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定量测度

成艾华 赵凡



摘要 当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根据中国各区域间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趋势与规律,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本文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构建改进的区域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模型,利用30省市1998—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工业碳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工业SO2排放量等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工业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情况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1998—2005年,中国的产业主要向东部地区集聚,自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而2012年以后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速度趋缓;从转移方向看,中国产业转移没有完全遵循梯度规律逐级转移,出现梯度背离现象,部分产业偏向西部地区;从省级尺度,根据1998—2014年间各省产业转移总量的变化情况来看,中国工业产业转移可以明显分为产业净转出区、产业强转入区、产业弱转入区三类区域。同时在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中和东北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外均为污染净转出区,而西部地区除了四川和重庆外均为污染转入区,已经成为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其中,新疆、云南、内蒙古以及青海为高污染转入区。根据以上分析,针对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的污染避难所这一现象,建议中央政府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能力,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合理规划各地重点承接的产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同时,建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升西部地区环境治理能力。
关键词 偏离—份额分析;产业转移;污染转移;定量测度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5-0049-09 DOI:10.12062/cpre.201712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率先抓住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并带领中国经济起飞,东中西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为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通过产业转移进行空间布局的调整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据粗略统计,1997—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从16 970.68亿元快速上升到142 974.84亿元,18年间年均增长40.50%(按可变价计算)。东北地区年均增长最少,为33.82%,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在这18年间内分别为57.30%、58.81%,均高于东部地区。从各区域工业增加值所占份额来看,东部地区在1997—2004年间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上升幅度为4.16%,而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则不断下降,分别为-0.48、-1.21和-2.47个百分点;2005—2014年间,东部地区所占份额大幅下降,下降幅度为-8.87%,东北地区也有小幅度下降,下降幅度为-0.10%,中西部地区则分别增加了3.91和5.0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与工业快速发展相对应地则是区域工业污染排放(以工业SO2排放量为例)的变化。1997—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SO2排放量从570.86万t经历先上涨后下降的过程, 2014年为529.62万t,而西部地区的工业SO2排放量在这18年间增加了186.72万t。从其所占的份额来看,东部地区一直在减少,1997—2014年间所占份额差为-9.26%;东北地区稍有增加,增长幅度为0.26%;而中西地区则大幅增加,增幅分别达到3.75% 、5.25%。由此可见,在1997—2014年间,区域产业转移及由此带来的污染转移明显。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如何充分发挥产业转移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协调区域发展的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问题上,试图解析区域产业转移及污染转移的规律性特征,进一步判断其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提出了雁形学说[1]、产品生命周期[2]、成本上升论[3]及产业成长、演化论[4]等产业转移经典理论,从宏观角度在产业层次上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更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产业转移的效应[5-6]等方面,研究方法也从定性研究转为定量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年 第5期
国内在测度区域产业转移的定量研究中,由于缺少省际层面产业转移及污染转移的具体数据,大多采用替代指标进行。通过归纳总结我们发现,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产业转移的定量研究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由于现有的统计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均没有关于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数据,现有的研究大多利用反映区域间产业转移间接量的相关份额指标进行测度,如
