为农场主方面具有自身的资源优势，但是他们距离成为专业农场主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政府应当针对这批农村精英设立专项培训资金，对其进行技能操作、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培训，使其成为全能的家庭农场经营人才，来抵御自然和市场带来的各种风险。
其次，要加大对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金支持，降低种植农户借贷难度。资金是困扰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最直接的因素，许多农民对于承办家庭农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具备丰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在经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家庭农场时，仍需大量资金支持，而且由于农业先天劣势，有效抵押资产不足，使其在融资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政府应对向种植农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地方金融机构给予一定补助，加强农村信用社对家庭农场的支持；金融机构也应降低农民贷款担保手续的难度，降低贷款利率，为农民建立一个畅通有效的融资渠道。
最后，要规范土地流转过程，解决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各种纠纷，为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这类潜在农场主的形成提供土地保障。土地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基础资源，政府不仅要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体系，也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場服务机制，以保障租赁双方合法权益，加快土地流转进程；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广大农民进入非农就业领域，以增强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这样才能将土地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实现规模经营。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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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individual endowment and cultivation of family farmers
JIANG Yong-hong QI Ming-x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s， family fa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amily farmers are the core and soul of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 on its growth path and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84 households in nine regions of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cultiv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family farmers by using dual-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farmer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village officials and the farmer entrepreneurs， and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is derived from their human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t has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①Both 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have leadership ability， and this ability gives them ambition spirit and entrepreneurship. ②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are well-connected， and such connections can help them reduce many troubles in the land transfer， signing the contract， financing and other aspects. ③There are more information channels for 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and they can obtain the relevant policies issued by the state in time， and make decisions and adjust accordingly. By introducing policy variables into the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ubsidies for land owners are universal，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to become family farmers. However，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officials （or farmers entrepreneurs） and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e resul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ecause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re aimed at the landowners， not the land operators. Large-scale land circulation can not get mor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can obtain timely subsidies with their information advantages. Accordi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family farmers should focus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taken as a supplementary means， so there will be more family farmers with entrepreneurial spirit.
Key words family farmer； formation mechanism； individual endowment
摘要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其成长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农场主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过程。结果显示：家庭农场主主要由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构成，培育机制源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①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②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③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据此做出决策和调整。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当前的农业补贴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与农业补贴的交互作用时，结果显著且二者为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土地所有者而非土地经营者，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而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凭借其信息优势能及时获得补贴。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农场主的培养应将个人特质作为关注的重点，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手段，来成就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庭农场主。
关键词 家庭农场主；生成机制；个人禀赋
中图分类号 F3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5-0170-07 DOI：10.12062/cpre.20171107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目前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仍处在探索阶段。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农场进行了研究，但对农场主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农场主是家庭农场的主体和灵魂，对其成长历程进行系统的研究才是推进家庭农场有序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1]。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发问：是谁？凭什么成长为家庭农场主？因此，从实证上探究影响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因素，不仅能为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也能为现有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伴随着家庭农场的产生，农场赋予了农民一种新的职业身份——农场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农民实现自主创业的一种方式。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办起家庭农场，成为家庭农场主，与一般创业者一样，影响因素涉及多方面，其中个人特征最为关键。