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流转契约与土地长期投资
江激宇+张士云+李博伟
摘要 本文从种粮大户多维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与农户土地长期投资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理。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Tobit和Probit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如下：①大户社会网络关系、农户参与互相帮工、参与村庄集体事务对土地流转年限显著正向影响；信任水平、参与联合帮助困难村民、互相帮工对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表明网络、信任、团结、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均对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有显著影响。②土地流转年限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显著负向影响。③网络关系、互相帮工频率、帮助困难村民频率与土地流转年限的交互项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负向影响，其中只有网络与土地流转年限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网络关系、参与组织、信任水平、互相帮工、帮助困难村民与经营权纠纷事件交互项对大户长期投资有正向影响，其中只有帮助困难村民与经营权纠纷事件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结论：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是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增强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促进大户长期投资；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长期投资的制约被减弱，但总体减弱效果不显著。
关键词 社会资本；经营权稳定；土地长期投资；种粮大户；流转契约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3-0067-09 DOI：10.12062/cpre.20171008
201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各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自此，“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向基本确定，并在全国各地加快推进。然而，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一方面，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化进程不断加剧，各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经营主体迅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力军；另一方面，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依然要面对土地流转签约时间短、合同纠纷时有发生等现实问题，加之，土地长期投资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规模化经营主体农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并没有如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预期的那样高，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投资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依然较为严重。
林毅夫认为，农业增长的减慢主要因为改革产生的激励增加所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耗竭，农业的进一步增长开始取决于农业发展的常规要素的投资，即投入品供给的增加和技术变迁[1]。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户投资中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在减少，有机肥和绿肥的使用量和施用面积和以前相比都大幅度减少，而化肥的使用量却在大幅度上升，造成土壤有机质的下降和土壤肥力的下降[2]。如何激励经营主体加大土地长期投资？这既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棘手问题，又是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中亟待探索的难点问题。现有研究针对该问题大多从土地产权[3]、农地规模[1]、农户收入与兼业化水平[4]等视角切入。无容置疑，以上因素对农户土地长期投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但在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市场机制不成熟和相应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前提下，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背景下，仅仅讨论产权制度等正规治理机制对农户土地长期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不够的，还必须将我国农村社会的以血缘、亲源、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特点及其社会网络、信任等社会资本非市场治理机制纳入到分析框架中。
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眼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相应法律规制不完善的双重约束背景，将研究视角投向农村社会资本，考察种粮大户社会资本积累能否减少土地转出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促进流转经营权稳定，进而促进种粮大户增加土地长期投资，社会资本增加能否提高大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进而减弱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关于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土地产权对农地中长期投资影响的研究文献最多，且存在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地权稳定性是否抑制经营主体的农地长期投资行为。Pinkney and Kimuyu[5]对非洲农业的研究发现，土地权利对农户土壤改良投资以及防护林种植行为没有显著影响；Feder等[6]认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和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关系很弱，其原因是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朱明等[7]则认为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并没有对农户的总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当将农户投资分为土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时，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土地投资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更多的学者认为，地权稳定性能够激励农户使用有机肥料[8]，地权不稳定降低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9]，地权的不稳定性导致农地的承租期限、承租者愿意支付的租金下降，这种地权不稳定性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意味着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高昂的启动成本、游说成本、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10]。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农户规模是影响农地长期投资的重要因素，小农户很难独立完成土地平整、基础设施修建等土地长期投资，种植面积小使得这类投资的公共产品属性加强，不能期待小农户有足够积极性做这类投资[11]。但对于种粮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而言，机械化作业需要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种植面积的增加降低了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属性，且由于同一区域内经营主体个数较少，实现合作供给的难度远远低于分散小农[12]，因此，规模经营主体有动机和条件做更多、更广泛的土地长期投资，但前提是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权保障农户能获取足够的回报[13]。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法国其社会学家埃尔·布迪厄于1980年正式提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虽不同学者各执己见，但学术界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Putnam[14]提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之后的大部分研究都遵循这三个维度来对社会资本进行度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生产和创造经济效益的三种基础资本[15]。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网络是个人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提供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而信任有明显的外部性，能夠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并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因此，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体现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它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16]。从现有文献看，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户融资行为[17]和农业生产效率[18]的影响研究方面，少数学者开始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村土地流转[19]及农田水利设施[20] 的影响研究。