樊新生[7]等人通过利用我国大多数产业重心的变化趋势,发现东部地区的所有产业基本都占有较大份额,而且部分产业再向东部地区集聚;贺曲夫[8]等人利用2000—2010年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判断其转移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尚未发生,且产业转移方向基本符合梯度转移规律;何龙斌[9]通过主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工业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了国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并证实了国内区域间确实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豆建民[10]等人基于对污染性产业的定量分类,通过产业竞争力的变化来分析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污染转移的影响;彭继增[11]等人运用产业梯度系数,对长江中上游各省区重点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进行实证分析;②也有部分学者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研究,计算出了区域产业转移的具体数据。如刘红光[12-13]等人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定量测算了1997—2007年间中国主要区域间产业净转移比重,总结了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机理与模式;肖雁飞[14]等人利用2002、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定量测算了沿海出口驱动型产业转移总体规模及比重、区域间产业转移规模及空间格局,以及行业区域间转移规模及特征。李勇[15]利用2002—2012年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定量测度了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得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重要结论;高菠阳[16]等人构建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对N区域间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定量研究,并根据分析结果将产业转移划分为综合增长型、优化调整型、适当保留型和综合转出型四种类型,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由于受投入产出表中数据限制,不能定量测度区域间具体的污染转移量,且投入产出表每5年才编制一次,数据的时限也有问题;③目前在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研究中,越来越多学者采用偏离份额法研究产业转移问题。如黄顺魁[17]等人借鉴偏离—份额分析的思想,建立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模型,利用中国制造业28个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来测度2005—2010年制造业在八大区域之间的转移;孙铁山[18]等人通过分析区域间经济份额的变化,基于偏离-份额思想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和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王丽萍[19]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我国27个省市的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进行了定量计算,研究发现:2005—2011年我国三类产业均存在不同程度地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现象。以上文章所采用的就業人数等替代指标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测度区域间产业转移量和污染产业的转移量,但这些研究不能反映由此而带来的污染转移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拓展的偏离份额模型,定义区域间产业转移及污染转移的计量公式,实证研究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现状,试图解析区域产业转移及污染转移的规律性特征,并进一步判断其发展趋势。
2 产业、污染转移模型构建
2.1 传统动态偏离份额模型
传统的动态偏离—分额分析模型是把区域的产业发展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以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为参照。将区域的部门增长分解成为三项:份额分量(国家增长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设Xij代表区域j第i产业(部门)初期的经济变量值(i=1,2,…,S;j=1,2,…,R),X′ij代表该变量期末的值,则该变量在此期间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ΔXij=X′ij-Xij=Xijr+Xij(ri-r)+Xij(rij-ri) (1)
其中:r=∑Si=1∑Rj=1(X′ij-Xij)∑Si=1∑Rj=1Xij;
ri=∑Rj=1(X′ij-Xij)∑Rj=1Xij;
rij=X′ij-XijXij。
(1)式中,国家增长分量Xijr指研究区域基期某部门或产业按照国家所有部门或产业的增长速度发展所增加的量;产业结构分量Xij(ri-r)指某部门增长率与全国(或所在大区)总体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区域产业部门增长相对于全国或所在大区标准所产生的偏差对研究区域该产业的变化影响,是单独分析某部门或产业结构对研究区域该产业增长的影响和贡献。所以,此值愈大,说明该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愈大。竞争力分量Xij(rij-ri)指研究区域内该部门或产业实际增长量的差异对该研究区域该部门或产业变化的影响,其值大于0,表明该区域该部门或产业相比全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该区域该部门或产业处于有利区位,产业竞争力高。
2.2 产业转移拓展模型
传统的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模型主要应用于产业竞争力及产业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较少涉及到对产业转移的分析。就已有的文献来看,部分学者将产业转移的定义与偏离—份额模型的结合是一大创新。但具体来看,该研究仍然局限于传统的分析思路,仅仅通过考虑单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或产业增长速度的变化来衡量其是否发生了产业转移,只是通过定量的方法对产业是否发生转移进行了定性的评价,而并未对产业转移量进行定量评价。因此,本文将在其基础上,基于产业转移与偏离—份额模型相结合的思想,对传统的动态偏离—份额模型进行拓展,对整体区域内部各单个区域间的产业转型进行定量分析。
从全国的产业增长来看,其增长总量是既定的,但由于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偏向性,各个区域、各个产业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因此,受国家政策鼓励的区域及相关产业则会发展较快,而受限制的区域及产业则会发展较慢。所以,我们定义,区域某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全国该产业的平均发展速度,则表明该区域为产业转入区域,而慢于全国该产业平均发展速度的则为转出区域。
由于传统的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模型仅考虑了单个区域的变化量,并不能说明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情况,因此,我们将公式(1)进行拓展,从全国的产业增量出发,考虑区域间的产业变化,具体如下:
∑Rj=1(X′ij-Xij)=[Xi1r+Xi1(ri-r)+Xi1(ri1-ri)]+
[Xi2r+Xi2(ri-r)+Xi2(ri2-ri)]+…+[XiRr+XiR(ri-r)+XiR(riR-ri)]
∑Rj=1(X′ij-Xij)=∑Rj=1ΔXij
=∑Rj=1Xijr+∑Rj=1Xij(ri-r)+∑Rj=1Xij(rij-ri)
(2)
其中:r=∑Si=1∑Rj=1(X′ij-Xij)∑Si=1∑Rj=1Xij;
ri=∑Rj=1(X′ij-Xij)∑Rj=1Xij;
rij=X′ij-XijXij(i=1,2,…,R;j=1,2,…,S)。
