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万寿祺书法研究

    摘 要：万寿祺为清初遗民文人，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重点论述了万氏书学渊源与风格形成的主客观原因，进而总结其书法地位及影响，旨在透析万氏的学书心路，探索清初遗民书家群不同的书法风貌。

    关键词：清初遗民；万寿祺；书学渊源；艺术精神

    万寿祺为清初遗民文人，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甲申巨变后，他组织并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锒铛入狱，获释后归隐楚州浦西隰西草堂，后因时局所迫遁迹佛门。晚明独特的社会大环境和其以明季遗民的身份在清廷生活的经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书法风貌。作为江淮地区的文化名流，研究万寿祺的书学渊源、书学理论、艺术精神对探索清初遗民书法的面貌具有特殊意义，对当代习书者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书学渊源与风格概述

    万寿祺，字年少，又字内景、介若，出家后改名慧寿，自号明志道人。明万历十一年（1603年）生于徐州，清顺治九年（1652年）卒于淮安，次年其子万睿、堂侄万穆移灵柩葬于徐州城南凤凰山。万寿祺的祖父万显、父亲万崇德皆为明朝官吏，至其出生时，已经“家有良田、美宅、山庄百顷”，其家虽算不上“钟鸣鼎食之家”，但亦可谓“诗书簪缨之族”。优越的家庭环境为万寿祺提供了良好的少年教育，为其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万寿祺的艺术人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603～1627），幼承庭训，转益多师。

    根据万寿祺晚年所做《自志》记载：“祖父沐国恩，寿祺受父书，教以忠孝，登贤书。时大父、大母、父皆前卒，独母在。上公车辄罢，家居负庭训，每上食母前辄自惭。”万寿祺此处提到的“受父书，教以忠孝”，指的是其父万崇德十分重视他道德品质的培养。此外，万寿祺还提到“家居负庭训”，每次依其家规到母亲处吃饭时便感到惭愧，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业不进”。可见万寿祺的父母并没有对他疏于管教，幼承庭训的万寿祺从一开始便将儒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种在了自己心中，并对其以后的人生轨迹、书学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富足的家境使青少年时代的万寿祺有了可以转益多师的物质基础。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言：“寿祺少时从塾师学，师曰曹，曰朱，曰刘，曰陈，曰胡，曰许……寿祺十有九岁，始入庠为庠士。父始命游王紫芝先生之门。”万寿祺十五岁时便能诵诗书二十余万言，这得力于他良好的私塾教育，亦得力于其天资聪颖。

    第二个阶段（1628～1644），游走四方，名扬江左。

    崇祯元年（1628年），26岁的万寿祺北上京师参加会试。其后十余年间，万氏因战乱移家多次。在此期间，万寿祺积极参加江南文人的集会与社团活动。崇祯二年（1629年），复社成立，万寿祺被推举为彭城地区的领袖。自此以后，万寿祺逐渐成为晚明文坛中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崇祯三年（1630年），万寿祺中杨廷枢榜第五十九名，后与陈子龙、黄宗羲、顾梦游、吴伟业、蒋鸣玉等诸子交游，名扬江左。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亡。万寿祺闻此，悲痛不已，后极力奔走联络旧友，集结义兵武装抗清。不久义兵溃败，万氏锒铛入狱，两月后因友人搭救才得以脱难。

    第三个阶段（1644年～1652年）遗民余生，故国情怀。

    抗清失败后，万寿祺“携妻子渡江北，隐于山阳之浦西，筑庐治圃，号曰隰西草堂”。自此，万氏隐居于隰西草堂，以“荷臿”“灌园”“为人傭书”自给，以引觞赋诗、抚琴书画自娱。清顺治三年（1646年），万寿祺为躲避清朝推行的薙发政策，遂礼三宝，祝发为僧。自此改名慧寿，自号明志道人。明亡后，万寿祺至死不做贰臣，始终忠于大明王朝。又由于他国变前在晚明文坛颇有影响力，很多抱着忠明思想和希望的遗民常造访隰西草堂，如：顾炎武、阎尔梅、程邃、宋曹、归庄、李长祥等，万寿祺与他们在隰西草堂中“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可以说他们是心灵上的相互慰藉，进而抒发对故国的思念之情。除述说故国之情外，万氏与造访他草堂的好友亦诗文唱和、交流学书思想。现藏于淮安市博物馆的万寿祺于去世前一年书写的立轴作品《书为乾翁词丈寿》，内容为李长祥的一首七言绝句。隐居此间的这多岁月，万氏儒帽僧服，亦奔走江淮之地，来往吴楚之间与明季故人交游。

