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
王垒 赵忠超 刘新民 范柳
摘要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碳排放增长的脱钩发展，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利用1997—201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驱动效应。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竞争到底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到的抑制效应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性。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绩效区域，外资参与程度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区域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低绩效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区域环境治理，不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议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共同搭建“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长期忽视财政资源配置对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作用，容易陷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持续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
关键词 碳经济绩效；财政配置能力；外资参与程度；碳排放；动态面板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4-0055-13DOI：10.12062/cpre.20171105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赶超空间变窄等宏观潜在特征，使得国内的潜在产出增速持续下滑[1]。为此，中央在“十三五”政府工作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任务，旨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发展。当前，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引导下输出大量过剩产能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本涌入中国。然而，中国分权制改革产生的经济激励和GDP为考核目标的政治晋升制度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争夺外资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打造吸引外资的政策环境竞争力，容易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到生产性经济部门，环境问题的严峻也表明在区域间外资追逐过程中常常忽视辖区的环境治理和保护。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会带来区域环境污染，但另一方面其“技术效应”和“示范效应”倒逼内资企业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外来资本的污染处理技术和能源清洁经验也可以有效地改善辖区的环境状况。那么，地方政府在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过程中能否有能力保护好“绿水青山”，在不同财政配置能力状态下是否会对外资设置不同的门槛或是“甄选”功能？尤其是当前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增长阶段呈现不平衡、不同步的状态，地方政府间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也呈现出显著的的差异，那么在不同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下，外资参与程度对辖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影响效应是否呈现出显著差异？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够为解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面对的“环境-经济”系统性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文献综述
1.1.1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关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释，不少学者认为地方政府通过企业扶持，提高技术效率，以更高的薪资和职业前景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推进市场的技术革新和产值输出，带动辖区经济快速增长。Lin和Liu[2]借助中国28个省份的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张晏和龚六堂[3]采用1986—2002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财政资源的过多配置会对市场中的私人经济部门造成“挤出效应”，降低了地区市场的经济活力和私人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动性，降低了市场活力，甚至会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导致经济衰退。Zhang和Zhou[4]使用中国28个省份数据研究发现1978—1992年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朱长存、胡家勇[5]借助1995—2014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得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期差异，财政分权变动抑制了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地方政府为获得政治晋升，通常以追求辖区经济产出最大化为动机，加大生产性部门的财政投入，而降低了环境规制，加剧了环境恶化。
1.1.2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碳排放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更能准确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从而更好地满足辖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6]，而环境质量也是地方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对政府财政配置与地区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环境联邦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财政分权是处理环境偏好异质性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按照辖区居民偏好、政策实施成本和本地资源条件，分权制定环境政策能够产生更高的社会福利，降低环境保护成本，从而提高地方经济产出。Magnani以及Millimet[7-8]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改善环境质量；He[9]借助系统GMM估计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權对污染减排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环境保护；闫文娟、钟茂初[10]运用面板数据对工业废弃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增加了负外溢性公共物品的排放强度。第二种观点以“竞争到底”为理论基础，强调财政分权通常会导致地区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治理的供给水平较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辖区经济的稳健增长，通常以牺牲环境质量、降低环境规制为代价而留住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导致地区污染加剧，另外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常常存在“搭便车”的现象[11]。刘建民等[12]学者借助城市面板为“竞争到底”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关系；Zhang等[13]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了碳排放，导致绿色矛盾；Van der Kam等[14]学者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权利下使相关地方相关部门减缓或阻止中央授权的环境治理改革，常常通过污染避风港来促进当地发展；张克中[15]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的提高会造成地区碳排放的增加，这种不利影响在高耗煤的省份更加突出，在“两控”省份的影响更小。
1.1.3 外资参与程度与区域碳排放
目前，关于各国引资竞争下FDI对于东道国环境影响状况研究日趋丰富，通过对外资参与程度与地区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兩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间外资竞争降低了辖区内的环境门槛，加剧了“三高”资本流入，在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地区环境污染、碳排放加剧等问题，即“污染避难所”效应。Wheeler[16]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指出政府间竞争加剧区域环境污染；Ren等学者[17]借助2000—2010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考察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大量FDI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Shahbaz等[18]利用117个国家的数据量研究发现外来资本要素能够促进碳排放量的增加；陈刚[19]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会对外来资本流入产生阻滞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外来流动性资本具有“技术溢出效应”，流入的外来资本给当地带来的先进的能源清洁技术和污染处理经验，有效地提高了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碳排放、改善东道主的环境状况，即“污染光环”效应。Elliott等学者[20]基于2005至2008年间20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集，考察FDI与环境及能源强度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对相关国家碳排放技术的提升具有促进效应；Tang和Bee、Chen和Yang等学者[21-22]研究发现外国投资引入的清洁技术是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结论支持“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
1.2 文献综合评述与创新性说明
目前碳排放经济绩效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和政策制定为主[23-24]，从实证角度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当前研究存在以下特征：①大多数学者从单一维度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较少有研究成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过程中影响机理认识模糊；②在探讨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影响效应时，未能充分挖掘不同资本行为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或替代关系，容易导致不同行为主体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认识缺失；③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容易忽略政府财政配置和外资参与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加强地方环境优化的滞后影响，这就会容易导致模型系数的偏误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以上研究缺口，本研究试图区分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差异与不同区位绩效赶超状况这一重要异质性条件，分组对比分析和实证检验，理清政府财政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影响碳经济绩效的逻辑机制，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协同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性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地方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环境状况的影响效应理论，系统构建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纳入统一的实证计量框架，考察政策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优化路径，理清作用机制。第二，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视角，区分地理资源禀赋区域和不同绩效赶超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结合各区域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特点，试图从制度上破除长期处于低经济绩效以及低技术效率区域如何走出经济落后和环境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第三，考虑到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滞后影响效应，构建自变量滞后一期的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下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实证计量分析。