因此,联系公式(1),我们把区域产业增长分解为三个部分:①国家增长分量,表示该区域该产业按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所增加的量;②部门结构分量,表示该区域由于部门优势带来的产业增量;③产业转移分量,表示该区域由于其自身发展速度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差异带来的转出量(减量)或转入量(增量)。从理论上讲,转移分量的总和应该为0,下一步对此进行验证:
∑Rj=1Xij(rij-ri)=∑Rj=1Xijrij-∑Rj=1Xijri
=∑Rj=1Xij×(X′ij-Xij)Xij-∑Rj=1Xij×
∑Rj=1(X′ij-Xij)∑Rj=1Xij
=∑Rj=1(X′ij-Xij)-∑Rj=1(X′ij-Xij)=0
转移分量之和为0正说明了一国工业增长值中除了国家分量和结构分量以外,另一部分则以国家各区域内的产业转移为形式存在。從上述分解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个分项便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产业转移计算式,我们令QIT表示区域间产业转移量,即:
QIT=∑Rj=1Xij(rij-ri)
=[Xi1(ri1-ri)]+[Xi2(ri2-ri)]+…+
[XiR(riR-ri)] (3)
根据上述对产业转移量公式的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其进行拓展应用,如应用于伴随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能耗转移等。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由于缺少2016年的《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的碳排放数据缺失,故本文数据只能更新到2014年。本文选取反映产业转移及污染转移的指标,包括30个省份1998—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工业碳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工业SO2排放量(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与西藏等省区)。其中历年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1999—2015年各省的统计年鉴,工业碳排放量借鉴成艾华、魏后凯[20]碳排放的计算方法,根据地区终端能源消费的17种一次能源及电力、热力共19种能源碳排放量加总得出,而其余的三个指标数据则来源于1999—2015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3.2 区域间产业转移分析
为了反映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我们将1998—2014年中国东北、东、中、西四大区域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带入公式(3),得出各地区的工业产业转移规模,其中正数代表
表1 1998—2014年四大区域间产业转移规模
Tab.1 Scal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four areas between
1998 and 2014 /亿元
数据来源:将30个省市1998—2014年工业增加值带入公式(3)计算得来。
净转入,负数代表净转出,见表1。结果表明:
1998—2004年工业产业持续向东部地区集聚,累积增加工业产值1 989.29亿元,对应地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为产业转出区,分别累积转出工业产值1 386.73亿元、197.11亿元和405.45亿元,东北地区为主要产业转出区域;2005—2012年东部地区产业开始向外转移,8年间累积转移出16 891.45亿元工业产值,其中,东北地区承接了721.62亿元的工业产业转移量,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为7 607.75亿元,西部地区承接8 562.06亿元,产业转移偏向于中、西部地区,并以西部地区为主;2013—2014年东部地区承接了来自其他区域的产业转移量922.41亿元,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又开始向外转移,分别转移出1 009.9亿元、310.78亿元,而西部地区则一直保持向内转移产业的趋势,承接了398.28亿元的产业转移量。
根据表1数据,我们将四大区域的工业产业转移情况进行逐年累加,结果如图1所示。我们发现,1998—2014年中国的工业产业发展经历了产业集聚期、产业转移期和产业升级期三个阶段。
(1)1998—2004年为产业集聚期。如图1所示,2005年以前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值为正值且基本保持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对应地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业转移值一直为负值并在不断增大,而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值由负转正并不断增大。这些数据表明了整体上2005年以前中国区域间发生的产业转移数量以及规模都不大,尚处于相对产业转移阶段,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还不显著。但数值的变动趋势也说明了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增加,产业转移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还难以实现企业生产成本的明显下降[21]。
(2)2005—2012年为产业转移期。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值自2005年开始一直为负值,东北地区则先负后正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反,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自2005年开始主要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虽然在这段时期中、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转移值有所波动,尤其是在2009年由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突然大幅度下降,但总体仍然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就转移规模而言,2005—2012年间,部分年份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主要偏好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2005—2012年间净转入3 457.5亿元工业产值,仅比中部地区承接的产业转移值少547.72亿元。这表明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产业越过中部地区直接转移到西部地区。
(3)2012年以后属于产业升级期。2012年开始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值开始回落并在2013年完成由负转正的蜕变,西部地区一直在承接产业转移,对应地东北地区一直在向外转移产业,中部地区则先向外转移产业后又承接产业转移。这说明从2012年开始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开始放缓,且在2013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优势地位逐渐被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取代,这说明截至2013年仅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基本完成产业转移[22],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节奏开始放慢,但东部地区部分工业产业仍处于产业集聚的状态[23]。