个人特征有利于激励企业家行为[2]，同样对于农场主而言，在发展的外部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之所以能从众多农民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家庭农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个人特质所决定的[1]。此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体因素中农民自身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角度探究了资本禀赋对农场主产生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就强调了人力资本在促进增长中的核心作用[3]，而它对于农民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的提升。Chilivumbo在研究农民工回流现象中指出，相对于没有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劳动力积累较多的人力资本，将拥有更大面积的农场，并能够最大程度地使用先进的农业实践经验以及技术成果[4]。汪三贵、刘相琳等[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中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以及职业培训促使农民积累更多实用知识与技能，提高了他们返乡创业的可能性。周堂、赖明勇等[6]指出人力资本中技术和组织管理能力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物质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丰富的物质资本是农民摆脱贫困、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保障[7]，也是农民返乡创业，实现企业高水平增长的重要基础[8]。社会资本是一个有意义的、个人层面的变量[9]，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体，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建立在与亲朋、邻里的人情关系之上[10]，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也就有更多获得好处和成功的机会。对于农民而言，规模较大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并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11]。
综上所述，农场主的个人禀赋是影响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家庭农场要求的是一种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经营模式，这便要求从事农场经营的农场主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与管理能力，同时也要具有抵御资金风险、土地流转风险的能力。但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很少对农场主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將以农民的个人特质作为出发点，实证探究农场主培育过程中所需具备的重要条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年 第5期
1 家庭农场主的资本禀赋与生成机制分析
1.1 人力资本对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一个人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中由于投入而获取的知识、技能以及实践经验等，它对农场主经营家庭农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的增加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是一个投资的过程，那么它的投资必然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增加农场主的收入：一是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农场主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科学技术能够使农场主改革耕地制度、改良作物品种、科学施肥、综合治理病虫害等，这些技术的推广及应用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农场收入[6]。农场主管理素质的提升能够使其在经营时及时获取有用信息并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调整计划，有效地监督和管理农场雇佣人员，减少农业支出，从而增加农场收入。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使农场主对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感应更加的灵敏和迅速[12]，而这些技术的掌握能够提高农场主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提高对土地、资金以及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缓解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土地稀缺、资金不足等瓶颈问题。
1.2 物质资本对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
物质资本主要是指从事生产活动中可供使用的技术、设备以及资金等。一般来说物质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的展开，从而越有利于实现高水平的成长[13]，因而丰富的物质资本对于农场主的成长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影响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足的资金使得农场主有能力去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或者聘请有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以及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增加农场收入；其次，丰富的物质资本能够帮助家庭农场拥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或者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后，丰富的资本存量使其有能力提升产品质量，树立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并通过推广、维护等手段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收入[14]。
1.3 社会资本对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
农村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集体，虽然与外界的联系在不断地加强，但是农民所具有的社会资本还是主要局限于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具备一定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网络，也就是所谓的“关系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交圈中的人际交流能力以及资源获取能力，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资金、土地是发展家庭农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是，资金短缺、土地流转困难等仍是阻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问题，而丰富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建设家庭农场，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的困境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家庭农场要求的是一种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农业收益较低、有效抵押资产不足使得融资变得相当困难，因此，熟悉的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其在邻里、亲戚以及朋友之间筹集资金，而且一般都是免息借款，这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投入到家庭农场的建设中去；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当前的土地流转主要还是集中在各村内部，各类有关土地流转的信息都是从邻里之间相互传达中获取，极大地降低了土地搜寻成本，而且这种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其在邻里之间获得足够的信任，在签订合同时能够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纠纷和费用。
三大资本的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三大资本的作用机制
Fig.1 Function mechanism of the three capitals
注：其中“+”代表具有促进或提升作用，“-”代表具有抑制或降低作用。
2 实证方法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构建
由于被解释变量根据是否为农场主而取值为1或0所设定的，因此我们将建立如下的二元probit模型：
farmeri=α0+α1Scapitali+α2Mcapitali+α3juniori+
α4seniori+
α5collagei+α6Xi+vi
（1）
其中，farmer代表农场主，Scapital代表社会资本，Mcapital代表物质资本，junior代表初中文化，senior代表高中文化，collage代表大学文化，X为控制变量，v代表随机干扰项，i为个体数，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α5和α6为各项系数。
2.2 核心变量说明
本文以农场主作为因变量。由于目前对家庭农场界定众说纷纭，尚未有明确定论，各省对于家庭农场的评定标准也有所差异。本文被解释变量农场主的选取以2013年安徽省出台的《安徽省示范性家庭农场评定标准》作为依据，将种植业中粮食种植面积达到200亩及以上的经营者称为家庭农场主，低于200亩的为普通农户。
其中核心变量包括人力资本（Hcapital）、物质资本（Mcapital）和社会资本（Scapital）。自舒尔茨以来，人力资本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理论。但当前国内外对于人力资本的测量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它的存量无法直接获得，现有的研究大都使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15]。由于我国对于农民进行的职业培训及职业教育甚少，单个地区而言农民可能没有受到任何职业培训，所以本文人力资本衡量的指标亦为农民受教育程度。生产性用地以和所拥有的财产和货币形态是农民主要的物质资本，但是对于需要规模经营的农场来说，每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中生产性用地不作为物质资本考虑的因素，
