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伍骏骞 何伟 储德平 严予若
摘要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关键词 产业集聚；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5-0105-10 DOI：10.12062/cpre.201802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路径，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中国特色”，具体而言：第一，人口城镇化率有特定的内涵。在户籍制度背景下，人口城镇化率需要从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二分视角去审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18%。进入常住人口中的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不能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机会。第二，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由于现有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户籍制度，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造城”运动，盲目扩张城镇土地，忽视了产业的集聚，形成了缺乏产业支撑的新城，并且存在“编码”城镇化现象[2]。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推进产城融合，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强调了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密切关系。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并从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确定了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了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差距；让1亿农村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获得城镇户籍；控制城市土地的扩张，保证人均城市建设面积低于100 m2。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发展（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以及相互的耦合关系[3-9]，也有研究表明多维城镇化存在异质性的问题[10-16]，然而从产业集聚视角去解释城镇化异质性的问题，分析产业集聚分别对土地、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此，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产业集聚对多维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差异化作用，希望为政策的研判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证支撑。
1 文献综述
诸多研究认为“人”是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人的城镇化与物的城镇化或土地城镇化不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将城镇居民的利益居于首要地位的城镇化[10， 12， 17-18]。然而，中国存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问题。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11-13， 15]，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发展[17]。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镇化是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人口不仅向“城市”集聚，而且向“乡镇”转移[19]。由此也产生了城镇化的空间不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12]。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问题导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三类特殊群体大量且长期存在于农村地区，不仅牺牲了农民工家庭三代人的利益，还会引发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安定[11]。由于城镇户籍身份带来的不平等，会促使原来农村与城市的老二元结构转化为城镇内部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新二元分割[11， 14]，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非农、非城”的半城镇化现象[20]，城乡户籍承载的福利人均相差33万元[2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年 第5期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第一，财税制度背景下的地方利益驱动。事权与财权不对等的财税体制和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导致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弥补财政支出，忽视“产业聚集”，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新城缺乏对就业人口的吸引能力，形成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13， 17]，这是省级承包式分税制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22]。由于忽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发展的“推拉效应”，导致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产城关系“两张皮”[23]。第二，土地制度缺陷。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许多地方出现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而农民却未被城镇化的现象[13]。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展开博弈，中央政府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重视迫使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土地来源由耕地转向农民的宅基地。这种“农民上楼”的现象实质是农民以低价的居住用地为城市的扩张“续航”[24]。第三，户籍制度的约束。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制度安排，没有为流动人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相应的居住、子女教育安排，这种“隐性户籍墙”导致农民工难以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并真正融入城市，呈現出“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半城镇化”状态[16， 25]。这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推进的城镇化模式[11]。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现状指向了城镇化需要产业的支撑和要素的集聚，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培育有生命力的创新空间，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6]。没有产业集聚支撑的城镇化是难以为继的[12]。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城镇化的进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产业集聚不仅要考虑产业功能，也要考虑城市功能[5]。已有研究也关注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理论研究方面，Marshall[26]提出企业在追求内部规模经济时必会追求专业化，这就会使企业在同一地聚集，随着劳动力、资金、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聚集的增多就逐渐形成工业区和人口密集的城镇。Fujita et al.[27]也表明产业集聚通过辐射效益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形成由特色产业群组成的大型产业经济集聚区。案例研究方面，鲁德银[28]对比分析了湖北、浙江、江苏和广东四省的农村城镇化率和乡镇企业集群，认为乡镇企业集群提高了农村城镇化率。Harding & Burns[29]以巴塞罗那、都柏林、里昂和曼彻斯特四个欧洲城市为例，验证了集聚经济不仅驱动了城市内部和周边的经济发展，并且强化了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谢守红等[8]对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专业市场推动城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专业市场带动人口集聚，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城市空间演变。实证研究方面，Chenery & Syrquin[30]采用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工业化会通过产业发展间接推动城镇化。Cheshire & Mills[31]通过建立城市形成模型，解释了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所起的作用。郭克莎[32]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而当工业化发展到中期时，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对城市化的演进影响更大。杨仁发[7]通过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我国处于以制造业集聚主导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显现。张勇等[3]通过测算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互动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发现中国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耦合互动状况整体不佳，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的耦合互动具有逐步加强的时变特点和分布的空间变迁特点。谭清美与夏后学[9]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他们发现耦合协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具有倒“U”特征，强调目前需要提升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的质量。
