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体存在的追问与探寻
【摘 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今天过得怎么样》收录了三篇中短篇小说：《堂表亲戚们》《泽特兰：人格见证》以及《今天过得怎么样》。小说聚焦于不同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将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现实等关于个体的探讨展现得淋漓尽致。该书的出版对贝娄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具有极强内在关联的小说实现精准的观照。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即文化身份的冲突、个体的自我建构以及对贝娄女性观的考量，来探讨该书的出版意义。
【关 键 词】索尔·贝娄；社会存在；他者存在；女性存在
【作者单位】买宁，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2.028
索尔·贝娄是犹太裔美国小说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曾著有《晃来晃去的人》《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码汉卡汉德森》《赫索格》等出色的长篇小说。其短篇小说亦不逊色，常将雷霆萬钧的洞察化为洋洋洒洒、驯服有力的词锋，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的先锋。201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今天过得怎么样》重新收录了贝娄的三篇小说，小说聚焦于不同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将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现实等关于个体的探讨展现得淋漓尽致。该书的出版对贝娄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具有极强内在关联的小说实现精准的观照，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即文化身份的冲突、个体的自我建构以及贝娄对女性观的考量，来探讨该书的出版意义。一、文化身份的冲突
贝娄的小说呈现出两代犹太人的文化隔阂。贝娄所要探讨的是，在具有不同文化烙印的身份冲突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一代的犹太裔移民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从小说人物试图通过文化割裂实现自我文化的确认出发，深刻探讨了这种文化割裂的不可能性。贝娄以历史性的眼光，思考着犹太移民在两代人物的博弈中，文化身份确认的问题。
《堂表亲戚们》中的主人公艾扎即叙述者“我”无时无刻不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即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家庭。在亲戚们的眼中，艾扎是一位颇有名气和地位的大人物。正因如此，当表弟坦基面临即将被判刑的境遇时，坦基的姐姐尤尼斯恳请艾扎能向他的旧识——法官艾勒写一封求情信。小说围绕“我”写信的前因后果的叙述脉络铺陈开来，并旁涉一系列堂表亲戚们的关系。而在“我”看来，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是枷锁，只有枷锁断裂，个体才会找到真实的自我存在。
但要打破这依托血缘纽带链接起来的枷锁并非易事。人与人总是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离不开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无论是《堂表亲戚们》还是《泽特兰：人格见证》，贝娄在叙事中都对个体所处的大家庭的历史变迁做了一个交代——犹太移民家庭的生活史。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在老一辈人的言行举止中得以传承，而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环境中的移民后代们企图摒弃所谓的“原始”，想要剔除父辈们的劣根性，追求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观念。于是小说人物在这种“原始”与现代、传统与创新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他们不同的生命轨迹就是这场无形斗争的最好例证。
相较于第一代堂表兄弟们善良、老实、勤恳、体面的生活态度，犹太移民的后代们在充满权力与财富诱惑的城市中滋生出截然不同的行径。如坦基的锒铛入狱与艾扎的在外奔走相助，坦基对艾扎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反而视艾扎为怪物。因为艾扎并不属于坦基之流，如能“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1]。若非出于残存的亲属观念，坦基才找艾扎帮助自己减少刑罚，否则这两个人或许不会产生任何交集。除此之外，“我”的堂兄弟肖勒姆与梅迪也是如此，他们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肖勒姆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信仰的犹太后裔，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有着构建家国和平的美好情怀。比起其他犹太后裔，他更像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人。反观更具市井气息的梅迪，他在美国出生、成长，美国的一切早已将他熏陶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他接受全新的理念，但身体里流淌的犹太民族血液却又在当他与周边亲戚的接触时不时地沸腾一下，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裔美国人的代表。
在这种不同人物类型的相互交织中，小说人物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色。小说文本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张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冲击。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第一代移民与其下一代的处世方式，以及移民二代的堂表兄弟们之间的巨大差别，都通过小说人物的性格及人物的命运展现了出来。
贝娄聚焦的又远非移民后代在社会存在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即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贝娄通过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使犹太个体在这条亲戚关系枷锁中始终受到束缚，无法挣脱。就如艾扎始终与堂表兄弟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样，尽管移民后代与原有的民族国家相去甚远，但无论怎样流淌在身体中的血液都不会改变他们与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而贝娄想要真正挖掘的是移民后的犹太民族后裔在民族身份逐渐淡化之后，在新的环境中出生或成长的个体该何去何从。二、个体的自我建构