所以货币资本便成了影响农民经营家庭农场的主要物质
资本。由于个体户和企业家具有更多的财产及货币收入，所以本文以农民是否为企业家或个体户作为物质资本衡量的标准。在社会资本指標的选取中，考虑到农民的社交范围比较狭窄，而且社交关系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也比较简单，主要体现在与亲戚、邻里之间的关系网络中，因此，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村干部拥有更宽广的社交网络，所以本文就以是否为村干部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sex）、年龄（age）及流转关系（relation）等。
2.3 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本文选择农村的种田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数据。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对被访问农户的种植面积、年龄、身份、受教育程度等条件不受限制，且种植作物都是粮食。调查范围含盖了安徽合肥、宿州、安庆、阜阳等九个地区，共收回有效问卷384份。
从表1各统计变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男性占88%，女性占12%，男性居大多数；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5%，高中文化水平的占37%，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7%，被调查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从调查者的身份来看，村干部占21%，个体户或企业主占33%，普通农户占46%。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1.2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分析社会资本（村干部身份）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从表2的第一列可以看出，农民的村干部身
表1 样本农场主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mple farmers
份对其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笔者认为，村干部之所以在成为家庭农场主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村干部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比较而言更具有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其次，村干部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最后，村干部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帮助其及时地了解国家出台的一些关于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据此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调整。
从表2 的第二列可以看出，物質资本也是影响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主要因素，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一方面，个体户和企业家相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因而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要求的是一种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这便要求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目前，农民手中缺乏大量资金，信誉额度不高，又没有太多可供抵押的资产，借贷也相当困难。而个体户和农民企业家有所不同，他们的收入较高，拥有较充足的资金，而且可抵押资产多，贷款相对也就容易许
表2 农场主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Tab.2 Empirical results of farmers influencing factors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多，因此物质资本成了制约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个体户和企业家不仅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比较而言，他们会经常和政府人员打交道，对于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也就更多更广，这也为他们成为家庭农场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表2的第三、第四、第五列体现的是人力资本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对农民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影响显著，且相关系数均为正，但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其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反而越小。其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的家庭农场发展程度较低，这样便会降低对农场主专业技术及管理能力的要求，因此他们仅通过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同他人的交流学习便有能力去经营家庭农场，可以说“干中学”成为他们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教育。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他们获得这种经验和技能的机会越少，从而不利于他们成为家庭农场主。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机会和能力从非农产业获取工资性收入，从而导致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降低[16]，因此农民文化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不利于其成为家庭农场主。
4 进一步分析：政策与农场主培育
4.1 模型建立
农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样对于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政府的补贴与支持更是其成熟和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农民是否享受过政府补贴来探究农业政策对于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据此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farmer=α0+α1policy+α2Scap×policy+α3Mcap×
policy+α4X+Vi
（2）
其中，policy表示如下虚拟变量：
policy=1，享受过政府补贴
0，没有享受政府补贴
Scap×policy是社会资本和农业政策的交互项，用来探究社会资本和农业政策共同作用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Mcap×policy是物质资本和农业政策的交互项，用来探究物质资本和农业政策共同作用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影响，X是控制变量，V代表随机干扰项，i为个体数，α0为常数项，α1、α2、α3和α4为各项系数。
4.2 实证结果分析
同样借助stata11.2对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场主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结果
Tab.3 Further analysis of farmers influencing factors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3 的第一列可以看出，农业补贴政策对于农民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可能原因是当前我国农业补贴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每一位农民，只要有土地都可以获得农业补贴。有数据明确，当前69.2%的农业补贴的实际对象为耕地所有者，而非实际耕种者，因此，即使承包方流转了大面积的土地，大部分农业补贴最终也是归转出方即耕地所有者所有，而承包方只能得到属于自已那部分土地的补贴。有关学者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当前我国农业补贴主要是以粮食补贴或良种补贴为主，而经营者却不能按照实际耕作面积得到综合补贴，对于农业机械方面的补贴更是不足[17-19]。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农业补贴对于需要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家庭农场来说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所以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3的第二列、第三列说明交互项Scap×policy和Mcap×policy对农民是否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正向影响，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村干部或企业家更容易通过国家补贴政策成为家庭农场主，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村干部和企业家相对于一般农民在土地流转方面具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宽的信息渠道，这两方面对于获取国家农业补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随着土地流转步伐的加快，国家强农惠农的政策不断加强，农业补贴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现在出台的有关农业政策除了对一般土地所有者进行补贴外，新增补贴更多的向种田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有的还要求承包面积达到一定亩数才能给予补贴。而对于这些新增政策为村干部和企业家成为家庭农场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进一步强化了其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承包土地中的作用。