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城市化空间失配形成机制对比分析
李梦玄 周义
摘要：目前美国城市化的特征体现为居住就业郊区化，而我国仍然是城市中心集聚化。美国城市化的空间失配主要是隔离住在内城的少数族裔通勤到郊区就业或者失业，具体的形成机制有住房市场歧视、通勤成本、搜寻成本、搜寻效率和动机等。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失配主要表现为住在城市边缘的低收入者通勤到中心区就业，形成机制主要是土地与住房政策、城市与交通规划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制约。由于中美城市化空间失配的根本原因相同，所以都应提高弱势群体的通勤能力、迁居能力和信息搜寻能力，但中国学者的建议更侧重于通勤能力和工作技能的提升。
关键词：城市化；郊区化；中心化；空间失配；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5）04-0074-06
一、引言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个主要城市如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瓦克市的黑人社区相继发生暴乱。科纳委员会强调导致“分裂”的缘由是内城黑人遭遇了高失业和差劲的公共服务。Kain（1968）进一步指出，造成黑人这种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个主要缘由是居住在内城的贫民（多数是黑人）和郊区分布的低技能就业中心之间的空间隔离，由此提出了空间失配理论（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
依据Kain的观点，大量的实证研究尝试检验居住就业的空间隔离与少数族裔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的方法是把就业或者收入与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距离指数联系。大多数文献开始仅关注黑人劳动力，但是目前的分析扩展到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西班牙裔人。虽然他们比黑人居住更加郊区化，但同样也面临严重的就业隔离。另外，留在内城受到长通勤距离影响的少数族裔主要是低技能劳动力。由于这种鲜明的特点，一些学者认为用空间或技能失配来描述住在内城的少数族裔与郊区低技能就业机会之间的隔离更合适。
学者们关于空间失配和种族就业不平等关系的分歧和争论一直不断，原因是美国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持续改变，更因为SMH的理论研究远落后于实证研究。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SMH理论模型。鉴于辨析职住距离对少数族裔的不同影响途径并且区分何种机制占优是设计出各种目标明确和有效的政策和策略的前提，目前空间失配研究的总体目标变成了通过呈现最近的理论研究并和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比较，由此把空间失配尤其是其形成机制辨析得更清楚和明白。
中国的城市化背景和表现与美国相比差异甚大，所以本文拟全面回顾中美关于城市化空间失配的重要文献，并试图对中美空间失配研究及其形成机制的异同进行深入剖析。
二、中美城市化空间失配研究的背景及其表现
在20世纪后期，美国都市区最显著的特征变化是居住和就业大量且持续的郊区化现象出现。交通创新使得市内交通成本下降，越来越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搬到郊区以消费更宽敞的住房，以至于在十大统计都市区（MSAs）中内城居民的比重从1970年的53%下降到2000年的42%。在此期间企业选址的影响因素也在发生改变。增长的土地价格和拥堵促使新的公司选址到郊区。一些原在中心商业区彼此靠近的公司，由于对本地劳动力和市场份额的竞争日益加剧，也选择搬向边缘的位置。
人口和企业的郊区化，持续吸引劳动力到美国城市边缘区就业。十大统计都市区在1980-1990年之间郊区就业平均每年增加3%，而内城只增加0.8%；在1990-2000年之间郊区就业平均每年增加1.4%，而内城有轻微0.1%的下降。计算结果显示，十大统计都市区的内城就业比重从1950年的70%下降到1980年的57%，再下降到2000年的47%。
必须注意的是，郊区化程度随着工作类型有所不同。根据SMH理论，低技能工作在郊区增加而内城下降，原因是雇佣低技能工人的公司尤其是制造业通常占用更多的土地，迫于内城的土地昂贵通常会选址于郊区。与该理论相符，1980-2000年在十大统计都市区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职位在内城持续下降（1980-1990年下降1.7%，1990-2000年下降1.6%），而在郊区持续增加（1980-1990年增1.2%，1990-2000年增0.3%）。集聚低技能和高技能职位群的服务业在内城是增长的（1980-1990年增2.4%，1990-2000年增0.7%），但在郊区增长得更多（1980-1990年增4.1%，1990-2000年增2.6%）。
对于中国来说，2012年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02-201 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但是中美两国的城市化具有显著的差异。