2 变量数据处理和计量模型设立
2.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1997—2015年我国30个省份（除了港澳台、西藏）的宏观面板数据。数据来自各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由《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人口普查数据历史资料》补齐，其中碳排放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由于我国目前的相关数据库中没有关于各省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数据，借鉴杨骞等学者[25]的做法，整理了199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能源消耗数据，并采用如下碳排放计算公式进行估算：
分别是：煤炭、焦炭、天然气、煤油、柴油、汽油、燃料油。
Ei代表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消耗量。NVCi表示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i为IPCC（2006）提供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1.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参照谌伟和诸大建提出的碳福利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26]，基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构建碳经济绩效指标。
人均实际GDP能反应地区生活水平和经济规模，借鉴聂飞和刘海云[27]的做法，将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为了保证可比性，剔除各省年度经济产出中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以各省级人均实际GDP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增长水平，由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是各省的历年名义GDP，在计算各省经济增长水平时，均以1990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对GDP数据进行处理，碳经济绩效的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碳经济绩效（CARECO）=区域经济增长（ECODEV）区域碳排放（CO2EMS）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FLALCA）和外资参与程度（FDITRA），采用各地区财政分权作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代理变量。张晏和龚六堂[3]对于地方财政分权指标的衡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采用“省级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与“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的比值衡量地方财政分权。考虑到各省人口规模效应对于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变量”来消除规模效应，同时考虑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弹性效应，对变量予以对数化处理，其指标构建公式如下：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FLALCA）=
LOG省级人均预算内本级公共财政支出全国人均预算内本级公共财政支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和渠道的转移参与东道国的地区建设和发展，并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产生影响[28]。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的考虑，采用单位国民经济产出所耗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FDITRA），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用每年的平均汇率转化成人民币，其指标构建公式如下：
LOG省级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省级年度国民经济产出
（3）控制变量。结合碳经济绩效影响效应理论框架，本文将产业结构（INDSTR）、研发投入（R&DPUT;）、环境规制（ENVREG）、人力资本（EDURSO）、贸易依存度（TRADEO）、城镇化率（CITRAT）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说明：①中国CO2排放主要来源于工业活动，以各省第二产业产出占地方国民经济产出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将产业机构百分比例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②以各地区单位科技人员的内部R&D;经费支出衡量地方科研投入，其中1997年数据缺失，通过插值法对1997年研发投入数据进行线性拟合；③以各地区排污费收入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表明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偏好，同时将环境规制百分比例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④以地方政府辖区内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参照李子豪的方法进行计算；⑤以各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与省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并用各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转换为以人民币为单位；⑥以城镇就业人口比各省总人口数来衡量各省城镇化率[29]。
2.2 计量模型设立与估计策略
考虑到碳经济绩效、区域经济增长以及碳排放驱动因素影响效应的滞后性，本文构建自变量滞后一期的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表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区域碳排放的固定效应模型。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T代表不随省份变动的时间固定效应，U代表不随时间变动的省份固定效应，ε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在模型中加入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一方面避免了计量模型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估计偏誤，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避免模型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另外，为了避免同一省份在不同的观测期内可能出现的自相关问题，并调整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采用以“省份个体”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30]。模型设定如下。
由于区域碳排放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本期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不仅受到当期经济、政策、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主体过去行为对当期的影响，为了考察碳经济绩效的纵向动态影响，在碳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效应模型中加入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数据。为了确定动态面板在进行系统矩估计（SYS-GMM）时被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同时避免“函数形式误设”导致的模型系数偏误，参照“联合排除排性约束的F检验”模型函数形式修正理念[31]，依次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加入碳福利绩效的滞后阶数，依据滞后变量的显著性滞后阶数，发现碳经济绩效的滞后三阶不显著。因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碳经济绩效的滞后两期，构建碳经济绩效动态影响效应模型，通过系统矩估计（SYS-GMM）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分析
从表1变量统计性描述的分析结果发现，在观测值样本范围内，各地区碳经济绩效的均值为3.504，绩效水平位于中心值附近，标准差为0.287，表明各地区碳经济绩效波动较小。结合图1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碳经济绩效水平呈现出由西向东平稳递增过渡情境，并表现出逐年稳健协同增长的发展态势，结论与经验认识是相符的。各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均值为4.271，标准差为2.888，表明中国各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呈现不均衡的分布状态。另外，外资参与程度的均值为2.794，目前外资参与各区域国民经济产出的比重为2.794%，最小值仅为0.066%，而最大值为15.326%，外资参与程度的标准差为2.733。
图1～图3分别为1997—2015年各地区碳经济绩效变动图谱、各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及外资参与程度变动图谱，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区域碳排放程度分段研究样本。从图1中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碳经济绩效水平区域分布不均衡，表现出东高、中西低的分布态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绩效呈现近似平行稳健增长。区域碳排放程度分段区域的碳经济绩效也呈现不均衡的分布态势，表现为高排放区域碳经济绩效水平较低，而中低碳排放区域碳经济绩效水平较高。其中高排放区域2003年之前绩效水平增速较快。2003—2009年间，不同程度的碳排放区域的碳经济绩效水平相近。2009年以后，随着中央和地方环保政策法规的实施，中低碳排放区域的绩效水平快速上升，逐渐向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发展的路径迈进。高碳排放区域的绩效依旧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表现出西部地区较高，东部地区较低的分布状态。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较少的人口基数以及较高的政府转移支付，推动了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人口密集，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东部地区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与税收压力的双重矛盾，导致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较低（如图2所示）。从图3中发现，随着西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地区外来资本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偏好逐年下降，并呈现出向中西部迁移的动态演进趋势，尽管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规模在逐年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外资参与程度也仅保持在1%～2%之间。通过对比区域碳排放强度分段样本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高排放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略低于中低碳排放区的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尽管外资参与程度在不同分段样本
