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我的青春

    张玉清

    

    1971年夏天，我从广西柳州鹿寨英山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菜园村务农。那时，城镇青年去农村插队的统称为“知青”（知识青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却因为有高中毕业文凭也成了回乡知青。

    半年后，菜园村村委召开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大会，换届选举新一届村干部，我以全村票数第二当上了生产队妇女队长、出纳员兼任仓库保管员。当年村干部有生产队长、妇女队长、民兵小队长、会计师和出纳员等职务。我之所以入选，大概是因为我是村里唯一的女高中毕业生，再加上我劳动积极，有活都抢着干。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选举村干部时有十名候选人，一张长桌子放上十个小口盅，每个口盅正面贴上写着候选人名字的纸片，旁边放有一大碗黄豆，社员们认可谁就把一粒黄豆投进代表他的口盅里。得豆最多的前几名社员，即当选为新一届村干部。小学文化的张叔当选为生产队长，初中文化的阿祥当选为民兵小队长兼记分员，我则担任出纳员和妇女队长兼任仓库保管员三职。那时的村干部，不但要身兼数职、不能脱产，也没有工资和职务补贴，唯一特别的就是每年有数次去大队、乡政府参加公务会议的机会。

    我白天要下地劳动挣工分，晚上要召开妇女会议、调解家庭纠纷、记账、查看仓库粮食有无霉变和鼠患……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

    那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我们村有一百多户，住得很集中。村里有一块坡地，上面有一棵百年榕树，每天早上，张叔手持一个铁皮大喇叭，站在榕树下喊广播出工，比如：“今天上午大家去‘裤裆田’种秧苗，下午去‘旺夫田’。”村里每块田、每垅地都有名字。若张叔有事，就由我顶上广播出工。记得农忙时，我扯着大嗓门喊：“社员乡亲们，上午大家去收‘旺夫田’的花生，下午去割‘裤裆田’的谷子。”当时，我真喊不出口，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后来，我向张叔提建议：召开一个社员大会，集思广益，取缔那些田地的不雅之名，重新命名一些响亮的名字。张叔沉吟了一下，对我说：“这些田地从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乡亲们也习惯喊它们的俗名，就像喊自家孩子的名字，我看还是不要改为好。”田地改名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个年代，父母给子女取名字，都是越“丑”越好，说这样小孩好养活。我们村里，就有猪仔、皮猴、臭蛋……有一户夫妻生下五个女儿，前面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土姣、木姣、水姣，四女儿叫“盼弟”，结果第五个孩子还是女儿，被父母取名为“火姣”。我大姐在土地改革那年出生，父母为她取名“土改”;我妈晚上去开社员大会，回家后生下二姐，便给她取名“散会”。我们三姐妹长大后，都自作主张改了名字。

    村干部虽然不拿工资，但责任特别大。每天出工时，我都走在前头;收工时，走在后头。有一块水田，蚂蟥特别多，下田十多分钟，七八只蚂蟥就紧紧粘附在我两条小腿肚子上。别人不愿下这块田去种禾苗。我虽然对蚂蟥也怕得不行，但既然是村干部，就要带头下去。当村干部的头一年，遇到大旱，稻田都裂开一条条缝。我和民兵小队长阿祥，组织了二十多个男女青年，分成若干个小组，用四台手摇式水车24小时不停地从小河里往旱田里抽水，足足奋战了八个昼夜。

    第二年秋收后，统计出当年的粮食减产了。我们几个村干部就开会研究商量，来年必须换上高产的谷种，增加产量。于是，我们分头四处打听哪个村的谷子产量高。打听到了地方，我和阿祥带领二十名年轻社员，每人用箩筐挑着100斤谷子，徒步翻越两座山，用我们的2000斤谷子换回1600斤优良谷种。那天，我肩挑箩筐走了十多里山路，一路上咬紧牙关不时把竹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累得够呛，脚上穿的是母亲打的草鞋，把我的两只脚磨出好大的血泡。

    换了优良谷种，那一年的秋收，村里的稻谷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我和阿祥被乡里评为优秀共青团员，我还当选为大队团委副书记。

    我任出纳员，管理生产队的资金，第一年年底盘账就发现账目对不上，少了350元。我反复核算十多次，也查不出这350元到底去了哪里。当时，社员出一天工，记工分10分，价值2角钱，350元是一个大数目。出了这幺大的纰漏，我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次。张叔得知后，带上老出纳李伯来到我家，让他协助我把当年买化肥、买农药等各项收支账目重新核算了几遍，确实少了350元。队长只好安慰我别急。

    父亲在我5岁时病故，二姐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很穷，母亲实在拿不出350元。村民们知道后，自发到张叔家为我捐款，几十家共捐出100元。我被大家的关爰之举感动得落泪。考虑到各家的情况，我执意不收这钱。张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收下吧，是大伙的心意。”我只好收下。后来，远嫁外地的大姐又寄来了250元，才让我填补上这个亏空。

    之后，母亲坚决让我辞去出纳员一职。张叔得知后一再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几个村干部和乡亲们都很信任你，不认为你是挪用公款，才自发为你捐款的，以后你注意点就行了。”张叔还耐心地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

    第二年，我把一周做一次账改为一日一记，每天不管多晚多累都要把当天的账目理清，现金无论多少都及时存进银行，从此再也没出现过错漏。

    1974年秋，我因表现出色被村里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去学校报到那天，一百多个村民敲锣打鼓地送我去汽车站。我念的是护士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柳州一所医院当护士。因为工作优秀，几年后开始担任护士长。

    如今，我已近古稀之年，回顾当村干部的经历，对过去的岁月，对善良纯朴的乡亲们，存有太多的感恩。那片土地上有我的青春，也是我人生的起步。

    编辑 王冬艳 437408345@qq.com