已有文献多从当期地权稳定性视角探讨农户土地长期投资行为，忽略了规模经营主体对未来地权稳定性预期可能对土地长期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多从市场不完善视角探讨地权稳定性，忽略了规模经营主体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非市场机制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非正式治理机制纳入到种粮大户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中，建立基于社会资本的种粮大户经营权稳定性预期与土地长期投资的分析框架，并以安徽省403位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建立交互项回归模型，检验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能否减弱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影响效果。
2 理论框架
种粮大户的土地长期投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扩大规模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等动机和目标的影响，而且受到土地经营权稳定性预期的影响。土地经营权稳定性预期包括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和对未来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两层含义，一方面受土地产权市场、政府规制等正规治理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会受到农村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与组织、信任与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等社会资本各维度非正式治理机制的影响。尤其是当土地产权制度不安全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形下，社会资本对种粮大户农地投资行为的非正式治理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2.1 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对交易主体的福利影响
土地经营权可视为一种债权[21]。其中，土地转出户（一般小农户或兼业户）是债权人，转入户（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是债务人，土地流转相当于转出户将农地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收益出借给转入方，其代价以土地租金的形式体现。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是以土地转出方和土地转入方的互惠为目的的借贷行为，即农地转出户将土地经营权"借出"的目的是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等价的[22]。因此，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对农户的福利影响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是指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行为对转出与转入双方当期福利的影响。对于转出方而言，由于出借了土地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权及其农业经营收入，而在短期内无法预见稳定的农业外就业收入，进而导致短期预期效用的下降。对于转入方而言，由于获得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土地经营权及其农业经营收入，导致短期预期效用的上升。
长期效应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对转出与转入双方的预期收入的影响。对于转出方而言，由于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和可预期的农业外就业收入，导致长期预期效用增加。对于转入方而言，由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以及转出户违约等不确定因素，形成未来农业经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进而导致长期预期效用的下降。
2.2 社会资本对农地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土地经营权交易是双方在长期效用最大化指引下最终确定的一个契约。当今农村社会依然是一个熟人、半熟人社会，维系人际关系在土地流转主体的长期效用函数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社会资本是成员在社会网络中通过人际交往获得的资源总和，它有利于社区成员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与其他成员开展合作和交易。而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土地转入者和转出者基于自身成本—收益做出的交易决策，它受双方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作为信息的桥梁、信任的基础和人际关系约束的保证，是重要的过渡机制[19]。
无论是土地转出户还是转入户，如果人为缩短土地流转年限或者擅自违约，可能会增加短期经济收益，但必然导致土地流转主体之间人际关系水平下降甚至破裂，造成信誉等社会资本资源损失，导致长期效用下降。反之，如果严格守约，即便损失了部分短期经济收益，但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提高了长期效用。土地流转行为实际上是转入户和转出户各自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两相权衡的结果。
在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对农地转入户（如种粮大户）而言，所积累的人际关系、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转入户与转出户之间因为彼此熟悉、相互信任，有效降低了流转过程中的协商成本和议价成本等交易成本，土地转出户越愿意将土地转出更长的年限且能够严格遵守合约，双方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长期效用损失越大，当期可能导致经营权不稳定的因素在长期都能被消除，土地经营权越稳定，转入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良好预期，从而激励其增加土地长期投资。
现假设一项土地长期投资额为W，折旧期限为n年，大户每年能够从这项投资中获取回报的现值是Rn（W）（n=0、1…n），大户是否进行该项投资取决于其能否从这项投资中获得正的净收益，大户进行该项投资的临界条件是存在n1使得该项投资的净收益现值∑n1n1=0Rn（W）-W=0。如果流转年限n2>n1，且流转期限内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性低，大户会进行这项投资；相反，流转年限短且期限内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大会制约大户投资。如果流转年限n2
HL1：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正向影响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
HL2：种粮大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转出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
HL3：在社会资本作用下，种粮大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良好预期，从而减弱了当期可能导致经营权不稳定的因素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和2015年7—8月课题组对安徽省经营规模3.33 hm2以上种粮大户的实地调研。为保证样本代表性，课题组走访了10市、21个粮食主产县（区），每个县（区）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5个左右规模不等的样本，两次调研分别获取239、164个，合计403个有效样本。样本农户平均年龄45岁；127户农户具有高等学历，占31.51%；样本户均经营规模52.6 hm2，平均粮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为82.77%。农户的区域和规模分布如表1所示。