总之，已有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影响的文献较少，在仅有的实证分析中更多的侧重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并且大多文献将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统一视为人口城镇化研究，这样将忽视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特性化事实，可能造成分析的偏误。因此，本文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多维度城镇化的作用，不仅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量”的影响，还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质”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可能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2 理论假设
2.1 产业集聚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
城市的形成往往起步于工业化。最初，各国或各地的工业企业为了节约运输成本，获得外部经济和比较优势会向利于产业发展的同一个地区聚集，带动周边地区非农劳动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实现人口的聚集。随着各地适宜发展的产业集群逐渐壮大，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且由于专业人才的集中，企业与劳动力匹配更加高效；而知识信息在集聚区内的流动可以让企业相互学习。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的机制，企业专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业集群再次扩张，在因果循环下促进人口进一步聚集。其次，制造业集聚的深化和从业人口的集聚，增加了城市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促进城市经济体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产生就业乘数效应。最后，随着经济活动的过度集中，要素成本上升，企业间竞争环境恶化，“拥挤效应”会将一些劣势企业“挤出”到城市边缘或城郊，表现为产业集聚的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农民从事非农行业，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由此，提出假说H1：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有促进作用。
2.2 产业集聚促进土地城镇化
产业集聚会从转变土地性质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促进土地城镇化。首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带动常住人口城镇化，随着周边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建设用地需求量下降，同时城市面积有扩张的必要，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下，城市近郊的农用地被政府征收用于城市建设，城市边界不断向周边延伸，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各城市也会因不同产业结构的集聚而导致城市空间不同的扩张方式。其次，随着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还将对城镇产业空间布局、交通网络规划、居住空间规划、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演化产生巨大作用。由于服务业高人口密度的行业特性，更倾向于向中心城区和核心地段聚集，促使部分居民区转变为商业用地，原有居民外迁，造成生活区和商业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而制造业由于需要建设大面积厂房，在高昂地租压力下逐渐退出城市核心区域。这些因素导致日常交通运输模式改变，交通网络建设规划布局不断优化和完善，城市核心區域和城郊区域分工明确但又联系密切，表现出层级化商业区、工业园和生活区。由此，提出假说H2：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促进作用。
2.3 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
理论上，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促进了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其“拥挤效应”又使得集聚区域不断向城镇周边扩散，造成城市在空间维度的扩张。因此伴随着这种“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推进，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可以享受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这种福利的获得不必依附于当地户籍。但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更多的依附于户籍上的公共福利被转移人口分享，会通过建立不同程度的落户条件和门槛对户籍人口数量进行控制，在短期产业集聚可能难以迅速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地企业为了更好地留住人才或有经验的劳动力，会推进在产业集聚中员工在当地落户。因此，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均是一个待检验的问题，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并不能实现，而是通过产业集聚先推进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之后再逐步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由此，提出假说H3：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性。
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3.1 模型设定
根据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的机制分析，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部分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前，本文对每个模型均进行了Hausman检验，以此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均表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验证产业集聚对三种城镇化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中交替使用经济密度和区位熵指数代表集聚度，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如下六个模型：
3.1.1 常住人口城镇化
Rurbit=α0+β1Md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1）
Rurbit=α0+β1Lq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2）
3.1.2 土地城镇化
Turbit=α0+β1Md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3）
Turbit=α0+β1Lq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4）
3.1.3 户籍人口城镇化
Hurbit=α0+β1Md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5）
Hurbit=α0+β1Lq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6）
其中，α0为截距项；β1～β4代表待估系数；εit表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其均值为0，方差为σ；μi和λt分别表示空间和时间上的特定效应，其他变量说明如下。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Rurb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3]。Turb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土地城镇化水平，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来衡量[33]。Hurb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用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20]。
3.2.2 解释变量
已有文献中对于产业集聚度的衡量主要有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等[34]。为了验证产业集聚对三种城镇化影响的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中交替使用经济密度来衡量经济集聚[35]，再用第二产业区位熵指数衡量产业集聚[36]。Mdit表示经济密度，用i省份在t年份时单位面积的GDP；Lq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时的区位熵指数，区位熵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GDP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表达式为：
Lqit=Xij/∑mj=1Xij
∑ni=1Xij/∑ni=1∑mj=1Xij（7）
其中，i表示第i个产业；j表示第j个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产业的产值指标。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相对于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产业有更大的竞争力；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不存在明显优势也没有明显劣势；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发展落后，比重较低。
3.2.3 控制变量
已有文献中认为影响城镇化的还有以下因素：①政府支持度（Gov），政府引导、规划和推动城镇化发展，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髙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土地流转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城镇化进程[37]，本文采用财政支出除以GDP的值来衡量。②经济开放程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其本身的溢出效应也会促进城镇化，对外贸易通过就业创造能力和收入效应影响城镇化进程，扩大贸易开放能够不断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带动城镇化发展[38]。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的值来衡量。③农业现代化水平（Agri），农业现代化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影响城镇化，一是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产品产量，减少对农民的需求，使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刺激市场需求，驱动非农产业的发展；三是增加对机械、农药、化肥等工业品的需求，刺激城镇化[39]。本文用每单位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上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变量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2.4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的截面中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和新疆、西藏2个自治区，选取中国大陆25个省份（自治区），样本区间是2005—2014年。所有指標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