《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三篇小说共同探讨了一个问题，即个体如何通过历史和他者来确定自我。个体很难摆脱历史而独立存在，也很难独立于人际关系网络。当个体想要确定自我存在时，往往要通过历史或他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探寻一种自我存在，这种探寻不是特殊性的，而是带有普适性。其小说塑造人物几乎都是通过两个阶段来进行的，首先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起源的追问，其次才具体到个体。
《堂表亲戚们》中的塞克尔像一位人类学家一样，为了学习一种印第安方言千里迢迢奔赴部落，向一位暮年老者学习。老人去世后，塞克尔成为唯一懂这门语言的人。《泽特兰：人格见证》中的泽特兰，热爱哲学，涉猎很广，知识广泛，会很热心地向他人讲述万物的起源、生命的进化、人类发展的历史演进，甚至在病床上仍在追问人类的起源问题：人究竟从何而来？无论是对古老方言的学习还是对天地万物由来的探寻，都是贝娄呈现在小说中的对个体、人类存在溯源的展现。贝娄以其丰富而广博的知识储备，使这部文学作品包罗万象，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在讲述个体与其家族的故事，而是在诉说着整个人类的诞生以及从古至今发展演变的轨迹。小说文本也呈现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叙事结构，时间上贯通古今，空间上幅员辽阔。这三篇小说虽篇幅短小，但包含的内容却具有深厚的内涵。
小说人物是在与他者的相互观照中确定自我认同的。《堂表亲戚们》的叙述者艾扎正是在观察、研究其他亲戚的过程中，逐步地了解自己，确立了自我的本质，并且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与众不同。而《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里娜，一位离了婚并养育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作者通过小说中她与情人维克托的关系纠葛，展现了一个处于依附关系中的无助女性。卡特里娜迷失自我的状态正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
由此可见，贝娄小说中的这些主人公们，一方面追问着整个人类的起源、存在和发展，企图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找到属于自己生存的一隅之地。因为只有当个体厘清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时——这个过程往往是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实现的，才能进一步窥探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当个体确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后，就会开始思考自我的存在，这个过程则是通过向内寻找的途径完成的。《泽特兰：人格见证》多愁善感的主人公泽特兰带着纯真的感情投身到爱情与生活之中，但现实却给了他一拳重击。于是成就自我还是向现实妥协，成了泽特兰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或许只有打破过去才能获得重生，而这种对过去的告别意味着要抛弃原始的冲动与剔除劣根性。在这样的压力下，泽特兰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追寻心灵的引导。
不管是肖勒姆还是泽特兰，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遇，都始终没有放弃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是勇敢地面对异化的生存环境，跟随心灵的引导与现实对抗。读者可以通过贝娄现实主义的描绘手法和回忆的叙事手段来解读文本。作者将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情感活动世界与外部残酷的现实环境并置，反映出个体在集体中是如何寻求自身建构的。这或许是贝娄想要通过小说传达的引起读者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三、对贝娄女性观的考量
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形象的书写历来是作家笔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在贝娄的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似乎更多的是作为男性存在的附庸。读完三篇小说，很难将《堂表亲戚们》中的尤尼斯、《泽特兰：人格见证》中的绿蒂以及《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里娜与自由、独立、果断、勇敢、执着坚毅的新时代女性画等号。探寻小说中的女性存在问题，可以感知貝娄在小说创作中是如何书写男性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贝娄的女性观进行一种考量，一种逆向考量。
总体来说，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形象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与其说是对其中一位女性形象的分析，不妨看作是对贝娄小说中女性群像描摹的探析。
自女性主义批评诞生以来，学者们对关于女性的社会存在、个人意义以及女性书写等方面的问题的讨论就从未休止，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各界关注。20世纪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波伏娃认为，当女性不再局限于男人的关系中时才会获得解放。而在贝娄的小说中，三位女性无一例外地都处在男性社会的附属位置上。相较于男主人公们，她们一直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
在《堂表亲戚们》中，尤尼斯为了弟弟坦基，多次恳求艾扎出面向法官求情，但换来的并不是坦基的感恩与尊重。《今天过得怎么样》里的卡特里娜，一位离婚的妇女，在前夫艾尔弗雷德眼中她就应该待在家中相夫教子，而不是写天马行空的儿童故事。但逃离婚姻的卡特里娜并没有获得想要的自由。如果说最初靠近维克托是抱着可以获得自由、独立的目的的话，那么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卡特里娜只不过是从一座围城走出来，又进入了另一座囹圄而已。情人维克托对卡特里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感态度，使得卡特里娜在这段关系中充当的也只是性伴侣的角色而已，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处于平等的位置。卡特里娜无法拒绝维克托的每一次要求，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听命于这个她爱的男人，结果只能失去自我。而当她与一直尊重、帮助她的朋友克里格斯坦呆在一起时，她竟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在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社会观念下，卡特里娜始终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体系中。或许长久的压抑使她习惯了这一切，婚外恋的激情也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当她开始觉得不安的时候，她仍会选择回到过去，回到那个令她心安的家庭之中。小说中唯一能够使读者赞誉的女性或许就是《泽特兰：人格见证》中的绿蒂了。绿蒂之所以能够收获与泽特兰的婚姻，主要是因为她得体、深沉、甜蜜的女性品质，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其对丈夫的顺从。她无所欲、无所求，也就无从获得真正的自由。
