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变论”

    李后强+翟琨

    灾难自古与人类相伴，有时却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无论是天灾还是战乱，四川都是中国遭遇灾难较多的省份之一。然而，川人从来都有面对灾难的巨大勇气，从来都有应对灾难的高超智慧，从来都有直面国难的责任担当。他们在与自然灾难的抗争中，思考着人与自然的理性关系;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艰难跋涉，探索实现通江达海的梦想;在战乱纷争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创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繁荣。川人就是这样在一次次几近灭顶的灾难中浴火重生，在人间总有一个花重锦官、天府之国和锦绣巴蜀。川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充满血性和智慧，懂得辩证思维和民族大义，在关键时刻总能担当和化危为机，跨越灾难，走向辉煌。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灾难抗争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经磨难又生生不息的极具辉煌的民族之一，《诗经·小雅》中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在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大地自然生态灾害频发，抵御外侮征战不断，但中华文明始终绵延不断，这一奇迹来源于“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这个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民族血脉、精神内核和文化因子，始终成为中华儿女同各种灾难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强大动力。在中国西南的巴蜀大地上，坚韧达观的四川人民就是中华民族抗灾克难的典型代表。从“五丁开山”到“杜鹃啼血”，川人自古多勇为民，甘洒热血;从“西川抗元”到“保路运动”，川人从来善战大义，宁死不屈;从“大禹治水”到“汶川地震”，川人一向穿越灾难，涅槃新生。四川一次次遭受几近灭顶的灾难，却一次次砥砺前行、浴火重生。从灾难中新生，从危机中跃升，人间总有一个“锦绣巴蜀”。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充满血性和智慧，懂得辩证思维和民族大义，在关键时刻总能担当和化危为机，走向新的辉煌。

    坚韧达观的四川勇气

    

    巴蜀大地自古多灾多难。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盆地平坦、水域遍布，河网纵横、物产丰富。然而在古蜀时期，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唐代诗人岑参曾写到“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四川还是地震发生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由于四川处在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间，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高原物质向东缓慢流动，在高原东缘沿龙门山构造带向东挤压，遇到四川盆地之下刚性地块的顽强阻挡，造成构造应力能量的长期积累，形成了地震带。在古代，四川有明确文字记载、震级在7级或超过7级以上的地震有10多次。近百年来，1934年发生的茂县叠溪大地震、1973年发生的甘孜强烈地震、2008年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和2013年发生的芦山强烈地震，都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除了天灾，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的地形特征和粮草充足的经济优势，四川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影响巨大的战乱。秦灭巴蜀之战、东汉伐蜀之战、三国时期蜀国战争、五代十国时期宋灭蜀之战、蒙古灭宋战争、明清交替混战、民国时期抗战，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外族入侵，四川常以一域之地对抗全国，这种结果往往几乎是灭顶之灾。以明末清初时期为例，据史料，清军、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代表弘光政权的南明军在四川进行长期拉锯战，再加上后来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长期处于战乱中的四川进入到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图景中，曾经娇艳丰腴的天府之国满目疮痍、枯骨对泣，“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

    巴蜀儿女向来临灾不惧。“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四川自古蜀文明时期便与灾难相伴，但巴蜀先人从未向灾难低头。古代蜀地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大禹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李冰父子带领人民引江分流、炸岩筑坝、凿井煮盐，把洪水驯服成了灌溉的汩汩清泉。从此蜀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南宋末年，川西人民在云顶山石城周围抗击蒙古军队，浴血奋战30多年，创造了亚欧各国抗击元军的奇迹，川将蒲泽的一句“我西川只有断头之士，没有屈膝鼠辈”响彻寰宇，钓鱼城之战击毙蒙哥汗成为大宋最后的辉煌。抗战时期四川大旱，三台县老马、新德、争胜、里程等乡镇农民经常颗粒无收，县长郑献徵带领上万百姓一起奋战9个月，终于完成了可灌溉面积2.7万亩的永和堰，为纪念郑献徵的功德，当地百姓将名字改为“郑泽堰”。2008年，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汶川特大地震，四川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帮助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在巴蜀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抗震救灾壮歌，川人以其在废墟中面对生死的从容坚韧，在震后救援中的无私奉献，在余震生活中的幽默豁达，在灾后重建中的自强不息，赢得了世人的赞叹。四川广元农民石光武的一句“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成为灾区群众自强不息精神的最佳写照。在灾难面前，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坚韧”“自信”“乐观”“幽默”的文化性格和独有表现，被看作是“任何人类自然灾害史都没有记录过的奇异景象”，自古多难的四川人每一次都依靠这样的信念一次次浴火重生。

    化危为机的四川智慧

    

    川人善思，从未停止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探索。“城景相融、田园相连、山水相依”，这是亘古以来蜀人始终追求的生态品质。这个目标始于古蜀人与水患的不断抗争，清人刘沅认为：“中国言水利者，蜀最先。”在这个过程中，古蜀人创造了独有的治水经验，逐渐认识和形成了“天人合一”“上善若水”等哲学思想，扬雄的《太玄》就是一部天地人合一的辨证运动学和动力学著作。蜀水文明体系的起源和形成，有三人贡献最大：开创者大禹、光大者开明丛帝、集大成者李冰。大禹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从疏导岷江开始，凿开金堂峡口。《尚书·禹贡》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是分岷江水入沱江，使其在泸县流入长江，从而减少进入成都平原的洪水。李冰继承了大禹的治水经验，在修建都江堰时遵循“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方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统一，使都江堰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生态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伟大实践，促使都江堰与岷江成为成都平原各城市文明的摇篮，使成都彻底脱离中心聚落时代，成为了布局严整的古代农业文明城市，奠定了成都城市布局的基础。今天的川人继承了祖先兼纳山水、拥江据河的广阔胸怀，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目标。四川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淘汰落后产能，节约资源能源，更在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是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变革，终将绘出一幅绿色生态之省与千年古蜀文明珠璧交辉的动人画卷。

