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狂飙横行中国

    陈小玮　邓蔺茹

    7年前，当“山寨”产品以仿制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地在市场冒头时，没人能猜出它顺带会让一个词——“山寨”，在神州大地风行开来。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山寨还能与文化联姻，从一个经济现象华丽转身为一种文化现象。

    2009年1月17日，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日子。沉浸在题海多年的考生发现，语文试卷最后的作文题竟是有关山寨的话题，考题是一段有关川籍“北漂”施孟奇叫板央视春晚，开办山寨春晚网站的材料，要求考生自选角度，发表看法。考生的反应是这种试题很生活，与自己贴得很近。

    去年以来，“山寨”似平已经成了个无处不在的现象，以至于央视《新闻联播》也要大加评论一番。有项关于山寨文化的调查显示：知道山寨现象的人占53.4％；表示听说过的占30.4％；不知道的只有16.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山寨能成为一个现象，也绝非一日之功。

    山寨产品的存身之道

    “山寨的一天”，是一个在网上流行的段子：

    早晨洗头之后头皮很痒，仔细一看是“瓢柔”!泡一桶“康帅傅”方便面，抽一支“中萃”香烟，然后穿上“报喜鸟”外套下楼，到中国石油加油，开发票时才知道人家是“中国石油”。走进华朕超市，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可口可乐”，“娃娃哈”、“下好佳”、“脉劫”、“橙多多”，哈!还有“丑粮液”呢……

    中国的消费者，总是在戏谑中消解遭遇到的诸多麻烦。

    看过电影《大腕》的，立马能联想到李成儒的那段经典台词。不过，这段台词如今已成为“山寨手机”的广告：一定得选最好的硬件芯片，雇法国设计师，做就得做最高档的手机，平台直接用MTK，屏幕最小也得3.0，什么智能呀、电视功能呀，双卡同时待机呀，能装的全给他装上……手机里再建一读卡器，卡用索尼的，一个G就几十块；再装一特大电池，365天待机，就是一个字儿——爽，接个电话就得说它一个小时才行……

    其实，早在2001年，山寨手机就在广东一带流行，很多当地人拿的都是诸如“NOKLA”、“Samsang”等在内地闻所未闻的牌子，且无论是正规商店，还是街头小摊，摆得最多、卖得最好的也都是这些牌子。

    2008年应该是山寨手机生存环境较为宽松的一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手机行业放开了，实行了长达9年的牌照制度被取消。当然政策的宽松并非主因，关键是有技术支持。

    2006年，台湾一个名叫联发科的芯片商开发出了一种MTK手机芯片，该芯片最大的特点是提供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全面解决方案(total solutions)。过去的手机厂商，要开发出一种新品，需要几十人、一年多才能完成。而采用联发科的芯片后，生产商只要将联发科芯片买来，配上手机外壳和电池，就可以组装出一款手机。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只要有3个人，就能搞起一个手机作坑一个人负责购联发科的芯片，一个人负责组装，一个人负责市场销售。

    联发科因此被业内揶揄为“黑手机之父”。

    正是在这样的技术基础上，中国才产生了大量的设计公司、方案公司，出现了众多的山寨手机。据统计，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有1.5亿部，几乎与国内市场手机总销量相当；并且，在海外市场利润远高于国内市场的现状下，山寨手机2008年的出口量可能会超过1亿部。

    随着手机核准制被取消，从理论上讲，任何有生产制造能力的厂商都能生产手机，只要能通过泰尔实验室的手机入网质量检测，就可获得入网证。有专家曾经表示，新规定将会给国内的很多“黑手机”(指走私的水货机、翻新机和没有入网许可证的杂牌机)漂白的机会，使他们获得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最近的一个消息是，联发科已与泰尔实验室低调宣布策略合作，泰尔实验室将支持联发科将相关标准(尤其是TD-SCDMA标准)快速转型到研发等产业链中。这会不会是国内山寨机一个漂白的机会，尚有待观察。

    山寨文化异军突起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化，就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按此来理解山寨文化，就不会过于晦涩难懂了。

    一个社会，如果主流文化是一棵大树的主干，其余的枝枝杈杈就可以大略归于山寨的范畴。所以说山寨文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非主流，边缘化的。

    2006年，中国恶搞系导演阿甘以一部《大电影之数百亿》成功取胜，秘诀在于恶搞了中国十几部大片，并以低成本取得了高票房。2007年，他乘胜追击，拍出了《大电影2.0》继续在恶搞的基调上狂奔。2008年，他将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包装成同名歌舞片，且又注入当下流行的山寨文化。他说，自己并不觉得“山寨”这个词语带有贬义，“山寨可能是一种怜香惜玉的表达”。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例子在激励着民众，2008年，更多类似的案例不时雷到公众的眼球。

