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出版
当务之急，应该启动国家级经典保护工程，以立法立规的形式，保护经典的声誉不被玷污，经典的权利不被侵犯，经典的价值不被误读，经典的出版不被误导，维护经典的严肃性、合法性、系统性、权威性……
出版人大多有两种梦想：一是希望把传承下来的“老经典”延续下去（经典再版），一是期盼能亲自策划生产出这个时代的“新经典”（推出经典）。“老经典”和“新经典”在当下阅读选择中形成“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一代经典，一代一代传下去，履行出版人传承人类文明、传播先进文化的基本职能，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出版主题。
经典出版是出版人的自然选择。经典出版缘自人们对经典之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和期待，认为典范、权威、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可以作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动指南，可以给出版企业和出版人带来名利双收的最佳效益，因而趋之若鹜。拿来主义，照单全收，多多益善，追逐经典成为出版的隐性热点。
经典出版是出版人的自觉选择。经典出版源自人们习惯将经典出版看作衡量一个出版企业创新能力和文化品位的标杆，以为没有经典出版的出版企业只是出了很多书，不做经典出版的出版人似乎也没有资格来谈论出版。主动抢占经典出版资源，深度开发经典出版，成为出版企业创品牌、树形象、争市场的快捷之道。
经典出版是出版人的现实选择。选择经典出版的真实动因，已经不是简单的主观愿景。面对纷繁浮华的经典出版市场，不能简单肯定，认为别人都在出，我为什么不出？所以也出；也不能简单否定，认为别人都在出，我为什么还要出？所以不出。对我有利则出，对我不利不出，经典出版更多受制于经过周密计算后盈亏利害的实用选择。
“选择”可以说是出版最突出的行为特征。选择即判断，选择即取舍。选择的结果无外乎“出”或“不出”，但为什么选择和如何选择，才是体现一个出版企业创新能力和文化品位的核心所在。
选择的复杂性还在于出版人的特殊职业规范。一方面，出版人在他的行为规范内有选择是否出版经典的自由；另一方面，出版人的出版选择是被规范了的职业行为，所谓思想有翱翔的自由，出版有选择的纪律。出版人站在历时为经、共时为纬的文化交汇点上，要承担起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基本职责，他就应该明白传承以发扬光大什么？传播以倡导推广什么？哪些是不该做不能做不要做的事，哪些是应该做能够做必须做的事，这种出版选择受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严格规范，因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之间相容与排斥共存，同一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价值的交汇与碰撞，对选择经典及经典出版的标准、价值、使用、目的也不尽相同。从大趋势大方向看，只有那些代表先进文化、优秀文化的成果才得“以经典的名义”被留存、流传、传布。
然而，什么是经典？判断经典的标准是什么？哪些经典应该通过出版被继续流传？谁来给经典出版开列权威目录？对经典见仁见智的个性化解读，也丰富并复杂着经典出版的多重含义，形成每位出版人自己的经典出版观。不同出版观下的出版选择眼花缭乱，经典出版给人一种繁花似锦的繁荣印象，也掩盖已经是一片危机四伏的出版陷阱。
读者陷阱。没有读者的经典出版是出版人最大的悲哀，对读者的误判是经典出版的灾难。一部经典作品是在不断阅读中形成并在每一次重读中获得新生，像安徒生童话那样，不仅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孩子阅读，还适合一个人阅读一辈子，受益一辈子。只有被很多人在不断阅读中流传下来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如今什么人需要读经典？什么人已经在读经典？为什么读经典？读哪些经典？目前我们还没有针对经典阅读的专题调查研究，而当下有些地方“重读经典”“读点经典”“重温经典”的异常火爆，那种“人手一册”的经典摊派营造出的“人人读经典”的繁荣闹剧，已经严重扭曲了大众读者对经典阅读的真实需求，不断挑战人们对读者这一阅读群体的数量极限——不是每一部经典出版都以13亿人口为读者，不是3.7亿少年儿童就有3.7亿读经者。经典在阅读中形成，在阅读中流传。当下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阅读还没有形成一种生活习惯，甚至阅读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不识字（不上学）、不阅读（没有时间阅读）、无书读（买不起书）的现象仍然存在。有调查显示，我国连续7年阅读率呈下降趋势，50%的受访者表示不读书，7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时间读书和不习惯读书。中国每年出版图书超过30万册，但家庭户均消费图书不到2册，据说是世界上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再以知识层次较高的读书人为例，复旦大学的阅读调查表明，目前大学生阅读本专业经典著作的只有15%，阅读人文社科经典著作的有22%，阅读专业期刊的有9%，阅读英文文献的有5%，而美国大学生平均每周的阅读量要超过500页。这就是当下大众阅读与大学生阅读的基本态势，经典出版的读者又在哪里呢？经典出版史就是一部经典阅读史，经典的延续其实就是一代代读者的延续，如果经典不再被下一代或隔代的读者阅读，经典就不再成为经典。