美国的城市化早在20世纪初就体现为郊区化，富裕的中产阶级不断从内城向外迁移，其动机主要是为了逃离城市问题以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迁移的行为是主动的。政府的分区规划政策和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则对这种行为加以引导和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汽车大量普及和轨道交通或是高速公路的完善连接，使得相对独立的边缘城市和内城之间的交通十分方便，边缘城市距内城的距离大多在20公里以上。随着人口居住郊区化和后续的工商业以及服务办公业郊区化，大量的经济活动逐步外迁，郊区成了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市中心却因为失去了原有丰厚的财税源泉而呈现经济萧条和衰退，这就是所谓的城市“产业空心化”。
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多倾向于在中心城区的新建高档社区购置住房，向郊区迁移的大多是受经济条件限制的普通平民，后者因为旧城改造或结婚成家被迫选择购买城市外围相对便宜的住房，迁移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同时，我国的交通设施建设不足，汽车普及率不高，限制了城市向远郊发展，新的居住区大多位于中心城市10公里以内，造成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向外扩张。对全国有代表性的55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张过程的遥感监测表明，平原地区的城市大多以原来的中心区为圆心进行环形扩张。这种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后果便是近年来很多城市的交通严重堵塞。
SMH的主要假设是，尽管美国居住郊区化，但黑人仍然留居在城市中心区。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美国十大统计都市区中住在内城的黑人占64%，而白人只占28%。例如在高度隔离的都市区底特律，黑人占内城居民的70%，但是只占郊区人口的6%。在黑人中心化和聚集化的同时，内城的商业也日益减少，基础设施陈旧，就业和安全问题严重。而我国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旧城改造的进行，原有污染大、劳动力密集的工业企业外迁，商业、金融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中心区异常繁华，内城仍然是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内城因为拥有郊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完善的市政设施和优越的医疗教育条件，一直是高收入者置业的首选，中等收入者大多居住在房改前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中，低收入者为了入住政府规划建设的保障房被迫外迁。可见，虽然空间失配本质上都是由于收入分配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但中美两国不同收入阶层在空间上的圈层分布和分化现象却完全相反。
三、中美城市空间失配的测度和形成机制对比分析
在美国，当就业日益郊区化、黑人仍在内城高度集聚时，就会有黑人居住就业的空间失配。空间失配程度的直接测量有空间失配指数和工作可达性两种方法。Martin（1997）首次提出城市居住与就业地之间的SMI公式，得出由于黑人郊区化程度低，美国统计都市区黑人的平均SMI在1970-1990年增加20%。在2000年，黑人居住与就业之间和居住与零售工作之间的失配指数都接近55%。工作可达性考虑了居民的就业区位与通勤状况，对失配程度的度量更为准确。该方法以Hansen方程为基础，经Shen（2001）改进后，表示为有关就业机会数量、就业竞争状况与两地间空间阻抗程度的函数。
国内对SMH的检验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等大城市，研究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市边缘并在内城就业的低收入人群，方法大多是通过问卷调查来考察居住就业之问的匹配问题。徐涛等（2009）利用SMI测定了北京市1982、1990和2000年的失配指数。刘志林、王茂军（2011）通过对北京城市124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测度，发现一定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该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胡娟等（2013）利用ArcGIS数据分析平台，从总量职住比、独立指数、外出通勤率和外来通勤率的综合职住指标体系，对武汉市分圈层、主城区和新城组群的三个空间尺度职住系统的空间特征和职住匹配关系进行了评价。曾德珩、全利（2014）用GIS技术和统计分析软件SPSS处理相关数据，通过住房可支付指数和住房与交通综合可支付性指数，结合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来判断重庆公租房小区的空间匹配程度。