4 实证分析
本文在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时，先以经济密度来衡量某一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再选用第二产业区位熵来衡量集聚度，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通过对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与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
表1 变量的说明
Tab.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所示。
4.1 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影响分析
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密度和区位熵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和5%显著水平检验，说明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产业集聚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等机制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以此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周边人口进入城市，从而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一。
模型2回归结果中，政府支持和农业现代化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呈正向关系，说
明这两个因素都能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是由于政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府在城市公共基础建设、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机械的逐渐普及以及科学的种养殖技术大面积应用，能够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生产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这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粮食基础，准备了充足的工业原材料。另外，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挤压出的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非农产业，这也会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
4.2 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影响分析
从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密度和区位熵指数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为正且都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说明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土地城镇化。土地是人口和经济的载体，随着产业集聚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经济的發展，城镇用地资源日渐紧缺，城镇必然向外围拓展，周围农村土地性质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当地居民点由于优越的经济条件，其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发展成为新城镇，由此推动城市建设面积的增加、城市范围的扩张以及城市布局的演化，从而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这也验证了前文中提出的假说二。
在模型4回归结果中，政府支持和农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显著水平的检验，表明这两个因素都能促进土地城镇化。这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商业用地的供应决策权，并且主导了城市的规划和配套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常住人口城镇化，政府会将部分农业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以应对城镇人口增长压力，因此农业现代化也为城镇化提供了土地要素。
表3 参数估计结果1
Tab.3 Estimation result 1 of parameters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4.3 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分析
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看，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都不显著。从理论上分析，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并且通过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使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得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有利于提高居民素质和收入。这种作用的长期持续会让一部分居民有能力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时，便会主动转变为城市户籍，从而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但从短期来看，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并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等群体在短期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抑制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与社会资源和福利分配绑定在一起，对农民和城市居民实施差别化福利待遇。农民进城后享受不到公平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没有认同感，因此在短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停滞不前。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三。
4.4 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多维度影响差异分析
横向对比模型1、模型3和模型5中经济密度对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以及横向对比模型2、模型4、模型6中区位熵对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回归系数都可以看出，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最大，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其次，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最不明显。可见，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产业集聚对多维城镇化的作用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与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又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现实情况相一致。地方政府推进产业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产业集聚带来对土地要素的需求，因此通过土地集聚，建立新城、兴建工业园区，以及在农村推进社区集中居住快速实现土地城镇化；然后通过增加城镇就业、产城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等措施，进一步实现人口集聚，带动常住人口城镇化；在城镇初具规模之后，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实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制于现有的户籍制度。总之，正是从多维城镇化视角去考量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真正作用，才能不至于过于乐观和高估产业集聚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为更好地推进产业集聚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实现户籍城镇化的增长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4.5 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作用机制考察
考虑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实现可能是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那么本文进一步验证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首先，本文考虑滞后1～4期的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即假设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将滞后1～4年。因变量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自变量分别是区位熵指数的滞后1～4期，控制变量与前述模型保持一致，由此得出模型（7）到模型（10），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见，滞后一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仍然不显著，但是参数符号已经从负变为了正，滞后两期、三期和四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验证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影响程度可见，产业集聚程度滞后四期的系数大于三期大于二期，可见产业集聚程度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也在逐步强化，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缩影，也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缩影。产业的集聚首先实现了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集聚，伴随着要素集聚，城镇的发展逐步实现从量到质的改变，逐步打破户籍制度的约束，进一步实现“人”的城镇化，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上述分析从时间维度验证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作用的滞后性，为了进一步验证产业集聚推进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实现户籍城镇化这一过程，本文借鉴徐建国与张勋[40]构建单方程中介效应模型方法，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分别与户籍城镇化放入同一模型中，验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否是实现户籍城镇化的两大中介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验证两条逻辑链条：①产业集聚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为模型中介。②产业集聚推进土地城镇化进一步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其中，土地城镇化为模型中介。首先构建模型11和模型12，选择自变量为滞后两期区位熵，因变量分别为土地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然后构建模型13，自变量为滞后两期区位熵和土地城镇化率，模型14自变量为滞后两期区位熵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模型13和模型14因变量都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照徐建国与张勋[40]方法，如果模型13和模型14中，如果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自变量（滞后两期区位熵）较模型11和模型12有显著的变化，那么，前述两条逻辑链条就成立。