市场陷阱。没有读者焉有市场？但没有读者照样有出版，这并不奇怪。市场是连接出版者（生产者）与读者（消费者）的桥梁，消费决定生产，但市场经济与计划出版的结合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很多人认为，市场就在那里，别人能做，大家都做，你为什么不做？片面强调“没有卖不掉的，只有不会买的”，夸大权利、金钱、感情的作用，为争夺市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以经典的名义”出版的各类所谓经典读物充斥市场，权威不再，鱼龙混杂，相互撕咬，混乱不堪，仅“四大名著”就有不计其数的版本，“安徒生童话”也有300多个版本，面对市场萎缩、受众减少、出版与阅读的严重背离，不仅在自由市场内血腥厮杀，而且决战图書馆采购、政府企业认购等渠道，经典畅销背后是触目惊心的被出版、被消费、被库存、被报废。经典之作本应是经久不衰的长销书，却被当作畅销书来运作，大量重复出版造成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粗制滥造的质量严重损害经典的尊严声誉，高低价高折扣倾销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结果是被称之为“经典”的出版物无处不在，真正经典的作品一本难求，经典出版市场之乱象，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危险境地。
版权陷阱。出版经济的核心是版权经济，经典出版最大的伤痛是比强盗还疯狂的明目张胆的侵权行为。经典的基本特性之一是经久不衰的典范之作，很多经典已经进入版权共有领域，其出版不再需要著作权人授权并付费，也由此生出很多不规范使用。一是破坏经典结构的完整性。对进入公有版权领域的经典作品，随意改写、改编、重写、续写，大大降低了经典的艺术水准。二是背离经典内容的思想性。对读者耳熟能详的传世经典，采用演绎、戏说、新编的方式，颠覆人物形象，背离原作主旨，形成不伦不类的新东西，极大地损伤了经典的尊严。三是侵犯国外经典作品的翻译权。原作版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但翻译者的权利在保护期内的，仍然要授权出版，不经译者授权、隐去译者、改编译本躲避译者维权的行为，都要承担侵权出版责任。四是假授权带来的出版风险。没有著作权出版转让权的出版者或没有著作权代理授权的中介机构通过虚假授权，给出版者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上述四种行为是打着合理合法外衣下的有意侵权行为，必须加以防范，否则会严重破坏出版原创力，影响人们潜心做原创出版。
经典出版可谓危机四伏，不是出版人没有看到这种情形，而是经典出版潜在的巨大利益空间和为此支付的低成本损耗，让一部分人敢于冒险一搏。在一个没有权威的多元时代、一个忽视道德标杆的商业时代、一个唯利是图的出版时代，经典沦落风尘，被肆意曲解、改造，这种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也有一部分人改变了经典出版的心态，调整了经典出版的功能，让经典出版成为积聚出版资源的平台，借经典影响力装饰企业门面，以“经典的名义”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出版行为的本身和目标并不是追求经典出版，这是对经典出版的背叛和歪曲。只有那些坚守经典出版追求的领军人物（职业经理人）、高级设计师（出版策划）、优秀施工队（编辑出版）、杰出经销商（营销发行）合力经营，才有可能将经典出版进行到底。
经典出版是出版产业的永恒主题，经典出版应该是一项严肃的文化传承工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出”字。当务之急，应该启动国家级经典保护工程，以立法立规的形式，保护经典的声誉不被玷污，经典的权利不被侵犯，经典的价值不被误读，经典的出版不被误导，维护经典的严肃性、合法性、系统性、权威性；设立国家级经典出版项目库，编制国家级经典出版中长期目录，加快经典出版数字化进程，开展经典大众化推广活动，对经典出版进行全面规划、整理、出版、推广、应用；开展经典出版国际交流活动，把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的经典作品输出海外，将反映世界先进文化的经典作品介绍进来，让经典的力量发扬光大，让出版人的梦想得以实现。
韩进，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编审。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儿童文学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