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弘道艺 守正出奇新

    吴高歌

    如果说艺术家的使命首先在于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实现与人格的完善，那么艺术教育家不仅要完善自我，更要传道授业，师范后学。就社会价值与影响力而言，或许后者更为广远。书法作为中国最有特色的艺术亦然。刘锁祥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家，更是数十年从事书法教育的先行者，其为艺、修身、传道、教化自然是其份内之事，而先生于艺、于教均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严谨得方，成就斐然，堪为山右后学之师表也。

    一

    刘锁祥，字固之，号常人，山西沁源人。锁祥先生天性喜好写字，自幼写仿描红，书字遣兴，情志使然。大学虽然就读工科，但写字之兴趣不减，沉潜书道，乐此不疲。1982年，锁祥先生在太原南宫书法班受教于陈嘉澍先生学习颜体字，尝摹颜真卿《多宝塔碑》，惟妙惟肖，形神兼备，进而临习颜真卿之《八关斋》《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祭侄文稿》等。1985年曾获浙江书协、《浙江日报》举办的“全国青年兰亭书法大赛”一等奖；同年，他的作品又入选郑州“首届国际书法展”；次年，作品再度入选开封“首届国际临书大展”，于书坛初露头角，引人关注，成为山西书坛青年中的佼佼者，但这仍然是其书法的“感性阶段”。1986年至1992年，锁祥先生由感性认识而入理性之思考，他先师从徐文达先生，学习行草书。徐先生教以“先熟而后生”之理，颇有心得。1991年，又拜姚奠中先生门下，学习《说文》、文史，由对书艺之追求而逐步深入到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潜心向学，问业求道，为后来书学之成就奠定了根基。此间也请益于启功、卫俊秀、赵承楷诸位先生，受益良多。他在研读启功先生的作品后意识到：书法追求雅正，上其品质，才是书法艺术的永恒。1992年，与山右书法同道成立“丹崖书社”，旨在弘扬傅山书法精神。1993年，举行了“丹崖社六君子书法展”，书名遍三晋，为同行所称道。自1993年开始酝酿在山西高校成立书法专业起是锁祥先生书学思考的第三阶段，此一时期他既投身教育，又坚持书法艺术、学术研究，二十年如一日，遂开一番新境。

    刘锁祥先生书法远宗“二王”、颜真卿、傅山，近师章太炎、姚奠中、徐文达诸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从颜体楷书入手，后深入至行书，又转学“二王”，临习《兰亭》《圣教》及“二王”书札，取“二王”之韵，得颜体之势。而无论学颜、学王均能守其正，心无旁骛，以此奠基。90年代后，先生又遍临汉魏、唐宋碑帖，转益多师，博采约取，不违初衷。同时，在山西书坛前辈的影响之下，他临习、研究傅山书学，于其心有戚戚焉，并因之促成其书法理念的形成，其正大、劲健、质朴、奇新的审美取向得傅山尤多矣。

    傅山的书法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于近水楼台的山右书家影响至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流行书风从一定程度上便是受到傅山“四宁四毋论”与清代碑学观念的启发，旨在与“二王”为代表的流美之风拉开距离，以重新确立全新的审美取向。傅山反对“巧”“媚”，提出了“丑”“拙”的概念，旨在对巧媚之风矫枉过正。但就艺术的终极理念而言，无论如何，“丑”不能算作是艺术的宗旨，只有追求美的方为艺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傅山“四宁四毋论”只是倡导自然、真率，以丑、拙便有对巧媚矫枉过正之意。傅山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矛盾，反而若合符契。然而如果观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法创作却并非如此，很多作品都在极力追求丑，那种丑是真的丑，极力做作，毫无自然、率真可言。尽管这种现象最终被矫正过来，但当时的盲目跟风而缺乏思考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刘锁祥先生无论从书法风格还是艺术理念上都直接受到傅山的影响，他与山右同道成立“丹崖书社”就是明证。丹崖是傅山的号，而以丹崖名其书社已见其志。20世纪90年代初，锁祥先生曾经创作过一幅草书毛泽东词《蝶恋花》，那种笔画的连带缠绕、汪洋恣肆可以说是他师法傅山之迹的例证。近几年，锁祥先生又依据傅山笔意创作出小楷《自作论书诗》等作品，可谓得青主神韵。20年间，傅山之情结割舍不绝，足见其影响之一斑。