宿州、淮北、阜阳、亳州和蚌埠五市地处淮河以北平原地区，自然条件有利于发展大规模经营，耕作制度以玉米（大豆）小麦轮作为主，辅以种植薯类作物。该地区共获取样本255个，样本户均规模30.53 hm2；马鞍山、六安、滁州、安庆、合肥五市属长江中下游地区，地貌为丘陵、岗地及江淮冲击平原，耕作制度以稻麦（油菜）为主。该地区共获取样本148个，样本户均规模90.6 hm2。
3.2 本文选取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变量主要分为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地权稳定、社会资本、个人禀赋、家庭禀赋、乡村禀赋五个维度，变量设置及解释如下：
（1）土地长期投资（元/667 m2）。选取种粮大户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包括种粮大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平整、改良土地，修建排水沟、引水渠和田间道路桥梁、打机井等长期投资的数额。
（2）经营权稳定性。
土地流转平均年限（年）表示各块土地流转合约（书面或口头）年限的加权平均值，表示土地经营权平均变动的频率；流转期限内是否经常发生经营权纠纷事件（0=否；1=是），包括土地转出方试图收回土地经营权或以收回经营权为威胁要求涨地租的行为以及干预种粮大户在土地上进行正常生产活动的行为。
（3）社会资本。种粮大户家庭人情往来花费（万元）。基于差序结构论[23]，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分别适用于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及混合关系[24]，这些关系的维系主要依靠礼尚往来，因此选取种粮大户家庭年度社交支出衡量种粮大户社会网络关系总量；组织维度选取是否参加合作组织（0=否，1=是）；信任维度选取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0=不信任，1=一般，2=很信任）；团结维度选取参与互相帮工频率（0=不參与，1=偶尔参与，2=经常参与）；参与联合帮助困难村民频率（0=不参与，1=偶尔参与，2=经常参与）；集体维度选取是否经常参与村庄公共事务（0=否，1=是）。
（4）个人禀赋。
考虑种粮大户生产专业性强，参见周密等[25]的做法，设置农户50亩以上规模经营年限（年）控制大户因经营年限不同造成的投资数量差异、设置技术培训频率（次/年）控制农户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设置是否村干部（0=否，1=是）、是否本地户口（0=否；1=是）分别控制大户政治资本和地缘属性对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5）家庭禀赋。
设置种粮大户家庭富裕程度（0=贫困，1=一般，2=富裕）、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分别控制家庭资本、劳动力禀赋对种粮大户投资的影响。由于种植规模增加，会增加种粮大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因此，设置土地种植面积（亩）控制这一因素。
（6）乡村禀赋。
设置村庄地形（0=非平原，1=平原），控制地形对长期投资需求的影响。由于土地位置能够通过地租等因素影响经营权的稳定性，因此，设置乡村至中心镇距离（公里）进行控制；村庄中种粮大户数量多会增加土地流转需求，进而影响经营权的稳定性，设置村民规模经营意愿（0=低；1=一般；2=强烈）进行控制；设置政府是否帮助修建基础设施（0=否，1=是）控制政策支持对农户投资的影响。
个人禀赋、家庭禀赋、乡村禀赋在本文中属于控制变量，分别控制了其他可能对经营权稳定和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表2可得以下结论：
（1）种粮大户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差异大。89户
种粮大户没有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22.08%；202户种粮大户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低于样本均值，占50.12%； 112户种粮大户农田设施投资强度高于样本均值，占27.8%。
（2）流转经营权不稳定表现在：土地流转年限总体较短且个体差异显著，流转年限五年以下的245户，占
60.79%；流转年限三年以下的89户，占22.08%；流转合约一年一签的36户，占8.93%。156户种粮大户表示经常遭遇经营权纠纷，占38.71%。
（3）种粮大户注重组织、信任、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积累，表现为组织参与度、参与帮工频率和联合帮助困难村民频率总体较高；网络维度的社会资本积累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表现为人情往来花费方差大；种粮大户较为忽视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积累，表现为参与公共事务农户比例低。
（4）3.3 hm2以上经营年限超过8年的仅52户，占12.9%；低于5年的284户，占70.47%，种粮大户规模经营经验尚浅；种粮大户参加技术培训总体较为积极，但个体差异明显；190户种粮大户表示当地村民规模经营意愿强烈，占47.15%，可能是劳动力转移和政策效应共同提升了行业热度；152户种粮大户获得政府项目支持帮助修建农田基础设施，占37.71%，政府在土地长期投资方面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小。
4 社会资本、流转经营权稳定性与土地长期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4.1 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以流转平均年限（circ）和流转期限内是否经常发生经营权纠纷事件（defa）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建立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以检验HL2；以种粮大户亩均土地长期投资额（inve）为被解释变量，以经营权稳定及社会资本与经营权稳定的交互项为主要解释变量，建立OLS模型以检验HL1、HL3。
Tobit模型形式为：
式中，circ*i为潜变量，自变量Xi具体包括变量soci、orga、trus、assi、diff、publ、cadr、loca、dist、will，α、β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土地流转年限至少为1年，故潜变量circ*i和因变量circ的对应关系为：若circ*i≤1，circ=1；若circ*i>1，circ=circ*i。
Probit模型形式为：
式中，左边表示第i个种粮大户发生经营权纠纷的概率，右边的解释变量与式（1）相同，α、β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OLS模型形式为：
式中，左边表示第i个种粮大户亩均土地长期投资额，自变量Zi具体包括lncirc、lnsoci·lncirc、orga·lncirc、trus·lncirc、assi·lncirc、diff·lncirc、publ·lncirc、defa、defa·lnsoci、defa·orga、defa·trus、defa·assi、defa·diff、defa·publ、year、trai、affl、farm、size、terr、gove，α、β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擾动项。
由stata11.0计算出的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4.2 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模型OLSⅠ中，流转平均年限对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正向影响，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对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两组结果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是种粮大户长期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期经营权稳定本身保障长期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种粮大户对土地稳定性的预期和过去的经验有关[2]，因此，当期经营权稳定促使种粮大户对未来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良好预期，进而促进种粮大户长期投资。至此，假说HL1得以验证。网络、团结、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通过延长土地流转平均年限正向影响农户土地长期投资；信任和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通过降低流转期内经营权纠纷事件的发生概率正向影响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
考虑地权稳定性和土地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相关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两组OLS模型的内生性进行检验，选取tobit模型中对流转平均年限影响显著的是否村干部（cadr）和是否本地户口（loca）作为OLSⅠ中lncirc的工具变量，选取probit模型中对流转期限内纠纷事件发生概率影响显著的村民规模经营意愿（will）作为OLSⅡ中defa的工具变量。考虑到地缘关系对种粮大户行为的天然约束，虽然是否本地户口（loca）在probit模型中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本文仍将其选为OLSⅡ的另一个工具变量。分别对两组工具变量外生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零假设，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同时，通过了弱识别检验。故所选工具变量是合适的。用所选的两组工具变量分别对OLSⅠ、OLSⅡ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OLSⅠ的内生统计量为0.08，OLSⅡ的内生统计量为0.31，不能拒绝变量lncirc和defa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故认为两组OLS模型没有内生性，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4.3 社会资本对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人情往来花费在Tobit模型中系数为正且显著，在Probit模型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农户建立并维系的社会网络数量多有利于流转经营权的稳定。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人情、面子在契约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发达意味着双方在土地流转谈判中需要顾及人情、面子。在有争议时往往能各退一步，从而减少谈判过程中的阻力，也更容易达成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组织化程度对经营权稳定性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虽然种粮大户合作组织参与率很高，但是大多数种粮大户的生产活动依然各自为政。以土地流转为例，341户种粮大户的流转方式为个体单独与土地承包方谈判，占84.62%。由于缺乏组织协调干预，这种流转方式不能降低流转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还可能造成土地转入户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引发流转经营权恶性竞争事件，因此没能对流转经营权的稳定性产生有利影响。