中随时间动态演进波动较大（尤其是在高碳排放区域），但也同样呈现出中低排放区的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分布情境。
3.2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通过搭建以“省份个体”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
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19年共570个样本观测数据的平衡面板进行计量分析，系统地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推进碳经济绩效提升的渠道，理清两者关系的作用机制。基于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第一部分，使用全国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在探究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关系时，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采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样本数据，考察不同区域间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差异，关于中国区域的划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第三部分，区分不同绩效赶超省份进行分组分析，图1显示区域碳经济绩效在低排放区域、中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域绩效水平依次降低。本文结合区域碳排放量和碳经济绩效水平，将低排放区域省份、中排放区域和高排放区域的省份分为低绩效赶超样本和高绩效优化样本，尝试从政府财政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层面，探究长期处于低碳经济绩效的省份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齐头并进”的发展困境。
3.2.1 全国层面政府财政配置行为与外资参与行为推动碳经济绩效优化机制探究
表2为全国层面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效应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4代表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估计，具体来看：碳经济绩效的滞后项对当期的碳经济绩效影响效应显著，表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建立的必要性。无论是全国样本层面还是分区域、分绩效样本层面，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二期与碳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滞后一期与碳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而且动态面板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滞后二期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外生变量的影响，滞后二期和滞后一期之间可能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使得在滞后一期和当期的碳处理技术远远优于滞后二期。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影响系数为-0.079，表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每提升1%，区域碳经济绩效下降7.9%，这成为了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向生产性部门倾向的证据。模型5～8表明：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地方官员任免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普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推进“技术效率”的提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进而获得政治晋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边际经济产出和边际区域碳排放产出分别为12.9%和8.3%，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配置偏好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并且区域异质性导致的财政资源的边际碳经济绩效产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距，盲目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容易出现“政策背离”的现象。
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影响系数为0.040，表明外资参与程度每提升1%，区域经济绩效上升4.0%，外来资本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推进中国行业企业的技术革新，继而推进技术水平革新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模型5～模型8表明，外资参与能力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系数为0055），但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不明显。由于经济增长阶段的差异性，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目标的矛盾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内资企业受到外资企业以及外来资本的“比较优势”的发展压力，倒逼行业企业内部优化生產流程和管理经验，推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生产性部门成本的降低推进区域经济产出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东部地区外资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推进，外来资本逐渐向中西部迁移，成为了“污染避难所”效应有力的证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矛盾化是中国战略性改革的产物，如果对外来资本对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协同效应”的成长路径认识不清，容易导致部分区域长期处于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二元”发展困境中。
通过对比分析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的交互作用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表明地方政府偏好“技术溢出”效应性外来资本，通过向具有“正外部性”的外来资本配置财政资金，构建资本入驻优惠平台，促进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提升。
3.2.2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基于区位差异的效应探索
表3为东部地区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东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碳经济绩效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正向的变动关系（系数为0.209），说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能够促进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提升。近年来，东部地区渐渐步入第三产业主导的经济时代，新动能不断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量，地方政府有着向边际经济效益更高的技术型生产部门配置更多财政资源的偏好，继而推动辖区内绩效提升。模型5～模型8的结果显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系数为0.299），并对辖区内环境污染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系数为-0.070），表明东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越强，越能够推动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
外资参与程度在1%的显著水平下推动地方碳经济绩效的增长（系数为0.178），外来资本的流入为东部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人员流动效应不断地吸引高端人才的涌入和涌出，资本的技术溢出促进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模型5～模型6结果显示外资参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并不显著。结合图3可以表明，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开发战略向纵深推进以及东部地区外资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东部地区的外资参与程度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近年来“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呼声高涨，加剧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本复杂化，因此，逐年降低的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稳定。外资参与程度能够显著推动东部地区的环境优化，每单位的外资偏好能够减少东部地区5.5%的碳排放，这是外来资本“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有力的证明。
总的来说，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促使高端人才集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现象，这种“优势集群”效应吸引技术型、管理型和资源型资本（外资&内资）的涌入，资本集聚的技术效应和规模效益倒逼生产落后企业技术革新，进而形成“协同创新、共创绩效”的良性发展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至关重要，对比模型1～模型4政府财政资源配置与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强度，有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
表4为中西部地区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与东部地区不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显著抑制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系数为-0.141）。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生产部门技术效率较低，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为了加强区域间经济竞争和赶超，辖区发展出现“竞争到底”现象和环境污染治理的“搭便车”行为。中西部地区在有限的财政配置资源和发展需求支出双重矛盾下，地方政府通常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到“三高型”经济部门，忽视了区域环境保护和技术效率的革新。根据模型5～模型8的结果可以看出，单位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边际经济产出为8.5%小于边际碳排放的产出12.7%，这不仅是地方政府偏好生产性经济而忽视福利性经济的有力证明，更证明了在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革新效率较低的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短视经济行为和政绩追求现象。
外资参与程度对中西部地区的碳经济绩效呈现负向变动关系，但是其影响估计并不显著。一方面，随着中国中西部开发战略的演进和“三高型”外资的不断输入，在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恶化，地方政府的“竞争到底”行为对“三高”生产性部门的污染纵容，抑制了环境优化和碳经济绩效的提升。但是在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贯彻中央降低高能耗、发展新动能的战略任务，导致中西部地区外资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与制造型资本的涌入矛盾加深，因此，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稳定。另一方面，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稳步提高，促使外来资本的类型由“制造型”资本向“技术型”和“服务型”资本的平稳过渡，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逐渐由“粗放式经济”向“精细化经济”转型，资本类型的复杂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使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模糊不清。