    川人善容，从未放弃实现通江达海的梦想。从中国的地理版图来看，得天独厚的成都平原处于“中华地理的重心极”：她是吴尚时的“中华对角线”交叉的中心、胡焕庸的“中国人口疏密分布线”的中轴线、位于面向海洋文化的东部与面向欧亚大陆桥的西部的交界线上，宛似“西部天眼”。身处这样的地理位置，川人自古就认识到，要迅速从灾难中复苏，就必须实现“包容性发展”。然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于是就有了“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史记》记载成都人“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依靠孔隙似的太白鸟道，开辟出秦陇与巴蜀之间货物交换的商道，“富商大贾”由此而“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蜀商通过南、北丝绸之路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代表的蜀锦和蜀绣、蜀布、邛竹杖、蒟酱等产品远销海外，最早把中国的名称China传播到西方世界。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丝绸就已经传到埃及。《史记》多次提到蜀布、蜀物（即丝绸）。梵文记载，印度教中的大神都喜欢中国丝绸，湿婆神更是，说明在商周时期中国与印度就有丝绸贸易关系。“蚕神”嫘祖，古蜀王蚕丛，在成都教民养蚕。古代欧洲称中国为Seres（希腊语，赛里斯，丝国），世界最早通过丝绸知道的中国就是成都。拉丁语China指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之后。汉代时，成都就成为国际性的“五均”都市，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兼容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阳刚，东部海洋的辽阔与西部山陆的梦幻，兼收并蓄，融会错综，走向四面八方，汇聚天下财富。时至今日，四川正积极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蓉欧快铁”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直达波兰罗兹站，成都成为中国第四个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四川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川人善治，从未失去对灾后新生的向往。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古城被湮没，然而直到1748年，人们挖掘出了被火山灰包裹着的人体遗骸，才意识到火山废墟下是一座城市。成都，是一座两千多年来城名城址都未曾变更过的城市。长久以来，成都高大坚实的城垣，一次又一次伤痕累累，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修复。面对战乱，川人有着一种独特的灾难消解能力和灾后治理能力。秦战乱后，蜀人恢复锦城;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成都平原在东汉乱世以后获得安宁;五代战乱后，成都遍杆芙蓉，成为生态最美丽、经济最繁荣城市之一;宋末四川抗蒙，城中尽是皑皑白骨，但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入川，万里桥边，市肆繁华;明末清初战乱人口骤减，“湖广填四川”带来烟草、玉米，清代中叶的四川已超过湖广成为天下粮仓;汶川特大地震和芦山强烈地震灾后重建，四川人民在“对口援建”和“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等创新机制的引领下，创造了人类灾后重建史上的伟大奇迹，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无所畏惧的四川担当

    四川是祖国统一的大后方。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上，四川长期发挥着政治区位优势和军事地理优势。自秦汉直到明清，统一的中央政府无不以四川作为镇抚西南地区的战略基地，从唐以来四川又是处理中央与西部各民族关系的前哨和堡垒。战国时期，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正确认识到巴蜀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巴蜀为秦国统一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基础;汉高祖刘邦以四川为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平定天下，“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抗战时期，中央政府把四川作为大后方，统一川政，取消防区，整顿税制、货币，内迁学校、工厂;新中国三线建设时期，四川占全国投资的四分之一，成为国家重要的国防工业和科研基地。

    川人是抵御外侮的排头兵。1937年初，四川发生严重干旱，粮食欠收，近30万人受灾，数万人饿死，灾民以树皮、草根、白泥为食。然而就在这种情况，川人毅然出川抗日，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抗日战争爆发后，40多万川军开赴前线浴血奋战。据四川省档案馆文献记载，抗战8年，四川征募兵员260多万人，其他各种渠道征兵约40万人，征兵数量占全国的20%以上，总计出兵约340万人。川军在抗日战争中伤亡64.6万余人，约占军队伤亡人数的20%。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四川承担了50%的财政支出，30%以上的抗战支出。为保障抗日军粮的供应，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交纳沉重的田赋。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四川各地的工厂，加紧生产，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服装和其他各种物资。四川各地还开展了各种捐献活动，为抗战捐钱、捐衣、捐飞机。自贡的盐，运到沦陷区。为保障抗战运输通畅，四川动员250万民工抢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干线。民工们用錾子、锄头、扁担等简陋工具开山辟岭，挖土运石，昼夜赶修。1943年12月，四川动员了29个县50余万民工抓紧施工，紧急修建和扩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战略轰炸机场和5个驱逐机场。勤劳勇敢的四川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大义凛然，同仇敌忾，吃苦耐劳，临危不惧，顽强拼博，发出了“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豪迈誓言，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高度评价。

    人类出现至今，灾难就如影相随，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同时也激发着人类的斗志，甚至在不经意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改变历史的动力。事实上，“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的结束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在人类面对灾难的最高道德考验面前和最高价值诉求的各种方案中，四川人给出了自身有巴蜀文化特色的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国魂为之振奋的特殊答案，让世人体验到巴蜀特色的感恩的心、博大的爱，以及坚韧不拔和乐观幽默相结合的四川精神。在漫漫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四川人一次又一次克服自然的和人为的特大惨烈灾难，用勤劳和智慧捍卫着“天府之国”的尊严和壮美。今天，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四川人将继续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朝着既定目标坚定前行，昼夜兼程、拼搏实干，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四川实践、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