村民间互信程度提高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的发生概率，符合预期。互相信任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经营权纠纷的不稳定因素。但同社会网络相比，信任程度对流转平均年限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土地交易是经济活动，在流转年限确立过程中双方更多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行为目标是预期效用最大化。基于社会网络的人情、面子关系到农户未来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农户的长期效用，属于理性因素，而信任属于感性因素，因此对流转合约年限的影响不明显。
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流转经营权稳定。其中，互相帮工既正向影响流转平均年限，又能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纠纷事件发生概率；联合帮助困难村民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纠纷事件发生概率，正向影响流转平均年限但不显著。对此解释如下：在互相帮工和联合帮助困难村民的过程中，村民间网络联结加强，组织化程度加深，相互间信任得以巩固。在这样的氛围中，村庄容易建立良好的“共同目标”，村庄每个人都在为帕累托改进而努力，即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希望增加他人的福利，因此更容易达成长期稳定的流转合约。同时促进村庄团结、和谐，产生正向外部效应。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正向影响流转平均年限，可能的原因是，集体维度社会资本是团结维度社会资本的升华，参与公共事务的本质是村民牺牲部分个人效用创造了正的外部效应。社会资本提升表现为村民声望或权威的加强，相应的资源回报之一是土地流转交易阻力减小，流转年限更为长久。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增加流转期限内的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概率，结果虽然不显著，但仍值得关注。可能的原因在于，某些公共事务决策难以周全到令所有农户满意，从而诱发土地流转的不稳定因素。综上所述，网络、信任、团结、集体维度社会资本对流转经营权稳定有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HL2。
在其他影响经营权稳定的因素中，村干部身份和本地户口均对流转平均年限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大户政治威望和地缘属性能促进经营权稳定。村民规模经营意愿强烈显著增加了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概率，调查发现，在规模化发展迅速的村庄，种粮大户竞相转入土地，无形中激发了土地承包方的投机心理，导致经营权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4.4 社会资本作用下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农田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从地权稳定与社会资本各维度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来看，社会关系网络发达能减弱流转平均年限对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的正向影响且作用效果明显，也能减弱土地纠纷事件对长期投资的抑制效应，但作用效果不明显；组织化程度和信任程度既不增强也不减弱流转年限对投资的正向效应，能减弱纠纷事件发生对投资的负向效应但作用效果不明显；互相帮工能减弱流转年限和纠纷事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但作用均不显著；联合帮助困难村民也能减弱流转年限和纠纷事件对种粮大户投资的影响且对后者的作用效果显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既不能加强，也不能减弱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投资的影响。至此，本文发现，除了集体维度，在其他维度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資的影响被减弱，验证了假说HL3，说明社会资本增加提高了种粮大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其中网络和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作用最为明显，种粮大户对基于社交网络的人情、面子的功效有较高认可度，村民集体行动强化了网络、组织、信任，因此网络和团结相对其他维度更能促进农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但总体看来，社会资本对当期经营权影响的减弱效应并不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期经营权稳定性依然很显著地影响农户投资。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三：村庄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以使种粮大户在长期对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足够高的认可，从而无法明显消除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投资的约束效应；风险规避动机使得种粮大户预期偏向保守，种粮大户更愿意根据当期经营权稳定性预测未来经营权是否稳定，表现为对社会资本效用的不信赖；家庭禀赋约束使得种粮大户即使预期长期内经营权稳定，也无力进行投资。
在其他影响种粮大户投资的因素中，规模经营年限的系数在OLSⅠ中显著为正，在OLSⅡ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农户土地长期投资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家庭富裕程度和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在OLSⅠ和OLSⅡ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土地长期投资需要物力、人力的保障，对种粮大户家庭资源禀赋要求较高；种植面积的系数在OLSⅠ中显著为负，说明种植面积的增加一方面可能增加了种粮大户投资农田设施的积极性，投资水平增加，但规模效益使得单位投入成本下降；政策支持的系数在OLSⅠ和OLSⅡ中均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①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显著促进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土地流转年限的延长和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频率的下降有利于促进农户长期投资的增加；②种粮大户社会资本显著促进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其中，网络关系、参与互相帮工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显著延长农户的土地流转年限，信任水平、互相帮工和参与帮助困难村民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的发生概率；③社会资本增加使种粮大户预期长期内经营权是稳定的，因此，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投资的影响减弱，但总体看来，社会资本作用下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土地长期投资的作用效果减弱的不明显。