综上所述,如图1所示,目前中国的产业转移具备以下特征:1998—2005年,中国的产业一直在向东部地区进行转移;2005年东部地区的产业开始向外转移,且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有不断加强的趋势;2012年以后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速度趋缓,但部分工业产业仍处于集聚状态;在产业转移的方向(区位选择)上,中国产业转移没有完全遵循梯度规律逐级转移(先向中部再向西部转移),出现梯度背离现象(部分产业偏好西部地区);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始终在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且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向外转移主要偏好于西部地区。
图1 1998—2014年四大区域工业转移量累加图
Fig.1 Cumulative map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four areas
between 1998 and 2014
3.3 區域间污染转移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我们对1998—2014年间工业污染物排放的转移情况进行了梳理,见表2。
(1)从工业碳排放量转移情况来看,东部地区自2006年开始出现碳排放量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情况,且转移量虽
有所波动但呈现总体上涨的趋势,然而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态势。2006—2014年,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碳排放总量达到1.38亿t,而中部地区向外转移量最多达到1.83亿t,东北地区也向外转移了0.24亿t工业碳排放量。西部地区作为承接碳排放转移的主要区域,2006—2014年间共承接了3.46亿t的碳排放转移量。
(2)从工业COD排放量转移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工业COD排放转移量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处在转入转出的边界线上,缺乏规律性。COD排放量在2005年以后主要呈下降趋势,其中,生活源和农业源更为主要,因此,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的COD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量下降不属于主要原因。
(3)从工业固体废弃物转移情况来看,东部地区自2005年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2005—2014年间共转移出1.42亿t工业固体废弃物,但2008—2010年间一直保持转入的状态。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在2005—2015年间向外转移工业固体废弃物较少,分别0.1亿t和0.08亿t。除部分年份异常外,西部地区是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共承接了1.4亿t的工业固体废弃物。
表2 1998—2014年四大区域间工业污染物排放转移情况
Tab.2 Status of emission of industrial pollutants transfer in four areas between 1998 and 2014
(4)从工业SO2排放量转移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向外转移趋势较为明显。自2002年开始,东部地区的SO2排放量一直保持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态势,到2014年,共计174.92万t,其中西部地區承接了97.1万t的转移量,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承接了51.22和26.58万t的污染转移。总体而言,除部分年份转移值异常外,西部地区是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地区。
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工业碳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SO2排放量向外转移趋势明显。除部分年份转移值异常外,西部地区成为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以工业SO2排放量为例,我们将四大区域的工业SO2排放转移量进行累加,结果如图2所示。东部地区一直保持向外转移的趋势,其他三个区域一直保持承接污染转移的状态,其中西部地区承接的污染转移量最多,成为了中国的“污染避难所”。
图2 1998—2014年四大区域间工业SO2排放
转移量累加图
Fig.2 Cumulative map of industrial SO2 emissions
from four major regionsin 1998-2014
3.4 产业转移区域划分
由上文可知,整体而言,随着产业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东部地区成为向外转移产业和污染的核心区域。东部地区大多年份也在向外转移产业,而作为前期承接产业转移主要区域的中部地区后期也成为向外转移产业和污染的重要区域,受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影响的西部地区则成为承接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但由于产业转移不仅包括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还包括沿海地区内部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产业转移状况只能代表区域的整体情况,它不能将各省份内部以及省际间的转移情况具体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用各省在1998—2004、2005—2012和2013—2014期间转移总量的变化趋势,来反映各区域内部产业转移的空间变化趋势及特征。
如图3所示,从省级尺度看,东部地区的福建和天津两省基本一直在承接产业转移,而上海和河北则一直在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相应地其余各省的产业转移趋势与区域间的产业趋势基本一致,经历了先集聚再转移最后升级的过程。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在1998—2014年期间一直在向外转移产业且规模不断扩大,而吉林省则基本一直保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态势并不断加强,辽宁省则由承接转移朝开始往外转移方向转变;中部地区的山西省2005年以来一直在向外进行产业转移,2012年以后河南也加入向外转移产业的队伍,其余四省一直在承接转移,
图3 三个时期省区尺度工业产业转移量变化情况
Fig.3 Chang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provincial
scale in three periods
但规模逐渐缩小;西部各省除内蒙古、重庆、甘肃和青海在2012年以后开始向外转移产业外,一直保持承接产业转移的状态,其中广西、四川、内蒙古和陕西四省在2005—2012期间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且陕西省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承接产业转移。