3.2.3 政府財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不同绩效赶超省份的分组研究
表5为低绩效赶超样本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结果。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存在抑制效应（系数为-0.252）。由于低绩效的区域通常分布在高碳排放的区域（如图1所示），地方政府面对较低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如图2所示）和环保责任支出的突出矛盾、中国式分权下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区域间经济竞争，通常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制造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尽管单位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边际经济产出30.1%小于边际碳排放的产出38.0%，但辖区内生产部门在创造巨大的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导致“竞争到底”现象更加突出，同时环境持续恶化，从而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陷阱”。然而“技术型”和“服务型”外来资本更加偏好东道国优质的入驻环境，相关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应多发生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国家。
外资参与程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促进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其边际碳经济绩效产出为4.3%，表明外来资本通过“示范效应”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协同发展”。据模型5～模型8的回归结果，外来资本的边际经济产出为3.6%，边际环境优化为12%，在验证了“污染光环”假说的同时，也成为了上述结论的有力证据。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低绩效区域的政府有着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边际经济产出更高的生产性部门，在助长“竞争到底”现象的同时，积极搭建自身的政策环境竞争力，通过完善辖区内的基础设施和资本入驻平台，吸引更多的“技术型”和“服务型”资本流入，借助外资企业的“技术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人员流动效应”倒逼辖区内企业革新、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推进碳经济绩效提升和环境优化（模型5～模型8）。
表6为高绩效优化分组样本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从中解读：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效应（系数为0.017），但并不显著。一方面低绩效样本区域主要以东部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的省份（例如北京、天津、上海、福建等）和西部地区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经济的省份（例如宁夏、青海、甘肃等），区域间的经济增长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导致区域间政府制定政策发展目标的差异化，导致高绩效优化分组样本中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不稳定。另一方面，高碳经济绩效的省份通常分布在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地方政府在
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实际上面临着以“环境联邦主义”为主导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和环境优化为倾向的财政资源配置偏好，与以“竞争到底”为主导推进辖区内经济快速增长获得政绩晋升和短视经济行为为倾向的财政资源偏好两种矛盾政策目标的较量，因此，在表6中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稳定。
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系数为0.115），表明外来资本在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模型5～模型6），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碳经济绩效较高的区域通常有较高的技术生产率，外来资本的“人才流动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通过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提高，推进碳经济绩效的优化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外来资本在经济增长水平和技术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显著地推动碳经济绩效的提高（表3所示），而在经济增长水平和技术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表4所示）。由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拥有良好的“技术集群”优势和“人才集群”优势，凭借其“环境竞争力”吸引外来资本的同时，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有效发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外资在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技术溢出”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人才基础社会并不完善。因此，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现实状况和社会条件，解读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提升影响机制。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体制转型和新旧动能更迭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在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理论框架上，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聚类稳健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一步广义系统矩估计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资源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和启示：
基于全国样本而言，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的交互作用同样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表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环境联邦主义”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抑制作用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的主导性，并且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东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治理，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环境治理，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意味着FDI对于该区域的绩效水平存在更复杂和多维的传导机制。对于低绩效赶超的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环境治理，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由于其“技术溢出”推动环境优化，有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在高绩效优化区域，外资参与程度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并不明显，故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而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该区域的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为了加快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绿色增长，完善政府财政配置体制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发挥二者对于环境治理的积极效应，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如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资源配置渠道的监督和激励，发挥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在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引导辖区内产业由“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过渡转型。以GDP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地方官员任免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有着积极追求高边际经济效应产出和参与区域间经济赶超竞争的偏好，在缺少中央有效的激励和民众积极监督下，地方政府的财政配置常常伴随着“竞争到底”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行为，一味地追求区域经济产出而忽视了辖区内环境的优化治理，地方政府先天性的经济短视行为往往不利于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稳健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要构建碳经济绩效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构建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型人才的涌入，财政引导辖区内产业的稳健转型，搭建良性循环发展的成长框架。通过中央加强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渠道的有效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优化配置，继而引导区域产业向“精细化”经济转型，实现绩效良性循环发展目标。
第二，构建“技术型”“服务型”外商资本的入驻优惠政策平台，发挥资本的“技术溢出”效应、“人才流动”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的激励作用，倒逼内资企业技术革新，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构建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FDI的技术溢出是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影响资本流入区域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和发展能力来间接改变东道国相关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央政府应给予中西部地区以及绩效赶超的区域更多的减免税收、财政放权等优惠政策，搭建“技术型”“服务型”外商资本的入驻优惠政策平台。一方面可以为产业转型和新旧动能更迭推动区域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拓展区域“技术升级”和“管理升级”的多元化渠道；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西部区域以及低绩效赶超省份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和“技术瓶颈”。通过激励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资金配置的支持和引导，外来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和提升，逐步形成中部和西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人才集群示范基地，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向纵深改革，逐步打造高边际经济效益产出部门，形成“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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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碳排放增长的脱钩发展，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利用1997—201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驱动效应。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竞争到底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到的抑制效应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性。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绩效区域，外资参与程度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区域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低绩效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区域环境治理，不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议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共同搭建“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长期忽视财政资源配置对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作用，容易陷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持续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
