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身的女孩》:始于黑暗,终于温暖

    谢文娟

    这本书的社会关怀无疑提升了它作为一本畅销小说的品质，也改变了我这样一个悬疑小说的初级读者对这个既有类型的想象。如麦家所言，故事里的罪行“起于智力，罪恶，仇恨，但终于一个人黑暗的内心”，故事确实有点黑暗，但最终得到的是温暖。

    决定看《龙文身的女孩》实在是由于很偶然的因素：看了电影《风声》却不满足于不完美的“密室”设置，而《龙文身的女孩》基本上算是一本密室犯罪小说，也就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悬疑小说初级读者的求知欲。再加上小说封面上问题少女的剪影，更增加了我对这个故事的好奇心。

    故事起因于一起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蹤案。40年前，范耶尔家族的少女海莉在瑞典北部的一个岛屿上神秘失踪。海莉失踪之时，正是岛屿与大陆交通切断的时候，凶手必然是留在岛屿上参加家族聚会的家庭成员。那么谁是真正的凶手?是冷酷无情的法西斯军官哈罗德，还是冷面美人西西莉亚?是时髦虚伪的海莉母亲伊萨贝拉，还是现在的企业领袖马丁?……失业记者布隆维斯特接受了范耶尔家族掌门人亨利·范耶尔的委托，以写作传记为名，开始了这起失踪案的调查。荒寒的小岛、来路不明的枪声、被肢解的动物尸体、模糊不清的照片、多年前的报纸和档案……在充满危机的环境之中，布隆维斯特开始凭借这些脆弱的线索重新拼贴当时的情景。

    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在于海莉日记上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女性名字和电话号码，当然，这不过是作者布下的迷障，随着案情的进展，我们才发现名字和缩写都来源于《圣经·利未记》，而所谓的电话号码不过是《圣经》的页码。看到这里，本以为又是一个类似于《七宗罪》或《达·芬奇密码》的故事，想着这书里的罪行又是按经书里的隐喻安排的，想着《圣经》为多少罪行提供了密钥和借口啊……然而，宗教话语在这部书里的作用，既不像《七宗罪》一样为罪行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也不像《达·芬奇密码》一书起到“密码”的作用，它仅仅是变态杀手的“装饰”，使得他的犯罪手段看起来漂亮一些，也使得他的犯罪动机更理直气壮些而已!这才真是令人可气的地方——世上竟有这样无耻的凶手!原来杀人是不需要很多“情有可原”的理由的，可以仅仅由于凶手莫名其妙的“憎恶”!这大概是对原书名《憎恶女人的男人》最好的解题。

    显然，宗教话语的借用增加了本书的神秘色彩，但拉森对此的兴趣仅此而已(算是对丹·布朗的致敬?)。少了宗教符号、神秘教义、历史叙述的迷魂阵，对于那些对宗教和历史有探寻冲动的读者而言，或许少了一份乐趣；但本书所呈现的社会关怀和人文诉求，又何尝没有填补畅销小说常常带给读者的空虚感?尤其是当我们读到如下的信息和数据时：瑞典有80％的女性曾遭男性威胁；有46％的女性曾遭男人暴力对待；有13％女性曾遭性伴侣之外的人严重性侵害；有92％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并未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再联系书中那仿佛人间蒸发的失踪女孩，以及一宗宗暴力事件中无名无姓无言的女性，以及仍然在继续上演的各式各样(包括法西斯主义的余毒)针对女性的罪行，不禁不寒而栗。拉森把他的关怀贯穿到了书中的每一个层面：过去与现在、受害者与探寻者、案情之内与案情之外……这些对立的层面无不集中在书中的两位女性人物身上：一位是多年前失踪的少女海莉，一位是貌似问题少女而实为顶尖级骇客的“龙文身的女孩”——莎兰德。拉森的尖锐不仅在于用他的故事浓缩了一个社会问题并且直接抛给读者，更在于他借莎兰德之口不断地质询：在社会失范和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面对男性暴力，女性何为?海莉和莎兰德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哪种更为合理和有效，需要读者自行判断。

    在意识到拉森不仅是在虚构一部“小说”，也为这样的小说赋予了“大义”时，我不得不说：得向这样的作家致敬!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有作者愿意肩担道义，实为不易!是的，这本书的社会关怀无疑提升了它作为一本畅销小说的品质，也改变了我这样一个悬疑小说的初级读者对这个既有类型的想象。如麦家所言，故事里的罪行“起于智力，罪恶，仇恨，但终于一个人黑暗的内心”，故事确实有点黑暗，但最终得到的是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