必须指出，虽然国内外这些研究或者测度了空间失配的程度，或者分析了空间失配对内城黑人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但是很少给出具体的、解释这个影响的机制。Gobillon，Selod和Zenou（2007）总结了7种理论模型提出的形成机制，全面给出了解释空间失配的潜在机制。
（一）住房市场歧视
依据SMH，Brueckner和Martin（1997）首次提出模型来研究住房市场歧视对美国黑人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但只是通过“有”和“无”住房市场歧视时把黑人分配到内城或郊区位置，并对空间失配引入“之前”和“之后”进行了一个比较。Brueckner和Zenou（2003）的模型直接构建了空间失配对失业率的影响。他们假设城市的内城（CBD）和郊区（SBD）可形成两个隔离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劳动需求外生，白人和黑人的工资水平设置在一个外生水平下，白人因为有较好的技能，工资比黑人相对要高。研究发现：在有住房市场歧视下，黑人劳动力偏向于内城，内城黑人失业率比郊区高。在没有住房市场歧视下，所有黑人的失业率会在内城和郊区失业率之间。
由于工资水平固定的限制不会产生任何关于空间失配对工资水平影响的预测，这个模型进一步拓展为黑人的工资水平由内生决定。此时失业成了一种制约性措施，因为该措施使得雇主在高失业率时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这种背景下获得的结果与在考虑失业率且固定工资背景下相同。另外显示，在空间失配均衡下，内城的黑人工资水平比郊区工人的更低。在不受限均衡下，所有黑人的工资水平介于在受限均衡下黑人内城和郊区工资水平之间。
（二）给定的工资水平下，通勤成本太高
SMH认为通勤成本是美国内城黑人接受远距离工作的障碍，是造成内城少数族裔失业的重大因素。Coulson等（2001）的模型解释了公司位于郊区时内城居民面临的高通勤成本如何造成他们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作者同样假定两个隔离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工人居住在内城或郊区，企业内在决定是选址于内城还是郊区，通常后者对公司来说更有吸引力。作者表明，住在郊区的居民在其居住区就业存在一种均衡，而住在内城的居民却要每天通勤到郊区就业（逆向通勤）。在这种均衡下，内城的职位数量比郊区的要少，因为郊区低进入成本有助于创造职位，内城的失业率高且总工资低。
实证研究方面，Zax和Kain（1996）分析了一个公司从底特律的中心城市搬到白人郊区时通勤成本的变化对工人的流动性和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白人雇员面临较长的通勤时，他们会选择搬到离公司更近的位置；而黑人雇员很少会换居住地，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白人郊区的住房市场受到歧视。此外，通勤距离的增加会导致许多黑人选择放弃就业。
（三）距离就业地越远，工作搜寻越低效
在就业搜寻有效性上，空间摩擦的作用首次被Wasmer和Zenou（2002）模拟，他们确立了搜寻模型下就业距离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的贡献是两种力量的存在。一种是就业者因为上班到就业中心比失业者要频繁得多，出于降低通勤成本的需要，居住在就业中心附近对他们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另一种是因为与就业中心越靠近就业搜寻效率越高，所以靠近就业中心对失业者来说也是一种吸引力。这两种力量对抗的结果将导致两种城市配置均衡。第一种叫“融合的城市平衡”，此时失业者住在就业中心附近，而就业者住得较远。第二种均衡叫“空间失配平衡”，就业者居住在就业中心附近，而失业者距离就业机会较远。哪种均衡占优，取决于就业者和失业者单位距离通勤成本的差异与失业者对其住在距离就业中心较远时能够有效搜寻工作的期望收益之间的权衡。当与搜寻效率相关的期望收益低于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通勤成本差异时，空间失配平衡会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就业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土地租金，到离郊区就业中心更近的地方居住；而远离就业机会的失业者搜寻效率更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较小，失业率会更高。
实证结果与模型的发现结果保持一致。Rogers（1997）和Immergluk（1998）发现：由于信息原因，距离就业中心近的工人失业可能只会是短期的。Stoll和Raphael（2000）表明，白人的就业搜寻质量比黑人要高，因为他们在就业增长更高的地区寻找工作，并且白人和黑人空间就业搜寻质量的差异可以解释两种就业率差异的近40%。
（四）距离就业地越远，工人越没有动力深入搜寻
Smith和Zenou（2003）提出一个住房搜寻匹配模型，主要关注工人就业搜寻的深入程度。与Wasmer和Zenou（2002）不同，他们认为土地消费是内生的。在模型中，当一个失业工人增加他的搜寻强度，由于更加频繁的搜寻出行使交通费用增加，可支配净收入减少，导致更低的住房消费，他产生了短期的效应损失。然而，因为更加密集的搜寻会增加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更高的期望收入，他也会获得长期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失业工人通过估计短期损失与长期收入来决定他的最优搜寻强度。