    有一个漂亮MM，在大街上溜“熊猫”，原来此“熊猫”是由一头松狮犬改装的。现实中不能与熊猫“亲密接触”，那就通过给宠物“整容”，权且满足一下普通人心中的梦想。改装的效果倒不错，吸引了很多眼球，还差点让警察当作贩卖国宝的人被控制了。

    北京电视台为新版《红楼梦》造势不小，在大家都关注这部戏的时候，网络版的《红楼梦》却率先“封镜”，尽管制作粗糙，背景里都能看到其家人在搓麻将，但并不影响制作者自己乐和，还吸引了众多网友点击热捧。

    还有一例是韩江雪的山寨版《百家讲坛》。

    民间学者韩江雪两次被《百家讲坛》拒之门外，愤然之下自掏腰包3万元，拍了部长达6个小时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起初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但到了2008年10月5日，随着阎崇年江苏被袭，这段视频突然火爆起来，被各大门户网站放在显眼的地方供人浏览，短短3天，点击率就飙升到3万。大多数网友表示，“支持韩先生，这才是真正的百家讲坛”，“讲得不错，有自己的观点见解”……

    山寨文化的代表之作，应该是去年后半年各地蜂拥而起的“山寨春晚”。据说大大小小可能有10台之多，而最著名，最调人胃口的则是号称能与央视春晚DK的“施孟奇”版。

    四川达州人施孟奇一年前在京办了个文化公司，不仅认识了一些娱乐圈的朋友，还有了文化部演出经纪人资格，便希望在娱乐圈搞出点名堂。自从有了“山寨春晚”这个“金点子”，施孟奇就成为各路媒体追逐的对象，曝光率颇高，产生的宣传效应是以前从来不敢想的。媒体给他戴上了诸如“DK央视”、“颠覆传统”“全民娱乐”，“草根文化崛起”的帽子。

    但是，除夕之夜，在网络上看山寨春晚的人并不多。和央视春晚耗资巨大以及一流灯光、舞美演出阵容相比，“山寨春晚”在这方面显得相当捉襟见肘，整

    台晚会连件像样的演出服都没有。节目在录制中还出现了不少硬伤，一个飙高音的唱歌节目中，伴奏音明显盖过了歌声，而由北京某胡同两位大妈说的相声，也是相当业余。

    一位网友对“山寨春晚”的评价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现在看来”，“山寨春晚”和央视春晚叫板的想法实在有些天真，但它的创意精神和娱乐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就当它是春节大餐的一道佐料吧。”

    “山寨”为什么这么火?

    《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做了一个联合调查，共有2169人参与，其中38.7％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一种复制文化有33.7％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一种冒牌的文化，30％的人认为山寨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剽窃；还有24.9％的人认为山寨是劣质的代名词；有40.8％的人认为山寨文化就是一种创新，有39.9％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一种DIY文化。

    专家的意见也各不相同。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认为，山寨文化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垄断都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民众在一时无法从根本上、从体制上改变现状的情况下，采用“山寨”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实际上，山寨文化是属于体制外的文化。

    编剧汪海林认为，“山寨”精神就是草根精神，“山寨”的东西针对权威，如权威机构和人物、经典作品。它涉及到知识侵权等问题，比如山寨版手机，人们一边骂一边用。当经典有破绽，它就反映为大众放大式的狂欢。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强调：“社会上主流文化和山寨文化并存的现象是正常的。山寨文化让我们的表达方式更真实，也更多样化了。”

    而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称，不能对山寨文化过于宽容。

    “山寨”商品明显是有违法律的，只是因为很多人的商标意识、知识产权意识不是很强，相关的法规不是很完善，有关部门执法力度也不够，这些都给了一些人打擦边球的机会。

    至于“山寨文化”，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其中既有自娱自乐型的，也有商业型的。比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如果不违反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而且也不以营利为目的，我们只能允许它们存在，说实话，也很难禁止。

    创新一方面来自于人的天性，一方面来自社会环境。从人的天性来说，创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等等，而且还有风险——失败的风险。“山寨”则是投机取巧，成本低，风险小。人大多有惰性，都愿意走捷径。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

    在山寨文化劈头盖脑向我们狂奔而来时，仅仅坐而论道是不够的，装作视而不见也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做法如同大禹治水——疏而导，同时要将漂浮其上的垃圾糟粕拦截掉，否则，我们就总陷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漩涡当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