    但与其说锁祥先生取法傅山的书法技巧，不如说他更醉心于傅山的艺术精神。傅山云：“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又云：“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然“不自正入不能变出”“但能正入，自无婢贱野俗之气”。所谓的“正”，如虞世南所云之“心正气和，则契如妙。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正”既指用笔之正，诸如藏锋、中锋原则，又是用心之正。在傅山看来，书法之所以有奇致并非刻意造作、剑走偏锋所能得，而是“正”至极致方可达到的。锁祥先生深刻地领悟了傅山关于“正”的论述，他写道：“正入正出，则雅；正入奇出，则新；奇入奇出，则怪。”正则雅，雅必正，奇则新，新必奇。求雅可，出新奇亦可，唯独不能失之于怪，怪则丑态不足观也。显然，傅山的理念引导了刘锁祥先生的书法审美取向，他后来的书学之路一直秉承着“守正而出新”的理念，而非妄言创新，误入求异、求怪之迷途。

    其实，从书法技法层面而言，傅山的“正”正是要将时下流行的楷书参之以篆分笔意。傅山云：“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这个理念直接启发了清代的碑学家们，他们进一步发挥了傅山的观点，几乎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篆分遗意”的论点，即无论在楷书还是行草书的书写中笔法都应该存有篆书、隶书的意蕴，否则太过于露锋，太过于直白，笔画必然会缺乏内涵。如阮元、何绍基等人便极力褒扬欧阳询、贬抑虞世南，正是由于他们认为虞世南多以偏锋取姿媚，而姿媚则是书法的最大弊端：姿媚就像是风姿绰约却爱卖弄风骚的女人，外表华丽但缺少内涵。傅山谓“熟媚绰约，自是贱态”，反之，参以篆隶笔意才是古法，方为正途。

    如果说傅山的理论作为锁祥先生书法观念之远源的话，那么姚奠中先生无论治学、为艺，还是做人都是其最直接、最亲切的典范。姚奠中先生以国学立身，长于诗文书画。其书法取颜真卿、何绍基、俞樾、章太炎之精髓，温柔敦厚、儒雅端严，盖缘于师教之润泽，又得乎诗书之教化。其著论虽权衡碑帖，然书风则得碑为多。姚先生尝有诗云：“巧媚排除始得真，苍松古柏肖为人。旁参篆隶知奇变，不与宋元作后尘。”此诗虽题傅山书法，实则为诗人自道之语。姚公之论实与傅山有相通处。刘锁祥先生追随姚公为学、作书，心摹手追，耳濡目染，无意之间也多以碑派之精神气韵为旨归。故而其为书追求质朴、自然、博大、真率，而务去轻滑，不尚姿媚。可谓远承傅山，近取姚公，一脉相传。

