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遗风，第一陶俑

    王皓铭

    

    

    摘要：“说唱”是中国曲艺艺术的主要特征[1]，由四川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内容较为丰富，形象逼真，着装朴素，表情极为夸张，极具民间文化特色，将汉代所追求的古拙之美表现的淋漓尽致。本文从设计功能、生产技术、艺术效果三个方面分析汉代击鼓说唱俑所蕴含的时代美学。

    关键词：击鼓说唱俑? ?文化功能? ?生产技术? ?艺术效果

    中图分类号：J614.94?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1-0021-03

    一、汉代厚葬文化功能分析

    （一）汉代民风之体现——击鼓说唱俑

    西汉时期的陶俑大多属于“木偶人”，神态呆滞，素材单一;到了西汉晚期，陶俑开始向生动的造型发展，以市井人物和社会生活为焦点，反映了时间生活的情趣[2]。

    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天回山的东汉击鼓说唱俑，是一件极具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充满时代特色的雕塑作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击鼓说唱俑为泥质灰陶，佣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残存白粉及褐色土痕[1]。高56厘米，坐于圆形台座之上，头上带了一顶带有长巾的小帽子，并且在前额上系了一个花结。左臂环抱一圆鼓，右臂高扬鼓槌，两臂戴有璎珞珠饰。整个陶俑的造型以夸张、诙谐的手法表现，面部表情极其丰富，能够使观看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会心一笑。充满弧度的眼睛与嘴巴、上扬的苹果肌，在鼻梁上部还有一颗不起眼的痣;高耸的双肩、大腹凸出，右足翘起，样子甚是可爱。但是额头上那好几条深刻的皱纹，又不免让人觉得心疼，长期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岁月在它脸上留下了饱经风霜的烙印[3]，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

    （二）击鼓说唱俑与厚葬文化

    我国自古以来，凡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政治、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都会是丧葬礼俗发展的时期。汉代时期意识到，殉葬制度会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口的出生比例平衡被打破，导致社会发展缺乏劳动力，因此，取消奴隶社会的殉葬制度，转而使用陶俑代替，也代表了社会思想的转变，同时也是时代的进步。

    汉代国力强盛、物阜民丰，社会财富总量大增，厚葬之风盛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汉代社会流行“灵魂不灭”的思想观念。汉代人认为，尽管肉身已逝，但灵魂永存，为了能够让死者死后能够享受生前的生活，固将墓室结构、随葬品尽可能的模仿生前的样子与使用习惯，以求得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能够安逸舒适;二是厚葬文化与孝道伦理息息相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孝”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孝”在丧葬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厚葬，墓修的越好，随葬品越多，就能够表现自己越孝顺，表达自己对死者的思念。击鼓说唱俑发现于天回山崖墓之中，是一件冥器，用以陪葬之用，已安置了1000多年之久。在笔者看来，击鼓说唱俑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室中，能够更好的伴死者左右，可能寂寞的时候有说唱俑陪伴一起玩耍，“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封葬，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待尸柩”[4]。

    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得厚葬之风的出现，才能使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看到如此多的精美的文物，同时也折射出汉代的社会风尚与民俗文化。

    二、汉代烧陶制作技艺

    制陶手工艺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泥料的选择和配比越来越精细，为适应汉代厚葬之风，多制作成盒、盘、钟等，制作精良，装饰讲究，作为陪葬的冥器。

    击鼓说唱俑为泥质灰陶，俑身上原有彩绘，但是现已脱落[1]。灰陶为易熔黏土，以60%氧化硅为主要原料，土壤经过淘洗后变得细腻，使造型更加容易、规则，烧制时受热更加均匀，不易爆裂。彩绘主要用在礼器、动物俑、人物俑等方面，在烧好的素胎上进行彩色的纹饰图案装饰。彩绘陶均为冥器，是专为随葬而作[5]。一般是先用白色进行打底，其后再加入红、白、黑等颜色刻画细节部分，以求得更加陶俑更加细致逼真。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击鼓说唱俑身上有残存的白粉了。

    汉代的陶俑成型技术主要有三种：轮制、模制、手制。陶器属于圆底或者陶身是弧形，大多采用轮制法制作;而模制法主要是用于动物俑、人物俑;手制法最为少见，主要出现在一些小型人物俑或动物用及其他小型模型冥器上[5]。笔者认为，击鼓說唱俑采用的少有的手制法，在陶俑的背后有一些小的坑和一些划痕，这些都能够证明制陶匠人的随意之感，以手为尺度，没有矫揉造作，完全是随心之作。

    三、击鼓说唱俑的艺术效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写道：“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作品出现，每个艺术作品都会刻上时代的印迹。同理，击鼓说唱俑也应当如是。汉代陶俑继承了前人优秀的制陶技术，但是改变了秦代以来以兵马、侍奉俑为主要制作形具，制作出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陶俑，不仅丰富了陶俑的种类，促进了制陶工艺前进的脚步，而且给予制陶匠人更多的发展创作空间。

    年过七旬的“巴蜀鬼才”魏明伦老先生在参加“厉害了我的国之国宝耀中华”主题沙龙时表示，其实滑稽一词在古代是褒义词，而击鼓说唱俑正是体现了东汉时期巴蜀人的乐观、幽默的一面。表演说唱艺术的人叫做“俳优”，是一群身材矮小、扮演丑角、取悦观众的民间艺人。这些“俳优”艺人表演时经常使用乡音俚语，所表演的内容都是百姓的日常生活，深得老百姓的喜爱，由于搞笑的表演艺术手法，也经常被有钱人家请去宴饮助兴、活跃气氛，最为真实的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击鼓说唱俑的发现，证明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已经日臻成熟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因此击鼓说唱俑不但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杰出作品，也是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1]。

    “俳优”表演被称为“倡优戏”，这种表演形式冲破了传统礼乐制度的束缚，不再模式化、程式化，不再以传统歌舞为主，取而代之的是富有民间风味、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欢乐歌舞和其他表演形式，促进了不同种类的艺术发展，文艺表演形式得到空前发展。

    汉代雕塑艺术着眼于整体的把握，不加细节修饰描绘，使得击鼓说唱俑有一种汉代特有的古拙之美。说唱俑夸张的形态，粗线条的轮廓展现，体现的是流动之势，是汉代所独有的美感[6]。

    四、结语

    通过击鼓说唱俑的艺术表现，说明了汉代思想的开放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对研究当时的风俗及人文地理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下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沉下心来认真的用心做一些事情，我们拥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历史，握有如此名扬中外的国家宝藏，在文艺创作、人物塑造上应该以史为鉴，吸取古人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元素，抓住最具表现力的一面，塑造更加优秀的艺术作品，使我们真正成为这些国宝的守护者、传承者、光大者，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盛文林.文物艺术鉴赏[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2]涂师平.中国滑稽戏的鼻祖——东汉“击鼓说唱俑”鉴赏[J].宁波通讯，2010，（11）.

    [3]许进雄.文物小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4]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王春斌.汉代陶器生产技术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年.

    [6]赵继学.汉击鼓说唱俑的时代文化蕴含[J].艺术教育，2014，（12）.

    [7]邹乐，彭赞宾.从“汉代击鼓说唱俑”管窥汉代民俗与历史价值[J].兰台世界（下旬），2014，（11）.

    [8]刘芬.试论四川汉代说唱俑及其史料价值[J].音乐探索，2003，（03）.

    [9]胡玉湘.汉画像石中的人物造型与汉陶俑的造型分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