关键词 碳经济绩效；财政配置能力；外资参与程度；碳排放；动态面板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4-0055-13DOI：10.12062/cpre.20171105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赶超空间变窄等宏观潜在特征，使得国内的潜在产出增速持续下滑[1]。为此，中央在“十三五”政府工作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任务，旨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发展。当前，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引导下输出大量过剩产能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本涌入中国。然而，中国分权制改革产生的经济激励和GDP为考核目标的政治晋升制度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争夺外资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打造吸引外资的政策环境竞争力，容易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到生产性经济部门，环境问题的严峻也表明在区域间外资追逐过程中常常忽视辖区的环境治理和保护。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会带来区域环境污染，但另一方面其“技术效应”和“示范效应”倒逼内资企业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外来资本的污染处理技术和能源清洁经验也可以有效地改善辖区的环境状况。那么，地方政府在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过程中能否有能力保护好“绿水青山”，在不同财政配置能力状态下是否会对外资设置不同的门槛或是“甄选”功能？尤其是当前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增长阶段呈现不平衡、不同步的状态，地方政府间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也呈现出显著的的差异，那么在不同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下，外资参与程度对辖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影响效应是否呈现出显著差异？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够为解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面对的“环境-经济”系统性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文献综述
1.1.1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关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释，不少学者认为地方政府通过企业扶持，提高技术效率，以更高的薪资和职业前景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推进市场的技术革新和产值输出，带动辖区经济快速增长。Lin和Liu[2]借助中国28个省份的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张晏和龚六堂[3]采用1986—2002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财政资源的过多配置会对市场中的私人经济部门造成“挤出效应”，降低了地区市场的经济活力和私人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动性，降低了市场活力，甚至会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导致经济衰退。Zhang和Zhou[4]使用中国28个省份数据研究发现1978—1992年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朱长存、胡家勇[5]借助1995—2014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得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期差异，财政分权变动抑制了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地方政府为获得政治晋升，通常以追求辖区经济产出最大化为动机，加大生产性部门的财政投入，而降低了环境规制，加剧了环境恶化。
1.1.2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碳排放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更能准确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从而更好地满足辖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6]，而环境质量也是地方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对政府财政配置与地区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环境联邦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财政分权是处理环境偏好异质性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按照辖区居民偏好、政策实施成本和本地资源条件，分权制定环境政策能够产生更高的社会福利，降低环境保护成本，从而提高地方经济产出。Magnani以及Millimet[7-8]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改善环境质量；He[9]借助系统GMM估计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權对污染减排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环境保护；闫文娟、钟茂初[10]运用面板数据对工业废弃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增加了负外溢性公共物品的排放强度。第二种观点以“竞争到底”为理论基础，强调财政分权通常会导致地区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治理的供给水平较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辖区经济的稳健增长，通常以牺牲环境质量、降低环境规制为代价而留住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导致地区污染加剧，另外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常常存在“搭便车”的现象[11]。刘建民等[12]学者借助城市面板为“竞争到底”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关系；Zhang等[13]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了碳排放，导致绿色矛盾；Van der Kam等[14]学者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权利下使相关地方相关部门减缓或阻止中央授权的环境治理改革，常常通过污染避风港来促进当地发展；张克中[15]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的提高会造成地区碳排放的增加，这种不利影响在高耗煤的省份更加突出，在“两控”省份的影响更小。
1.1.3 外资参与程度与区域碳排放
目前，关于各国引资竞争下FDI对于东道国环境影响状况研究日趋丰富，通过对外资参与程度与地区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兩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间外资竞争降低了辖区内的环境门槛，加剧了“三高”资本流入，在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地区环境污染、碳排放加剧等问题，即“污染避难所”效应。Wheeler[16]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指出政府间竞争加剧区域环境污染；Ren等学者[17]借助2000—2010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考察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大量FDI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Shahbaz等[18]利用117个国家的数据量研究发现外来资本要素能够促进碳排放量的增加；陈刚[19]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会对外来资本流入产生阻滞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外来流动性资本具有“技术溢出效应”，流入的外来资本给当地带来的先进的能源清洁技术和污染处理经验，有效地提高了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碳排放、改善东道主的环境状况，即“污染光环”效应。Elliott等学者[20]基于2005至2008年间20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集，考察FDI与环境及能源强度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对相关国家碳排放技术的提升具有促进效应；Tang和Bee、Chen和Yang等学者[21-22]研究发现外国投资引入的清洁技术是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结论支持“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
1.2 文献综合评述与创新性说明
目前碳排放经济绩效的研究以定性研究和政策制定为主[23-24]，从实证角度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当前研究存在以下特征：①大多数学者从单一维度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较少有研究成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过程中影响机理认识模糊；②在探讨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影响效应时，未能充分挖掘不同资本行为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或替代关系，容易导致不同行为主体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认识缺失；③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容易忽略政府财政配置和外资参与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加强地方环境优化的滞后影响，这就会容易导致模型系数的偏误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以上研究缺口，本研究试图区分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差异与不同区位绩效赶超状况这一重要异质性条件，分组对比分析和实证检验，理清政府财政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影响碳经济绩效的逻辑机制，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协同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性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地方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环境状况的影响效应理论，系统构建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纳入统一的实证计量框架，考察政策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优化路径，理清作用机制。第二，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视角，区分地理资源禀赋区域和不同绩效赶超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结合各区域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特点，试图从制度上破除长期处于低经济绩效以及低技术效率区域如何走出经济落后和环境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第三，考虑到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滞后影响效应，构建自变量滞后一期的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下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实证计量分析。
