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条约开埠与中国近代口岸城市兴起

    罗斌华　赖晓琴

    提要：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中国的特权地位，建立起政治与经济侵略据点——通商口岸，分布在中国各个地域。条约开埠口岸城市具有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条约；开埠；口岸城市；兴起

    作者简介：罗斌华（1985-），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南昌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处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

    330022）赖晓琴（1987-），女，南昌工程学院外语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 330099）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出现新的模式。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满足西方侵略者原料掠夺、市场占有和资本扩张的需要，条约规定了一大批开放商埠的地区，从而兴起了一批近代口岸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标志和窗口。因此，考察条约开埠与中国近代口岸城市兴起的背景、过程、特征以及影响，对当前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是有所裨益的。

    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具有开放性和扩张性。一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从而加强世界各地的联系；二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强不仅要求扩大各自控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还要求向海外输出剩余资本，从而掀起对外殖民的狂潮。正如列宁所说，“殖民主义者利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资本主义强国所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的供应基地和自由的投资场所。”

    康乾盛世后，清王朝走上衰败的道路。晚清至清末一代，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枯竭。土地高度集中，人地矛盾更加凸显，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加之有清以来，一以贯之的闭关锁国政策，更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拉大了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埋下了深刻的统治危机。

    到鸦片战争前，随着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在亚洲完成对印度的占领，以及对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的入侵。尤其是1825年和1837年的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饥，导致商品滞销，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民不满，出现较大的经济社会危机。为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失败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英国军队枪炮的威逼之下，于1842年8约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要求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自“五口通商”以来，至民国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和外交讹诈等方式，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前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张洪祥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中认为是77个；何一民在《近代开埠通商城市的分布特点》中认为自1842年到1922年，中国先后约开的商埠共计有79个；陈国庆依据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中的有关数据，认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达120处之多。本文采用第三种观点。

    这些口岸城市包括沿海、沿江地区，也包括西南、西北的内陆边疆地区，分布在中国各个地域。其中，沿海地带从北向南就有20座之多，如：安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青岛、海州、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等。沿江地带从东向西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州、重庆等13座城市。陆路商埠城市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类城市在北方有张家口、库伦、恰克图；在西北，有甘肃的嘉峪关，光绪七年中俄改订条约后，辟为商埠；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分别在咸丰和光绪年问对俄开放。在西南，有云南的蒙自、河口、思茅，在中法签约之后先后开埠，广西的龙州，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城市也纳入条约开埠通商口岸城市体系。

    条约开埠，即通商口岸的开放，促进了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的兴起。一是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口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南北沿海、东南沿江为主体的，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近代口岸城市体系；二是随着西方近代科技、近代工业以及近代城市建设、管理理论与经验的不断引入，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为城市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口岸城市率先向近代化迈进。虽然东北、西北、西南的条约开埠口岸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偏僻，自身规模较小，交通相对滞后，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单一，其城市化发展程度比较有限。但沿海、沿江的条约开埠的口岸城市是主体。这些城市由于区域位置好，交通方便，自身基础较好，开埠后发展比较迅速。条约开埠对它们的影响，是考察中国近代口岸城市兴起历史的重要内容。

    （一）促进政治上的有限开化

    “由于外力的超强度楔入，使封建统治者对开埠通商城市的专制统治发生松动，迫使封建统治机制调适，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从而使早期现代化在开埠通商城市最先启动和发展成为可能。”通过条约口岸城市的传递，西方的政治、制度等输入国内，对口岸城市政治层面的有限开化，促进城市的进步较有裨益。同时，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

    （二）促进经济上的较大发展

    开埠后，口岸城市的经济职能得到强化和放大。商业发展迅速。“（上海）到1854年，外国洋行增至120多家；1876年前后，发展到200余家；一战前夕，上海的洋行己达1145家之多。”贸易普遍扩大。“上海对外贸易总值通常占全国的50%左右，其中最高年份可达65.64%。工厂设置增多。外国资本纷纷在中国开工厂、办企业，其中部分企业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金融发展迅速。金融业是开埠后，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是西方资本入侵的重要渠道。交通运输扩张。西方先进的水上运输工具、铁路设备被输入到中国。

    （三）促进社会上的文明进步

    开埠的口岸城市是西方人活动的常驻地区。西方人在当地设教堂，兴学校，办报刊，通过传教、教育、宣传以及开展的各种其他日常活动，都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当地中国人，改变着口岸城市的传统。同时，“口岸城市的租界为中国引入了一种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电灯、电话、电车、文明礼貌的生活习惯，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为中国传人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这样有利于开启中国人的民心民智，解放国人的思想，客观上诱导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

    （四）促进社会结构的缓慢转型

    条约开埠的口岸，在西方外力的推动下，社会结构率先凸显转型的端倪。一是由于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二是政府官僚转型，如洋务派和其后的官僚立宪派，他们虽然是体制内成员，但与传统的封建官僚有较大区别；三是工人阶级逐渐壮大。尤其是作为条约口岸城市的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另外，随着口岸城市的开放，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转化，成为新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诚然，条约开埠，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点，为城市近代化和中国早期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契机。尤其是条约开埠口岸城市的中国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加之世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口岸城市普遍取得了近代化的发展。但毋庸置疑，条约口岸城市的定位更多的是作为输入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和输出中国原料的集散地，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是西方列强实现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扩展资本的大本营，对口岸城市的发展具有严重的危害性。由于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被西方列强操纵和控制，众口岸城市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遭受不合理的市场分工，散失内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主权被践踏、人民思想被奴役，口岸城市的精神与文明被深深地烙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印记。

    [责任编辑：程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