综合上述1998—2014年各省市工业产业转移总量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这三个期间,整体上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与上文论述一致,即中国的工业产业持续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转移规模逐渐缩小;中西部地区少数省市向外转移趋势明显,如山西、内蒙古;现有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发生偏离,东部地区转移产业在目的地选择上,明显偏好于西部地区如内蒙古、四川等;东北地区在东北振兴计划实施之后也在承接产业转移,吉林表现最为明显。同时我们也发现,具体到各个区域,某些省份的产业转移和承接产业转移情况与区域整体情况有所偏离:东部地区的福建和天津两省市一直在承接产业转移且承接量不断增加;中部地区的山西一直在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西部地区中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及云南等省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水平的制约,承接的产业转移量一直较少。这表明,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特征和结构有很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产业转移的区位特征,根据各省在三大时期内产业转移总量的正负、大小及变动趋势,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工业产业转移可以明显分为3个类别: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黑龙江、北京、河北、海南、山西、河南为第一类,产业转移总量为负值,属于产业净转出区;中部其余四省、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辽宁、吉林为第二类,产业转移总量为正值且较大,属于产业强转入区;新疆、宁夏、青海、甘肃、云南为第三类,产业转移总量为正值且较小,属于产业弱转入区。
3.5 污染转移区域划分
由上文可知,整体而言,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进程的不断推进,西部地区不仅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更成为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中国各省污染转移的具体状况,我们选取代表各省环境污染转移的三个指标,即2005—2014年承接的工业碳排放转移总量、工业固体废弃物转移总量和工业SO2排放转移总量做聚类分析,运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各省关于污染转移量的三种不同的分类:净转出区、低转入区、高转入区,如表3所示。2005—2014年,东部地区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浙江、广东、海南等省的各个污染转移总量大多都为负值,属于净转出区,而承接产业转移的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福建等省的各个污染转移总量大多都为正值,属于低转入区;中部地区除安徽以外的5省的各个污染转移总量大多都为负值,均属于净转出区;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相较于该区的其他省份属于净转出区,陕西、宁夏、甘肃、广西、贵州等省承接的污染转移量较多,属于低转入区,新疆、青海、内蒙、云南等省承接的污染转移量最多,属于高转入区。综上所述,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东部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外均为污染净转出区,西部地区除了四川和重庆均为污染转入区。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对产业转移进行重新定义,
表3 2005—2014年工业污染转移区域划分
Tab.3 Transfer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divided by
region in 2005-2014
在传统的动态偏离—份额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得出产业转移模型,并对其进行扩展应用到与工业产业转移相关的污染转移上,分析目前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现状、趋势及其特征,同时对各个省份产业转移的具体状况进行描述分析,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西部各省的污染物承接量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1998—2005年,中国的大部分行业主要向东部地区集聚,自2005年开始,中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但2012年以后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速度趋缓;第二,在产业转移的方向上,中国产业转移没有完全遵循梯度规律逐级转移,出现梯度背离现象;第三,从省级尺度看,根据1998—2014年间各省产业转移总量的正负和变动趋势,中国工业产业转移可以明显分为产业净转出区、产业强转入区、产业弱转入区三类区域;第四,从区域间污染转移的情况来看,东、中和东北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外均为污染净转出区,而西部地区除了四川和重庆外均为污染转入区,西部地区成为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
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绿色跨越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各级政府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有所作为:①东部地区政府应转变发展理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东部地区政府必须正视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升级与长远发展的必经过程,树立“腾笼换鸟”的观念,积极促进传统产业向梯度较低地区转移,为本地产业转移升级提供空间。②中、西和东北地区科学制定承接产业转移的规划,立足实际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地方政府应继续完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与金融支持体系等软硬环境建设,“筑巢引凤”,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因地制宜承接产业,实现产业衍生互动循环。③中央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能力,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合理规划各地重点承接的产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逐步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④在环境保护方面,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必须将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同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能减排,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一步提高产业承载能力。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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