    古人云：“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便是要学习其方法、理念，而不是简单地袭其面貌，求其形似。刘锁祥先生虽然在书学思想、观念上继承了傅山、姚奠中先生的“守正”、篆隶笔法等理念，但其书迹，即书写面貌上却又与傅山、姚奠中诸先生拉开了距离，师其法，而不袭其貌，得其意，而忘却其形，从而确立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路子。傅山草书多连绵缠绕，不拘一格，排山倒海，奔泻疾至，甚至情感超越理性。姚先生之行书多字字独立，含蓄儒雅，南帖北碑集于一身。锁祥先生早期行草书中虽然或多或少有傅山、姚奠中先生的痕迹，但他近年的行草在书法结体上与傅、姚已大相径庭，风格独具。他用笔参以篆分笔法，厚重饱满、简洁劲健、干净明快。结字似正反奇，势大力沉，体势开阔，雍容大度，稳重而不乏险势，劲挺而不乏韵致，所谓“正入奇出”者也。布白秾丽茂密，精神勃发，雄肆而不失平和，跳荡而谨严有度。不刻意取奇而奇致自至，不故作创新而新理自得。字字独立，气势开张，有奇致而无怪态，洋溢着浩然正大之气象。此与姚先生之“兼收博取形神俱，无事矜奇自出奇”的精神可谓相互辉映矣。

    书法贵在出新。求新之路不外乎两条：一是追求外在形式之新，二是丰富书法内涵之新。形式之新有尽，内涵之新无穷。前者外求，后者内求。锁祥先生属于后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不做无意义的尝试，不因贪图捷径而走了弯路，本本分分，脚踏实地。这或许正是他得以成功的秘诀。书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生，唯有传统文化的营养方可滋润书法，而背离传统，书法也便缺少了灵魂。近几年，刘锁祥先生对书法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书法实践上，要实现一个“雅”字。作书以“充实”“充实而有光辉”为其美。力求在儒家“中和”，道家“自然”的思想准则下，写出具有清雅而雄健之风的作品。“以古为训，取道守经。”字之结构：观天之象，俯地之形。书之风格：刚而不怒，文质彬彬。在探究优秀传统与现代审美中，他追求的是大美、深美。大其格局，深其积淀，以至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

    刘锁祥先生诸体兼善，尤长于行草、篆书。其行草书笔断而意连，以气势胜。篆则以小篆为基，得太炎先生笔法，并杂糅以金文，端庄谨饬。殷宪先生评云：“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可篆可楷可草可行。”纵观其书，可谓取帖学之韵，而不尚姿媚之风，得碑派之力，而弃其拙陋之态。正入正出，正中有奇，然奇不失正。真率自然，变化不拘，旨在中和，不取狂狷，乃书学之君子也。

    二

    刘锁祥先生作为山西书法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恪守正统、养正求新的书家，更是一位有强烈使命感的书法教育工作者。他2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杏坛躬耕，传道授业，山右学子，多被其惠泽，远道友朋，亦欣然向风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法蓬勃发展起来。全国各地的书法活动与书法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但在全国的高校中设置书法专业的却寥寥无几，山西高校则完全处于空白。锁祥先生敏锐地意识只有在高校创办书法专业才可以更持久而有系统地培养书法人才，而此时正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书法专业的创办不仅需要足够的魄力，更需要过人的胆识。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高校中设置书法专业的仅有三家，而要在山西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师范院校建立书法专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从1993年开始酝酿山西高校成立书法专业迄今，锁祥先生放下能放下的一切，把自己整个身心投入到书法的高等教育事业上来，为了书法专业能够成功创办，他多次郑重地向社会、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发出“中国书法的希望在未来，未来的希望在教育”的呼吁，这一呼吁最终得到了山西书法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大力支持。1995年，山西大学师范学院（现为太原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书法方向正式成立了，这成为当时全国最早的四家书法专业之一，而这个专业后来也成为该校较有特色的学科，其影响遍及三晋，甚至国内外，成为山西书法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专业初建，筚路蓝缕，百事待兴。刘锁祥先生在诸多同道的鼎立支持下开始了学科建设的探索，包括课程设置、课程安排、选定和编著教材、教学教研等。当时的书法方向依托汉语言文学专业，因此该专业除了书法技法以及书法理论之外，还开设了古文字学、诗词写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绘画篆刻等相关基础课。师资缺乏，他自己亲自聘请社会力量给予支持，同时聘请了卫俊秀、姚奠中、徐文达、林鹏等诸位著名书家为该专业名誉教授，讲学授课，一时间，新建的书法专业蓬蓬勃勃，风生水起。2002年，太原师范学院书法专业从专科提升为本科，教学质量也显著提高，在校本科毕业生考研率明显上升，很多学生为全国各名牌高校录取，专业影响力大大加强。2008年于北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期间，策划举办了“人文奥运—全国大学生书法大赛”活动，并主编出版了大赛活动作品集；2012年，组织主编了全国书法名家祝贺“姚奠中先生百岁”书法集。各种活动的开展既提高了专业的教育质量，又加强了对外的交流和影响。这些举措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一个专业的建设不仅需要默默耕耘，悉心打造，不断积累，整合资源，更需要走出去交流，找机遇求发展。专业成立后，锁祥先生与专业教师屡屡出访名校，取经求道，学习观摩，开拓视野。2005年，太原师范学院书法专业成立十周年庆典期间，锁祥先生又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新世纪—高等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并编写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同年，他又开始筹建太原师范学院书法学博物馆，至2008年初见成效，并正式揭牌开馆。2013年，主编和出版了大型太原师范学院“书法学博物馆”《典藏》集。一个具有着专业发展标志性的书法博物馆的建立，既有力地服务于书法专业教学，更是成为本专业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探索方面的必要条件。