本文的不足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种粮大户为例，更多的从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视角，讨论社会资本与土地经营权稳定性及其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机制，而对于土地转出的小农户的社会资本及其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尤其土地转出方、转入方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社区组织在乡村社会网络与组织、信任与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等社会资本多维度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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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种粮大户多维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与农户土地长期投资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理。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Tobit和Probit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如下：①大户社会网络关系、农户参与互相帮工、参与村庄集体事务对土地流转年限显著正向影响；信任水平、参与联合帮助困难村民、互相帮工对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表明网络、信任、团结、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均对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有显著影响。②土地流转年限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显著负向影响。③网络关系、互相帮工频率、帮助困难村民频率与土地流转年限的交互项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负向影响，其中只有网络与土地流转年限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网络关系、参与组织、信任水平、互相帮工、帮助困难村民与经营权纠纷事件交互项对大户长期投资有正向影响，其中只有帮助困难村民与经营权纠纷事件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结论：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是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增强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促进大户长期投资；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长期投资的制约被减弱，但总体减弱效果不显著。
关键词 社会资本；经营权稳定；土地长期投资；种粮大户；流转契约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3-0067-09 DOI：10.12062/cpre.20171008
201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各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自此，“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向基本确定，并在全国各地加快推进。然而，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一方面，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化进程不断加剧，各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经营主体迅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力军；另一方面，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依然要面对土地流转签约时间短、合同纠纷时有发生等现实问题，加之，土地长期投资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规模化经营主体农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并没有如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预期的那样高，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投资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依然较为严重。
林毅夫认为，农业增长的减慢主要因为改革产生的激励增加所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耗竭，农业的进一步增长开始取决于农业发展的常规要素的投资，即投入品供给的增加和技术变迁[1]。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户投资中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在减少，有机肥和绿肥的使用量和施用面积和以前相比都大幅度减少，而化肥的使用量却在大幅度上升，造成土壤有机质的下降和土壤肥力的下降[2]。如何激励经营主体加大土地长期投资？这既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棘手问题，又是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中亟待探索的难点问题。现有研究针对该问题大多从土地产权[3]、农地规模[1]、农户收入与兼业化水平[4]等视角切入。无容置疑，以上因素对农户土地长期投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但在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市场机制不成熟和相应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前提下，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背景下，仅仅讨论产权制度等正规治理机制对农户土地长期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不够的，还必须将我国农村社会的以血缘、亲源、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特点及其社会网络、信任等社会资本非市场治理机制纳入到分析框架中。
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眼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相应法律规制不完善的双重约束背景，将研究视角投向农村社会资本，考察种粮大户社会资本积累能否减少土地转出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促进流转经营权稳定，进而促进种粮大户增加土地长期投资，社会资本增加能否提高大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进而减弱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关于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土地产权对农地中长期投资影响的研究文献最多，且存在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地权稳定性是否抑制经营主体的农地长期投资行为。Pinkney and Kimuyu[5]对非洲农业的研究发现，土地权利对农户土壤改良投资以及防护林种植行为没有显著影响；Feder等[6]认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和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关系很弱，其原因是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朱明等[7]则认为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并没有对农户的总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当将农户投资分为土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时，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土地投资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更多的学者认为，地权稳定性能够激励农户使用有机肥料[8]，地权不稳定降低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9]，地权的不稳定性导致农地的承租期限、承租者愿意支付的租金下降，这种地权不稳定性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意味着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高昂的启动成本、游说成本、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10]。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农户规模是影响农地长期投资的重要因素，小农户很难独立完成土地平整、基础设施修建等土地长期投资，种植面积小使得这类投资的公共产品属性加强，不能期待小农户有足够积极性做这类投资[11]。但对于种粮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而言，机械化作业需要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种植面积的增加降低了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属性，且由于同一区域内经营主体个数较少，实现合作供给的难度远远低于分散小农[12]，因此，规模经营主体有动机和条件做更多、更广泛的土地长期投资，但前提是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权保障农户能获取足够的回报[13]。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法国其社会学家埃尔·布迪厄于1980年正式提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虽不同学者各执己见，但学术界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Putnam[14]提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之后的大部分研究都遵循这三个维度来对社会资本进行度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生产和创造经济效益的三种基础资本[15]。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网络是个人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提供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而信任有明显的外部性，能夠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并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因此，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体现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它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16]。从现有文献看，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户融资行为[17]和农业生产效率[18]的影响研究方面，少数学者开始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村土地流转[19]及农田水利设施[20] 的影响研究。