一方面，雄厚的物质资本让他们有能力承包更大面积的土地，达到机械化生产的规模，满足国家新增补贴的要求，从而获得农业补贴；另一方面，对政策的熟悉程度以及宽阔的信息渠道能够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国家新出的补贴政策，以保证在第一时间内得到补贴名额，获得农业补贴。这两方面的原因大大增加了村干部和企业家建立家庭农场，成为家庭农场主的意愿，因此回归结果是显著的。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对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探究资本禀赋对中国家庭农场主培育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由于村干部和企业家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容易成为家庭农场主；人力资本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于收入等因素的限制，造成文化程度越高，显著性越低。文章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来探究农场主培育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一般的农业补贴政策具有普遍性，且受补贴者均为土地所有者，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农业补贴政策与村干部身份和企业家身份的交互项时，回归结果显著，表明农业补贴政策通过村干部和企业家这两者身份能够对农民成为农场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发挥了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其成长为农场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村干部和企业家身份是影响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的主要因素，而且他们能够通过自身优势来把握国家政策，从而获得更多农业补贴，使他们成为农场主的合适人选。政府应当关注这批优秀的农场主候选人，出台相关政策，为其成长之路扫清障碍，推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快速发展。但从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政策以及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来看，这种效果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出来。对比发达国家，经营主体缺乏、融资困难、土地流转不畅等仍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20-21]。因此对于如何培养农业发展急需的农场主，我们有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加快成就一批优秀的家庭农场主。较低的人力资本虽然能够满足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生存需求，却满足不了现代化家庭农场的经营要求，因此，政府应当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增加农业收入，这样才会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甚至是非农民进入到家庭农场这一行列。同时，政府更要注重对现有农场主尤其是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等人才资源的利用。这些农村骨干在成为农场主方面具有自身的资源优势，但是他们距离成为专业农场主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政府应当针对这批农村精英设立专项培训资金，对其进行技能操作、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培训，使其成为全能的家庭农场经营人才，来抵御自然和市场带来的各种风险。
其次，要加大对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金支持，降低种植农户借贷难度。资金是困扰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最直接的因素，许多农民对于承办家庭农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具备丰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在经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家庭农场时，仍需大量资金支持，而且由于农业先天劣势，有效抵押资产不足，使其在融资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政府应对向种植农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地方金融机构给予一定补助，加强农村信用社对家庭农场的支持；金融机构也应降低农民贷款担保手续的难度，降低贷款利率，为农民建立一个畅通有效的融资渠道。
最后，要规范土地流转过程，解决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各种纠纷，为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这类潜在农场主的形成提供土地保障。土地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基础资源，政府不仅要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体系，也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場服务机制，以保障租赁双方合法权益，加快土地流转进程；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广大农民进入非农就业领域，以增强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这样才能将土地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实现规模经营。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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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individual endowment and cultivation of family farmers
JIANG Yong-hong QI Ming-x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s， family fa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amily farmers are the core and soul of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 on its growth path and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84 households in nine regions of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cultiv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family farmers by using dual-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farmer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village officials and the farmer entrepreneurs， and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is derived from their human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t has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①Both 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have leadership ability， and this ability gives them ambition spirit and entrepreneurship. ②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are well-connected， and such connections can help them reduce many troubles in the land transfer， signing the contract， financing and other aspects. ③There are more information channels for 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and they can obtain the relevant policies issued by the state in time， and make decisions and adjust accordingly. By introducing policy variables into the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ubsidies for land owners are universal，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to become family farmers. However，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officials （or farmers entrepreneurs） and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e resul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ecause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re aimed at the landowners， not the land operators. Large-scale land circulation can not get mor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village officials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 can obtain timely subsidies with their information advantages. Accordi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family farmers should focus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taken as a supplementary means， so there will be more family farmers with entrepreneurial spirit.
Key words family farmer； formation mechanism； individual endow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