这个模型支持了空间失配假设的机制：如果黑人住在房子廉价但是远离就业中心的地方，他们相比住在较贵但距离就业中心较近的地区，将会被诱导更低强度的工作搜寻。Pataechini和Zenou（2006）使用英国的次区域数据证明，住在高租金区域的工人搜寻工作更加密集：房价增加一个标准差会提高大约1/3个标准差的搜寻强度。
（五）搜寻费用越高，工人就业搜寻范围可能越窄
较高的搜寻费用可能会阻碍美国内城少数族裔对郊区工作机会的寻找，而这导致了他们较差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这个机制首次由Ortega（2000）构建。作者在一个两区域搜寻匹配框架下建立模型，假定就业存在于内城或郊区，工人选择去任一区域搜寻。因为搜寻费用在居住区假定是零，而到其他区域很高，内城居民比郊区居民在郊区搜寻的费用更高。当在郊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比在内城要高时，内城居民面临一个介于在郊区搜寻工作的高效率和较高搜寻费用之间的权衡。结论是：当搜寻成本太高时，内城居民没有动机在郊区搜寻工作，并且内城失业率比郊区要高。
另外，Gobillon，Selod和Zenou（2007）还从公司的角度总结了空间失配的形成机制，原因是雇佣者不愿雇佣住在离工作地点较远的工人，远距离会产生不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六）远距离工人的生产力不高
这个想法是由Zenou（2002）构造，是在一个所有公司位于内城的单中心城市背景下工人选择是否逃避。当工人在居住位置和生产力关系上有差异时，每个人的利润随着就业距离增加而下降。公司预期远距离的工人会提供更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不会招聘在利润为零的距离之外的工人。
（七）地域歧视和客户歧视
Zenou和Boccard（2000）提供了一个模型，一个隔离的空间结构可能会增加雇主对申请者居住位置的歧视。就美国劳动力市场而言，郊区雇主可能歧视内城居民。例如，雇主们认为他们更可能犯罪，不诚实或者工作习惯不好。另一种与空间失配相关的空间歧视涉及客户歧视，即雇主歧视少数族裔以此来迎合他们的本地顾客，因为本地顾客不希望与其他的少数群体有联系。
同时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形成机制并不全面，还有很多因素尚无理论模型模拟，如黑人的居住惯性和自我隔离。隔离的持续伴随着黑人高度的居住惯性。Bogart（1998）支持上述观点，他的分析发现在1979年到1984年期间，对住在低收入社区有孩子的黑人家庭来说，仅有9%的机会可能在随后几年入住条件稍好的社区：而对于白人这个可能性达到20%。这说明贫困地区的黑人比该地区的白人在空间或社会上的变动机会更少，黑人要搬出内城比白人更加困难。
在空间失配的形成机制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认为是土地与住房政策、城市与交通规划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如郑思齐（2007）认为用地规划、容积率控制、住房供给与价格调控、交通设施空间布局与定价这些城市管理政策共同影响居住一就业空间匹配的形式和强度。徐涛等（2009）指出空间失配的主因是城市规划和房地产项目选址过程中未考虑到潜在居民群体的就业空间分布情况，而仅依靠对潜在居民的收入定位、地块的区位、一般交通条件等因素决定。王宁等（2009）认为兰州市城中村居民就业的空间障碍主要在于就业机会、城市交通系统和就业信息获得性。周素红等（2010）指出保障性住房居民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是个人或家庭的居住一就业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康琪雪（2010）认为政府的“缺位”与“越位”并存、开发商的市场垄断与价格合谋、居民选址的文化冲突等一起导致城市的空间失配。刘志林、王茂军（2011）认为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政策缺乏空间维度的考量，加剧了中低收入阶层的职住空间不匹配状况及工作的可达性困境。曾德珩、全利（2014）指出公共交通，特别是轻轨、地铁等轨道交通对家庭支付能力和就业可达性有明显影响。
四、政策意义
空间失配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因为中美两国城市居住就业空间失配的形成机制差异很大，所以相应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同时由于不同政策的有效性和效率很可能因为起作用的机制不同而不同，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要求必须具体识别哪种机制占优。