已有文献多从当期地权稳定性视角探讨农户土地长期投资行为，忽略了规模经营主体对未来地权稳定性预期可能对土地长期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多从市场不完善视角探讨地权稳定性，忽略了规模经营主体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非市场机制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非正式治理机制纳入到种粮大户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中，建立基于社会资本的种粮大户经营权稳定性预期与土地长期投资的分析框架，并以安徽省403位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建立交互项回归模型，检验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能否减弱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长期投资的影响效果。
2 理论框架
种粮大户的土地长期投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扩大规模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等动机和目标的影响，而且受到土地经营权稳定性预期的影响。土地经营权稳定性预期包括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和对未来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两层含义，一方面受土地产权市场、政府规制等正规治理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会受到农村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与组织、信任与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等社会资本各维度非正式治理机制的影响。尤其是当土地产权制度不安全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形下，社会资本对种粮大户农地投资行为的非正式治理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2.1 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对交易主体的福利影响
土地经营权可视为一种债权[21]。其中，土地转出户（一般小农户或兼业户）是债权人，转入户（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是债务人，土地流转相当于转出户将农地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收益出借给转入方，其代价以土地租金的形式体现。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是以土地转出方和土地转入方的互惠为目的的借贷行为，即农地转出户将土地经营权"借出"的目的是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等价的[22]。因此，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对农户的福利影响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是指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行为对转出与转入双方当期福利的影响。对于转出方而言，由于出借了土地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权及其农业经营收入，而在短期内无法预见稳定的农业外就业收入，进而导致短期预期效用的下降。对于转入方而言，由于获得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土地经营权及其农业经营收入，导致短期预期效用的上升。
长期效应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对转出与转入双方的预期收入的影响。对于转出方而言，由于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和可预期的农业外就业收入，导致长期预期效用增加。对于转入方而言，由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以及转出户违约等不确定因素，形成未来农业经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进而导致长期预期效用的下降。
2.2 社会资本对农地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土地经营权交易是双方在长期效用最大化指引下最终确定的一个契约。当今农村社会依然是一个熟人、半熟人社会，维系人际关系在土地流转主体的长期效用函数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社会资本是成员在社会网络中通过人际交往获得的资源总和，它有利于社区成员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与其他成员开展合作和交易。而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土地转入者和转出者基于自身成本—收益做出的交易决策，它受双方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作为信息的桥梁、信任的基础和人际关系约束的保证，是重要的过渡机制[19]。
无论是土地转出户还是转入户，如果人为缩短土地流转年限或者擅自违约，可能会增加短期经济收益，但必然导致土地流转主体之间人际关系水平下降甚至破裂，造成信誉等社会资本资源损失，导致长期效用下降。反之，如果严格守约，即便损失了部分短期经济收益，但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提高了长期效用。土地流转行为实际上是转入户和转出户各自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两相权衡的结果。
在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对农地转入户（如种粮大户）而言，所积累的人际关系、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转入户与转出户之间因为彼此熟悉、相互信任，有效降低了流转过程中的协商成本和议价成本等交易成本，土地转出户越愿意将土地转出更长的年限且能够严格遵守合约，双方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长期效用损失越大，当期可能导致经营权不稳定的因素在长期都能被消除，土地经营权越稳定，转入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良好预期，从而激励其增加土地长期投资。
现假设一项土地长期投资额为W，折旧期限为n年，大户每年能够从这项投资中获取回报的现值是Rn（W）（n=0、1…n），大户是否进行该项投资取决于其能否从这项投资中获得正的净收益，大户进行该项投资的临界条件是存在n1使得该项投资的净收益现值∑n1n1=0Rn（W）-W=0。如果流转年限n2>n1，且流转期限内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性低，大户会进行这项投资；相反，流转年限短且期限内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大会制约大户投资。如果流转年限n2
HL1：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正向影响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
HL2：种粮大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转出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
HL3：在社会资本作用下，种粮大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良好预期，从而减弱了当期可能导致经营权不稳定的因素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和2015年7—8月课题组对安徽省经营规模3.33 hm2以上种粮大户的实地调研。为保证样本代表性，课题组走访了10市、21个粮食主产县（区），每个县（区）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5个左右规模不等的样本，两次调研分别获取239、164个，合计403个有效样本。样本农户平均年龄45岁；127户农户具有高等学历，占31.51%；样本户均经营规模52.6 hm2，平均粮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为82.77%。农户的区域和规模分布如表1所示。