    在教学过程中，锁祥先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即以“实”为原则，将书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此为前提，他加深了对书法教育理论的研究，尤其是有关高校书法教育的思考，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以教学为先的特点。相关的论文如《在试构书法本科教育框架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中国书法》2005，3）、《高等书法教育特殊规律与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方法思考》（《中国书法》2006，1）、《大学专业书法应加强承传的科学性》（《中国书法》2008，12）等，从不同角度对教育教学、学科建设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此外，他对书学技法、理论的研究也不断深化，如《傅山书学理论之一般概括》（《书法》2008，12）、《探求汉字书法结构准中心点的位置》（《第三节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这些问题也是本着“以教学为宗旨，以得道为先，以求真为是，以用善为归”的目标。

    刘锁祥先生学术研究中另一个特点是对当代学者、书家的研究。他多年追随恩师姚奠中先生，景仰其德，折服其艺，并因此对姚先生生平、学术思想、书学观念进行系统研究。他的著作《学人书家姚奠中》一书便是其重要成果，而且该书在姚先生在世时经先生本人审定，这也为后人研究姚先生的书法与学术思想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刘锁祥先生的艺术天平永远倾向于正统、博大的书法理念，他的心里始终装着汲汲求教的学子们，他安于其业，乐于斯道，律己严谨，待人宽和，书学后进，多得其教益，此亦杏坛之幸事也。

    三

    傅山诗云：“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作字、作事，当先作人”，则是锁祥先生多年从艺、教学亦有所得。先生敦厚朴实，执着坚韧，讷言敏行，不慕荣利。临事有敬，与朋友交而有信。提携后学而不好为人师，有长者之风。赏其书，则知其为人，观其人，则亦可为道其书也。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唯有开阔视野，拓展眼界，方可更有见地。锁祥先生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也逐渐将工作重心向京城转移。“六十年华，何废光阴，光速时代，始走蓟门，存心尺牍，寻觅知音。”他居于京城，访名胜古迹，谒学人故居，所到之处，皆以诗词翰墨遣兴抒怀。今年教师节，他又以京文化情怀为主题在北京涵芬楼举办个人书法展。其书以自作诗为主，或探幽咏怀，或感悟人生，皆通俗易懂，不多用典故，颇具生活化。偶有和前人之作，寄托情感、陶冶性情。他坚信：书法作为文化载体，对社会应具有双重作用。不仅字要写得正、写得好，为书坛树立一种正气，又要通过内容，对社会起到推动和谐、进步的导向作用。他自书联曰：“秉承古典笔法，书写自家情怀。”细绎其文句，足见其抱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