从回归结果表5可见，由于控制了土地城镇化，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管从显著性还是影响程度上都有显著的下降，由此可以验证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是通过首先影响土地城镇化实现的。与之类似，由于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管从显著性还是影响程度上都有显著的下降，由此可以验证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是通过首先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实现的。因此，通过模型
表4 参数估计结果2
Tab.4 Estimation result 2 of parameters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参数估计结果3
Tab.5 Estimation result 3 of parameters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1～14的回歸结果，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两个中介机制。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25个省份200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多维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产业集聚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等机制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以此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周边人口进入城市，从而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土地城镇化。城镇用地资源日渐紧缺，城镇必然向外围拓展，周围农村土地性质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当地居民点发展成为新城镇，由此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第三，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等群体在短期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抑制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第四，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进特色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有显著作用，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从公共品建设、财税政策上支持产业集聚特别是集群式产业发展[41]，以产业集群为平台，推进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当地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等因素，制定具有指导性和控制性的详细功能区规划，综合考虑“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确立具有当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以及相关的辅助产业，避免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培育和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集群品牌[41]。
第二，强化产城融合发展。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作用大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作用，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思想”，加大在产业集聚基础上人口要素的集聚，合理定位产业发展方向和规模，建立与工业园区规模相匹配的人口规模，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机制[13]。完善公共设施、生活配套、环境生态、员工配套住房等配套服务体系，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
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作用存在滞后性，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根据综合承载力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13]。增强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探索以集群为平台的人才引进模式和落户政策。逐步解除户籍与城镇福利之间依附关系，推进常住人口享有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和常住人口在城市的归属感，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11]。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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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heterogeneity
WU Jun-qian1 HE Wei2 CHU De-ping3 YAN Yu-ruo1
（1.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2.Resettlement Bureau，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023， China；
3.College of Tour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vides industrial support and economic security for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elements and resource agglomer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ization.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heterogene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real effec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urbanization， and clarify the rol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urbaniza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quantity urbanization achieved by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nd ‘quality urbanization achiev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namely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re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and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n effect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extent of its effect needs to be further verified.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4，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measures land urbaniz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urban built-up area in total urban land area， measur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non-farm household population， and measures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nsity and quotient of loca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tests the lagging effect and intermediary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rbanization， but its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ason is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limits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hich can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lagging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ll realiz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two major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including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matches the gradien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namely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land elements， then gradually break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onstraints， and achieving the equal resident welfare for the immigrants.