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热读背后的冷思考

    

    

    

    图书虽然是一种商品，但毕竟是文化商品，是文化商品就得追求文化品质。出版社作为这种商品的提供者，有责任对它的质量进行全面把关。

    前些年，社会上出现过一股读经热，其势头至今不减。最近几年，又出现了读史热，重读古典文学热。围绕着这些热点，各种传媒蜂拥而上，在其中推波助澜，一时间风生水起，热闹非凡。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波波的经典阅读热中，出版作为一种传统媒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目前经典文化普及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身为出版人，我们有必要对其作认真的分析和反思。

    经典阅读热出现的原因

    这一波经典阅读热大约出现在本世纪初，其最初的形式是在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中间推广经典诵读。随后从2005年开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陆续推出了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揭密古本〈红楼梦〉》、于丹《〈论语〉心得》等几档节目，获得巨大成功，使这股热潮迅速升温，而且范围不断扩大。接着以当年明月为代表的一批网络写手掀起了读史热，以安意如为代表的另一批网络写手，则掀起了古典诗词的欣赏热。到目前为止，大众文化中这种热读经典的势头仍在持续。

    其实，这股热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显示了中国社会大众文化观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需求。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发展，明显可以看出，先后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时期主要以推广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主，再加上“文革”中对古代文化的否定，使得过去的文化传统，至少在两到三代人身上发生了完全断裂。第二个阶段是从1980～1999年。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在经历了长期的物质匮乏和思想封闭后，面对外面的缤纷世界，人们有普遍的好奇感，一切向西方看齐，文化上也普遍崇拜西方。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努力，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自信心日渐提高。随着国家地位的提升，对外交流增多，国外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人普遍有了一种寻求文化归属的心理。物质的进步，使人们有条件对西方文明加深了解，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面对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传统，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的答案，古代经典逐渐被一些人奉为精神的寄托。

    认真追溯起来，这次悄然兴起的经典阅读热，其实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就社会层面来看，这些年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金钱至上、社会责任意识淡漠、诚信缺失、人们普遍压力较大等等，迫使一些人尝试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之策。比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以及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所有这些都可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这股阅读经典的热潮，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由几个人和几本书的偶然成功所引发的，其实它背后折射出大众强烈的文化需求。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对古代经典的普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古代文化中一些积极内容的推广，帮助人们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怀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提升国民素质；第三，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综合国力的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所以，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还应该加以积极的鼓励和引导，使其进一步形成风气。

    当前经典普及的途径与大众阅读心理

    在这轮经典阅读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媒体起了积极的作用。新兴的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促进，互为补充，无论信息的传播范围还是传播速度，都大大加强。

    首先，电视作为强势媒体，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电视是一种视觉艺术，其特点是直观，有很强的现场感。在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栏目获得成功后，许多地方台也纷纷效法，开办类似的栏目，聘请专家、名人讲历史、讲文化、讲艺术、讲文学，一时风气很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一些人本来可能对古代经典有兴趣，但由于知识储备、阅读条件等种种限制，会有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这时电视就提供了一个比较直接的渠道，凭着其惯有的公信力，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

    其次是网络，当下有一大批成功的写手都是在网络上最先冒出来的，比如当年明月、安意如等等。网络的特点是成本低，限制少，准入门槛不高，人们可以在上面自由地书写。网络虽不像电视那样有很强的公信力，但是网络提供了直接交流的机会，读者可以通过跟帖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对于写作者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另外，网络阅读不像电视那样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读者的进出比较自由，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

    最后是出版，这是傳统媒体的代表。在这次经典阅读热中，出版一直跟在电视和网络的后边跑。许多电视上的讲稿和网络上的文字，经过一定的加工和修改，最后都变成纸质图书，有些也取得不俗的市场表现。当然，除这类借助电视和网络走红的图书之外，有些传统出版社，在坚持既有方向的前提下，也根据自己的品牌特征和图书结构，推出一些经典普及作品，这类书在市场上表现普遍比较稳定。

    从读者方面来讲，大众阅读心理和阅读趋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经典文本的阅读主体目前主要集中在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这类阅读基本上都不是自主的，都是以家长和各种教育机构所推动和倡导的。第二类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受过较好的教育，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人。这类人基本上是自主阅读，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素养和追求阅读趣味。第三类是从事商业经营或企业管理的人。这类人虽然也属于自主阅读，但功利目的非常明显。

    在目前的图书市场上，各种经典的普及读物针对性都很强，基本上全是围绕着这三种目标人群设计选题。这其中，针对儿童的读物，基本都是一些古代经典的原文选编。针对商业管理类人士的，主要是一些从古代历史和有关经典中总结智慧和经验的案例分析。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普及读物，主要是针对第二类人群所设计的。这类图书一般包括对原典的注释、解读、评述和重新组合等，在目前图书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例，也有较大的影响力。电视和网络上走红的，也主要是这类图书。