2 变量数据处理和计量模型设立
2.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1997—2015年我国30个省份（除了港澳台、西藏）的宏观面板数据。数据来自各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由《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人口普查数据历史资料》补齐，其中碳排放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由于我国目前的相关数据库中没有关于各省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数据，借鉴杨骞等学者[25]的做法，整理了199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能源消耗数据，并采用如下碳排放计算公式进行估算：
分别是：煤炭、焦炭、天然气、煤油、柴油、汽油、燃料油。
Ei代表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消耗量。NVCi表示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i为IPCC（2006）提供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各种初级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1.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参照谌伟和诸大建提出的碳福利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26]，基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构建碳经济绩效指标。
人均实际GDP能反应地区生活水平和经济规模，借鉴聂飞和刘海云[27]的做法，将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为了保证可比性，剔除各省年度经济产出中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以各省级人均实际GDP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增长水平，由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是各省的历年名义GDP，在计算各省经济增长水平时，均以1990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对GDP数据进行处理，碳经济绩效的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碳经济绩效（CARECO）=区域经济增长（ECODEV）区域碳排放（CO2EMS）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FLALCA）和外资参与程度（FDITRA），采用各地区财政分权作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代理变量。张晏和龚六堂[3]对于地方财政分权指标的衡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采用“省级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与“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的比值衡量地方财政分权。考虑到各省人口规模效应对于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变量”来消除规模效应，同时考虑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弹性效应，对变量予以对数化处理，其指标构建公式如下：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FLALCA）=
LOG省级人均预算内本级公共财政支出全国人均预算内本级公共财政支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和渠道的转移参与东道国的地区建设和发展，并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产生影响[28]。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的考虑，采用单位国民经济产出所耗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FDITRA），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用每年的平均汇率转化成人民币，其指标构建公式如下：
LOG省级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省级年度国民经济产出
（3）控制变量。结合碳经济绩效影响效应理论框架，本文将产业结构（INDSTR）、研发投入（R&DPUT;）、环境规制（ENVREG）、人力资本（EDURSO）、贸易依存度（TRADEO）、城镇化率（CITRAT）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说明：①中国CO2排放主要来源于工业活动，以各省第二产业产出占地方国民经济产出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将产业机构百分比例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②以各地区单位科技人员的内部R&D;经费支出衡量地方科研投入，其中1997年数据缺失，通过插值法对1997年研发投入数据进行线性拟合；③以各地区排污费收入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表明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偏好，同时将环境规制百分比例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④以地方政府辖区内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参照李子豪的方法进行计算；⑤以各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与省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并用各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转换为以人民币为单位；⑥以城镇就业人口比各省总人口数来衡量各省城镇化率[29]。
2.2 计量模型设立与估计策略
考虑到碳经济绩效、区域经济增长以及碳排放驱动因素影响效应的滞后性，本文构建自变量滞后一期的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表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区域碳排放的固定效应模型。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T代表不随省份变动的时间固定效应，U代表不随时间变动的省份固定效应，ε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在模型中加入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一方面避免了计量模型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估计偏誤，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避免模型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另外，为了避免同一省份在不同的观测期内可能出现的自相关问题，并调整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采用以“省份个体”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30]。模型设定如下。
由于区域碳排放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本期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不仅受到当期经济、政策、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主体过去行为对当期的影响，为了考察碳经济绩效的纵向动态影响，在碳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效应模型中加入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数据。为了确定动态面板在进行系统矩估计（SYS-GMM）时被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同时避免“函数形式误设”导致的模型系数偏误，参照“联合排除排性约束的F检验”模型函数形式修正理念[31]，依次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加入碳福利绩效的滞后阶数，依据滞后变量的显著性滞后阶数，发现碳经济绩效的滞后三阶不显著。因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碳经济绩效的滞后两期，构建碳经济绩效动态影响效应模型，通过系统矩估计（SYS-GMM）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分析
从表1变量统计性描述的分析结果发现，在观测值样本范围内，各地区碳经济绩效的均值为3.504，绩效水平位于中心值附近，标准差为0.287，表明各地区碳经济绩效波动较小。结合图1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碳经济绩效水平呈现出由西向东平稳递增过渡情境，并表现出逐年稳健协同增长的发展态势，结论与经验认识是相符的。各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均值为4.271，标准差为2.888，表明中国各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呈现不均衡的分布状态。另外，外资参与程度的均值为2.794，目前外资参与各区域国民经济产出的比重为2.794%，最小值仅为0.066%，而最大值为15.326%，外资参与程度的标准差为2.733。
图1～图3分别为1997—2015年各地区碳经济绩效变动图谱、各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及外资参与程度变动图谱，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区域碳排放程度分段研究样本。从图1中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碳经济绩效水平区域分布不均衡，表现出东高、中西低的分布态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绩效呈现近似平行稳健增长。区域碳排放程度分段区域的碳经济绩效也呈现不均衡的分布态势，表现为高排放区域碳经济绩效水平较低，而中低碳排放区域碳经济绩效水平较高。其中高排放区域2003年之前绩效水平增速较快。2003—2009年间，不同程度的碳排放区域的碳经济绩效水平相近。2009年以后，随着中央和地方环保政策法规的实施，中低碳排放区域的绩效水平快速上升，逐渐向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发展的路径迈进。高碳排放区域的绩效依旧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表现出西部地区较高，东部地区较低的分布状态。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较少的人口基数以及较高的政府转移支付，推动了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人口密集，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东部地区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与税收压力的双重矛盾，导致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较低（如图2所示）。从图3中发现，随着西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地区外来资本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偏好逐年下降，并呈现出向中西部迁移的动态演进趋势，尽管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规模在逐年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外资参与程度也仅保持在1%～2%之间。通过对比区域碳排放强度分段样本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高排放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略低于中低碳排放区的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尽管外资参与程度在不同分段样本