通过梳理小说中三位女性的经历，大致可以看出贝娄在小说创作中男权主义的思想倾向：女性始终处于男权话语体系之下。虽然她们也能感知孤独感和无助感，一如卡特里娜感到人人都在支配着她一样，但是这些女性并没有大胆地冲破被男性包围的牢笼。她们没有话语权，她们依附于男性，而且当她们真正面临可以选择平等关系时，她们反倒退缩了，变得内心空荡，仿佛失去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小说传递出来的这样一种女性观，在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深思。到底女性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贝娄的这样一种对女性存在的处理，无疑是对当时整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境遇的一种书写。这样一种现象应当值得重视，而不应仅仅被看作是故事情节的展现和作家艺术化的描写。四、结语
短篇小说集《今天过得怎么样》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正如贝娄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活着是为什么等问题。”[2]贝娄选取的这些问题也恰恰是人们一直需要面对的：人们到底该如何存在于与社会集体、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女性该如何存在于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个体如何找到自我存在的位置、价值与意义等等。除此之外，浙江文艺出版社对这部小说集的命名也颇耐人寻味——《今天过得怎么样》。小说刻画的是犹太民族的生活经历，而在犹太弥赛亚式的时间观中，“现在包含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略缩物”[3]。现在就是今天，就是此时此刻，作者结合犹太民族时间观的特性，在叙述中将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浓缩在“今天”中。从今天管窥人生，既能引导读者把握与珍惜每一个当下，恰如尼采所说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今天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又能够使读者充分理解历史发展的宏大，对每一个今天的书写都将集结成对人类个体历史的描绘。
|参考文献|
[1][美]索尔·贝娄. 今天过得怎么样[M]. 郭建中，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2][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著. 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M]. 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刘娜. 索尔·贝娄小说叙事时间的复调性探析[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131—133.
【关 键 词】索尔·贝娄；社会存在；他者存在；女性存在
【作者单位】买宁，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2.028
索尔·贝娄是犹太裔美国小说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曾著有《晃来晃去的人》《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码汉卡汉德森》《赫索格》等出色的长篇小说。其短篇小说亦不逊色，常将雷霆萬钧的洞察化为洋洋洒洒、驯服有力的词锋，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的先锋。201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今天过得怎么样》重新收录了贝娄的三篇小说，小说聚焦于不同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将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现实等关于个体的探讨展现得淋漓尽致。该书的出版对贝娄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具有极强内在关联的小说实现精准的观照，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即文化身份的冲突、个体的自我建构以及贝娄对女性观的考量，来探讨该书的出版意义。一、文化身份的冲突
贝娄的小说呈现出两代犹太人的文化隔阂。贝娄所要探讨的是，在具有不同文化烙印的身份冲突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一代的犹太裔移民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从小说人物试图通过文化割裂实现自我文化的确认出发，深刻探讨了这种文化割裂的不可能性。贝娄以历史性的眼光，思考着犹太移民在两代人物的博弈中，文化身份确认的问题。
《堂表亲戚们》中的主人公艾扎即叙述者“我”无时无刻不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即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家庭。在亲戚们的眼中，艾扎是一位颇有名气和地位的大人物。正因如此，当表弟坦基面临即将被判刑的境遇时，坦基的姐姐尤尼斯恳请艾扎能向他的旧识——法官艾勒写一封求情信。小说围绕“我”写信的前因后果的叙述脉络铺陈开来，并旁涉一系列堂表亲戚们的关系。而在“我”看来，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是枷锁，只有枷锁断裂，个体才会找到真实的自我存在。
但要打破这依托血缘纽带链接起来的枷锁并非易事。人与人总是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离不开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无论是《堂表亲戚们》还是《泽特兰：人格见证》，贝娄在叙事中都对个体所处的大家庭的历史变迁做了一个交代——犹太移民家庭的生活史。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在老一辈人的言行举止中得以传承，而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环境中的移民后代们企图摒弃所谓的“原始”，想要剔除父辈们的劣根性，追求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观念。于是小说人物在这种“原始”与现代、传统与创新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他们不同的生命轨迹就是这场无形斗争的最好例证。