宿州、淮北、阜阳、亳州和蚌埠五市地处淮河以北平原地区，自然条件有利于发展大规模经营，耕作制度以玉米（大豆）小麦轮作为主，辅以种植薯类作物。该地区共获取样本255个，样本户均规模30.53 hm2；马鞍山、六安、滁州、安庆、合肥五市属长江中下游地区，地貌为丘陵、岗地及江淮冲击平原，耕作制度以稻麦（油菜）为主。该地区共获取样本148个，样本户均规模90.6 hm2。
3.2 本文选取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变量主要分为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地权稳定、社会资本、个人禀赋、家庭禀赋、乡村禀赋五个维度，变量设置及解释如下：
（1）土地长期投资（元/667 m2）。选取种粮大户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包括种粮大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平整、改良土地，修建排水沟、引水渠和田间道路桥梁、打机井等长期投资的数额。
（2）经营权稳定性。
土地流转平均年限（年）表示各块土地流转合约（书面或口头）年限的加权平均值，表示土地经营权平均变动的频率；流转期限内是否经常发生经营权纠纷事件（0=否；1=是），包括土地转出方试图收回土地经营权或以收回经营权为威胁要求涨地租的行为以及干预种粮大户在土地上进行正常生产活动的行为。
（3）社会资本。种粮大户家庭人情往来花费（万元）。基于差序结构论[23]，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分别适用于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及混合关系[24]，这些关系的维系主要依靠礼尚往来，因此选取种粮大户家庭年度社交支出衡量种粮大户社会网络关系总量；组织维度选取是否参加合作组织（0=否，1=是）；信任维度选取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0=不信任，1=一般，2=很信任）；团结维度选取参与互相帮工频率（0=不參与，1=偶尔参与，2=经常参与）；参与联合帮助困难村民频率（0=不参与，1=偶尔参与，2=经常参与）；集体维度选取是否经常参与村庄公共事务（0=否，1=是）。
（4）个人禀赋。
考虑种粮大户生产专业性强，参见周密等[25]的做法，设置农户50亩以上规模经营年限（年）控制大户因经营年限不同造成的投资数量差异、设置技术培训频率（次/年）控制农户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设置是否村干部（0=否，1=是）、是否本地户口（0=否；1=是）分别控制大户政治资本和地缘属性对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5）家庭禀赋。
设置种粮大户家庭富裕程度（0=贫困，1=一般，2=富裕）、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分别控制家庭资本、劳动力禀赋对种粮大户投资的影响。由于种植规模增加，会增加种粮大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因此，设置土地种植面积（亩）控制这一因素。
（6）乡村禀赋。
设置村庄地形（0=非平原，1=平原），控制地形对长期投资需求的影响。由于土地位置能够通过地租等因素影响经营权的稳定性，因此，设置乡村至中心镇距离（公里）进行控制；村庄中种粮大户数量多会增加土地流转需求，进而影响经营权的稳定性，设置村民规模经营意愿（0=低；1=一般；2=强烈）进行控制；设置政府是否帮助修建基础设施（0=否，1=是）控制政策支持对农户投资的影响。
个人禀赋、家庭禀赋、乡村禀赋在本文中属于控制变量，分别控制了其他可能对经营权稳定和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表2可得以下结论：
（1）种粮大户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差异大。89户
种粮大户没有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22.08%；202户种粮大户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低于样本均值，占50.12%； 112户种粮大户农田设施投资强度高于样本均值，占27.8%。
（2）流转经营权不稳定表现在：土地流转年限总体较短且个体差异显著，流转年限五年以下的245户，占
60.79%；流转年限三年以下的89户，占22.08%；流转合约一年一签的36户，占8.93%。156户种粮大户表示经常遭遇经营权纠纷，占38.71%。
（3）种粮大户注重组织、信任、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积累，表现为组织参与度、参与帮工频率和联合帮助困难村民频率总体较高；网络维度的社会资本积累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表现为人情往来花费方差大；种粮大户较为忽视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积累，表现为参与公共事务农户比例低。
（4）3.3 hm2以上经营年限超过8年的仅52户，占12.9%；低于5年的284户，占70.47%，种粮大户规模经营经验尚浅；种粮大户参加技术培训总体较为积极，但个体差异明显；190户种粮大户表示当地村民规模经营意愿强烈，占47.15%，可能是劳动力转移和政策效应共同提升了行业热度；152户种粮大户获得政府项目支持帮助修建农田基础设施，占37.71%，政府在土地长期投资方面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小。
4 社会资本、流转经营权稳定性与土地长期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4.1 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以流转平均年限（circ）和流转期限内是否经常发生经营权纠纷事件（defa）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建立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以检验HL2；以种粮大户亩均土地长期投资额（inve）为被解释变量，以经营权稳定及社会资本与经营权稳定的交互项为主要解释变量，建立OLS模型以检验HL1、HL3。
Tobit模型形式为：
式中，circ*i为潜变量，自变量Xi具体包括变量soci、orga、trus、assi、diff、publ、cadr、loca、dist、will，α、β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土地流转年限至少为1年，故潜变量circ*i和因变量circ的对应关系为：若circ*i≤1，circ=1；若circ*i>1，circ=circ*i。
Probit模型形式为：
式中，左边表示第i个种粮大户发生经营权纠纷的概率，右边的解释变量与式（1）相同，α、β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OLS模型形式为：
式中，左边表示第i个种粮大户亩均土地长期投资额，自变量Zi具体包括lncirc、lnsoci·lncirc、orga·lncirc、trus·lncirc、assi·lncirc、diff·lncirc、publ·lncirc、defa、defa·lnsoci、defa·orga、defa·trus、defa·assi、defa·diff、defa·publ、year、trai、affl、farm、size、terr、gove，α、β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擾动项。
由stata11.0计算出的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4.2 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模型OLSⅠ中，流转平均年限对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正向影响，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对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两组结果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是种粮大户长期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期经营权稳定本身保障长期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种粮大户对土地稳定性的预期和过去的经验有关[2]，因此，当期经营权稳定促使种粮大户对未来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良好预期，进而促进种粮大户长期投资。至此，假说HL1得以验证。网络、团结、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通过延长土地流转平均年限正向影响农户土地长期投资；信任和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通过降低流转期内经营权纠纷事件的发生概率正向影响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