中随时间动态演进波动较大（尤其是在高碳排放区域），但也同样呈现出中低排放区的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分布情境。
3.2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通过搭建以“省份个体”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
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19年共570个样本观测数据的平衡面板进行计量分析，系统地考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推进碳经济绩效提升的渠道，理清两者关系的作用机制。基于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第一部分，使用全国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在探究政府财政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关系时，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采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样本数据，考察不同区域间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差异，关于中国区域的划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第三部分，区分不同绩效赶超省份进行分组分析，图1显示区域碳经济绩效在低排放区域、中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域绩效水平依次降低。本文结合区域碳排放量和碳经济绩效水平，将低排放区域省份、中排放区域和高排放区域的省份分为低绩效赶超样本和高绩效优化样本，尝试从政府财政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层面，探究长期处于低碳经济绩效的省份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齐头并进”的发展困境。
3.2.1 全国层面政府财政配置行为与外资参与行为推动碳经济绩效优化机制探究
表2为全国层面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效应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4代表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估计，具体来看：碳经济绩效的滞后项对当期的碳经济绩效影响效应显著，表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建立的必要性。无论是全国样本层面还是分区域、分绩效样本层面，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二期与碳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滞后一期与碳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而且动态面板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滞后二期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外生变量的影响，滞后二期和滞后一期之间可能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使得在滞后一期和当期的碳处理技术远远优于滞后二期。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影响系数为-0.079，表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每提升1%，区域碳经济绩效下降7.9%，这成为了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向生产性部门倾向的证据。模型5～8表明：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地方官员任免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普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推进“技术效率”的提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进而获得政治晋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边际经济产出和边际区域碳排放产出分别为12.9%和8.3%，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配置偏好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并且区域异质性导致的财政资源的边际碳经济绩效产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距，盲目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容易出现“政策背离”的现象。
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影响系数为0.040，表明外资参与程度每提升1%，区域经济绩效上升4.0%，外来资本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推进中国行业企业的技术革新，继而推进技术水平革新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模型5～模型8表明，外资参与能力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系数为0055），但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不明显。由于经济增长阶段的差异性，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目标的矛盾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内资企业受到外资企业以及外来资本的“比较优势”的发展压力，倒逼行业企业内部优化生產流程和管理经验，推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生产性部门成本的降低推进区域经济产出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东部地区外资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推进，外来资本逐渐向中西部迁移，成为了“污染避难所”效应有力的证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矛盾化是中国战略性改革的产物，如果对外来资本对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协同效应”的成长路径认识不清，容易导致部分区域长期处于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二元”发展困境中。
通过对比分析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的交互作用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表明地方政府偏好“技术溢出”效应性外来资本，通过向具有“正外部性”的外来资本配置财政资金，构建资本入驻优惠平台，促进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提升。
3.2.2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基于区位差异的效应探索
表3为东部地区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东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区域碳经济绩效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正向的变动关系（系数为0.209），说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能够促进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提升。近年来，东部地区渐渐步入第三产业主导的经济时代，新动能不断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量，地方政府有着向边际经济效益更高的技术型生产部门配置更多财政资源的偏好，继而推动辖区内绩效提升。模型5～模型8的结果显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系数为0.299），并对辖区内环境污染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系数为-0.070），表明东部地区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越强，越能够推动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
外资参与程度在1%的显著水平下推动地方碳经济绩效的增长（系数为0.178），外来资本的流入为东部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人员流动效应不断地吸引高端人才的涌入和涌出，资本的技术溢出促进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模型5～模型6结果显示外资参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并不显著。结合图3可以表明，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开发战略向纵深推进以及东部地区外资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东部地区的外资参与程度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近年来“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呼声高涨，加剧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本复杂化，因此，逐年降低的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稳定。外资参与程度能够显著推动东部地区的环境优化，每单位的外资偏好能够减少东部地区5.5%的碳排放，这是外来资本“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有力的证明。
总的来说，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促使高端人才集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现象，这种“优势集群”效应吸引技术型、管理型和资源型资本（外资&内资）的涌入，资本集聚的技术效应和规模效益倒逼生产落后企业技术革新，进而形成“协同创新、共创绩效”的良性发展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至关重要，对比模型1～模型4政府财政资源配置与外资参与程度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强度，有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
表4为中西部地区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与东部地区不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显著抑制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系数为-0.141）。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生产部门技术效率较低，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为了加强区域间经济竞争和赶超，辖区发展出现“竞争到底”现象和环境污染治理的“搭便车”行为。中西部地区在有限的财政配置资源和发展需求支出双重矛盾下，地方政府通常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到“三高型”经济部门，忽视了区域环境保护和技术效率的革新。根据模型5～模型8的结果可以看出，单位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边际经济产出为8.5%小于边际碳排放的产出12.7%，这不仅是地方政府偏好生产性经济而忽视福利性经济的有力证明，更证明了在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革新效率较低的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短视经济行为和政绩追求现象。
外资参与程度对中西部地区的碳经济绩效呈现负向变动关系，但是其影响估计并不显著。一方面，随着中国中西部开发战略的演进和“三高型”外资的不断输入，在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恶化，地方政府的“竞争到底”行为对“三高”生产性部门的污染纵容，抑制了环境优化和碳经济绩效的提升。但是在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贯彻中央降低高能耗、发展新动能的战略任务，导致中西部地区外资环境准入门槛的提高与制造型资本的涌入矛盾加深，因此，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稳定。另一方面，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稳步提高，促使外来资本的类型由“制造型”资本向“技术型”和“服务型”资本的平稳过渡，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逐渐由“粗放式经济”向“精细化经济”转型，资本类型的复杂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使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模糊不清。