美国政府推出了三种改善空间失配的政策。（1）帮助黑人搬到郊区位置。直接的政策是用执法来处理住房市场歧视，并且提供财政支持使其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郊区房租，改善其郊区工作的可得性。在美国实施了两个这样的计划：一是针对住在贫困社区的黑人家庭，赋予他们白人或种族混合地区的租赁凭证的Gautreaux计划，二是灵感来源于该计划，但目标是住在公共租赁房中有子女的内城低收入家庭的MTO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居住隔离，但希望居住流动性对就业和工资有积极的作用，以此间接解决空间失配。（2）吸引更多的就业机会到内城。如给选址在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补贴，或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增加一些区域的吸引力。通常税收激励政策会更有效，因为该政策可针对某些类型的工作附以增加雇佣本地工人比例的条件，但是发展基础设施的效果就不一定，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强迫公司雇佣本地工人。（3）改善连接。美国已经实施几种从公共交通投资到代金券购买车的交通政策。公共交通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减少内城和郊区之问的距离、时间和金钱（通过补贴）来降低通勤成本。但是降低交通费用可能不是连接人和就业充分有效的方法。当问题是高搜寻费用与信息缺乏之一时，交通政策仍是合适的，但是需要其他提高搜寻者从其社区获得职位空缺信息能力的政策作为补充。确定哪种机制起作用对采取有效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城市空间错位的研究发现，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设、城市规划与交通设施建设等政策和制度因素可能强化城市空间不平等，所以中国学者针对空间失配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指向土地与住房政策、城市与交通规划政策的制定。郑思齐（2007）建议在控制建筑密度的同时保证可支付价格水平的住房供给，通过不同用途用地的规划和住房供给的空间布局管理来改善就业与居住的匹配关系。徐涛等（2007）提出在城市规划和房地产选址的评估过程中加入房地产潜在消费者的就业空间位置评估。李纯斌等（2006）强调考虑空间失配问题的政策重点是土地与住房、交通规划等。钱瑛瑛（2007）、马光红（2008）、王宁等（2009）建议保障性住房选址尽可能安排在近期重点发展区域、产业集中区域和公共交通便利的区段，同时适当缩小经济适用房小区开发规模或者采用混合开发模式，以避免空间失配。周素红等（2010）、李梦玄等（2013）提出在住房供给方面，建议以配建方式建设保障性住房，形成混合社区，以保证保障房区位中心化和分布分散化；在就业方面，建议针对低收入群体进行专门技能培训，构建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增加其就近就业的机会。刘志林和王茂军（2011）、曾德珩和全利（2014）均建议建设快速便捷的公交体系以扩展弱势群体的空间机会。
空间失配理论揭示出空间本身构成一种制约弱势群体的通勤能力、迁居能力和信息搜寻能力，进而影响居住与就业机会的结构性障碍，所以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制定的政策或提出的建议都是致力于从这三方面消减空间失配的影响。
五、结论
在美国，SMH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遭遇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高失业率和低工薪）的低技能内城居民大部分是黑人，他们与郊区的就业机会隔离，原因是受到郊区住房市场的种族歧视。可见，美国SMH的研究最早根植于种族歧视的土壤，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认为空间失配的根本原因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技能失配。
因为中美城市化的大背景差异，两国空间失配的表现和形成机制也呈现很大的差异。美国的空间失配主要是隔离居住在内城的少数族裔从中心区远距离通勤到郊区低技能工作岗位就业，甚至被迫失业，具体的形成机制有住房市场歧视、通勤成本、搜寻成本、搜寻效率和动机等。中国的空间失配表现为住在城市边缘的低收入者通勤到中心区就业，形成机制主要是土地与住房政策、城市与交通规划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制约。由于中美城市空间失配的根本原因相同，所以政策或建议都是希望提高弱势群体的通勤能力、迁居能力和信息搜寻能力，但中国学者的建议更侧重于通勤能力和工作技能的提升。
美国经过40多年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空间失配相关的实证论文，建立了空间失配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居住与工作距离远对少数族裔不利的具体成因，确定了空间失配全面的形成机制，并且提出了系统的改善空间失配的政策和策略。我国的研究5年之前主要是引进或介绍空间失配的概念和研究进展，现在主要是对空间失配进行定量的测度，但是对空间失配形成机制的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还很少。原因是中国空间失配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以及空间失配理论模型构建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这也是本文对中美空间失配形成机制进行对比分析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校对：龙会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