考虑地权稳定性和土地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相关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两组OLS模型的内生性进行检验，选取tobit模型中对流转平均年限影响显著的是否村干部（cadr）和是否本地户口（loca）作为OLSⅠ中lncirc的工具变量，选取probit模型中对流转期限内纠纷事件发生概率影响显著的村民规模经营意愿（will）作为OLSⅡ中defa的工具变量。考虑到地缘关系对种粮大户行为的天然约束，虽然是否本地户口（loca）在probit模型中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本文仍将其选为OLSⅡ的另一个工具变量。分别对两组工具变量外生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零假设，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同时，通过了弱识别检验。故所选工具变量是合适的。用所选的两组工具变量分别对OLSⅠ、OLSⅡ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OLSⅠ的内生统计量为0.08，OLSⅡ的内生统计量为0.31，不能拒绝变量lncirc和defa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故认为两组OLS模型没有内生性，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4.3 社会资本对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人情往来花费在Tobit模型中系数为正且显著，在Probit模型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农户建立并维系的社会网络数量多有利于流转经营权的稳定。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人情、面子在契约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发达意味着双方在土地流转谈判中需要顾及人情、面子。在有争议时往往能各退一步，从而减少谈判过程中的阻力，也更容易达成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组织化程度对经营权稳定性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虽然种粮大户合作组织参与率很高，但是大多数种粮大户的生产活动依然各自为政。以土地流转为例，341户种粮大户的流转方式为个体单独与土地承包方谈判，占84.62%。由于缺乏组织协调干预，这种流转方式不能降低流转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还可能造成土地转入户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引发流转经营权恶性竞争事件，因此没能对流转经营权的稳定性产生有利影响。
村民间互信程度提高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的发生概率，符合预期。互相信任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经营权纠纷的不稳定因素。但同社会网络相比，信任程度对流转平均年限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土地交易是经济活动，在流转年限确立过程中双方更多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行为目标是预期效用最大化。基于社会网络的人情、面子关系到农户未来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农户的长期效用，属于理性因素，而信任属于感性因素，因此对流转合约年限的影响不明显。
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流转经营权稳定。其中，互相帮工既正向影响流转平均年限，又能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纠纷事件发生概率；联合帮助困难村民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纠纷事件发生概率，正向影响流转平均年限但不显著。对此解释如下：在互相帮工和联合帮助困难村民的过程中，村民间网络联结加强，组织化程度加深，相互间信任得以巩固。在这样的氛围中，村庄容易建立良好的“共同目标”，村庄每个人都在为帕累托改进而努力，即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希望增加他人的福利，因此更容易达成长期稳定的流转合约。同时促进村庄团结、和谐，产生正向外部效应。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正向影响流转平均年限，可能的原因是，集体维度社会资本是团结维度社会资本的升华，参与公共事务的本质是村民牺牲部分个人效用创造了正的外部效应。社会资本提升表现为村民声望或权威的加强，相应的资源回报之一是土地流转交易阻力减小，流转年限更为长久。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增加流转期限内的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概率，结果虽然不显著，但仍值得关注。可能的原因在于，某些公共事务决策难以周全到令所有农户满意，从而诱发土地流转的不稳定因素。综上所述，网络、信任、团结、集体维度社会资本对流转经营权稳定有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HL2。
在其他影响经营权稳定的因素中，村干部身份和本地户口均对流转平均年限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大户政治威望和地缘属性能促进经营权稳定。村民规模经营意愿强烈显著增加了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概率，调查发现，在规模化发展迅速的村庄，种粮大户竞相转入土地，无形中激发了土地承包方的投机心理，导致经营权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4.4 社会资本作用下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农田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从地权稳定与社会资本各维度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来看，社会关系网络发达能减弱流转平均年限对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的正向影响且作用效果明显，也能减弱土地纠纷事件对长期投资的抑制效应，但作用效果不明显；组织化程度和信任程度既不增强也不减弱流转年限对投资的正向效应，能减弱纠纷事件发生对投资的负向效应但作用效果不明显；互相帮工能减弱流转年限和纠纷事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但作用均不显著；联合帮助困难村民也能减弱流转年限和纠纷事件对种粮大户投资的影响且对后者的作用效果显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既不能加强，也不能减弱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投资的影响。至此，本文发现，除了集体维度，在其他维度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資的影响被减弱，验证了假说HL3，说明社会资本增加提高了种粮大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其中网络和团结维度的社会资本作用最为明显，种粮大户对基于社交网络的人情、面子的功效有较高认可度，村民集体行动强化了网络、组织、信任，因此网络和团结相对其他维度更能促进农户对长期经营权稳定性的预期。但总体看来，社会资本对当期经营权影响的减弱效应并不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期经营权稳定性依然很显著地影响农户投资。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三：村庄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以使种粮大户在长期对经营权稳定性产生足够高的认可，从而无法明显消除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投资的约束效应；风险规避动机使得种粮大户预期偏向保守，种粮大户更愿意根据当期经营权稳定性预测未来经营权是否稳定，表现为对社会资本效用的不信赖；家庭禀赋约束使得种粮大户即使预期长期内经营权稳定，也无力进行投资。
在其他影响种粮大户投资的因素中，规模经营年限的系数在OLSⅠ中显著为正，在OLSⅡ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农户土地长期投资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家庭富裕程度和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在OLSⅠ和OLSⅡ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土地长期投资需要物力、人力的保障，对种粮大户家庭资源禀赋要求较高；种植面积的系数在OLSⅠ中显著为负，说明种植面积的增加一方面可能增加了种粮大户投资农田设施的积极性，投资水平增加，但规模效益使得单位投入成本下降；政策支持的系数在OLSⅠ和OLSⅡ中均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①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显著促进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土地流转年限的延长和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频率的下降有利于促进农户长期投资的增加；②种粮大户社会资本显著促进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其中，网络关系、参与互相帮工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显著延长农户的土地流转年限，信任水平、互相帮工和参与帮助困难村民显著降低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的发生概率；③社会资本增加使种粮大户预期长期内经营权是稳定的，因此，当期经营权稳定性对投资的影响减弱，但总体看来，社会资本作用下当期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土地长期投资的作用效果减弱的不明显。
本文的不足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种粮大户为例，更多的从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视角，讨论社会资本与土地经营权稳定性及其对土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机制，而对于土地转出的小农户的社会资本及其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尤其土地转出方、转入方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社区组织在乡村社会网络与组织、信任与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等社会资本多维度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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