相较于第一代堂表兄弟们善良、老实、勤恳、体面的生活态度，犹太移民的后代们在充满权力与财富诱惑的城市中滋生出截然不同的行径。如坦基的锒铛入狱与艾扎的在外奔走相助，坦基对艾扎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反而视艾扎为怪物。因为艾扎并不属于坦基之流，如能“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1]。若非出于残存的亲属观念，坦基才找艾扎帮助自己减少刑罚，否则这两个人或许不会产生任何交集。除此之外，“我”的堂兄弟肖勒姆与梅迪也是如此，他们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肖勒姆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信仰的犹太后裔，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有着构建家国和平的美好情怀。比起其他犹太后裔，他更像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人。反观更具市井气息的梅迪，他在美国出生、成长，美国的一切早已将他熏陶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他接受全新的理念，但身体里流淌的犹太民族血液却又在当他与周边亲戚的接触时不时地沸腾一下，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裔美国人的代表。
在这种不同人物类型的相互交织中，小说人物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色。小说文本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张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冲击。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第一代移民与其下一代的处世方式，以及移民二代的堂表兄弟们之间的巨大差别，都通过小说人物的性格及人物的命运展现了出来。
贝娄聚焦的又远非移民后代在社会存在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即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贝娄通过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使犹太个体在这条亲戚关系枷锁中始终受到束缚，无法挣脱。就如艾扎始终与堂表兄弟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样，尽管移民后代与原有的民族国家相去甚远，但无论怎样流淌在身体中的血液都不会改变他们与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而贝娄想要真正挖掘的是移民后的犹太民族后裔在民族身份逐渐淡化之后，在新的环境中出生或成长的个体该何去何从。二、个体的自我建构
《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三篇小说共同探讨了一个问题，即个体如何通过历史和他者来确定自我。个体很难摆脱历史而独立存在，也很难独立于人际关系网络。当个体想要确定自我存在时，往往要通过历史或他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探寻一种自我存在，这种探寻不是特殊性的，而是带有普适性。其小说塑造人物几乎都是通过两个阶段来进行的，首先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起源的追问，其次才具体到个体。
《堂表亲戚们》中的塞克尔像一位人类学家一样，为了学习一种印第安方言千里迢迢奔赴部落，向一位暮年老者学习。老人去世后，塞克尔成为唯一懂这门语言的人。《泽特兰：人格见证》中的泽特兰，热爱哲学，涉猎很广，知识广泛，会很热心地向他人讲述万物的起源、生命的进化、人类发展的历史演进，甚至在病床上仍在追问人类的起源问题：人究竟从何而来？无论是对古老方言的学习还是对天地万物由来的探寻，都是贝娄呈现在小说中的对个体、人类存在溯源的展现。贝娄以其丰富而广博的知识储备，使这部文学作品包罗万象，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在讲述个体与其家族的故事，而是在诉说着整个人类的诞生以及从古至今发展演变的轨迹。小说文本也呈现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叙事结构，时间上贯通古今，空间上幅员辽阔。这三篇小说虽篇幅短小，但包含的内容却具有深厚的内涵。
小说人物是在与他者的相互观照中确定自我认同的。《堂表亲戚们》的叙述者艾扎正是在观察、研究其他亲戚的过程中，逐步地了解自己，确立了自我的本质，并且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与众不同。而《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里娜，一位离了婚并养育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作者通过小说中她与情人维克托的关系纠葛，展现了一个处于依附关系中的无助女性。卡特里娜迷失自我的状态正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
由此可见，贝娄小说中的这些主人公们，一方面追问着整个人类的起源、存在和发展，企图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找到属于自己生存的一隅之地。因为只有当个体厘清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时——这个过程往往是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实现的，才能进一步窥探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当个体确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后，就会开始思考自我的存在，这个过程则是通过向内寻找的途径完成的。《泽特兰：人格见证》多愁善感的主人公泽特兰带着纯真的感情投身到爱情与生活之中，但现实却给了他一拳重击。于是成就自我还是向现实妥协，成了泽特兰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或许只有打破过去才能获得重生，而这种对过去的告别意味着要抛弃原始的冲动与剔除劣根性。在这样的压力下，泽特兰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追寻心灵的引导。