    （二）书学渊源与风格概述

    万寿祺的祖父、父亲皆科举出身，想必其祖、父对其的人生规划亦是科举之路。写字在文人的科考道路中极其重要，万寿祺在其祖辈父辈以及私塾老师的启蒙下开始了书法基本功的练习。万寿祺十九岁始从陈壁学书。陈壁乃其岳父陈陞之弟，在当时甚有书名。随后又曾向陈继儒学书。黄宾虹在《垢道人佚事》中云：“（程邃）与万年少寿祺师事陈眉公继儒。”崇祯五年（1632年），万寿祺到苏州与陈子龙等人交游，陈子龙留有《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诗，诗题中提到的陈眉公即陈继儒。此诗题可作为万寿祺从陈继儒学书的一个佐证。

    取法方面，万寿祺所见所学法帖众多取法高古。清顺治四年（1647年），万氏在《跋家藏楷法》中提到：“家贫不能多蓄法书，杖头挂百钱，走市中，见鬻书者择其勒搨完好、不失古人之意，时时收买。残碑断楮，日月所积，得若干纸，选其良以甲乙之。”虽然我们不知万年少日月所积所得的若干纸，为何“楷法”。但我们可以知道他有收集法帖的习惯，并且所得法帖有一定的数目，版本亦良莠不齐，这样他才能选其良以甲乙之。清顺治五年（1648年），万年少游广陵时以五千钱的巨资购得五字损本《兰亭序》。即使在家贫的情况下，万寿祺见到善本法帖仍会购买，他对书法艺术的执着精神可窥一斑。除五字损本《兰亭序》外，万氏还见过颍上《兰亭序》、米氏《兰亭序》。此外，万寿祺曾临习过的可考证的法帖还有：王羲之《黄庭经》、钟繇《宣示表》、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万氏在《跋临卫夫人法书》中提到的“卫夫人法书”，等等。万年少所见不可谓不广，取法不可谓不古。

    万寿祺一生书法风格有三次转变，这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万氏晚年在为他的书法老师陈壁撰写的墓志中云：“寿亲承先生书法，以忧子为门下士，今二十有八年，凡三变以成今书。”由于万寿祺明遗民的特殊身份又始终与清廷的不合作态度的原因，其诗文散佚民间经后人整理保存较多，但书画作品存世较少。这使得对其书法“三变”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万寿祺在《自赞》中云：“好读书，善楷隶。”万氏现存的楷书较有代表性的为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所书的《跋左光斗手札》；清顺治二年（1645年）所书的《遁渚唱和集》，以及书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以后的《金刚经》。万寿祺的楷书用笔上追锺王下参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结体稍扁有向右上倾斜之势且松阔灵动，通篇神清气爽，气息高古。孙运锦《明孝廉万先生传》曾这样评价过万寿祺的书法：“书由王内使入，后参颜平原法，而胎息终在晋人。”万氏诸体中，小楷最佳，孙运锦评价其书“胎息晋人”，还是十分中肯的。

    万寿祺的隶书流传下来极少，仅散见于其作画时的题款，至今未发现他有整幅隶书作品存世。如作于崇祯元年（1628年）的《群仙祝寿图》及其后“群仙祝寿”四字的隶书题款。另外，隐居后所画的《山水扇面》亦有“高风可挹”的隶书题款。这两幅画作的隶书题款虽相隔数年，然风格相近，用笔均韧健工细，结字亦都秀润飘逸，一派《曹全碑》风貌。《曹全碑》出土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出土后备受书坛关注，习之者众多。万寿祺便是较早学习《曹全碑》的书家。万寿祺是否学习过其他隶书，是否形成了自己的隶书风貌，因其隶书存世较少现无可考，但是万氏既然说自己“善楷隶”，其必然在隶书上下了不少功夫。

    万寿祺的行书存世亦不多，所见多为万氏中年或晚年作品。横幅《行书游仙诗》根据作品上所钤“寿祺私印”推测，应为万氏隐居前作。此幅作品将楷行草融为一体，上下字之间多连带增加了作品的动势，同时疏空行距更显空灵。用笔爽利连贯，气息延绵。用墨上，以淡墨为主，加以浓墨之变化。《行书七律诗》为万寿祺归隐后所书，此作以行书为主，杂以楷、草，用笔中侧锋并举，方圆结合。结字稍长，用墨亦有变化，总的来说属平整一路。《书为乾翁词丈寿》，书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也就是万寿祺去世前的一年。此幅作品亦属秀雅一路，更增禅趣与书中，书风也变得温雅。这与其甲申之变后，家道中落以致食不果腹，鬻书卖画为生，最后祝发为僧，参禅礼佛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相较与前两幅作品，这幅作品尺幅较大，字亦较大，用笔多中锋，结字紧密且向右上微微倾斜，上下字之间较少连带，但通篇气息贯畅。