    经典再版图书存在的问题

    纵观当前的图书市场，经典普及读物虽然铺天盖地，但是质量却良莠不齐，存在的问题实在不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的准确性存在较多的问题。这次经典阅读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图书的作者构成五花八门，非专业的人士相对容易走红。在这方面，电视的作用最为明显，其强大的影响力与广泛的覆盖率，容易使一些人迅速蹿红。以“百家讲坛”来说，易中天、刘心武、于丹所讲的都不是自己本专业的话题，虽然讲述的效果不错，但就知识的准确性来讲，存在的问题确实较多。于丹的《〈论语〉心得》后来被人挑出的错误达500多处，《刘心武揭密古本〈红楼梦〉》所用的方法则完全错误。另如纪连海把“付之梨枣”解释成是“给别人一些甜头”。“梨枣”本指过去刻书时所用的板材，所以“付之梨枣”就是把书稿送去刻印的意思。成语“灾梨祸枣”用的就是这种意思。此类问题在纪连海的讲述中比较多见。其实严格地讲，电视本来是以信息化、娱乐化为目的的，对收视率的追求，使它不可能变成一个严肃的学术讲堂，此类节目本质上还是在以学术的形式娱乐大众。所以，这些错误往往会因节目收视率的上升，而被电视台忽略。依着电视的公信力，它会被大规模传播，在较长的时期内误导读者。

    2. 各类图书公司跟风，市场泡沫化程度高。随着电视图书、网络图书的走俏，一些私人图书公司也纷纷跟风，私下雇佣枪手，虚拟一个网络化的名字，拼攒有关古代思想、历史、文学等内容的普及性图书。如《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以后，马上就有了《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新鲜事儿》等一系列跟风图书出现。这类书往往制作很精美，内容则比较单薄粗糙，但是凭着图书公司的低成本运作，其市场折扣一般较低，在发行环节会受欢迎，传播量也不可忽视。这类书一方面对一些优质图书的销售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会对读者造成误导。

    3. 与以上两类图书相比，传统的专业出版社所出的经典普及图书，质量虽然比较可靠，但因理念不够新颖，形式不够活泼，与当代读者缺乏亲和力，所以无法与之抗衡。造成此类书正确的不好看，好看的不一定正确。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建社之初开始，就确定了要走文学经典普及的路子，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出版社一直沿着这个路子发展，古今中外几大板块，都以普及经典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在古典文学方面，我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成为一个著名品牌，其作者几乎都是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如于冠英、钱钟书、游国恩等等。这套书在当时的发行量很大，足足影响了三代人。在印数方面，仅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新选唐诗三百首》一种，一次就印了100万册。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套书的印量开始持续下滑，有些品种甚至很多年都没再重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出版社开始进入了这个领域，分割了一部分市场。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兴趣普遍发生了转移，大家逐渐疏远了这类以纯粹传播知识和说教为内容的图书——当然这与读者阅读古文的能力普遍下降也有一定的关系。

    出版社肩负的责任与对策

    从目前的现状看，不管是电视图书，网络图书，还是图书公司拼撰的图书，最后都要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出版社来出版，所以上述这些乱象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出版社负责不够的问题。面对着巨大的经营压力，有些出版社过分地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出版的社会责任。在人文社内部，也曾经就这一问题有过争论，有人主张文责自负，只要书能畅销，可以不必在内容和文字上苛求。但是，我们认为，图书虽然是一种商品，但毕竟是文化商品，是文化商品就得追求文化品质。出版社作为这种商品的提供者，有责任对它的质量进行全面把关。因此文责自负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托辞，这就好比三鹿奶粉要把产品质量的责任推给奶农一样，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此，对出版的角色和身份，我们还需要一个明确的认识。

    国家正在推行文化体制改革，要求出版转企，股改上市。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利于激发出版活力，提高竞争力。但是，在当前的背景下，对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似乎讲得还不够，对于出版的社会责任也有欠明确。与日用品、能源等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出版业所生产的图书一不是一次性消费品，二不是纯粹物质性的东西。与音像、报刊等同类产品相比，图书除了娱乐功能外，还有宣教功能和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功能。图书的这些特点既决定了出版业的特殊性，同时也规定了出版社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面对当前的形势，我认为出版社的对策有三：

    1. 加强社会责任心，提高行业自律，不恶意炒作，不盲目跟风。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古典文化普及方面，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不降低门槛。我们的口号是：普及经典，积累学术，传承文明，我在其中。这一口号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强调我们出版人的社会使命与责任。

    2. 努力提高编辑的专业化水平。图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作者的来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编辑的把关和加工。所以编辑的专业素质最终决定着图书的质量和出版社的品牌。对于古代经典的普及，尤其离不开有专业背景的编辑队伍。现在有些图书质量之所以不乐观，就是跟出版社缺乏专业编辑有关。应该注意的是，专业编辑和专职编辑是两个概念。专业编辑强调的是编辑的知识背景，专职编辑指的是编辑的职务身份。

    3. 研究读者，分析市场，更新观念，努力寻找古代文化与当代生活的结合点。这是许多出版社都需要下力气来解决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方面曾做过多次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曾策划了一套“漫说丛书”，主要请在古典文学领域有专门研究的一些大家，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来谈古代的小说名著，这套书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市场表现也比较好，还对外输出了版权。随后，我们又请王蒙、李国文、刘心武三位当代作家，每人各写了一本书，谈他们对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的理解。结果只有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因话题比较集中，销量很好，王蒙的《心有灵犀》、刘心武的《春梦随云散》均反映平平。原因主要是谈专业，这些作家没有深度，谈理解，又与当代生活缺少联系，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

    此外，出版社也要在图书设计、制作上多下工夫，让古典文化的读本对当代读者有吸引力，使人容易产生亲近感。2005年，我们策划的“唐诗诵读系列”“宋词诵读系列”等三套丛书，市场表现极好，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参考了香港三联的开本形式和设计风格。虽然内容还是传统的选本，但由于形式精巧，设计时尚，这几套书在当年的图书博览会上极受欢迎。此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理念，要求这类图书必须是古典的内容，时尚的形式。当然，对我们来说，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所做的只是初步的尝试和思考。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