不管是肖勒姆还是泽特兰，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遇，都始终没有放弃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是勇敢地面对异化的生存环境，跟随心灵的引导与现实对抗。读者可以通过贝娄现实主义的描绘手法和回忆的叙事手段来解读文本。作者将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情感活动世界与外部残酷的现实环境并置，反映出个体在集体中是如何寻求自身建构的。这或许是贝娄想要通过小说传达的引起读者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三、对贝娄女性观的考量
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形象的书写历来是作家笔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在贝娄的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似乎更多的是作为男性存在的附庸。读完三篇小说，很难将《堂表亲戚们》中的尤尼斯、《泽特兰：人格见证》中的绿蒂以及《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里娜与自由、独立、果断、勇敢、执着坚毅的新时代女性画等号。探寻小说中的女性存在问题，可以感知貝娄在小说创作中是如何书写男性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贝娄的女性观进行一种考量，一种逆向考量。
总体来说，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形象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与其说是对其中一位女性形象的分析，不妨看作是对贝娄小说中女性群像描摹的探析。
自女性主义批评诞生以来，学者们对关于女性的社会存在、个人意义以及女性书写等方面的问题的讨论就从未休止，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各界关注。20世纪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波伏娃认为，当女性不再局限于男人的关系中时才会获得解放。而在贝娄的小说中，三位女性无一例外地都处在男性社会的附属位置上。相较于男主人公们，她们一直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
在《堂表亲戚们》中，尤尼斯为了弟弟坦基，多次恳求艾扎出面向法官求情，但换来的并不是坦基的感恩与尊重。《今天过得怎么样》里的卡特里娜，一位离婚的妇女，在前夫艾尔弗雷德眼中她就应该待在家中相夫教子，而不是写天马行空的儿童故事。但逃离婚姻的卡特里娜并没有获得想要的自由。如果说最初靠近维克托是抱着可以获得自由、独立的目的的话，那么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卡特里娜只不过是从一座围城走出来，又进入了另一座囹圄而已。情人维克托对卡特里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感态度，使得卡特里娜在这段关系中充当的也只是性伴侣的角色而已，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处于平等的位置。卡特里娜无法拒绝维克托的每一次要求，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听命于这个她爱的男人，结果只能失去自我。而当她与一直尊重、帮助她的朋友克里格斯坦呆在一起时，她竟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在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社会观念下，卡特里娜始终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体系中。或许长久的压抑使她习惯了这一切，婚外恋的激情也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当她开始觉得不安的时候，她仍会选择回到过去，回到那个令她心安的家庭之中。小说中唯一能够使读者赞誉的女性或许就是《泽特兰：人格见证》中的绿蒂了。绿蒂之所以能够收获与泽特兰的婚姻，主要是因为她得体、深沉、甜蜜的女性品质，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其对丈夫的顺从。她无所欲、无所求，也就无从获得真正的自由。
通过梳理小说中三位女性的经历，大致可以看出贝娄在小说创作中男权主义的思想倾向：女性始终处于男权话语体系之下。虽然她们也能感知孤独感和无助感，一如卡特里娜感到人人都在支配着她一样，但是这些女性并没有大胆地冲破被男性包围的牢笼。她们没有话语权，她们依附于男性，而且当她们真正面临可以选择平等关系时，她们反倒退缩了，变得内心空荡，仿佛失去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小说传递出来的这样一种女性观，在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深思。到底女性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贝娄的这样一种对女性存在的处理，无疑是对当时整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境遇的一种书写。这样一种现象应当值得重视，而不应仅仅被看作是故事情节的展现和作家艺术化的描写。四、结语
短篇小说集《今天过得怎么样》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正如贝娄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活着是为什么等问题。”[2]贝娄选取的这些问题也恰恰是人们一直需要面对的：人们到底该如何存在于与社会集体、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女性该如何存在于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个体如何找到自我存在的位置、价值与意义等等。除此之外，浙江文艺出版社对这部小说集的命名也颇耐人寻味——《今天过得怎么样》。小说刻画的是犹太民族的生活经历，而在犹太弥赛亚式的时间观中，“现在包含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略缩物”[3]。现在就是今天，就是此时此刻，作者结合犹太民族时间观的特性，在叙述中将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浓缩在“今天”中。从今天管窥人生，既能引导读者把握与珍惜每一个当下，恰如尼采所说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今天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又能够使读者充分理解历史发展的宏大，对每一个今天的书写都将集结成对人类个体历史的描绘。
|参考文献|
[1][美]索尔·贝娄. 今天过得怎么样[M]. 郭建中，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2][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著. 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M]. 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刘娜. 索尔·贝娄小说叙事时间的复调性探析[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13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