3.2.3 政府財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不同绩效赶超省份的分组研究
表5为低绩效赶超样本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结果。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存在抑制效应（系数为-0.252）。由于低绩效的区域通常分布在高碳排放的区域（如图1所示），地方政府面对较低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如图2所示）和环保责任支出的突出矛盾、中国式分权下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区域间经济竞争，通常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制造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尽管单位政府财政配置能力的边际经济产出30.1%小于边际碳排放的产出38.0%，但辖区内生产部门在创造巨大的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导致“竞争到底”现象更加突出，同时环境持续恶化，从而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陷阱”。然而“技术型”和“服务型”外来资本更加偏好东道国优质的入驻环境，相关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应多发生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国家。
外资参与程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促进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其边际碳经济绩效产出为4.3%，表明外来资本通过“示范效应”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协同发展”。据模型5～模型8的回归结果，外来资本的边际经济产出为3.6%，边际环境优化为12%，在验证了“污染光环”假说的同时，也成为了上述结论的有力证据。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低绩效区域的政府有着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边际经济产出更高的生产性部门，在助长“竞争到底”现象的同时，积极搭建自身的政策环境竞争力，通过完善辖区内的基础设施和资本入驻平台，吸引更多的“技术型”和“服务型”资本流入，借助外资企业的“技术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人员流动效应”倒逼辖区内企业革新、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推进碳经济绩效提升和环境优化（模型5～模型8）。
表6为高绩效优化分组样本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从中解读：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效应（系数为0.017），但并不显著。一方面低绩效样本区域主要以东部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的省份（例如北京、天津、上海、福建等）和西部地区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经济的省份（例如宁夏、青海、甘肃等），区域间的经济增长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导致区域间政府制定政策发展目标的差异化，导致高绩效优化分组样本中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不稳定。另一方面，高碳经济绩效的省份通常分布在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地方政府在
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实际上面临着以“环境联邦主义”为主导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和环境优化为倾向的财政资源配置偏好，与以“竞争到底”为主导推进辖区内经济快速增长获得政绩晋升和短视经济行为为倾向的财政资源偏好两种矛盾政策目标的较量，因此，在表6中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稳定。
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系数为0.115），表明外来资本在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模型5～模型6），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碳经济绩效较高的区域通常有较高的技术生产率，外来资本的“人才流动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通过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提高，推进碳经济绩效的优化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外来资本在经济增长水平和技术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显著地推动碳经济绩效的提高（表3所示），而在经济增长水平和技术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表4所示）。由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拥有良好的“技术集群”优势和“人才集群”优势，凭借其“环境竞争力”吸引外来资本的同时，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有效发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外资在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技术溢出”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人才基础社会并不完善。因此，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现实状况和社会条件，解读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提升影响机制。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体制转型和新旧动能更迭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在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影响理论框架上，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聚类稳健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一步广义系统矩估计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资源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和启示：
基于全国样本而言，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的交互作用同样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表明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环境联邦主义”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抑制作用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的主导性，并且政府财政资源配置行为和外资参与行为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东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治理，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的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环境治理，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意味着FDI对于该区域的绩效水平存在更复杂和多维的传导机制。对于低绩效赶超的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环境治理，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由于其“技术溢出”推动环境优化，有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在高绩效优化区域，外资参与程度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并不明显，故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而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对该区域的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为了加快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绿色增长，完善政府财政配置体制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发挥二者对于环境治理的积极效应，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如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资源配置渠道的监督和激励，发挥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在推动区域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引导辖区内产业由“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过渡转型。以GDP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地方官员任免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有着积极追求高边际经济效应产出和参与区域间经济赶超竞争的偏好，在缺少中央有效的激励和民众积极监督下，地方政府的财政配置常常伴随着“竞争到底”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行为，一味地追求区域经济产出而忽视了辖区内环境的优化治理，地方政府先天性的经济短视行为往往不利于辖区内碳经济绩效的稳健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要构建碳经济绩效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构建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型人才的涌入，财政引导辖区内产业的稳健转型，搭建良性循环发展的成长框架。通过中央加强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渠道的有效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优化配置，继而引导区域产业向“精细化”经济转型，实现绩效良性循环发展目标。
第二，构建“技术型”“服务型”外商资本的入驻优惠政策平台，发挥资本的“技术溢出”效应、“人才流动”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的激励作用，倒逼内资企业技术革新，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构建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FDI的技术溢出是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影响资本流入区域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和发展能力来间接改变东道国相关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央政府应给予中西部地区以及绩效赶超的区域更多的减免税收、财政放权等优惠政策，搭建“技术型”“服务型”外商资本的入驻优惠政策平台。一方面可以为产业转型和新旧动能更迭推动区域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拓展区域“技术升级”和“管理升级”的多元化渠道；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西部区域以及低绩效赶超省份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和“技术瓶颈”。通过激励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资金配置的支持和引导，外来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和提升，逐步形成中部和西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人才集群示范基地，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向纵深改革，逐步打造高边际经济效益产出部门，形成“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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