    万寿祺的书法取法高古，亦受晚明浪漫书风的影响，总体来看其应属于董其昌、陈继儒为代表的追求淡雅、秀逸、俊爽一路的松江派体系的书家。

    二、万寿祺书法艺术成就取得的主客观原因

    （一）社会思潮

    一方面，万寿祺所处的时代正值明末清初思想解放之际，当时的学者质疑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试图建立新的宇宙观，“他们认为天地并非不可测知的神妙之迹，而是一种物质，是可以推测而知道的”。在晚明带着这种天地可知思想进行思想启蒙的学者及流派有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有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等。晚明时期的浪漫书风便是在这种思想启蒙下形成的。万寿祺的书风虽不似王铎、傅山、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充满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但我们从万氏《书为乾翁词丈寿》等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其受晚明浪漫书风影响的痕迹。只不过万寿祺摒弃了浪漫书风中的崇气势尚奇崛，而选择了温雅俊爽。

    另一方面，明代文人书画家把雅玩作为孕育文艺气息的一种手段。陈继儒曾列举出诸多雅玩事宜：“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堪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想必是陈继儒诸多追求文雅的行径影响了万寿祺，以致王晫《今世说》这样评价：“徐州万年少自诗文书画外，琴、棋、剑器、百工技艺，细而女红刺绣，粗而革工缝纫，无不通晓。”万氏这种尚文雅的性情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基础，也是其书法的主要格调。

    最后，甲申之变后，万年少拒绝薙发，被迫落发为僧，这促使他最终达到“脱去世谛，人我两忘”的思想境界。清顺治八年（1651年），万寿祺“发愿书写《金刚经》一百部。但因年寿不永，去世前只写成了二十部左右”。万氏晚年的书法作品中流露出卓尔不群的遗民心态，以及简远超逸的率真性情。

    （二）书学理论和艺术精神

    万寿祺在《跋家藏楷法》中云：“退院闲窗，课诵之暇，神理所过，眼若望洋，则欣然命笔。即不能都似，而意致过之，是亦闭户师友也。”万氏临习古帖在追求“似”的同时，又不追求“都似”，而是致力于“意过之”。他在营造古人“意”时又融入自己对书法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意过之”。同样，万氏在《跋书王氏小词册》中亦曾云：“笔墨静好，以意仿智永真草《千文》，杂以元常《宣示》，书王氏小词六首，不能都似。”万寿祺在书王氏小词六首时，把智永《千字文》之意与钟繇《宣示表》之意融为一体，致使所书“不能都似”。由是可知，万寿祺十分善于学习古人。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他便把众家之长融入了自家笔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貌。

    关于万氏的书学主张，笔者归纳了如下三点：其一，取法乎上；其二，博览群帖；其三，入古能化，以意运法。在艺术精神方面万寿祺一直是摒俗尚雅追求潇散自由的书法风貌。隐居隰西草堂后，万氏融禅意于书中又进一步拔高了他书法艺术的意境。

    三、书法地位及影响

    万寿祺的书法以小楷见长，兼善隶书和行草书。诸体虽善，但流传下来的手札、书作不多，尺幅比较小，亦少有大字书作，“完全属于书斋式作品一类”。万氏作为明代遗民书家，其书法成就逐渐被后人遗忘，其对后世的影响亦甚微，究其原因大抵如下：其一，万寿祺的明遗民身份，且又与清廷始终不合作的态度，致使其著作遭禁，后世知之较少；其二，万寿祺寿短，只活了50岁，其隐归后致力于书画创作的时间只有6年，创作的书画作品较少；其三，万寿祺始终保持着士大夫高傲的态度，其曾云：“若复操亦市井，则心手相违，雅道沦坠，一切祝贺、奠诔、章啓、募疏、市牌、春帖概不应教”。他的这种“雅道乱坠”的态度，也使得其书法创作较少；其四，著作不丰，又多散佚，除诗文集和《墨表》传世外，余者如《算天文法》《占周易法》均佚不传，其诗文亦有散佚；其五，万寿祺的门人及后人未有较为出众者，无法抬高他的名气，但是万寿祺作为明季遗民书斋式的文人书家，其书作流露出的晚明士大夫自由、潇洒的审美观，也是明末文人书家的突出特点。

    万寿祺的书法虽不及同时代的王铎、傅山等名家，但亦有众多可取之处。正是由于万寿祺这一类文人书家的积极探索，才使明末清初的书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当代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万氏的书法成就，其书学理论对后世学书者可以起到指引作用，而他的学书经历以及人格精神亦能给后人以启发。

    参考文献：

    [1]万寿祺.万寿祺集[M].余平、王翼飞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2]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二.

    [4]刘恒.中国书法·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5]黄振东.万寿祺书法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作者简介：

    马亚，现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