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摘要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关键词 产业集聚；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5-0105-10 DOI：10.12062/cpre.201802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路径，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中国特色”，具体而言：第一，人口城镇化率有特定的内涵。在户籍制度背景下，人口城镇化率需要从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二分视角去审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18%。进入常住人口中的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不能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机会。第二，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由于现有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户籍制度，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造城”运动，盲目扩张城镇土地，忽视了产业的集聚，形成了缺乏产业支撑的新城，并且存在“编码”城镇化现象[2]。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推进产城融合，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强调了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密切关系。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并从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确定了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了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差距；让1亿农村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获得城镇户籍；控制城市土地的扩张，保证人均城市建设面积低于100 m2。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发展（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以及相互的耦合关系[3-9]，也有研究表明多维城镇化存在异质性的问题[10-16]，然而从产业集聚视角去解释城镇化异质性的问题，分析产业集聚分别对土地、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此，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产业集聚对多维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差异化作用，希望为政策的研判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证支撑。
1 文献综述
诸多研究认为“人”是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人的城镇化与物的城镇化或土地城镇化不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将城镇居民的利益居于首要地位的城镇化[10， 12， 17-18]。然而，中国存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问题。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11-13， 15]，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发展[17]。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镇化是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人口不仅向“城市”集聚，而且向“乡镇”转移[19]。由此也产生了城镇化的空间不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12]。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问题导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三类特殊群体大量且长期存在于农村地区，不仅牺牲了农民工家庭三代人的利益，还会引发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安定[11]。由于城镇户籍身份带来的不平等，会促使原来农村与城市的老二元结构转化为城镇内部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新二元分割[11， 14]，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非农、非城”的半城镇化现象[20]，城乡户籍承载的福利人均相差33万元[2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年 第5期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第一，财税制度背景下的地方利益驱动。事权与财权不对等的财税体制和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导致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弥补财政支出，忽视“产业聚集”，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新城缺乏对就业人口的吸引能力，形成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13， 17]，这是省级承包式分税制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22]。由于忽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发展的“推拉效应”，导致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产城关系“两张皮”[23]。第二，土地制度缺陷。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许多地方出现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而农民却未被城镇化的现象[13]。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展开博弈，中央政府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重视迫使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土地来源由耕地转向农民的宅基地。这种“农民上楼”的现象实质是农民以低价的居住用地为城市的扩张“续航”[24]。第三，户籍制度的约束。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制度安排，没有为流动人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相应的居住、子女教育安排，这种“隐性户籍墙”导致农民工难以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并真正融入城市，呈現出“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半城镇化”状态[16， 25]。这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推进的城镇化模式[11]。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现状指向了城镇化需要产业的支撑和要素的集聚，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培育有生命力的创新空间，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6]。没有产业集聚支撑的城镇化是难以为继的[12]。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城镇化的进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产业集聚不仅要考虑产业功能，也要考虑城市功能[5]。已有研究也关注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理论研究方面，Marshall[26]提出企业在追求内部规模经济时必会追求专业化，这就会使企业在同一地聚集，随着劳动力、资金、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聚集的增多就逐渐形成工业区和人口密集的城镇。Fujita et al.[27]也表明产业集聚通过辐射效益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形成由特色产业群组成的大型产业经济集聚区。案例研究方面，鲁德银[28]对比分析了湖北、浙江、江苏和广东四省的农村城镇化率和乡镇企业集群，认为乡镇企业集群提高了农村城镇化率。Harding & Burns[29]以巴塞罗那、都柏林、里昂和曼彻斯特四个欧洲城市为例，验证了集聚经济不仅驱动了城市内部和周边的经济发展，并且强化了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谢守红等[8]对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专业市场推动城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专业市场带动人口集聚，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城市空间演变。实证研究方面，Chenery & Syrquin[30]采用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工业化会通过产业发展间接推动城镇化。Cheshire & Mills[31]通过建立城市形成模型，解释了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所起的作用。郭克莎[32]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而当工业化发展到中期时，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对城市化的演进影响更大。杨仁发[7]通过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我国处于以制造业集聚主导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显现。张勇等[3]通过测算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互动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发现中国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耦合互动状况整体不佳，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的耦合互动具有逐步加强的时变特点和分布的空间变迁特点。谭清美与夏后学[9]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他们发现耦合协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具有倒“U”特征，强调目前需要提升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的质量。
总之，已有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影响的文献较少，在仅有的实证分析中更多的侧重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并且大多文献将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统一视为人口城镇化研究，这样将忽视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的特性化事实，可能造成分析的偏误。因此，本文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多维度城镇化的作用，不仅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量”的影响，还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质”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可能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2 理论假设
2.1 产业集聚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
城市的形成往往起步于工业化。最初，各国或各地的工业企业为了节约运输成本，获得外部经济和比较优势会向利于产业发展的同一个地区聚集，带动周边地区非农劳动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实现人口的聚集。随着各地适宜发展的产业集群逐渐壮大，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且由于专业人才的集中，企业与劳动力匹配更加高效；而知识信息在集聚区内的流动可以让企业相互学习。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的机制，企业专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业集群再次扩张，在因果循环下促进人口进一步聚集。其次，制造业集聚的深化和从业人口的集聚，增加了城市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促进城市经济体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产生就业乘数效应。最后，随着经济活动的过度集中，要素成本上升，企业间竞争环境恶化，“拥挤效应”会将一些劣势企业“挤出”到城市边缘或城郊，表现为产业集聚的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农民从事非农行业，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由此，提出假说H1：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有促进作用。
2.2 产业集聚促进土地城镇化
产业集聚会从转变土地性质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促进土地城镇化。首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带动常住人口城镇化，随着周边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建设用地需求量下降，同时城市面积有扩张的必要，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下，城市近郊的农用地被政府征收用于城市建设，城市边界不断向周边延伸，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各城市也会因不同产业结构的集聚而导致城市空间不同的扩张方式。其次，随着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还将对城镇产业空间布局、交通网络规划、居住空间规划、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演化产生巨大作用。由于服务业高人口密度的行业特性，更倾向于向中心城区和核心地段聚集，促使部分居民区转变为商业用地，原有居民外迁，造成生活区和商业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而制造业由于需要建设大面积厂房，在高昂地租压力下逐渐退出城市核心区域。这些因素导致日常交通运输模式改变，交通网络建设规划布局不断优化和完善，城市核心區域和城郊区域分工明确但又联系密切，表现出层级化商业区、工业园和生活区。由此，提出假说H2：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促进作用。
2.3 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
理论上，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促进了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其“拥挤效应”又使得集聚区域不断向城镇周边扩散，造成城市在空间维度的扩张。因此伴随着这种“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推进，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可以享受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这种福利的获得不必依附于当地户籍。但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更多的依附于户籍上的公共福利被转移人口分享，会通过建立不同程度的落户条件和门槛对户籍人口数量进行控制，在短期产业集聚可能难以迅速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地企业为了更好地留住人才或有经验的劳动力，会推进在产业集聚中员工在当地落户。因此，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均是一个待检验的问题，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并不能实现，而是通过产业集聚先推进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之后再逐步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由此，提出假说H3：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性。
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3.1 模型设定
根据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的机制分析，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部分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前，本文对每个模型均进行了Hausman检验，以此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均表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验证产业集聚对三种城镇化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中交替使用经济密度和区位熵指数代表集聚度，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如下六个模型：
3.1.1 常住人口城镇化
Rurbit=α0+β1Md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1）
Rurbit=α0+β1Lq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2）
3.1.2 土地城镇化
Turbit=α0+β1Md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3）
Turbit=α0+β1Lq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4）
3.1.3 户籍人口城镇化
Hurbit=α0+β1Md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5）
Hurbit=α0+β1Lqit+β2Govit+β3Openit+β4Agriit+μi+λt+εit（6）
其中，α0为截距项；β1～β4代表待估系数；εit表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其均值为0，方差为σ；μi和λt分别表示空间和时间上的特定效应，其他变量说明如下。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Rurb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3]。Turb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土地城镇化水平，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来衡量[33]。Hurb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用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20]。
3.2.2 解释变量
已有文献中对于产业集聚度的衡量主要有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等[34]。为了验证产业集聚对三种城镇化影响的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中交替使用经济密度来衡量经济集聚[35]，再用第二产业区位熵指数衡量产业集聚[36]。Mdit表示经济密度，用i省份在t年份时单位面积的GDP；Lqit表示i省份在t年份时的区位熵指数，区位熵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GDP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表达式为：
Lqit=Xij/∑mj=1Xij
∑ni=1Xij/∑ni=1∑mj=1Xij（7）
其中，i表示第i个产业；j表示第j个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产业的产值指标。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相对于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产业有更大的竞争力；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不存在明显优势也没有明显劣势；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发展落后，比重较低。
3.2.3 控制变量
已有文献中认为影响城镇化的还有以下因素：①政府支持度（Gov），政府引导、规划和推动城镇化发展，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髙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土地流转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城镇化进程[37]，本文采用财政支出除以GDP的值来衡量。②经济开放程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其本身的溢出效应也会促进城镇化，对外贸易通过就业创造能力和收入效应影响城镇化进程，扩大贸易开放能够不断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带动城镇化发展[38]。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的值来衡量。③农业现代化水平（Agri），农业现代化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影响城镇化，一是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产品产量，减少对农民的需求，使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刺激市场需求，驱动非农产业的发展；三是增加对机械、农药、化肥等工业品的需求，刺激城镇化[39]。本文用每单位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上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变量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2.4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的截面中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和新疆、西藏2个自治区，选取中国大陆25个省份（自治区），样本区间是2005—2014年。所有指標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
4 实证分析
本文在研究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时，先以经济密度来衡量某一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再选用第二产业区位熵来衡量集聚度，分析其对城镇化的影响。通过对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与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
表1 变量的说明
Tab.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所示。
4.1 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影响分析
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密度和区位熵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和5%显著水平检验，说明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产业集聚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等机制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以此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周边人口进入城市，从而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一。
模型2回归结果中，政府支持和农业现代化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呈正向关系，说
明这两个因素都能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是由于政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府在城市公共基础建设、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机械的逐渐普及以及科学的种养殖技术大面积应用，能够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生产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这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粮食基础，准备了充足的工业原材料。另外，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挤压出的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非农产业，这也会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
4.2 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影响分析
从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密度和区位熵指数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为正且都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说明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土地城镇化。土地是人口和经济的载体，随着产业集聚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经济的發展，城镇用地资源日渐紧缺，城镇必然向外围拓展，周围农村土地性质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当地居民点由于优越的经济条件，其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发展成为新城镇，由此推动城市建设面积的增加、城市范围的扩张以及城市布局的演化，从而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这也验证了前文中提出的假说二。
在模型4回归结果中，政府支持和农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显著水平的检验，表明这两个因素都能促进土地城镇化。这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商业用地的供应决策权，并且主导了城市的规划和配套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常住人口城镇化，政府会将部分农业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以应对城镇人口增长压力，因此农业现代化也为城镇化提供了土地要素。
表3 参数估计结果1
Tab.3 Estimation result 1 of parameters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4.3 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分析
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看，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都不显著。从理论上分析，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并且通过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使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得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有利于提高居民素质和收入。这种作用的长期持续会让一部分居民有能力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时，便会主动转变为城市户籍，从而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但从短期来看，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并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等群体在短期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抑制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与社会资源和福利分配绑定在一起，对农民和城市居民实施差别化福利待遇。农民进城后享受不到公平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没有认同感，因此在短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停滞不前。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三。
4.4 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多维度影响差异分析
横向对比模型1、模型3和模型5中经济密度对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以及横向对比模型2、模型4、模型6中区位熵对人口、土地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回归系数都可以看出，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最大，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其次，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最不明显。可见，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产业集聚对多维城镇化的作用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与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又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现实情况相一致。地方政府推进产业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产业集聚带来对土地要素的需求，因此通过土地集聚，建立新城、兴建工业园区，以及在农村推进社区集中居住快速实现土地城镇化；然后通过增加城镇就业、产城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等措施，进一步实现人口集聚，带动常住人口城镇化；在城镇初具规模之后，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实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制于现有的户籍制度。总之，正是从多维城镇化视角去考量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真正作用，才能不至于过于乐观和高估产业集聚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为更好地推进产业集聚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实现户籍城镇化的增长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4.5 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作用机制考察
考虑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实现可能是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那么本文进一步验证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首先，本文考虑滞后1～4期的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即假设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将滞后1～4年。因变量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自变量分别是区位熵指数的滞后1～4期，控制变量与前述模型保持一致，由此得出模型（7）到模型（10），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见，滞后一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仍然不显著，但是参数符号已经从负变为了正，滞后两期、三期和四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验证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影响程度可见，产业集聚程度滞后四期的系数大于三期大于二期，可见产业集聚程度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也在逐步强化，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缩影，也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缩影。产业的集聚首先实现了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集聚，伴随着要素集聚，城镇的发展逐步实现从量到质的改变，逐步打破户籍制度的约束，进一步实现“人”的城镇化，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上述分析从时间维度验证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作用的滞后性，为了进一步验证产业集聚推进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实现户籍城镇化这一过程，本文借鉴徐建国与张勋[40]构建单方程中介效应模型方法，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分别与户籍城镇化放入同一模型中，验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否是实现户籍城镇化的两大中介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验证两条逻辑链条：①产业集聚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为模型中介。②产业集聚推进土地城镇化进一步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其中，土地城镇化为模型中介。首先构建模型11和模型12，选择自变量为滞后两期区位熵，因变量分别为土地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然后构建模型13，自变量为滞后两期区位熵和土地城镇化率，模型14自变量为滞后两期区位熵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模型13和模型14因变量都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照徐建国与张勋[40]方法，如果模型13和模型14中，如果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自变量（滞后两期区位熵）较模型11和模型12有显著的变化，那么，前述两条逻辑链条就成立。
从回归结果表5可见，由于控制了土地城镇化，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管从显著性还是影响程度上都有显著的下降，由此可以验证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是通过首先影响土地城镇化实现的。与之类似，由于控制了常住人口城镇化，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管从显著性还是影响程度上都有显著的下降，由此可以验证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是通过首先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实现的。因此，通过模型
表4 参数估计结果2
Tab.4 Estimation result 2 of parameters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参数估计结果3
Tab.5 Estimation result 3 of parameters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1～14的回歸结果，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两个中介机制。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25个省份200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多维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常住人口城镇化。产业集聚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等机制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以此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周边人口进入城市，从而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土地城镇化。城镇用地资源日渐紧缺，城镇必然向外围拓展，周围农村土地性质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当地居民点发展成为新城镇，由此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第三，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等群体在短期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抑制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第四，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进特色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有显著作用，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从公共品建设、财税政策上支持产业集聚特别是集群式产业发展[41]，以产业集群为平台，推进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当地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等因素，制定具有指导性和控制性的详细功能区规划，综合考虑“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确立具有当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以及相关的辅助产业，避免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培育和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集群品牌[41]。
第二，强化产城融合发展。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作用大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作用，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思想”，加大在产业集聚基础上人口要素的集聚，合理定位产业发展方向和规模，建立与工业园区规模相匹配的人口规模，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机制[13]。完善公共设施、生活配套、环境生态、员工配套住房等配套服务体系，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
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作用存在滞后性，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根据综合承载力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13]。增强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探索以集群为平台的人才引进模式和落户政策。逐步解除户籍与城镇福利之间依附关系，推进常住人口享有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和常住人口在城市的归属感，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11]。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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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heterogeneity
WU Jun-qian1 HE Wei2 CHU De-ping3 YAN Yu-ruo1
（1.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2.Resettlement Bureau，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023， China；
3.College of Tour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vides industrial support and economic security for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elements and resource agglomer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ization.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heterogene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real effec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urbanization， and clarify the rol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urbaniza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quantity urbanization achieved by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nd ‘quality urbanization achiev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namely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re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and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n effect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extent of its effect needs to be further verified.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4，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measures land urbaniz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urban built-up area in total urban land area， measur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non-farm household population， and measures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nsity and quotient of loca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tests the lagging effect and intermediary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rbanization， but its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ason is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limits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hich can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lagging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ll realiz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two major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including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matches the gradien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namely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land elements， then gradually break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onstraints， and achieving the equal resident welfare for the immigrants.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